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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5日，南朝鲜（韩国，下同）太阳金属公司的经理正为筹措笔资金奔忙，意外地接到大和产业公司的电话，称他们的名誉董事长张玲子愿意向他提供92亿元(南朝鲜币，下同)的贷款。当天，这位经理就派人把92亿元的期票送往大和产业公司，并约定第二天交接现款。26日下午，这位经理坐在办公室里等待送款人，不料却接到有关银行的电话，告诉他已有人将他的公司的92亿元的期票拿到银行兑现，因为金属公司在银行没有存款，无法支付。这位经理如同挨了当头一棒，立即向司法当局提出控告。一起巨额期票诈骗案开始败露。

同年4月28日，奇怪的现象再次出现:当天下午7时左右，汉城市的银行都已关闭，证券市场也即将收市。这时，位于明洞和小公洞等地的几处证券交易所门前，突然出现一伙人，他们手中提着成捆的企业期票，招徕主顾。许多人迅速聚拢过来，探听行情。卖主手中的期票是在证券市场上享有盛誉的大企业—共荣土建公司的。他们声称，愿将这些期票折价交付买主作押，并给买主年率50％的厚利。他们出现的时间，特别是罕见地“优惠”条件，使那些老奸巨滑的大主顾疑惑、犹豫，而为数众多的中、小主顾却在厚利的诱使下将期票抢购一空。

第二天清晨，银行刚刚开门，许多人就登门打听或通过电话询问，要求证实自己手中期票的可靠性。结果发现，他们抢购的那些期票全部是超额发行的，根本无法兑现。于是，这些卖了房地产参与投机的，拿出几十年的积蓄打算获利养老的，甚至借钱来孤注一掷的买主们，或失魂落魄，或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他们也向有关当局提出了控告。当局开始了调查。

图片引用自头条百科

这起“史无前例”的大骗案正是大和产业公司名誉董事长

张玲子

及其丈夫

李哲熙

一手策划的。那些到证券市场上兜售期票的人，就是他们的爪牙。他们对上市的时间、地点、所持的期票和出手的条件，都经过精心谋划，连期票的票面金额也只有证券市场上常见的三分之一，以“照顾”那些中、小主顾。

4月29日，南朝鲜司法当局传讯了张玲子及其丈夫李哲熙。5月5日，当局以“违反外汇管理法”的罪名将他们逮捕。6天以后，有关当局便匆忙公布了所谓“调查结果”，企图平息民愤，草草收场。但这份调查”材料漏洞百出，不仅说不清款的去向，谁是幕后操织者，就连罪犯非法获得多少款项和主要的犯罪事实都说不清。结果事与愿违，这种做法激起公众的更大不满，一封封抗议信，一个个抗议电话，弄得报社和电台焦头烂额。群众纷纷指责当局在搞“庇护调查”5月中旬，上千名学生和工人走上街头，强烈要求伪总统

全斗焕下台

。

这起大丑闻震动了整个南朝鲜，从政界、经济界，直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

。5月上旬，与案件直接有关的两家大银行朝兴银行和商业银行被迫停业，其他一些大银行也停止了正常的贷款业务，私债市场陷于停顿，证券交易所出现了空前的挤兑风股票价格猛跌。共荣土建公司被当局接管，日新制钢宣告破产，另有几家损失较大的大企业也濒于倒闭。成千上万握有上述企业股票的人将随之倾家荡产。几千家受到资金重压的中小企业叫苦连天，几万名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

截至5月18日，当局已逮捕了18人，其中除李哲熙夫妇外，还有张玲子的第一个丈夫金守哲，以及15名银行家和企业家。5月19日，在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张玲子的姐夫、全斗焕的叔丈、前伪宪兵司令李圭光也被捕入狱。5月下旬，当局又通缉了10名私债经营者。

李圭光入狱后，公众舆论更加哗然，人们纷纷质问:李圭光有那么大的影响吗?真正的后台究竟是谁?几百亿元下落不明的赃款是否被“执政党”用作“秘密政治资金”?矛头直指全斗焕本人。在这种形势下，5月20日，全斗焕被迫解除了以他为总裁的民进党的4名“高级领导人”的职务。第二天，又撤换了11名“内阁”部长。6月24日，伪总理刘彰顺又被撤职，任命金相浃为新总理。这样频繁的大改组实属少见。

李哲熙当年59岁，陆军士官学校第二期毕业，长期在部队担任情报工作，1973年6月以陆军少将衔编入预备役，1974年6月任中央情报部次长，1979年成为“国会”议员，被捕前是大和产业公司董事长。

张玲子当年38岁，淑明女大毕业，在与李哲熙相识前结过两次婚。1978年7月，她曾因倒卖文物被拘留，4个月后获释。张玲子与李哲熙在1980年6月同居。

张玲子的犯罪活动始于1978年。当时，她以同前两个丈夫离婚时所得的50亿元“赡养费”充当资本，开始了证券交易和不动产投机生意，并用其中的20亿元放高利。1980年8月全斗焕上台后，她自恃与全斗焕有姻亲关系，犯罪活动更加猖獗，素有“股票场外交易皇后”之称。

