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能不能抚平伤害？37岁的赵满良不知道答案。他只能确定，法院判下的赔偿金额令他不服气。于是，赵满良骑着电动车四处奔走，寻找因为7月3日凌晨的强拆血案而到达漯河的每一个记者，在镜头和录音笔前讲述在自己家里被人喷辣椒水的经历。

　　“北方水城”漯河位于河南省中南部，这里的夏天清爽宜人，淮河两大支流沙河、澧河在市区交汇，沿岸建起森林公园，点缀着摩天轮。在市中心的郾城区，高层住宅比目皆是，柏油路干净宽敞，路旁各色围挡上印着新楼盘的广告，新房每平方米售价7000元-1万元。

　　围挡里面，是原住民断壁残垣的家，和徐徐长高的钢筋龙骨。

　　7月3日凌晨2点30分，漯河市郾城区沙北街道小李庄村老人王恩中的三层楼房被几十名黑衣人攻破，王恩中夫妇被只身从家中拖出运往10公里外；王恩中32岁的儿子、在漯河市房管系统的漯河市房投公共住房管理有限公司工作的复转军人王峥闻讯驱车赶来，将在现场指挥强拆的小李庄村拆迁包片负责人、郾城区卫计委官员胡华东撞死。

　　王恩中家往北1公里左右，赵满良在郾城区孟庙镇五里庙村的房子更早遭到强拆。三年前的“五一”劳动节前夕，挖掘机把赵满良家的大门钩掉，穿黑衣和迷彩服的大汉把他的父母、妻子和嫂子强行抬走。政府的人把赵满良围在他家屋里谈补偿。

　　“没谈几句，一个区司法所的干部突然拿出一个罐子，向我的双眼喷射。”赵满良被辣得眼前一片漆黑，然后失去了重心，最后被抬出了屋。

　　赵满良是个矮胖的美发师，他穿着白色的棉T恤，圆脑袋上梳起编发，满脸疲惫但仍然整洁。他的妻子瘦小安静，总是忍不住流泪，她在强拆发生一个月后流产。他们曾经三代同堂，但宽敞的家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产全军覆没。那之后没多久，整个村庄都被拆除干净，用围栏圈了起来。这个占地1240亩的五里庙旧城区，作为棚户区改造项目，将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城市综合体”。

　　漯河的拆迁浪潮源于六年半前的2013年2月。彼时漯河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漯河市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其中郾城区的旧城区包括五里庙区域、小李庄区域、北环路居委会和黄河广场，政府将这些土地划为国有，将三分宅基地上盖起的小楼征收，每户普遍补偿200平方米安置房和30万-40万元。不过，三年完成改造的目标并未如期完成。2016年起，不满补偿方案的村民的房屋被密集强拆，由受雇佣的白头盔黑衣人执行。

　　强拆发生后，五里庙、小李庄的近百户村民将郾城区政府告上法庭，法院无一例外地裁定由区政府主导的强拆是违法行为，但判决书认为房屋所在土地既然已经被征收，被拆除的房屋恢复原样没有意义，因此判令区政府对被强拆的村民进行赔偿。村民再发起行政赔偿官司，判决书下来的时候，距离强拆已经过去一年多，法院一般判令政府赔偿150余万元。

　　除了证明政府强拆违法，村民耗时耗力获得的150万元现金赔偿，甚至比不上补偿方案中的200平方米安置房和数十万元现金。财新记者在郾城区收集到近30份确认政府强拆违法的法院判决，但司法救济走到尽头，被强拆的村民们都像赵满良一样不服气。

　　违法强拆在中国并不罕见。不论《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还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都规定了征收的必要程序，并赋予老百姓打官司讨价还价的权利，待到所有程序走完，政府才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征收。但即使每一次都被判定违法，地方政府主导、村委会雇佣保安公司实施的强拆仍不断发生，少有官员因此被问责。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五里庙项目和小李庄项目均是棚户区改造运动的样本。两个项目以棚改的名义，分别从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中原银行等拿到大笔贷款。

