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建设范围涉及九江市濂溪区、庐山市和湖口县，项目永久占地总规模为347.2253公顷。枢纽区主体建筑物由64孔泄水闸、3线一级船闸、鱼道和连接挡水建筑物组成，闸顶高程23.4米，坝轴线总长2993.6米，占地面积260.0837公顷。

工程主要目标为恢复和科学调整江湖关系、提高鄱阳湖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主要任务为生态环境保护、灌溉、城乡供水、航运、血防等，同时具有枯期为下游补水的潜力。该工程已列入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年）》，并纳入国家2020年～2022年拟开工建设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

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位置示意图 舒子 制图

时间轴

1995年

江西省水利规划设计院提出在鄱阳湖兴建一座供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供水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

2002年

江西省40位人大代表联名提议加快鄱阳湖控制工程项目立项，但水利部以“工程规模巨大、运行调度复杂，存在负面影响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为由予以搁置。

2009年

江西省向国务院提交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中，正式提到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并将“建坝”调整为“建闸”。当年年底，规划得到国务院批复，但是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被要求单独论证。

同年9月，15名院士和学者联名上书国务院，提出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还有“六大问题”尚未解决，包括水量调度、候鸟栖息地与食物链、水生生物迁徙、水环境质量等问题。

2010年

江西省推出了新版的水利枢纽工程计划，提出了修改方案：取消发电功能；上交闸调度权，便于水利部和长江委进行全流域调控。妥协之后，江西省将该工程推进至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前期审批程序。

2013年8月

原国家林业局组建了专家咨询课题组，启动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对湿地及越冬水鸟影响的深化论证研究，这是江西省将项目建议书提交国家发展改革委后，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征求相关部委意见的背景下，原国家林业局向有关专家进行的一次咨询，最终形成了《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与越冬水鸟影响及对策研究报告》。

2016年2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请江西省将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转入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同年11月23日，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启动环评公众参与第一次信息公示，将争议推向高潮。水利学者、国际环保组织、民间环保人士、九三学社等公开发文质疑。

2021年1月6日

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官网对江西省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进行批前公示。

“挺建派”

鄱阳湖水利枢纽是生态工程

1月16日，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组织召开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讨论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水文学及水资源学家王浩明确表示支持建闸。

他认为，鄱阳湖区别于其他湖泊的地方正是“高水是湖，低水似河”。但近年来受三峡水库和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的影响，鄱阳湖的水文节律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影响到了湖泊湿地生态系统、滨湖区农业灌溉、城乡供水以及江湖通航。

“上游枢纽性水库建成并蓄水以后，鄱阳湖进入枯水期的时间平均提前了33天。”王浩判断，这将成为常态化、不可逆转的趋势。枯水期的延长导致了湖泊水域面积急剧萎缩，危及江豚等水生物种的生存。“退水过快，一方面把江豚都搁浅了，另一方面迫使江豚退到了湖区的航道内生活，容易被船只螺旋桨打伤打死，这是造成江豚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江豚在长江和鄱阳湖之间一直有迁移的习惯，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迁移时间。王浩也提议，鄱阳湖建闸以后，要注意枯水期的闸门调度，给江豚的迁移提供条件。

鄱阳湖水下降以后，大约有200万亩农田的灌溉得不到保障，对于江西省承担的国家粮食增产任务极为不利。王浩表态说：“兴建鄱阳湖水利枢纽，并且合理地加以调控，我个人认为还是一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属于小建设、大保护。”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洪铸告诉记者，历史上长江泛滥平原的水位波动没有现在这么大（夏季7月与冬季1月的多年平均水位相差12米左右），原因在于有森林植被的涵养作用，且湖泊总面积较大。

“水位波动幅度过大并不好。研究显示，水位波动幅度5米左右时植物多样性达到最高。”王洪铸指出，冬季若水位太低，鱼类和江豚等水生生物没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同时还会导致难以移动的贝类大量死亡。历史上，有的通江湖泊口门有淤积形成的低堤，只能季节性通江，生物也很丰富。因此他同意现在的建闸方案。

“中立派”

