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金砖国家各自的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状况

自1992年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及后者于1994年正式生效以来，迄今已有190多个国家加入《公约》，然而，全球气候谈判始终颇为艰难。气候变化问题的公共属性决定了该问题的解决尤其需要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积极参与。金砖国家成员既是《公约》的签约国，又均为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能源消耗量大，因此也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总的看来，地域构成上，金砖各国分别位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土面积上，其领土总面积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9.2%；人口规模上，其2015年的人口约占全球总人口的41.8%；经济规模上其2015年GDP约占全球GDP的22.4%。不难想见，金砖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及就此开展的合作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看，金砖五国经济潜力较大，但其经济结构各异。如表1所示，2005-2007年间，该五国的人均GDP持续增长，尤其是中国和印度遥遥领先其他各成员国。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金砖五国经济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自然资源丰富的巴西和俄罗斯两国的出口以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最大，2009年，上述两国的人均GDP均呈负增长，2010年后，情况虽略有好转，但并没有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且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在2015年再度出现。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拥有发达软件业的印度的经济增速依然强劲。南非的GDP总量占金砖国家的2.7%，但其工业产值为非洲的40%，是整个非洲大陆GDP总量的25%。尽管南非在金砖国家中体量较小，然而，作为南部非洲地区的重要门户及枢纽，其经济指标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虽有所下滑，但从综合实力看，在非洲大陆仍处于领先地位。此外，从该表也可以看出，中国和印度是金砖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也最为稳定的国家，与排列其后的南非、巴西和俄罗斯差距较大。

其次，从能源消耗量看，各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供应体系。如果不注重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一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也意味着其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因此，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往往引领着全球能源消耗的增长。如表2所示，2006-2015年间，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能源消费量不断增加，总增速居金砖国家之首，并高于世界平均增速。自2010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一次性能源消费的第一大国。2015年的一次性能源消费量为301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22.9%。印度的能源消费量增幅更大，2008年以来印度一直是亚洲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它于2015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原油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目前，中国能源消耗量的增速为47%，巴西的同类指数为41%，俄罗斯为2%。

再次，从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看，对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费的增加不仅会导致资源枯竭的危机，其所引发的生态破坏、效率低下和温室效应等问题也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CO2排放（碳排放）占温室气体全部排放量的约2/3，国际社会通常以CO2排放当量作为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指标。从表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巴西、印度、南非、俄罗斯的碳排放量分别为6656.0，336.9、1257.3、401.5和1559.0百万吨CO2当量；而2015年时，除俄罗斯的数额略有下降，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的碳排放量已相应地增至9153.9、487.8、2218.4、436.5百万吨CO2当量。当年金砖五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27.3%、1.5%、6.6%、1.3%和4.4%。目前，金砖国家的碳排放量已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1.1%。

中国、印度成为全球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除了能源利用效率及能源结构方面的原因，与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密切相关，据研究,主要由新兴经济体组成的金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避难所”。事实上，如表4所示，除俄罗斯以外，金砖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并不算高。美国的人均排放量为17.2吨，欧盟的人均排放量为7.3吨，而2006-2015年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为6.6吨，巴西为5.9吨，印度则为1.4吨，都低于欧美的人均排放水平。英国东英吉利大学（UEA）Tyndall中心的数据显示，2013年，全球人类活动的碳排放量达到360亿吨，平均每人排放5吨，创历史新高。2015年，全球化石燃料中碳的排放量并没有增加，预计在2016年和2017年略有上升，其中中国煤炭用量的减少是近两三年来世界能源消耗几乎零增长的主要原因。

可以看出，尽管各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国内自然环境存在较大差异，但都是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后来者，均属于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兴经济体，同时也是未来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主要增长源之一。它们中除俄罗斯因经济下滑，其温室气体排放一直较少外，其他国家皆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由于排放总量较大，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综合上述数值进行分析,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金砖成员国更易于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如表5所示，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遭遇、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颇相类似，但其上述数据的差异显而易见，这难免使它们在气候问题上的关注重点和利益诉求相去甚远。

2金砖国家参与气候合作的具体态度与主要动因

自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时起，环境问题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各国对气候变化的认知不尽相同。就前文可以看出，金砖五国的国情及经济状况各异，因此参与气候合作的态度虽然总体一致，却也存在差异。其具体表现如下。