　　2015年以来在全国兴起的棚户区改造推行货币化安置，配合房地产去库存的任务，直接推动了三四线城市的楼市繁荣，也拉动了房价上涨。在漯河市郾城区村庄原地盖起的高楼上，商品房均价已达8000元/平方米。在小李庄村王恩中家的地块上，港股上市公司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00832.HK，下称建业地产）一手打造的“楼王”建业新城，目前售价1.3万元/平方米。

　　行业专家指出，过去十多年来，房地产行业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房企们惯于用高杠杆拿地开发、快周转运行进行圈地战、规模战，资金链往往环环相扣。而棚改项目从征地拆迁到开工、交付，需要持续推进，具有天然的“慢”属性，这注定了玩家要么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要么拥有快速推动项目的能量，后者很容易化作强拆时直截了当的暴力。

谈不拢的补偿

　　漯河市郾城区五里庙区域含后郑村、卓村、李村、中村四个自然村，村民早年因沙河洪水迁徙至此，按照每户划得三分宅基地的原则，村集体土地被划成整齐的格子。每格宅基地在165平方米左右，村民在上面盖起二三层小楼，居住面积在400平方米-500平方米左右。

　　在城市化进程中，五里庙的耕地被征收殆尽，四周建起楼房，临街的村民在路旁搭起棚子，架起招牌，在自家小楼里开旅馆、饭店或商店，并为外来打工者提供廉价的住处。

　　据2013年2月25日漯河官方印发的《实施方案》，全市旧城区和城中村改造的工作目标为：2013年1月至2015年底，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两改”任务：改造城中村56个、旧城区15个；共征收房屋面积1749.1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720.2万平方米。《实施方案》还规定了每年的目标任务，2013年11月和2014年11月，房屋征收进度要达到总体的40%和60%，到2015年11月全面完成房屋征收任务，基本完成三年安置房建设任务，群众回迁率达到50%。

　　郾城区的三年目标任务中，包含改造旧城区4个和城中村17个，旧城区包括会展中心以东五里庙区域、小李庄区域、北环路居委会、黄河广场改造项目，征收面积75.06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50.3万平方米。

　　2014年3月下旬，在李村东南角的临界处立起了白底红字的两块招牌，分别是“孟庙镇五里庙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和“孟庙镇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指挥部”。

　　内部联系资料显示，五里庙城中村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包含郾城区21个单位近500名公职人员，指挥长为时任郾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徐光华，常务副指挥长为时任副区长的曹海堂，区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政协副主席、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区委群众信访工作部部长、漯河市公安局沙北分局局长、区城建局局长等9人担任副指挥长，孟庙镇党委书记担任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指挥部下设综合组、宣传组、政策指挥组、信访稳定组、督导考核组、结算交验组、企业评估组，主要由区城建局工作人员组成，此外还包括财政、城管、宣传、审计等部门人员。

　　指挥部总部设在李村，在李村、后郑村、卓村、中村还设有分部，每分部成员80人左右。李村指挥长为时任郾城区检察院检察长，卓村指挥长为时任区法院院长，中村指挥长为时任区政协副主席，后郑村指挥长为时任区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各村指挥部成员五花八门，来自区环保局、水利局、农林局、史志档案局等部门。

　　一份落款时间2014年3月26日的《郾城区孟庙镇五里庙四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房屋征收通告》写道，五里庙四村征收占地面积约1240亩，房屋征收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征收期限是2014年3月27日至2014年7月1日，共计96天。征收实施单位为各村委会。被征收人可自行选择货币补偿或产权置换两种安置方式，货币补偿与置换安置均以建筑面积为准。选择货币补偿的，每平方米按照房地产综合评估价进行补偿；选择产权置换的，每处宅基地安置面积最多不超过200平方米，安置面积之外，容积率1.6以内的面积，每平方米按照房地产综合评估价进行补偿，房屋超过容积率1.6或3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予补偿，如按期搬迁交房的按260元/平方米的标准给予补助。此外还设有搬迁奖励，在第一阶段（前50天）内签订协议并搬迁校验合格的，每户奖励2万元，第二阶段奖励8000元，第三阶段奖励3000元。