是否建闸仍需充分论证

在“鄱阳湖水利枢纽（建闸）工程”讨论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卢耀如表示，鄱阳湖的“干旱见底”，不能全让三峡“背锅”。鄱阳湖天然存在调节洪峰作用，要考虑修闸对泄洪的影响以及其他综合性因素，江河湖海都不能忽视。

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心总工娄保锋认为，支持建闸与否不是关键，充分论证才是重点，不论采取哪种措施，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作为影响比较大的工程，有时候利弊很难说清楚，它存在各种问题，各种矛盾交织，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建闸能增大鄱阳湖区水资源量，增加农灌面积，的确对鄱阳湖地区的发展很有好处。但是也要注意到，鄱阳湖建闸之后，很大一部分水量会截留在鄱阳湖，势必影响长江下游，要充分征求长江下游地区如江苏、上海等省市意见。

娄保锋还指出，鄱阳湖原有水文特征是“洪水一片，枯水一线”，建闸之后，枯水期的河道特征就会改变为湖泊特征，是否会增大水华发生的风险；建闸后湿地环境的改变，对越冬珍稀候鸟（如白鹤、白枕鹤等）的生存会产生什么影响，都仍需要进行论证。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力学研究所总工刘树坤认为，长江中下游的变化还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一旦江湖关系改变，肯定会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的变化比水文的变化要滞后几十年。

无论是“挺建派”还是“反建派”，现在都还没有到最后投票表决的时候，而是应该集中精力把现有问题研究清楚。

“就鄱阳湖这样一个开放性湖泊而言，一旦变成了一个半封闭的特征，生态系统都是要跟着变化的。”刘树坤举例说，当前水文条件下，鄱阳湖在冬季（枯水期）变成河道，大量滩涂裸露，成为适宜水鸟生存的生态环境。同时也留下很多泡子（碟型湖），大量的浮游动物、浮游植物、小型鱼类在泡子里边生长。在水位高的时候，这些生物又都进入河湖，为鱼类提供了饵料。建闸以后，滩涂面积减小会给生态系统带来哪些变化，现在还不清楚。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盐水入侵。刘树坤指出，现在长江在南通这一段的底栖生物已经变成咸水类的生态系统。鄱阳湖建闸后，洞庭湖肯定也要跟着建闸，下游水位进一步降低后，沿江码头和泵站也会受盐水影响，或许面临重建，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我的观点是不急于拍板。”刘树坤说。

河海大学水资源学院院长、教授束龙仓认为，鄱阳湖建闸将改变闸上湖区（库区）的水动力条件，通过沉积细颗粒物质，抑制湖区及其库边地下水与湖泊的水量交换。

和鄱阳湖一样，洞庭湖也面临枯水期提前、枯水期水位降低的问题，当地也在考虑修建水闸以缓解洞庭湖枯水的问题。束龙仓担心，如果鄱阳湖和洞庭湖都建闸了，入江的流量变化过程将被改变。

另外当闸建成后，随着下泄量过程的变化，鄱阳湖入长江的流量就会减小，有可能在秋季引发下游长江口咸潮倒灌。束龙仓提出，建闸与否应考虑更多学科，如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地理学、水文学、水资源学、生态学等专家的建议，充分论证。

“反建派”

鄱阳湖是天然湖泊，不需要做任何修复

“鄱阳湖本身是天然湖泊，半年干旱半年水，不需要人类做任何的修复。”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克林认为，鄱阳湖缺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上游的几条支流先后都建了坝，如何调剂鄱阳湖的水位尚需研究。

