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大师》，有钱伟长一辑。这档节目很值得一看。看看钱老师，看看许多三十年代的大师，我常常想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在学术有成就后能放弃在国外的优越生活条件，良好的科研环境，甘愿回国在艰苦的生活、工作以及政治环境下工作，无怨无悔。当年有一位中央领导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曾说过，俄国革命成功知识分子跑向西方，东西柏林分隔，知识分子跑向西德，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跑台湾而相反地从美国千方百计地回来，是民族性的不同。“野鸡打得满天飞，家鸡打得绕场转 ”，中国知识分子属家鸡，怎么批判他，他也恋家，不会跑远。这个鸡论曾名噪一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近百年来民族屈辱的深深刺激，以复兴中华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把个人的遭遇完全放在民族振兴的使命之下，虽百折而不悔。否则，无法理解他们艰苦经历和他们的情怀。其实何止是知识分子，全体中华民族也都是这般心愿。 2010-8-1

按：本文摘自王燕祖学长回忆录。钱老逝世后，王燕祖学长向校友总会发来此文，以作为一个学生对老师的悼念。

理工科大学有一门必修的基础课普通物理，学的内容还是声光电力，与高中无异。凡能考上清华的，对高中物理的各种题目都是早已做得滚瓜烂熟。大学普通物理要在同样的内容上“炒冷饭”，要炒出新意的确不是容易事。因此，清华大学的普通物理课讲大课的老师都是选著名科学家担当。当年给我们专业讲大课的是钱伟长老师。

那年月的学习方法是上课记笔记，复习对笔记，考试背笔记。教科书或参考书，用的都是苏联的译本。学生最恐慌的是上课的时候记不下笔记，下课后对不上教科书，那就抓瞎了。而我们这门普通物理课，恰恰碰上了这个难题。我当时正好当物理课代表，同学们意见纷纷，我向辅导的助教老师反映，也无法解决，只好直接去找钱伟长老师。

当年的物理教研组设在科学馆。走进小铜门是一道笔直的楼梯，楼梯转折处挂一面硕大的穿衣镜，旁边挂一把梳子。当年物理教研组聘有苏联专家名叫巴巴诺夫。他要求进入科学馆的人都要仪表整齐，一丝不苟。据说，他每学期上第一节课，必手捧鲜花一束，献给第一排最漂亮的女学生。古老的清华科学馆，在这刻板的小楼里曾走出几十位中国科技界大师。自然，我们走进这一铜门起，身不由已地也严肃了起来，科学了起来。

钱老师接待了我们，听了我们的反映，主要是讲课内容与教材对不上号，记不下笔记，以后考试怎么办？其实同学们反映比这些要尖锐得多。有人说，钱教授是大忙人，根本不备课。确实，别的老师上课夹着硕大的皮包，翻出厚厚的课稿，钱老师则两手空空，最多是从西装内袋里找出一张巴掌大的纸片，有时还当堂问辅导老师：上次我讲到哪里了？更有甚者，我们中学里都学过，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飞机是一对美国哥儿俩发明的，爱迪生发明了电灯泡。到了苏板教科书里，发明者都成了什么斯基，什么诺夫。而钱教授，讲到此处，则用英语拼写出什么斯基的名字，轻蔑地一笑，这更叫我们学生无所适从。钱老师听罢我们的反映，说主要是我们学习方法有问题。约了一个时间，让我带更多学生到他家里去听他讲讲怎样学习。这当然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于是便定了下一次集会。

钱先生的家住在清华大学照澜院的一所平房内，好像不是正宗的四合院，而是南北两排房子，倒是个两合院。清华的大教授住宅可分三个层次，按现今论资排辈，钱老师是清华教务长，又是政协的大官，民主党派的头头，住房也应是一等一，但当时是1954年，似乎还没有现今那么规范，讲的是行政领导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总之，我们一群学生挤进了钱先生的客厅。房间倒很大，凳子椅子不够，好在満地都是成捆的书刊，他招呼我们随便坐在地板上、书刊上。我只见客厅陈设简朴，四壁都是书架，桌子上、茶几上、地板上都是书。钱先生态度随和，兴之所至，信口开河。他说，他也是清华的学生，那年月，连课本都没有，也是记笔记的。他说着说着，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当学生时的笔记本，那是用钢笔书写的笔记本，上面却没有我们的笔记本常见的用红笔划出表示重要的波浪线，相反的有的字句用毛笔浓墨盖去，甚至，有一个整段用毛笔打了个×，表示这一段不要了。钱老师解析说，他们当时连教科书都没有，听课也是记笔记，他复习时，主要不是对笔记，而是把废话抹去，留下要紧的内容，这样，复习考试就方便了。不像现今有的学生，每次复习时把认为重要的内容加上红线，几次复习下来差不多内容都划上了红线，哪还有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分别呢！他还嘲笑说，有些学生复习到自己早已懂的内容，看得很起劲，很得意，一看到有问题的章节，就头痛，就放下了。他说，已经懂的东西再复习它干什么？复习就是要去弄懂本来不大懂的内容。他娓娓道来，风趣横生，也切中要害。我们自然无话可说，也学到一些治学的方法。尽管座谈会以后，情况并无多大改变，但好在考试时，那时是三堂会审式的当面对答，钱老师显得很宽容，并不象有些老师一发现学生有哪里概念模糊，就穷追猛打，直到把学生逼哭为止。