　　在号召动员下，李村陆续签协议搬走了三分之一，但更多人没有签协议。多位村民称，房屋征收的最初阶段，官方先和村民谈好补偿，再进行拆迁。随后越来越多的村民觉得吃亏，僵持着不愿在补偿方案上签字，上述顺序就反了过来。

第一次强拆

　　2015年9月18日，李村迎来了第一次有强制意味的拆除。

　　彼时距离“三年目标”的截止时间2015年11月还有一个多月，李村还有大半房屋在坚挺，要想按期“全面完成房屋征收任务”已是希望渺茫。

　　当天早上，一辆黄色的卡特彼勒挖掘机在一众人马簇拥下出现在李村东侧与卓村之间的大道上。村民提供的视频显示，穿着迷彩服的人排成两排，人群中还有穿着黑色衣服的保安人员和警察，以及穿着黑色正装站在一起的中年人。村民指称，那是坐镇指挥的政府人员。

　　挖掘机从南向北驶上大道，沿街小吃店冒出的蒸汽穿过雨棚外凌乱的电线，飘在一片矮楼之上。挖掘机钩臂伸开，推倒了一间空房屋外搭建的小屋，接着架在电线杆上的“刘家美食”招牌被钩破扯了下来，然后是建功饭店、早餐铺、发廊、蛋糕房、世纪鸟电动车店、照片上印着代言明星的电器店、模仿711黄绿红条纹牌子的豫便利美好多超市、卓记特色大盘鸡⋯⋯最后，街口的公共厕所也被一并拆除。

　　拆完这条五里庙热闹的商业街，挖掘机向西转，沿五里庙四村主干道，停在了高同喜家门前。

　　高同喜肚子露着，披着橘黄色的清洁工制服，戴着白色的帽子，站在门口看着挖掘机和围过来的人群。他看起来年过六旬，在那个吵闹的清晨，他和老伴还有两条小狗住在自家二层楼里。他转身到门檐下解开狗绳，把狗牵出房屋。六七个警察进入他的房子查看，过了一会儿，家具被抬了出来。

　　挖掘机还没有抬起钩子，高同喜的妻子就躺到垂在地上的钩子下面，高同喜则钻到了车轮底下。着迷彩服的人把他妻子抬走，又去抓车轮下的高同喜。五六个人七手八脚，把高同喜抬离地面，他用手把着车底，与穿迷彩服的年轻人抗衡，但最后还是被抬了出来。村干部和五六个人堵着他，不让他靠近房子。挖掘机用五分钟把房屋的外墙扒了下来，最后把整栋房子掀翻。

　　这是五里庙李村被强拆的第一处宅基地。村委会公布的一张安置区红线图上，高同喜家位于用黄线框起来的“黄山路空地”中，同在这片区域的宅基地有20余处，这些小楼都在2015年9月18日和10月1日被强制拆除。

　　村民们还有点蒙。在留下的影像中，他们有的婆媳抱着孩子站在屋檐下，公公和丈夫则站在楼顶守着，年长的婆婆高声抗议，试图说服要进屋查看的民警。还有的老太太一边哭骂，一边推着三轮车把屋子里的零碎物品往外运，一名踩着高跟鞋、穿着短裙正装、拿着手机的女子在房屋中穿梭检查是否清空。

　　穿迷彩服的人只出现在强拆的第一天，此后负责控场的是穿黑衣的保安公司人员。他们下手变得粗鲁。拍摄于2015年10月1日的一段视频中，一名女子被人群围着走出房屋时，突然捡起脚下的砖头砸向身旁的黑衣人，砖头没有砸中，女子反而挨了重重一掌，扑倒在废墟上。女子想要反击，但双手立刻被反扣在背后，被押走时，她与黑衣人仍持续对骂。

