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新冠病毒带来的这场劫难，让许多家庭破碎，让许多骨肉同胞经历撕心裂肺、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出生后，一直活着，从未死过。死，是别人的事。但在重症监护室（ICU），我们得重新开始一种习惯，习惯死亡。这里与外界隔离，冰冷的医疗器械和复杂的人性相互交织，生离死别成为常态。作者以义工的身份在ICU工作长达一年的时间，写出了一组蕴含大情怀的小故事。

应读者要求，我们从今天起连载湖北作家周芳发表在2015年《北京文学》第11期的报告文学《重症监护室》，敬请关注！

重症监护室——ICU手记

周 芳

引子

镰刀，轻轻掠过

深夜3点醒来，白茫茫一片在眼前晃动。

白茫茫的，是五床，65岁，行肺癌切除术。最初的病灶被手术刀剔除，叫癌的细胞却埋下隐祸，它在跑，跑得肆无忌惮，跑得比手术刀还要快，快千百倍。跑到了肝，跑到了淋巴，它占领了这具肉体。

白茫茫的，是八床的脑梗，42岁。每天探视时，八床的家属海啸一样涌来，扑在玻璃窗前，他们呼喊八床。强、强子、志强、强叔、强儿。他们已呼喊他28天了，他们把八床从冰冷的代号里抽出来，还给他自己的名字，还给他各种身份，还给他亲属链上的某个重要环节。他却不肯醒来，他遇到了梗。梗是什么呢？梗是肉体里的一根刺，吞不下去，将生命死死卡住。护士长说，梗在大脑司令部，肉体的整个机能就瘫痪了。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权势，都不过是个虚弱的笑话，没有力量抗得过它。

许多的白茫茫，都无法抗过。白茫茫的床单上，白茫茫的死亡。它在我的3点醒来。

这已是这3个月来的常态了。我无法一夜安睡到天明。2013年11月24日，以一个义工的身份进入ICU前，我告诫自己淡定、从容，如战地记者。可是，这个告诫如同谎言。对于我这样一个黏液质的人来说，ICU，根本不可能是零度现场。我不可能绷得住。

不，不仅是我这样黏液质的人，不仅是你这样胆汁质的人。

所有的人。

所有习惯了活着的人。

对“活着”这件事，我们习惯了。我们恋爱，评职称，我们钩心斗角，呼朋引伴，我们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

不会想到这是活着。习惯意味着麻木。

我们出生后，一直活着，从未死过。死,是别人的事。

这里却是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它的中文意思是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一下子就说出了生与死这两个字。这是两个大字，而此刻却异常具体。具体到痰培养，到肾上腺素大量注入，到20厘米的引流管插进身体的每个漏洞。漏洞里，住着死，也住着生，它们在进行着拉锯战。

在ICU门前，会看到许多张面孔，焦灼的、悲伤的、木讷的、期盼的。从凌晨到深夜，他们在这门前游荡、呆坐、失神或者痛哭。如果有喜悦，那便是历经艰难的等候获得生命的大赦。

门内，一群人，躺在白茫茫病床上，正一分一秒死去，一分一秒从死亡线上跑回，一分一秒学会重新呼吸重新微笑。

一分一秒，天荒地老。

ICU，像一道咒语，箍紧命运。

监护室里一共10张床，空着的时候极其少，有人离去，有人不断地填补上来。离去的，有承蒙上天眷顾，历经九死一生，得柳暗花明，终究转到了普通病房；有山穷水尽后，漏洞继续溃堤，家人不得不放弃的。戴上简易借氧面罩，被家人飞奔带回家，最后一口气落在自家床上。带不回家的，我们只能交给那个身影，他已驻足等候许久。

我们从没邀请过他，他以他的方式走过来，他无声无息，他在每个角落里踯躅。他是安静的，不慌不乱的。只取走他想要的东西。他有着冰冷而颀长的手指，手持镰刀，在我们头顶掠过。

房间里什么声息都没有了，只有他，他在挑选，他是唯一的主宰。

“咔”，我们听见了，声音辽阔而苍凉。镰刀落下。一床监护仪上所有的数字归于零。他带走了。

分分秒秒，我与他共处一室，我的呼吸里有他，我的惆怅里有他，我的疼痛里有他。他穿透我，将一个习惯置入我的血液。

习惯死亡。

ICU给我当头一棒：我得重新开始一种习惯。关于死亡的种种。

一床一床地来，一床一床地走。死，死里逃生、九死一生、生死攸关、死不瞑目，是如此普通的存在状态，铁一样钉在钉子上。我每天都在经过。有个声音提醒我，或者我该怀疑，我与生命到底有多大关联？那些花枝招展的活着，那些锱铢必较的活着？那些名利双收的活着。它们真的存在过？如果活着的，只是肉体，我还有什么理由爱这活着？肉体多么不堪，镰刀在轻轻掠过。