巴西对全球气候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从消极参与到积极推动的转变,该国自然条件优越，横贯其北部的亚马孙河是世界上流域最广、流量最大的河流，它还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充足的可耕地储量及极具竞争力的农业，饮用水资源居世界第三位，水电储量为世界第一。巴西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民选政府时代后才开始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前的军政府一向认为环境问题是发达国家凭借其工业化优势制造的阴谋，坚持“不能以环境质量牺牲发展”。巴西参与全球气候合作的高峰期是劳工党领袖卢拉于2003年当选巴西总统后的在任期间。巴西前环境部长鲁本斯·利库佩罗说，“巴西有成为环境大国的所有东西，这也是我们实现大国愿望的唯一领域。”与此同时，巴西民众越来越相信亚马逊地区的环境保护与本国的生存休戚相关。即使罗塞夫政府时期为应对经济下滑，对环境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且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倒退，鼓励传统的碳密集型工业发展，仍基本继承了卢拉政府坚持的气候谈判立场。

印度则从最初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的事情渐次转向重视且积极参与气候合作，但它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形象不佳。印度是全世界水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面临因气候变化而导致的水资源严重匮乏、高温、洪涝等灾害发生的频发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印度认为，“贫困是气候变化最大的危害”，因而坚称减排不能影响发展。其环境外交政策的基调向来是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不是过度发展所产生的副作用，而恰恰是经济不发达的表现。因此，应对气候变化也被它视作满足能源需求、实现经济崛起的有效途径。为获得保持经济增长的资金和技术，印度一方面坚决拒绝做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承诺，另一方面极力强调发达国家有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的义务。

南非则乐于参与气候合作，但它主要从改善被以往的种族隔离所破坏的国家形象出发，带有浓厚的道义色彩，其目的并非在于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提供公共产品，而乃通过其在气候合作中的积极表现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占据有利位置。与巴西不同，南非虽然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但它对化石能源依赖的程度高，煤占其国内能源比重的75%以上，甚至90%的电力生产都依靠煤炭进行，因而南非是非洲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无论就人均排放还是GDP排放强度而言,该国都居于首位。种族隔离时代被国际社会封锁的状态也令其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南非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对生态、经济以及社会的影响，认为无视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将会导致贫困、疟疾、水资源短缺、粮食安全、干旱、洪涝及移民问题的加剧，并将对艾滋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造成伤害。

俄罗斯在气候问题上也经历了从超然置之到积极参与的转变。俄罗斯起初不仅对气候变暖的科学依据持质疑态度,还认为即使气温上升，对于其独特的自然经济地理状况也是利大于弊。俄总统普京在2003年甚至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只会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可以少花些钱买皮大衣’”④。其次、前苏联的瓦解使俄罗斯的工业规模迅速缩小，留下了相对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但近年来由于其国内极端气候现象频发以及经济转型加速等原因，俄罗斯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意识到是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并于2004年签署《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其冷战后首次正式参与的具有道义性的国际合作。2009年12月，俄罗斯公开承认气候变暖将产生严重后果，高调宣布其2020年的减排目标并使之更为远大，且签署了其气候政策的总方案——《俄罗斯联邦气候策略》。

最后，世界几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印度和南非都是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的国家，在早期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应对气候变化会影响经济发展，在气候治理中的态度相对保守。但随着对国际气候机制了解的加深，中国认识到，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有助于更好地促进经济的低碳转型及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因此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气候合作，并自觉地为气候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在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全力发挥大国作用，不断筹划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及国际相关合作与制度安排。

如前所述，气候变化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域”问题,但由于碳排放空间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直接相关，而这决定了其具有地缘政治的属性，因此它又是一个涉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与道路选择、国际制度与规范以及国家间合作与纷争的“高级政治”问题。鉴于金砖国家各成员的经济结构、发展状况以及政治制度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单纯从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以及各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并不能完全说明其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动因。另一种解释则来自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认同一说。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身份的形成主要基于四个“主变量”即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及自我约束。根据这一理论，集体身份是一种社会身份，它在行为体的互动中形成，每个国家可以同时具有多种身份、每一种身份又有不同的行动脚本，不同的身份只有处在具体的环境背景下才能被激活。在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于2001年将四个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称为“金砖四国”后，在外界看来，它们除了在对外贸易结构上存在互补合作的可能性外，其彼此之间也不乏某些难以消解的经济和政治分歧。但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砖四国”随即在2009年于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会晤并确定了每年一次的定期会晤机制。随着南非于2010年成为金砖国家的一员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建立，金砖各国在全球治理重点领域积极展开合作，其背后新兴大国身份特征的驱动显而易见。