集中拆除

　　在挖掘机扬起的灰尘和村民的反抗中，三年完成旧城区改造的目标落空了。

　　2016年1月15日，郾城区五里庙安置房建设开工奠基仪式举行。据公开报道，时任漯河市副市长刘国勤出席仪式时指出：“此次五里庙安置房的开工，标志着五里庙区域开发建设进入了关键阶段，对于顺利推进下一轮的拆迁将起到关键的促进作用。”据当时发布的信息，五里庙安置房项目总投资24.41亿元，安置区占地面积12万多平方米。

　　李村的东南侧被框在“安置区”红线内的有百余户，到2016年4月仍剩余40余户挺立着。而在李村全村范围内，615户已经拆迁了450户。2016年4月2日和4月4日，落款为李村村主任赵学义的《致安置区父老乡亲的一封信》《致安置区父老乡亲的第二封信》贴了出来，这两封信试图表达建设安置区的紧迫性，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集中强拆寻找理由。

　　第一封信称，后郑村、中村安置区已开工建设，而李村安置区迟迟不能动工，“少数户执意不搬，破坏全村大多数人的回迁梦想，为了维护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你说我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而第二封信语气更强硬：“五里庙走到今天能停下吗？李村按已拆迁450户算，政府已投资了一个多亿，如果安置区建不下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是对国家的犯罪，是对李村人民的犯罪！”“既然你们不顾大家利益，把我逼上绝路，我只有横下一条心——拆迁到底！”

　　2016年4月12日，署名赵学义的《致安置区父老乡亲的第三封信》宣布，“4月11日已强行拆除了3户，从今天起，每隔一天，就会强行拆3-5户”。这封信中还提到，5月1日前要把安置区拆出来。“5月1日后安置区再不动工，银行所给的贷款就会收回。如果收回，没钱咋给大家建安置区？咋向450多户交差？”

　　从信的内容来看，2016年5月1日是清空安置区最后的期限。那之后，李村迎来了最密集的一波强拆，安置区内剩余40余户被如期拆除。亲历的村民们回忆，房子是在4月27日-29日三天内集中拆除的，安置区内包含四组、五组和六组的房屋，每天清除一个组。

　　起初的强拆也还是试探性的。2016年4月12日，安置区东北角的永丰面粉厂和旁边的超市被拆除。4月13日，面粉厂附近村民李三洲一大早和家人外出办事，回家后发现房屋被挖掘机掀塌，现场有村主任赵学义、村支书以及近30名黑衣人。李三洲说，自己义愤填膺又无处可以申冤，情急之下拿着一把菜刀站在挖掘机上。最后，他和家人被控制，房子变成废墟。

　　据村民们描述，2016年4月27日早上7点，挖掘机、拆迁指挥者和几百个戴着白头盔、穿黑制服的大汉开进安置区所在地。挖掘机向前开进，黑衣人进屋拉人，一个偏瘫的老太太被他们连轮椅一起搬了出来。

　　四组村民赵满良家排在头几个，这一家人抵抗最为激烈，遭到的打击也最为惨重。邻居李海留家的儿媳琪琪对赵满良一家的惨状印象深刻。她回忆，赵满良一家都还在房子里时，赵学义就指挥挖掘机，让先把大门撬开。赵满良的妻子正怀着孕，他的嫂子在二楼拉开窗户向下大喊：“你们都不要动，不然拿刀跟你们抗到底。你们也不谈也不算，这算什么？你们把证件拿出来看看。”但黑衣人无动于衷，大门被撬开后，黑衣人就涌进了屋。

　　琪琪介绍，穿黑衣服、戴白头盔的人来自一家保安公司。“有三四十个人，他们都戴着口罩，但其实很多人都是我们村上的。保安公司一天150元、200元雇的。他们把着不让人靠近，相当于警戒线。”财新记者查询工商资料得知，在漯河市下辖区县有近10家可提供保安物业服务的公司。

　　回忆起那段经历，赵满良的妻子小娜仍止不住流泪。“当时拆房子的时候，我抱着我侄女，还有俺妈站在家门口。我们村主任不管我们家里人的安全，强行要扒我们家的房子。先扒我们的大门，我和我妈就抱着我侄女在大门口站着。把我家门扒开之后，他们抬着我，把我扔出去，我胳膊上腿上全是伤。”