我一日一日谈论着死亡。谈论每个肉身的千疮百孔，谈论每一寸终将被消亡的部位，谈论每个腐烂的穷凶极恶的细胞，我被囿于一个新的言语表达体系。

但，这只是折射。死亡的隧道里，有没有一孔关于活着的天窗？

死亡，我不再对它不依不饶。

2013年12月15日

不存在的七加三

死者姓名：刘军兰。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7年7月10日。

死亡日期：2013年12月15日。

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脑干出血，脑死亡。

一个死去的人正被屈医生填进一纸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5厘米宽，8厘米长，薄薄的一张。握在手里，几乎不被人看见。它却是必须的。作为尚存在我们视线内的一具肉体，经户籍销户，到火葬场火化，都得用上它。

生命的征程，不过是被无数次地证明，无数次的签字画押。诸如出生证、疫苗接诊证，诸如团员证、健康证对于刘军兰而言，她已缴械投降，不再前行。她不再需要结婚证、初婚初育证、婚检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带着这最后一份证明，结束她完整的肉身。

我们曾经设想过，从她完整的肉身上能留下点什么。前两天，一个护士给我算过有关刘军兰的数字。

眼角膜两个、心脏一个、肾脏两个、肺脏一个、脾脏一个。护士小刘扳着指头认真地数。小刘的意思是刘军兰的眼角膜可以捐给两个人，心脏可以捐给一个人，用器官捐赠的理念算下来，刘军兰至少可以让七个人受益。对，还有肝。扳到第七个，小刘又补了三个指头，他说，她这样年轻的肝可以移植给三个肝癌患者。

我们计算这些数字时，就站在五床刘军兰身边。她的床头标签上标明脑干出血，脑死亡①。我们还不能填写死亡证明，要等待传统的死亡标准“心跳停止”“血压为零”的到来。在心电图记录监测仪、多功能呼吸机、氧饱和度监测仪等医疗仪器设备的支撑下，刘军兰仍维持着心跳、血压这些生命体征，但她的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任何医疗手段都不能阻止心脏的最终死亡。面前的刘军兰，可以命名为死亡者，也可以命名为待死亡者。她最后的出路也有两条分枝，是化为灰烬，还是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

并不是所有的死亡者都可以成为器官捐赠②者。刘军兰是个例外，年仅26岁，车祸导致脑死亡，其他部位的器官和组织依然健康。作为捐赠供体，她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潜在捐赠者。

刘军兰脑死亡前，并没有填写捐赠协议书，这表示在她死亡后，由其家人决定是否将部分器官捐献，所以能不能成为供体，决定权在刘军兰的家人。

一通电话正在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员和刘军兰的父亲之间展开。

如果死亡是伤口，那“捐赠”二字就会是盐粒。多年的协调经验告诉协调员，人们仍旧将器官捐赠看成残忍的代名词。他小心地选择词语：可不可以让刘军兰的生命在其他人身上延续？比如说，她的眼角膜

不要说了。协调员的话当即被生硬地打断。听着话筒里传来的一阵忙音，协调员倒是舒了口气，原本就知道第一次提及会被拒绝。虽然如此，协调员仍旧希望家属能慢慢地接受“生命延续，功德无量”这八个最有力的字眼。

刘军兰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高巧巧呢？

2011年8月，湖北省第11例多器官捐献者，也是年龄最小的多器官捐献者高巧巧，她的“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签字仪式就是在刘军兰现在所住的重症监护室的主任办公室里进行的。

8月19日晚，13岁的农村女孩高巧巧不慎从自家二楼阳台摔下，头部遭受重创，迅速送到医院抢救。8月22日，病情恶化，做完紧急手术后再也没能醒过来，被确认为脑死亡状态。8月26日，面对女儿的不幸离开，高巧巧的父母作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将她的多个器官无偿捐献出来。巧巧捐献的一个肝和两个肾，连夜经过配型成功后，顺利移植给了三名患者。捐献的眼角膜也让两名患者重获光明。