图片引用自头条百科

1981年1月，李哲熙和张玲子结婚后不久，便通过“可靠的”情报网探听到共荣土建公司承包的海外工程出现较大亏损，经理边康雨正在为资金困难而苦恼。2月13日，张玲子便指使她第一个丈夫金守哲利用与边康雨是同学的关系，登门拜访。见面后，金守哲便对老同学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同时表示愿意“帮助”他度过难关。为了使对方放心，金守哲不仅向边康雨炫耀了李哲熙曾任中央情报部次长的身份和李圭光是全斗焕叔长的关系，而且谎称李哲熙夫妇拥有几百亿元巨资，非常乐于“帮助”那些“有前途”的大企业。在谈到借款条件时，金守哲说，年利20％，两年后分三年还清，但借方要以所借款项两倍的企业期票交给贷方作押，到期如数奉还。这样“优惠”的条件加上“可靠的政治背景”，使边经理喜出望外。他壮了壮胆子，提出要借50亿元。金守哲却关切地说:“老友!太少吧。我看你需要200亿!”金守哲的慷慨使边康雨感激涕零。最后，达成了借贷100亿元的交易。不久后，由于金守哲的第二次“光顾”，共荣公司两次就从李哲熙夫妇那里借到200亿元。自然，必须交出400亿元的期票给对方作押。双方约定，为了各自的信誉，必须“绝对保密”。

期票到手后，李哲熙夫妇背弃前约，将全部期票投放到私债市场上折价抛售，从中获取暴利。之后，又将非法所获巨款再次用来放债、投资和搞证券投机期票到期后，持票人同时到银行兑现，把共荣公司置于破产境地。这时，边经理始知对方背信弃义，自己上当受骗，向李哲熙夫妇提出抗议。李哲熙乘机撤开更大的网:“今后一、两个月内到期的期票，我全部负责支付现金。你必须再用加倍的期票抵押。”此时，边经理已无选择余地，要么当即宣告破产，要么开出更多期票，以救燃眉之急。于是更多的期票又转到李哲熙夫妇手中。一年多来，他们夫妇一再运用这种勒索手段，从共荣公司诈取了1，279亿元的期票，加上他们同一时期从日新制钢、太阳金属、三益住宅等其它大企业骗得的期票，共值7，111亿元(合九亿七千多万美元)。其中，已经倒卖了6，404亿元，攫取暴利1801亿元(约合二亿五千多万美元)。

图片引用自头条百科

从1981年初起到被捕时止，他们夫妇在短短的14个月里，大发不义之财，变成了“亿万富翁”。据有关当局已公布的初步材料，在此期间，他们购置的房地产80多处，约值195亿元;收藏的字画、古玩上千件，价值连城。为了预防不测，他们将大笔赃款转入地下，或到黑市上换成外币存入国外银行，其中已转存美国和日本的分别为60万3千美元和500万日元，另有80万美元的现钞私藏家中。

在生活上，他们穷奢极欲。一年零两个月中，他们的生活费(包括招待费)开支就达49亿元，平均每月耗费3亿5千万元(汉城5口人之家平均月生活费约为20万元)，自家用的高级轿车5辆。张玲子进进出出，身边总是带着4名私人警卫。近一年多来，张玲子一人先后出国旅游6次(其中两次夫妇同行)，跑遍了欧、美、日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名城，挥金如土。

人们不禁要问，李哲照夫妇的“欺诈术”为什么能够得逞?这是同南朝鲜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80年8月全斗焕上台后，南朝鲜经济连年严重衰退，地下经济空前活跃。所谓地下经济，主要是全斗焕集团的“秘密政治活动资金”，权贵富商为了逃税转入地下的巨款，以及赌博、贩毒、妓业的流通资金。目前，南朝鲜的私债市场总规模约为2万亿元，相当于总通货量的四分之一左右。地下经济的为李哲熙等人的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仅此一项还是远远不够的。在今天的南朝鲜，如果没有“可靠的政治背景”，即使有天大本领，也是不能发迹的。

图片引用自头条百科

张玲子三次结婚，各有所求。第一个丈夫金守哲“相貌不俗”;第二个丈夫洪某财力雄厚，离婚时给了她大笔“赡养费”。全斗焕上台后，她又瞅准了李哲熙，需要他在政界和军界的“显赫身份”和影响。加上她的姐夫—这起丑闻已知的幕后人物李圭光正是“总统”的叔丈。有了这种裙带关系，她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981年1月，李哲熙和张玲子曾举行过正式婚礼。可一年多以后，1982年2月14日，他们又举行了第二次结婚仪式，邀请了政界、财界、企业界和军界的200多位“知名人士”光临，李圭光在会上代表“双方家长”致词。他们借举行婚礼“亮牌子”，得到进行犯罪活动所必须的“政治资本”

这次婚礼后，张玲子的姐夫李圭光先后4次会见朝兴银行行长林在琇，每次都必叮嘱:“张玲子是我的妻妹，请多关照。”而张玲子也不亏待她的姐夫，先后贿赂他5亿3千多万元。林在更不敢怠慢，只要张玲子一个电话，不消一、两个小时，2-3百亿元的现款就送到家门。作为回敬，张子给了他1亿5千万元。他们互相勾结，彼此利用，大搞非法贷款，坑害了一大批企业。

李哲熙夫妇落网后，5月8日，张玲子的姐姐(李圭光的妻子)张星姬在外地得到消息，当即驱车返回汉城，无限惋惜地说:“只恨我回来太迟!要是我早回来一步，就会平安无事。”

图片引用自头条百科

从5月28日起，南朝鲜伪国会举行了为期5天的临时特别会议，就这起金融诈骗案进行辩论。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全体在野党议员采取联合行动，提出了五项决议案，要求伪总理刘彰顺等5名主要“内阁”成员辞职，要求“国会”成立特别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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