我听钱老师的第二门课已是1956年了，我已调整到工程物理系了。他专门给我们这个40多人的班开讲“数学物理方法”，讲室却选在能容250人的大阶梯教室。讲的是量纲分析、误差分析等等实验数据处理方面的知识。每逢上课，我们班40多人坐在前排当中，其余位子座无虚席，连阶梯上也坐满了人，有青年教师，甚至有中关村中科院闻名而来的科研工作者。因为钱老师一贯主张清华应有理科的院系，似乎清华成立工程物理系，正对他的思路，因此讲起课来也特别有劲。我们这个班也成为他很关心的班级。我有幸听过这门课，他讲给我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我以后工作中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时候已经快到可怕的1957年了。钱伟长在清华办理科专业的理工合校的主张，在校内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物理教研组成立了理论物理组，引进了几位理论物理和技术物理的专家。但哪里知道，这看来合情合理的理工合校的主张却是“国际上反苏、国内反党”的呢？说钱伟长反苏，平心而论并不太冤枉。他确实反对专业分工过细而赞成欧美的通才教育。他确实讲过苏联的机器傻大黑粗这类话，对苏联专家也有不屑的神情。他不赞成科学上一边倒学苏。他说中国人是善于学习的，他拍拍自己穿的衬衫和西裤，说穿这些确比穿长衫，大裆裤便当，我们便学了，但打领带、领结就大可不必学，当时学生中没有打领带的。听到这里学生都赞同地笑了。至于说理工合校的主张是反党，则其中奥妙不是我辈年轻学子所能理解的。至于后来揭发说，他曾说过，赞成蒋校长的站一边，赞成钱伟长的站在另一边，钱说他这一边学生会多些的话我是没有听说过，我想钱也不至于说出这般没水平的话来。再说，蒋校长是校长并不代表党。当时的清华党的代表，党委书记是袁永熙。不幸袁在反右派中，也划为右派，那就更弄不清楚了。

反右结束后，钱老师被定为大右派，先是在校内铸工车间里当落砂工，不幸铸件跌落砸伤了他的脚，于是便由他的儿子背着他来上班，坐在那里用钢丝刷为小铸件清砂、落砂。劳改时间不长就回物理教研组赋闲了。他兴趣广泛，研究过高能电池，还创立过汉字计算机编码：钱码。直到文化大革命，清华大学红卫兵毕竟水平高出全国一筹，能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清华是蒋南翔校长。钱伟长是死老虎，顶多也只能以陪斗的身份出现在批斗会上，所以他受的罪并不太多。但受钱的理工合校等右派言论牵连而打成右派的青年教师、年青学生数以百计，受的罪可就大了去了。因罪流放到外地的即使在反右派期间活了下来，但到文化大革命，当地造反派也不懂啥叫理工合校，只认定右派是反党、反人民、反对毛主席，作为右派百口莫辩，轻则皮肉受苦，重则屈死黄泉。这是钱老师万万没有想到，没有见到，更不能体会到的。

1979年某一天，当时，钱老师已经手持邓小平的任命书到上海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消息传出，原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一位教员兰某，因钱案而成右派，时正在上海工作，突发奇想，到工业大学去会见了钱先生。到了校长办公室，那是一个套间，外间女秘书要求来客登记身份，并说没有预约，钱校长不能接见。兰某当右派后，几经劳改，早已没有知识分子的温良恭俭让，当场大呼大嚷：钱伟长，滚出来。钱先生固然滚了出来，接见了兰某，而且邀请他到工大任教。兰某身受几十年的苦对于与钱一起工作，心有余悸，婉言谢绝，钱对受他牵连的人的遭遇表示了深深抱歉。怪谁呢，钱伟长是负不起这份重责的。

把钱伟长打成右派容易，要在清华把钱伟长批倒批臭却不易。按时下的办法，把一个科学家批倒批臭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二是学术上、三是人格上，三个方面都臭了，此人便臭了，成为臭不可闻的狗屎堆。否则只是政治上批臭，那就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不算真正批倒。首先业务上要把钱伟长塑造成一个伪科学家，抓住了钱这个人活动多，口没遮拦的弱点。他曾经发言质疑长江三峡水库方案，说过三峡造水坝，将使盛产在长江口的东海小黄鱼不能到重庆去产卵，以至于北京人吃不上黄花鱼了。这一荒唐言论，成为这个万能科学家的笑柄。至于个人人格，也从他学生时代发表在清华校刊的一则小品文中找到了。小品文中，钱当时作为一个穷学生，说如果他有了点钱，到底买吃的东西呢或是买件新衣服穿？他说，我看还是买吃的吧，吃是吃在自己的肚子里，舒服的是自己，穿虽是穿在自己身上，美观却是人家的感觉，享受的是别人。看哪，钱右派从小就那么自私自利，人格卑下。材料有了，批判他的主发言人选定对老师最具杀伤力的，那就是老师的学生。钱老师对我们班授课最多，所以我班一名班干部就成为全校批钱大会的主要发言人。且不说，批判效果为何，在会后，这位发言人从此飞黄腾达，一步登天，自己都不知道姓什么了。

蒋南翔校长和钱伟长教务长，其实早年同为清华学子，都是爱国的热血青年，一个走革命救国，一个走科技救国，后来同为清华领导。清华大学在批判了理工合校之后陆续开办了数学力学系、工程物理系、工程化学系等偏理科的院系。钱伟长对自己的办学方针至死不悔，以后他到上海把一个上海工业大学办成上海最大型的全科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不仅是理工合校，而且是理工经文艺无所不包，圆了他的办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