高巧巧的父亲在“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在场的工作人员满含泪水，向他深深地鞠躬。

裴多菲说：“生命的多少用时间计算，生命的价值用贡献计算。”当人们以奉献为乐事时，审美就会融入人的生死时限中，人们就会克服生、死、痛苦、忧惧的困扰，就会在审美的愉快中达到非功利性的超越。

人不仅向往生存，更向往生命之美。高巧巧失去年幼的生命，她的父母擦干眼泪，代她作出艰难的决定，为这世界留下宝贵的生命礼物，让她的一部分生命，仍能在这个世界上延续。这是对生物生命的超越，让有限的生命焕发出无限的光亮。

上世纪50年代起，逐渐成熟、被称为“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已成为众多终末期患者得以延续生命的最后企盼。然而，我们现在面临的现状是，我国器官需求与供给比为150∶1。有90%的病人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死去。

器官捐献遇到了一只“拦路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安徽长丰县一位名叫程凤无的老人去世前签下遗嘱，要求捐献遗体和所有可用器官，老伴与子女同意执行遗嘱。安徽医科大学遗体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工员到了村口，被村里人拦住了。村里人将程家围了起来，大骂其子女不孝，老伴糊涂。尽管完成了老人的遗愿，但程家人却无法再在村里立足，只好搬走。

在国外，遗体器官捐献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但在我国内地却行不通，观念没有跟上，宣传做得不够。在内地各大医院，几乎很难看到器官捐献的宣传册子。家属们从红十字会那里第一次接触到“捐赠”，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协调员已经将盐粒撒到了刘军兰家属伤口上了，结局会怎么样呢？我们当然渴望着更多的超越。

4点钟探视时，刘军兰的母亲希望能进科室，再看看刘军兰。我们不忍心拒绝这位母亲。5天之内，她老去了50岁。

她呆呆地望着刘军兰的脸，那脸浮肿得变了形，像一个被无限发酵的馒头。蜡黄的皮肤被撑得薄薄的，吹一口气，就会破。她哽咽着，叫着兰，兰。她伏下身轻轻抚摸着刘军兰的手，摸了手背，又把手翻过来，摸她手掌。

你们来摸，她是热的，热的。刘军兰的母亲喃喃自语。

她又将脸贴着刘军兰的脸，贴得紧紧的。她说，这儿也是热的，热的。她猛地抓住一个护士的手，贴在刘军兰手上。你摸，摸，是不是热的，是不是？她盯着刘军兰的手，那手那么温热，这个热的女儿怎么会死？“热”纠住这个母亲不放，她大叫着：你们来摸，热的呀，热的呀！

她连男朋友都没谈过，她还只有26岁，她怎么就走了？刘军兰的母亲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她一边哭，一边质问。谁能给她回答呢？她望着白茫茫的天花板，绝望地摇头。

我们搀扶她走出科室，她双手冰凉，浑身颤抖。这时，刘军兰的父亲和哥哥也提出了进科室的想法。护士小刘很为难地说，刚才不是进去看了吗？刘军兰的哥哥说，我们没进去。他语气低沉，眉头紧皱。像有根导火线缠在他腰上一样，只要我们说不，他就引爆。

刘军兰父亲掀开她身上的被单，只有下体处盖着一件病号服。他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她的身体，从脖子到小腿，他触摸得那么仔细。触到刘军兰右下胸时，他问道，这里怎么有刀口？这里肋骨撞断了。肋骨？当时救护车送过来时，就发现肋骨被车撞断了呀。哦。他应了一声，又一次从头到脚地触。一寸皮肤一寸皮肤触摸过去，他在寻找着什么。刘军兰的哥哥沉默着，他的目光在刘军兰身上一遍遍搜寻。他也在寻找。

在这具脑死亡肉体上，他们在寻找什么？

他们在寻找证据。刀口。取走器官的刀口。

我们回过神来，心底抽了一口凉气。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取走刘军兰的器官，怎么会这样想呢？

如此荒谬，我们只有苦笑。这荒谬却是可以被原谅的。他们被“死无全尸”打倒了，刘军兰会缺个心脏缺个肝被送往火葬场？不。他们得让她完整离去。

把这边翻一下。刘军兰的哥哥吩咐。我们不敢怠慢，连忙将刘军兰的身体侧过来，他们低下头，仔细地看。

薄薄的被单重新盖上。刘军兰的父亲将她胸前的被单往上拉了拉。他冷冷地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

