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红外相机技术在中国野生动物调查和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为“初试期”)分别在台湾和云南等省份有少量的探索性研究(Pei, 1995; 马世来和Harris, 1996; 裴家骐, 1998); 到21世纪前10年里(为“试用期”), 红外相机技术在华南、西南、东北、西北等区域陆续开展多种尝试, 但规模较小, 多采用胶片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李志兴, 2003; 卢学理等, 2005; 马鸣和徐峰, 2006; Wang et al, 2006)。在此期间, 研究人员尝试了以公里网格作为基本抽样单元的标准化调查规程, 并首先在香港(Shek et al, 2007)和西南山地分布有大熊猫的部分保护区进行了局部推广(Li et al, 2010b, 2012)。直到2010年后(进入“推广期”), 随着数码式被动红外相机的出现和大量应用, 加上其成本显著下降、小型轻便以及拍摄质量和容量明显提升等优势, 这类相机陆续在中国各地全面推广。到目前为止, 几乎所有国家级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均在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野生动物, 而且越来越多的科研单位、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和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参与红外相机相关调查研究, 红外相机的使用数量也快速增加(肖治术等, 2014a; 肖治术, 2016, 2019; 李佳琦等, 2018; 李晟, 2020)。在推广期间, 通过全国各地的红外相机技术培训和相关技术规范编制, 公里网格作为监测的基本抽样单元逐渐为我国各自然保护地所广泛接受和执行, 且每个保护地的相机(位点)数量也多超过了60台(有些保护地甚至达到数千、上万台), 为今后全国尺度的数据共享利用和科学评估提供了重要数据基础(图1; 李佳琦等, 2018; 肖治术, 2019; 李晟等, 2020)。同时, 红外相机技术也逐渐被用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原国家林业局)组织的第二次全国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郜二虎等, 2017)、中国科学院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兽类监测(Sino BON-Mammals) (肖治术等, 2017)和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有关陆生大中型哺乳动物监测(China BON-Mammals, 李佳琦等, 2018)。到2018年后进入“联网期”, 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少数区域, 组织研发了以数据自动采集、实时组网传输、智能识别和可视化、云服务(云存储)为核心技术的联网实时监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提升了海量图像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处理的效率(王天明等, 2020; 肖治术等, 2020)。在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和相关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设,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及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 从而推动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决策。因此, 在过去10来年里, 红外相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契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 推动了我国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为重点监测区域的野生动物标准化联网监测体系建设, 为掌握我国野生动物资源现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提供了关键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