事实上，除俄罗斯外，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四国在金砖国家成立之前就已在全球气候领域进行合作。1992年巴西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前，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即希望与中国协调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并最终决定以“G77+中国”的形式参加国际气候谈判。此外，鉴于其所发出的“同一个声音”，西方国家在气候合作领域也将上述四国视为一个整体。2005-2007年间，欧洲委员会还资助名为“BASIC”项目的应用研究,这是国际社会首次公开将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即基础四国，BASIC Countries）对待。2007年，欧洲议会气候变化临时委员会发布《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气候变化谈判》的报告，其中已将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单列为“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表示它们是重要的地区大国。在2007年巴厘岛会议之后的一系列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基础四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作用日益突出。

气候变化问题一直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发生分歧与纷争的领域，归根结底，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国际气候治理秩序规则制定权展开的争夺。该领域的秩序规则实则规定了未来各国的排放空间，而排放空间即为发展空间，谁能够掌握国际气候治理秩序具体规则的制定权，谁便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②。共同的身份属性和利益诉求才是决定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进行合作的最重要因素。

3金砖国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和复杂性，金砖国家气候合作将是一个涵盖能源、金融、环境合作等领域的综合机制的构建。首先、根据历次金砖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可以梳理出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的形成轨迹。在南非加盟其中后，2011年至2014年的四次金砖领导人会晤都将应对气候变化放在重要位置，成员国之间在气候与环境问题上不断达成共识并开展合作，且以金砖国家的名义不断推动《公约》缔约方完成有关谈判。

其具体表现在：（1）2011年于中国三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三次会晤发表的《三亚宣言》提出：气候变化是威胁公众和各国生计的全球性挑战之一。金砖国家支持南非主办《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支持“坎昆协议”，愿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实施形成全面、平衡和有约束力的成果。（2）2012年3月29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金砖国家第四次峰会发表的《德里宣言》承诺通过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而非限制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各国为气候治理所付诸的努力中做出自己的贡献。（3）2013年3月26-2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发布的《德班宣言》重申，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威胁之一，呼吁各方在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8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八次缔约方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和规定于2015年前达成一份适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生成其他形式的法律文件，或取得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商定成果。（4）在2014年7月15-16日于巴西福塔莱萨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发表的《福塔莱萨宣言》提及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呼吁各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关决定的基础上，在2015年前完成相关谈判。

第二、如果说之前的四次金砖各国领导人会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还主要是呼吁和倡导，2015年，金砖国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的正式构建则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最终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缔约国于当年12月12日一致同意通过《巴黎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作出安排。这具体表现为：（1）2015年4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标志着金砖国家在环境领域创建了合作的新机制。会议支持金砖国家建立一个分享环境无害化技术的国际平台，以加强公共和社会资本合作，帮助金砖国家应对环境挑战。中国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会上倡议建立金砖国家环境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内涵更为丰富的环境政策对话与合作体系、共同建设“绿色金融合作伙伴关系”，以及促进金砖国家国际环境公约履约合作。（2）2015年7月9日在俄罗斯乌法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将金砖国家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进一步落到实处，其所通过的《乌法宣言》称：成员国业已作好在全球及国家层面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准备，将推动在《公约》框架内达成一个全面、有效、公正的协议，同意就各方共同关心的优先问题开展联合研究。（3）2016年9月15日至16日，第二次金砖国家环保部长会议在印度果阿召开并发表《果阿环境宣言》，强调在减少和控制空气和水污染、有效管理废弃物品和可持续管理生物多样性等领域的专业技术分享。10月16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八次峰会通过的《果阿宣言》在环境合作、核能利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也作出明确要求，同时特别提出根据《巴黎协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呼吁发达国家履行其提供必要资金、实行技术转让和支持能力建设的承诺，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并执行《巴黎协定》。

第三、随着各成员开展气候合作的意愿不断增强及彼此间共识的与日俱增，金砖国家已逐渐构建起以绿色金融为支撑，能源结构转型为导向、新能源与环境合作为途径的气候合作机制。其具体表现为：