打电话？

你们。

我们？没有啊，什么事？

不要再说捐赠的话。

捐赠？

捐赠，器官。他将这个句子截成两段，他说得很吃力。说完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刘军兰的母亲原本坐在椅子上，一见他们出来了，赶紧站起来，三个人很快地交换了眼神。科室铁门快关拢时，刘军兰哥哥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不要给我们提这个事。他的语气里有愤怒，有无奈。我们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打电话，作为收治医院，我们没权利和家属谈器官捐赠这件事。这两天，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在和他们沟通。从他们刚才搜寻证据的荒谬举动里，可以想见协调员撒上的那盐粒太重，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刘军兰的亲人不需要赞美与敬意，只愿意这个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的肉体保持她的纯净和完整，“体面”地离开人世。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尊重。小刘伸出的七个手指外加另外三个手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它们起于医学，止于伦理。

凌晨5点10分，刘军兰停止心跳。7点53分，屈医生开始填写死亡证明。7点58分，她填了3分钟，刘军兰的一生填完了。

补记：

昨天下班前，护士长召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强调这两天与刘军兰家属打交道时要注意的事项。

第一，家属问起病情，就只说病情，与病情无关的任何话都不能提。关于“脑死亡”的概念，家属不问，我们也不要说。

第二，不要特意表现出对家属的关心和热情。其他家属可以，但这两天对刘军兰家不可以。

说到第二点，护士长看了我一眼，补充上一句：特别是周老师，我理解你想多陪家属说会儿话，但刘军兰家比较特殊，一旦我们说错话，就会给我们造成大麻烦，我们得保护好自己。

护士长的话引起大家的不满，这无中生有的事，怎么弄得像个真的。

护士长说，我们多理解一下家属吧，他们这样想，也情有可原。尽量做到让他们满意。

下班时，我第一次没有从科室正门出去，刘军兰母亲和大哥就坐在门口。他们严峻的眼神扫过每个从科室走出来的人：哪一个要将刘军兰的眼角膜、肝摘取下来。

我走另一个侧门，回家后，我打了两个电话。

第一个打给爱人胡。我去红十字会填写器官捐献志愿书，好不好？

你疯了，神经病。胡骂了一句，电话挂了。

过一会儿，他把电话打了过来：找没有找扣子的班主任，谈她近期表现？我说还没。上个月的物业管理费交了没？我说还没。胡吼一句：这些事都没做，发神经病。

我不反驳。被骂习惯了。他最憎恨我的任性。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妇女不好好做家务带孩子，谈什么器官捐献，就是任性。

电话挂了不到半分钟，他电话又追过来：不准给扣子说你那神经事。晦气。

第二个打给死党。我要是哪一天死了，就把眼角膜啦肝啦肾啦捐献出来，或者把整个遗体捐献给医学院。

呸，住嘴。死党怒喝。

我是说等我有一天死了。

住嘴。

死了就死了，一无所用，捐出来还有点用。

你不用让我心里有阴影，好不好？活得好好的，谈什么死不死。死党挂断了电话。我们平日谈论话题没边界没底线。床上动作、夫妻关系都谈。现在，我们不能谈死。

第三个电话，原本想壮着胆给父亲打，不敢打了。

①脑死亡：对于临床上虽有心跳但无自主呼吸，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最终必致死亡的病人，称为脑死亡。

②器官捐献，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器官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直系亲属直接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

2013年12月23日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他收回前倾的身子，靠在沙发上。阳光透过豹纹的窗帘打在他的身上，他的脸显得明一块暗一块，很斑驳，只有一道光笔直笔直地射向我。那是他的眼光。

“你说怎么办？”他把它当成一个皮球，反转身，踢还给了我。

刚才，我提出了两个建议，但一个矛一个盾，一个南辕一个北辙。他有这个权利让我自己为难自己。

那你说怎么办？我的眼神也笔直笔直地望着他，不躲闪。我把皮球再次反踢回去。

踢完后，我拿起湿纸巾，擦了擦手上的西瓜汁，腻腻的，黏黏的，像我们现在这个话题。我慢条斯理地擦，尽量擦得从容一点，我要掩饰我心底里的恼恨。我恼恨我自己：我凭什么就以为这是个问题？