　　琪琪称，小娜被抬出来后就气晕了，她和村民赶忙上去掐人中，打120。“我打完电话不到5分钟120就来了，我们问你们怎么走这么快？是哪个医院？他们说是市里面安排的，郾城区人民医院，专门等这样出现问题立马抬人。”小娜不久后流产。

　　赵满良的嫂子四脚朝天被抬了出来。在多名村民看来，她显然没来得及动刀子，因为她的手上捆着电话线，裤子也几乎被人拽掉了。

　　赵满良是最后一个被抬出来的。因为被喷了辣椒水，抬出后睁不开眼。赵满良回忆，父母、妻子和嫂子都被抬出门后，拆迁指挥者在屋里面和他沟通，但没说两三句，一个来自别的镇的赵姓司法所所长就把类似辣椒油的东西喷向他的双眼。“有四五个人把我抬了出去，然后扔到离我们房子10来米的地方。我们家的所有东西，基本上全部砸到房屋里面了。然后在现场的政府一个林业局领导说了一句，‘拆迁死个四五个人是很正常的’。”

　　琪琪说，在拆四组时，她听到拆迁指挥部的人说，“你们都注意点，下一个就要拿李曙光家开刀⋯⋯从他们那儿先开始，给个下马威，接下来就好拆了。”李曙光是五组村民李海留的小儿子，也是琪琪的小叔子，1999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2010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中国水科院从事科研工作。

　　李海留有两个儿子，因而有两处宅基地。北边一处位于安置区红线内，南边一处在安置区红线外以南50米。两处宅基地分别于2016年4月28日和2019年1月8日清晨被强拆。

　　2016年4月28日，李海留早上6点送孙女去上学，回到家是6点40分左右。拆迁队用长撬杠将他家铁门撬开，近20名黑衣人冲了进去。其中4人捂着李海留的嘴、把他的胳膊反拧到背后，令他无法接触手机通知家人。7点左右，住在另一处房子的琪琪给李海留打电话没有接通，于是打了家对面澡堂的电话，得知保安人员进到家里要拆房子。琪琪骑电动车赶到时，房子已经拆了一半。她被阻拦在人墙外，房子拆完后又过了近一个小时，她才看到李海留从外面回来。老人被押上车拉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地方，等到房子拆完才送回。

以违法换时间

　　作为一名水利学博士，从2016年走上举报之路的李曙光一直觉得，他和拆迁指挥部的沟通总是在两个频道里。

　　“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到漯河市政府或郾城区政府发布的有关本次房屋征收拆迁的公告或者公示，没有见到任何盖有高于村委会级别印章的书面文件。”他在一份举报材料中写道，“此次征收五里庙村共1240亩土地，一没有国务院或省政府发布的征地批文，二没有国有土地使用批准文件、建设项目批准文件、房屋征收公告、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公告等文件，三没有法院强拆令，是彻头彻尾没有任何合规文件、不遵守合法拆迁程序的非法强拆。”

　　在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官网政务公开栏目检索，李曙光发现，截至2018年8月3日，涉及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五里庙村的用地批复共有两份，分别征用孟庙镇五里庙村建设用地12公顷和12.5公顷，合计不到370亩。“但实际征用五里庙村1240亩的建设用地，存在严重的少批多占的行为。”他说。

　　在法律界人士看来，五里庙拆迁普遍出现不正当操作，是基于“以违法换时间”的考虑。“实践过程中，征收房屋程序启动之后，由于各种原因，房屋有可能两三年都拆不了。”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殷清利说。

　　按照相关法规，政府合法征收房屋大致要经过以下几个程序：下达征收决定，对征收决定进行公告，评估房屋价格，作出补偿决定，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整个征收过程进行下来，少则用时一年多，多则几年。”殷清利说。