此外，如果鄱阳湖建闸，可能对整个东北亚地区乃至全球带来生态问题，会在国际上造成不良的影响。几年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湿地国际通过有关渠道，就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表达了意见，希望能慎重考虑建闸一事。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副研究员卢善龙从卫星遥感的角度，列举了几个关于鄱阳湖水资源变化的数据。首先是2000年~2015年，虽然鄱阳湖最低水位有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但不是根本性的改变，仍属于水文变化节律。截至2011年，鄱阳湖流域共建有1亿方库容的大型水库27座，中型水库211座，总库容为278.9亿方，防洪、发电、灌溉等不同用途的水利工程，改变了鄱阳湖流域的水文过程。流域内的降水变化、人类活动以及三峡大坝，对鄱阳湖水位下降的影响权重分别为39.1%、4.6%和56.3%，在考虑如何应对建闸影响的时候，应该对这些因素进行充分考量。“最佳的解决思路是优化现有水利工程之间的联合调度，而不是增加新的工程。”卢善龙建议。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雷光春曾于2013年受原国家林业局的委托，主持撰写《鄱阳湖水利枢纽对湿地与越冬水鸟影响及对策研究报告》。他告诉记者，鄱阳湖是亚洲最大的候鸟越冬地，据多年水鸟调查数据分析，平均每年约有34万只水鸟抵达，且近八成水鸟栖息在枯水季节形成的碟形湖内。其中有国家I级保护鸟类5种，II级保护鸟类10种，有14种水鸟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物种，世界上近98%的白鹤、50%的白枕鹤、60%的鸿雁均在此越冬。

鄱阳湖枯水季提前、枯水期延长、超低水位频繁出现等水文情势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叠加的结果，但尚未对湿地植被与越冬水鸟产生显著影响。“从湿地生态与候鸟保护的角度看，没有建设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的需求。”雷光春强调，上述报告中所有的证据和结论到现在仍然是有效的。

鄱阳湖为鱼类和江豚等水生生物江湖洄游提供了天然通道，其中大约450头江豚生活在鄱阳湖中,数量占长江江豚总数的一半左右。记者在查阅发表于2019年12月水生生物学报的《长江中下游干流江豚岸线栖息地质量评估》一文时发现，该研究认为，“酷捕滥捞、非法渔业活动、航运、水利工程建设和水体污染”是导致江豚种群数量快速下降的主要因素。自然岸线是江豚偏好的栖息地类型，而鄱阳湖湖口至江苏南京之间是目前长江中下游干流中自然岸线保持最好的区域，是干流江豚相对较好的栖息地。

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委员、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副教授周海翔是坚决的“反建派”。他在走访中了解到，冬季是鄱阳湖农业用水最少的季节，湖水的落差也不及洞庭湖大，监测的水鸟数量在逐年上升。“如果并没有严重的生态问题，那需要建闸就是个伪命题。”周海翔表示。

记者手记

敬畏自然 知难知重

自 堃

截至记者发稿时，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用地预审与选址”批前公示虽已结束，但其引发的新一轮生态大辩论还在持续。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是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为鄱阳湖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指明了道路。

从当前情况来看，随着内外环境变化，长江大保护正处在从“攻坚战”到“持久战”阶段性转变的前夕，这意味着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需要在观念、制度、技术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创新。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鄱阳湖面临的不仅仅是诸如“干旱见底”“江豚迁徙”“白鹤越冬”等表象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而是同时存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容量压力加大、科技支撑和服务能力薄弱等一系列综合性管理难题。

一方面，地方政府急切盼望为冬季枯水期的鄱阳湖“解渴”；另一方面，地方加快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仍然突出，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转化途径，也急需科学引领与创新推动“破局”。这就要求包括行政管理部门、理论界、社会公益组织在内的全方位开放合作，对全流域生态治理、全过程污染防治、推进全产业绿色转型等重点难点问题进行总体谋划，久久为功。同时，基于流域的协调发展不能只作为个案来处理，必须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思路上来，防止机械片面、断章取义，防止就湖说湖、就闸说闸，防止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关于鄱阳湖建闸的争议，尚未尘埃落定，无论鄱阳湖建闸一事的最终走向如何，相信由此引发的关于长江生态的思考，不会就此沉寂。

生态文明的进步是大势所趋。面对现实中的困局，我们更需保持一颗敬畏心，知难知重。只有在既尊重自然规律，也尊重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运用系统思维优化流域保护发展的解决措施，把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生态文明新机制建立起来，鄱阳湖才有可能迎来更加美丽的明天。对此，我们充满期待，拭目以待。

来源：i自然全媒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