能解决的才叫问题。而他，显然是拿我的问题作无解了。

等二床患者一脱离危险，转到呼吸科，我就邀了眼前这个40多岁的男人在茶楼里坐一坐。

最开始我忽略了他。因为在每天4点的探视中，我们是与二床的母亲通报病情。那是一个很强悍的老妇人。做了30年的社区妇联主任，现在70多岁了，还撑得住场子，临危不乱。二床突然呼吸衰竭，一群人乱了阵脚，她擦一把眼睛，堵住涌上来的泪水，命令二床的哥哥和妹妹：你们一人拿两万块钱出来，没有就想办法去借。她活过来了我想办法还你们；活不过来，钱就没了。

她与女儿的病对着干了十几年的仗，如何进攻，如何防守，她心里明镜似的。有一天，她让我们拿出用过的免疫球蛋白瓶子给她检查。一瓶、两瓶、三瓶、四瓶、五瓶。数到标注有她女儿名字的五瓶后，她才收回怀疑的目光。免疫球蛋白是一种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药物，一瓶就要538块钱，一天下来，二床在这个药物上得花掉2000多块。外加ICU的其他开支，一天得7000多。谁也没有金山银山堆着花不完，所以，尽管她查看我们的药瓶，核对药费单，质问我们免疫球蛋白是不是都用在二床身上了，那语气那眼神充满十万分的怀疑，我们还是积极接受她的审查。

一个白发人照顾一个黑发人，确实不简单。探视完返回科室，我对护士长说。

护士长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她加快步子向科室走去，五床病人骶尾骨出现了褥疮①，得赶紧处理。我有点生气她这种漠视，就加了一句，二床的妈妈还有高血压呀，70多岁了。护士长反问我一句，疾病长了眼睛？我无话可说了。疾病又没长眼睛，父母儿女都是它盯梢的对象。它根本就不用眼睛来判断，逮住谁算谁。

要说不简单，那个男的倒是不错。护士长说。哪个男的？那个天天和她妈妈一起来探视的。

那个男人我有印象。在每天探视的一帮人中，他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玻璃窗内躺着的二床。等一群人散了，最后留下的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他。有两次，护士长说账上费用不多了，得交一点钱。他说知道了，等会儿就去交。

他是二床的老公、二床的男友、二床的哥哥？我将这三种身份排了排，都有33%的可能性。

他是二床的前老公。护士长说。我怔住了。“前老公”？

他们1985年结婚，2000年离婚。2001年二床患病，再无第二次婚姻。他这些年也无第二次婚姻，一直在外打工。他原本是个中学老师，1998年，辞职下海学模具工。现在是个比较出色的模具师。在湖北、四川等地打工，每年积攒下来的钱中有笔很大的开支，就是供二床住两到三次呼吸科。像今年这次，病情发展到呼吸衰弱心跳衰弱，只得住进ICU，他的钱恐怕就只能支付住一次的费用。

二床最初患病时，到武汉协和医院、同济医院拍片，做CT，都没有一个确诊结果，没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但就是无力衰弱。服用几种药后，再三排查，确定了重症肌无力。

因为眼皮下垂、视力模糊，二床不能清晰地看清面前的事物；因为讲话大舌头、构音困难，二床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因为咀嚼无力、吞咽困难，二床不能正常饮食。因为无力，二床的所有生活都封锁了，处于一种空白状态。当然，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药费是不能少的。

愈往后走，二床的肌体功能就会愈来愈衰弱，住进ICU也许会变成常态，那怎么办？现在，我的问题还不是这个，我问的是，你和她怎么办？

你还是用每年的工资供她住院，那么，还不如复婚。我说。

他弹了弹烟灰，说，不，我不能忘记过去。说到这里，他不作声了，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过去，有许多顶在民间称为“绿帽子”的东西戴在他头上。

二床患病之前，是当红美女。这个当红，一是指她的容颜。她被肌无力折磨了这么多年，美的印记还保持着——瓜子脸、高鼻梁、双眼皮。当红的第二个，是指她的职业，她是当时整个城区最大旅社的一名会计。这两者让二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据二床母亲回忆，想当年，人家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送鱼送肉。送鱼肉的人，有账务上有求于她的，也有喜欢美女会计的许多领导同志。

二床唯一的遗憾就是关于他。他是个老实人，也生着一张书生面相。当初也是自由恋爱。结婚后一个在乡下教书，一个在城里当红。时间带走流水，也改变了他们的格局。二床愈来愈花红柳绿，春色无边；书生愈来愈病树沉舟，暮霭连天。他一个月拿回的工资还比不上她随便报销的几张单据。