　　但当地政府不愿意等这么长时间。根据五里庙李村公布的房屋征收通告，征收期限只有百余天。如此快的进程，依靠的是“4+2”工作法。“4+2”工作法是中国村级组织的决策方式，指四道程序，即“支部提议、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决议”；两个公布，即“事前公布方案，事后公布结果”。

　　时任李村村主任赵学义公布的《致安置区父老乡亲的第二封信》中提到，按照“4+2”工作法，村委将投票结果汇总了一下，“同意拆迁改造的比率达到了81%，既然有这么多的老少爷们支持，我就有义务替大家主张权利”。

　　但这套工作程序并不能使所有村民信服。2016年4月底的密集强拆发生后，赵满良、李海留联合其他六家被强拆户主将郾城区政府告上法庭。打官司过程中，有四家人接受了3万元的额外补偿，放弃了维权，赵满良、李海四、李海留、李德强四家坚持了下来。

　　在法庭上，郾城区政府辩称，孟庙镇李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经过了“4+2”工作程序，并经漯河市旧城和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批复同意，因此城中村改造项目合法。郾城区政府提交的证据材料，分别是孟庙镇李村党支部关于进行城中村改造的提议、城中村改造意见征求书、李村居委会党支部关于进行城中村改造的建议记录、孟庙镇李村关于城中村改造党员审议会记录、李村居委会居民代表关于城中村改造决议会记录、李村居委会居民代表大会决议。

　　赵满良对这些材料并不认可。他的律师陈海峰指出，在集体土地上实施房屋拆迁，应当遵循《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的只有几十户，不能证明城中村改造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同意。另外，支部提议、代表决议等没有参会人员签名确认，不具有合法性。“郾城区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本质上是征地拆迁，仅依照所谓的‘4+2’工作法就启动，没有法律依据。”陈海峰说。

　　郾城区政府还辩称，村民们房屋的拆除由李村居委会实施，不是郾城区政府作出的行政行为。但漯河市中级法院确认了郾城区政府与强拆之间的联系，并于2016年9月20日做出赵满良胜诉裁决。

　　判决书认为，2014年3月12日发布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虽由漯河市郾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与李村居委会共同盖章发布，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0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拟定征收补偿方案，报市、县级政府”，该征收补偿方案应视为漯河市郾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拟定发布，其法律后果应由郾城区政府承担。

　　法院认为，郾城区政府在未与赵满良签订补偿协议、未由房屋征收部门报请郾城区政府作出补偿决定、未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况下，赵满良房屋即被拆除，违反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法院的裁定确认郾城区政府对赵满良房屋的强制拆除行为违法，但驳回了赵满良申请房屋予以恢复原状的诉讼请求。

　　与赵满良一同打官司的其余三人同样获得了胜诉判决书。财新记者在漯河当地收到了近30份类似内容的判决书，全部确认政府主导的强拆违法。

强拆的代价

　　政府强拆被判违法，赵满良只高兴了一小会儿。因为他很快发现，打了几年官司，赔偿金额兜了个圈子，好像又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点还不如。

　　2018年4月4日，赵满良向郾城区政府提出赔偿申请，对方于4月8日签收，但此后未作出赔偿决定。赵满良于是向漯河中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郾城区政府赔偿房屋及装修损失、经济损失（含医疗费）、吃住费、车票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并应对全部损失上浮30%予以赔偿，共计514万余元。2019年1月22日，漯河中院一审判决郾城区政府的赔偿金合计人民币155万余元。

　　这与赵满良的预期相差甚远，甚至接近于强拆前的补偿款“底线”。实际上，法院对赔偿金的计算，正是基于此前贴在拆迁指挥部门前的征收补偿安置方案，而上述安置方案对房屋的容积率认定反而更高一些。

　　根据上述安置方案，赵满良的房屋被认可面积为496.5平方米。郾城区政府应提供给赵满良安置房屋面积为200平方米，并付给他地上合法房屋面积补偿款7.9万余元，超容积率面积补偿6万余元。判决书称，“考虑到赵满良请求郾城区政府对涉案房屋给付货币赔偿金的情况以及其他被征收人的比较正义问题”，200平方米房屋根据漯河市郾城区新建商品房均价6171元/平方米，折合为货币补偿123万余元，最终，加上屋内物品、装修损失等，共判赔各项赔偿金合计人民币155万余元。

