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大鹏话的当地人没有自称、附近说其它方言的村民也没有指称这种话为“军话”，但一些学者根据自己对“军话”的理解给它戴上“军话”的帽子，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军话”与明代的卫所制有关，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明代千户所所在之处的人都必讲“军话”。

　　深圳简称鹏城，源于大鹏。大鹏原住民说大鹏话，这种话与深圳本地的粤语或客家话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深圳的面貌日新月异，包括大鹏话、南头话、坪山粘米话在内的原住民方言在外来语的冲击下日趋濒危，被同化、淹没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抢救式地记录、分析它们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很有必要，因为它们都是非常珍贵的语言资源。

　　作为语言研究工作者，我们不认为“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认同为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强行给某种方言“带帽”的做法。例如，“大鹏话是不是‘军话’”就是我们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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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证与口证

　　大鹏话是“军话”的说法，最早的出处，可能是《大鹏城与鸦片战争》及《大鹏传统民俗闲谈》两篇文章。其理由是，明代时大鹏所城有来自天南地北的军人在此长时间驻扎，为便于相互沟通，“军话”应运而生。这之后的一些相似说法，都明显地可以看出是“抄袭”自这两篇文章的。

　　学术研究一般都比较注重“书证”。我们翻阅了大量相关的古文献及语言学论著，都很难找到大鹏话是“军话”或“军语”的依据。而上述文章，也没有相关的注释或参考资料的说明。

　　书证既无，口证可有？从开始调查大鹏话至今的近二十年里，我们一有机会就会问大鹏当地人和大鹏周边的深圳原住民：大鹏话是否又叫“军语”或“军话”？得到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军话”“军语”的说法既非自称，也非他称。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流行“军话”的广东平海、青塘、坎石潭以及海南的崖城、八所等地，都可以找到带有“军话”“军声”字眼的文献。最为重要的是，流行军话的地方，当地居民都自称讲的是“军话”“军声”“军家话”或“军”，而其周边不讲这种方言的人，也指称其为“军话”。

　　既无书证，亦无口证，那么，推断大鹏话是“军话”的依据就只有明代大鹏曾是所城的历史了。但是，光是以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计算，全国就有内、外卫547个，所2563个。那么，这些地方的方言，都可以看作是“军话”吗？显然不是。卫所制的瓦解、人口的迁移、婚配状况以及方言本身的变化，都可能使原所城的流行口语变得面目全非。

　　我们强调，军话的“军”有其特殊的含义，它与明代特殊的户籍制度的产物――“军户”有关（世袭、不用“交公粮”，与民户、匠户有别），与其它朝代的“军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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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实与逻辑推理

　　大鹏话的当地人没有自称、附近说其它方言的村民也没有指称这种话为“军话”，但一些学者根据自己对“军话”的理解给它戴上“军话”的帽子，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军话”与明代的卫所制有关，但是，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明代千户所所在之处的人都必讲“军话”，那些只是跟清代的军营有关的方言则更是如此。

　　一般情况下，凡是叫“军话”的一般都跟明代的“军户”有关。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凡是与明代卫所制有关的方言”都应该归入“军话”。例如，深圳的南头，明代是与大鹏齐名的“东莞守御千户所”，但今天那里的原住民说的是粤语。即使这种粤语也是当年的军人传下来的，但只要现在他们的后代没有自称所讲的是“军话”，附近的人也没有这一指称，作为科学工作者就不能给他们的方言戴上“军话”的帽子。否则，全国各地的“军话”就太多了。

　　总之，看一种方言是不是“军话”，自称和附近人们的指称很重要，不符合这两条而强行给大鹏话戴上“军话”的名称是不妥当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其形成和发展可能与明清时代的驻军有关。此外，在语音、词汇等方面，大鹏话与其他地方的“军话”也有相当明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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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话的形成

　　所城内的居民，祖上大都与清代的“兵”有关，而与明代的“军”关联不大。

　　从明代兵制来看，大鹏守御千户所的军士来源主要是大鹏临近州县的土著或闽赣南部的土著，所使用的方言大抵不出粤语或客家话的范围。至于外地调来的军官，其对卫所主流方言所起的影响也不大，反而更易被同化。他们任期较短，一般数年即改调他处。卫所制的逐步瓦解，使得“军话”形成的土壤不复存在。我们至今未能在原住民家中找到明代“军户”后代的族谱等材料，就是明证。清初“革除军伍”，也即裁撤明代的卫所，取消世代相袭的军户制度，将卫所归并州县管理。为了补充兵源，绿营兵制逐渐兴起，成型后便规定募补兵士必须选取本地土著。迁海令取消后，来到大鹏并被招募入营的一般是邻近州县讲粤语的百姓，乾隆年间才有大量粤东的客家农民迁入，大鹏话也以此为契机而成型。因此，有清一代，大鹏所的士兵都是就近招募而来（入清后第一批士兵除外），与明代军户的关系不大。

　　关于大鹏话的系属划归，需对其语言本体展开讨论。我们的结论是：大鹏话成型于乾隆中叶至咸丰年间（1770－1860），其形成与清初兵制及粤东客家移民潮的历史有关；历时上看，大鹏话以粤语为其基础方言；共时上看，大鹏话则呈现出粤、客混合的语言面貌。

　　作为方言岛和濒危方言，无论大鹏话的归属和来源是怎么样的，它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挖掘的非常珍贵的语言资源。但是，它不会因为有了“军话”之名就显得更有价值，也不会因为不被认定为“军话”而失去光辉。摆事实，讲道理，是我们遵循的深圳学派的学术规范。希望以上讨论能够回应各界对其名称、系属及形成过程的相关争议，为大鹏话的记录和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本文是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项目《深圳学派建设丛书》《深圳改革创新丛书》的成果。）

　　（丘学强，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特聘研究员、教授；温育霖，深圳上步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