为了及时争得经济上的主导权，稳住这场摇摇欲坠的婚姻，1998年，书生丢掉教书匠这个生了锈的铁饭碗，下海淘金。两人分开后，很快就有人代替了他在床上的位置。他在乡下教书，早出晚归的间隙，中途也有插队的男人。

你堵住了现场？在一片烟雾中，我问他。

你要我说第几次的？他淡淡地问我。这时，他的脸转向了窗子，他在问窗子。窗子上灰蒙蒙的，被什么蒙上了，看不大分明，大概是我残忍掀起的往事吧。掀起来干吗呢？灰扑扑，尘满面。

服务员在过道里给客人们添茶水，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齐刘海，勾了眼线的眼睛很大很深，脸上是流行的裸妆。这女孩子也该是当红的美女，她未来的婚姻呢？与谁婚配？和她一样打工的男孩，还是一个有些钱有些权的男人？如果原本和一起打工结识的穷小子结婚，后来遇上了一个所谓的有钱人有权人，那怎么办？望着那张精致的脸，我想得有些遥远了。这是二床和他的婚姻给我带来的阴影，我不该安放在这个女孩子的生活中。我冲她笑了笑，说，给这位先生添点水。

他把视线从窗户那里收回来，坐直身子，说了声谢谢。我舒了口气，刚才他面对窗子的沉默，让我心里堵得慌。我搅起的这团灰与这个午后多么不协调。窗外，是城市中心广场，亮丽的少妇们带着孩子嬉笑着，几个老年人在放风筝。

那，那你再成个家吧，你看，这些年，漂着，总不是个办法。

呵，你怎么和我老娘一个说法？他笑了笑。他说，我这次回来给她治病，根本不能让老娘知道。要是晓得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娘肯定会骂死我。

我理解他的老娘。她的儿子被儿媳抛弃了，而且是以“绿帽子”的方式，这是奇耻大辱，她在全村老少面前都抬不起头。

前几年回家的次数还多一点，这几年回来得少了，不敢回，回了没办法给老娘一个交代。她希望我带一个人回去。

这些年都没遇到一个合适的？

唉。他唉了一声，没往下说，眼里浮起一缕缥缈的光。

一个都没遇到？

遇到过。

那为什么不……

我这个样子，能给人家什么？不能害了别人。他很快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和她复婚，就另成个家。

不。

那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我们来回踢皮球了。

复婚？再找一个人成家？这是我一北一南的两个建议。我把生活拧得太清白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一个男人总得属于一种状态，我不习惯这样悬着。或者说这是出自一种比较狭隘的小我主义，我心疼这样的男人，他不应该这样悬着。

在ICU门口，有几次，我看到他站在窗户边吸烟，一根一根猛吸。他的脸被一张看不见的手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像两声沉重的叹息。我们在茶楼刚坐下，他问了句，我可以吸烟吗？烟是他保持平衡的一个杠杆。他的中指和食指顶端被烟熏成微黄色。

从3点钟到现在4点半，他抽完了10根烟。

也许，等她走了，再找个人吧。他轻轻地说道，她活不了几年的，一次一次病，身子一次一次垮下去，说不定哪天一口气上不来，旁边没有人及时发现，她就走了。前年住了两次院，去年住了三次院，今年到了ICU，明年呢？他望着窗子摇了摇头，摇得很无力。

这是他连续说得最长的一段话。他预测到死亡就在路上了，他赶不走它，只好等它。它随时来，他随时等。他不能忘记那些年他戴过的绿帽子，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在死亡线上挣扎，去做一个陌路人。

死亡，命定的死亡，成为“你说怎么办”这个命题的唯一答案。

下午5点钟，我们结束了这场腻腻的黏黏的话题。

走了啊，周老师，谢谢你的茶。他向我摇摇手，骑上自行车奔医院而去。马上快到医生下班时间了，他得赶过去，询问今天的医治情况。

他转过弯，看不见人影了，我赶紧给我的几个死党打电话，询问海宁皮革城的大促销活动。刚才，他说到了海宁皮革城。是二床先说到的。昨天，二床大着舌头，含糊不清地说，快、快过年了，能不能、买、买，一件皮、皮、草。白，色的，短的，貂貂、貂皮、皮的。