（1）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是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而这需要金融杠杆的有力支撑。由金砖国家共同发起创建的多边贷款机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基础的绿色金融创新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绿色投资机遇不断推动成员国发展绿色经济，推进节能减排。2015年7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中国上海正式开业。2016年4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宣布提供首批总额为8.11亿美元的贷款，用于支持巴西、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绿色能源项目。7月新开发银行发放两笔合计1亿美元贷款，用于俄罗斯的一个水力发电项目。根据新开发银行提供的资料，这些项目可形成1250兆瓦可再生能源的发电能力，预计每年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近400万吨。此外，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于7月在上海宣布发行第一只绿色金融债券，其规模为30亿人民币，期限为５年，这是多边开发银行首次获准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绿色金融债券，也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资本市场的首次亮相。2017年4月，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在发布会上透露，当年该行将批准15个贷款项目，贷款规模预计为25亿到30亿美元。卡马特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运作第一年的贷款项目集中在绿色可再生能源等方面，2017年的项目将更具多样性，如它在印度农村重点关注水资源供应、交通基建等项目。

（2）金砖国家在环境合作上的开放与对话也促使其气候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成熟。首先，继2015年4月2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届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成为金砖国家在环境领域建立起新的合作机制的标志后，第三次金砖国家环境部长会议于2017年6月在中国天津举行，金砖五国环境部长紧紧围绕共同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务实的高层政策对话。其次，金砖国家在气候合作技术领域也具备相当实力。如其清洁能源研发的技术水平非但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甚至位居世界前列。其具体体现为：中国在世界太阳能领域已领先一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2017年3月发布的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国的太阳能产业在生产研发、产业布局和资金投入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关键技术上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未来可能是全球太阳能产业发展的主动力。巴西则在以水力、风力和生物燃料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和海洋能源的利用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在以生物能源替代石油方面名列世界前茅。目前，全球生物质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平均比重为13.6%，发达国家平均仅6%而巴西已然超过40%,在全球遥遥领先。南非在清洁煤炭领域的发展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南非的矿产资源丰富,石油储量却十分稀少，但石油匮乏的窘境并未令它的能源供应吃紧，其主要原因是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煤炭液化”技术。目前，南非矿业和能源事务部正通过执行国家资助与免税优惠等政策，努力推动“煤炭液化先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同时向非洲其他国家及欧洲和亚洲地区出口此项技术。此外，俄罗斯在水电及核电领域具有竞争优势,最近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向约旦输出了最新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再次，金砖国家之间的环境技术合作目前已取得一定进展。例如：中国和巴西在水电、核电、生物乙醇等领域开展合作;中俄在跨界河流和湖泊等领域进行合作,并建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环境合作机制;中印在跨界水领域等问题上展开合作，且双方环境合作在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进行;中国和南非在清洁煤炭技术领域开展合作;巴西和印度也在2014年7月签署环境合作协议，加强“生物多样性、干旱区植树造林、湿地保护、废弃物管理、水资源保护、生物燃料利用、空气和水质量管理、环境信息系统”领域的合作。

结 论

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上的显著差异是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背景。事实上，气候变化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环境问题，而直接关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早已就“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气候变化”、“人类又该如何加以应对”等问题提出各自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对金砖国家来说，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外可积极建构未来的国际气候秩序以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同时，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在于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金砖国家对内亦可根据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崛起。针对有关金砖“褪色”的言论，金砖国家可以通过构建气候与环境合作机制打造“绿色金砖”，促进相互间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由于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从来不是按照国家实力的大小来分配的，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金砖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将比发达国家更容易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然而，金砖国家气候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发展也面临一些风险。如金砖国家的地缘环境联系不够紧密，政治文化差异悬殊，地缘政治诉求各不相同；同时均为地区主要大国，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环境合作受政治与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加之随着英国公投“脱欧”成功，欧洲民粹思潮涌动、内部分歧加重；美国大选暴露了美国社会的日益极化和分裂，以及拉美中左翼政府风光不再，也宣告了“粉红浪潮”的逐渐退场，反全球化趋势似乎越来越明显，而这显然不利于应对各国齐心协力，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巴黎协定》虽已正式生效，美国特朗普政府却最终宣布退出，这也预示着美国在今后的气候合作中的立场和态度不容乐观。此外，与之前的单一减排模式相比，《巴黎协定》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减排模式虽然更凸显了一种理性和进步，但它对金砖国家而言也将是严峻的考验，中国在其中无疑将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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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7年04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