①褥疮：也称为压力性溃疡，是由于患者局部组织长期受压，影响血液循环，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发生持续缺血、缺氧、营养不良而致组织溃烂坏死。

2014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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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每个人，都有百合一样的夜晚

周 芳

在医院工作这几年，有许多朋友为看病的事情打电话咨询我，脚趾疼怎么办，一晚上起来小便五六次怎么办。我根本回答不出来。尽管我所在的学校隶属医院。

我有晕血症，一看到血，就心悸心慌，浑身冒冷汗。我也恐惧看到病人和家属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我尽量逃避着与疾病相关的事件。每天上下班路上，我低着头匆匆忙忙经过外科楼、手术楼。

直到我遇见《无常经》。经说：于诸世间，有三种法，“不可念”，“不光泽”，“不可爱”，“不称意”。这三种法，是老，病，死。

三种法，谁逃得过？

谁，能得到上帝的喜悦，做他的爱子，不老，不病，不死？

我习惯了活着：“活着”恋爱，评职称；“活着”锱铢必较，得蝇头微利；“活着”上街买小白菜，看美国大片。活着，衣香鬓影，活着，觥筹交错。

死，是别人的事！

我羞愧。为我曾经有过的隔膜和逃避。

2013年11月20日，我申请到孝感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做义工。我渴望着成为生死边缘里，和病人，和家属，和医护人员站在一起的那个人。

我不知道我即将面临着什么。尽管它毫无疑问是个新生活。

那些我从未见过的血，从未见过的死亡，还有死里逃生，九死一生，劈头盖脸地来。

三床，刘小萌。优秀的高三女生。重症心肌炎加恶性心律失常。清醒的时候，一遍遍对我说，阿姨，我睡一会，你就叫醒我，我怕我睡了叫不醒。傻孩子，安心睡，阿姨叫你。清晨六点十分，她再没有被我叫醒。

四床，唐汉雄。家暴的承受者。被妻子陈秀芳用麻绳绑在床上，先用开水泼，再用搓板捶，然后，再开水泼。陈秀芳说，我没打，我没打他。我要他爱我，我要他只爱我一个人。他的床上怎么有另外的女人。说这些话的时候，陈秀芳浑身发抖，死命地扯自己的手，左手扯右手，右手扯左手，扯，扯，不停。

八床。

十床。

……

还需要我陈述下去吗？

进入重症监护室后两个星期，我疲惫不堪，生理的，心理的。我真实地感觉到“攀爬”这一行动的艰难。冷汗淋漓向前，精疲力竭向前，我推着自己向前，一天天坚持，在恐惧里坚持。

我上了发条，配置十万的电功率，我飞跑着去重症室，去手术室，去急救科。我跑得多快，恐惧就跑得多快。恐惧，烙在我的额头。

这一段日子，我不想用“体验生活”来定义。我就在生活中。我是刘小萌，我是唐汉雄，这些爱的恐惧，疾患的恐惧，死亡的恐惧。我都有，他们无非是将它们提前支取出来，给我看。

所谓恐惧，是如履薄冰，也是如临深渊。“砰砰砰”，你可以听到你的心脏一步一步砸向深渊。事实正是，八个月的义工生活后，我掉下来，成为心内科病人。失聪，眩晕。睁眼，天花板摇晃，站起来走动，路在摇晃，像是借了别人的腿安在我身上，它们发生机体排斥。

我在摇摇晃晃的人间。重症室，手术室，脑梗死，120，急救。它们在脑子里左冲右突，我无法剔出。

如果不是通过一种形式，我相信摇晃仍会继续。不关乎药物的疗性，不关乎治疗种种。病的，不是我的肉体，是灵魂。

我写，一只笔一张纸让自己稳定下来，我写下《重症监护室》。感谢那些死亡，那些恐惧，感谢那些从死亡路上回来的人。他们填充我，我像个孕妇，产下恐惧之外的东西：信念，坚守，救赎，爱。

我写乌云，也写乌云之周镀上的那层金边。

是，我写恐惧，写死亡。我也写一堆废墟里开出的新生。我相信所有的文字都要让人看到那层金边。这才是文字的意义。

我不再是我，我变成无数个新生的人。

如果没有历经乌云，我不会知道金边的可贵。如果没有历经死亡，我不会知道活着是如此珍贵，每一个安宁的夜晚是如此宝贵。

愿每个人，都有百合一样的夜晚。

感谢《北京文学》让这层金边得以缩放，让这新生得以呈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