　　如今在五里庙区域，已经建起了一处名叫“昌建·苏荷花千树”的新楼盘，成交价在8000元-8500元/平方米。赵满良算了一下，与其他早早签署了补偿协议、同意200平方米房屋和二三十万元补偿的邻居相比，他获得的155万元赔偿只少不多。因为算下来，在这个小区，一套200平方米房屋都要160万元。

　　赵满良随后向河南省高级法院提起上诉称，安置补偿方案不应成为涉案赔偿的依据，应当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之规定给予其公平补偿。他还认为，一审法院酌定的赔偿标准较低，不利于最大限度保障无过错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违法成本过低也会助长政府违法征收的不正之风，难以实现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性赔偿的根本目的。

　　漯河市郾城区政府也同时提起上诉，称一审判决按照国有土地上新建商品房市场价格确定被上诉人的损失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对赵满良室内物品及其他损失的计算也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

　　对于赵满良的诉求，河南高院认为，一审法院直接参考征收安置补偿方案的方式和内容确定涉案房屋的面积和赔偿数额不妥，但在本案中，一审法院对容积率从宽掌握、对新建商品房均价未扣除土地价值，又有利于赔偿请求人，最终的赔偿数额并无明显偏离被拆房屋限额内面积的价值；相关房屋占用土地虽在拆迁前被征收为国有土地，但系城中村改造的前期程序，相关土地使用权人也非赵满良个人，在此情况下，赵满良要求依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进行补偿缺乏法律依据。

　　对于郾城区政府的诉求，河南高院认为，鉴于当地已纳入城市规划区，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集体土地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对被拆房屋按照新建商品房均价赔偿并无明显不妥，郾城区政府的上诉主张不予支持。最终，河南高院判决驳回双方上诉。

　　“根据《国家赔偿法》，就是赔偿直接损失。”谈及赔偿数额，在漯河代理了大量类似强拆案件的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邹伙发指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法院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确立了赔偿不低于补偿的原则，但在实践中，赔偿金额仍然无法体现市场价格。“很多法院判的时候，只要赔偿和补偿不会差距太大，他就认为完成他的任务了。”

　　那么，对于不合理的补偿方案，是否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撤销？邹伙发称，这需要另外打行政官司，要求撤销征收决定。“对征收补偿安置方案不能单独提起诉讼，只能在要求撤销征收决定的诉讼里面，一并审查是否做出了合理合法的补偿安置方案。但是在实践中，法院一般很少去撤销征收决定，原因在于改造旧城区可以看做是出于公共利益。”

　　2015年旧城区改造之初，在五里庙不远处的小李庄村，蒋耀甫等13名村民就曾在漯河中院起诉郾城区政府，要求撤销土地征收决定。法院认为，小李庄村基础设施落后，配套设施不齐全，实施旧城改造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郾城区政府实施房屋征收进行旧城区改造的目的正当，村民们的诉讼请求被漯河中院一审驳回，他们上诉到河南高院，也被驳回。

　　“征收决定的司法审查主要审查是不是出于公共利益。很多地方政府就会套用这一点，说是为了旧城改造，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做商业开发，他们的运作模式都是政府借助开发商的资金，然后把这块地改造了。”邹伙发说。

　　政府被确认违法以后，是否还需要付出其他代价？“滥用职权强行去拆迁，是犯罪行为，应该是归监察委和刑事立案的。”殷清利说，“但实际上老百姓直接去监察委告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或责任人员滥用职权，一般来讲是没有动静。”

　　殷清利提到，根据《监察法》第34条，法院等国家机关在工作中发现公职人员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问题线索，应当移送监察机关，由监察机关调查处置。“但法院不给你移交，所以即使法院判再多的确认违法和行政赔偿案件，最终对当地的政府没有任何的实际压力。”

沾血的贷款

　　五里庙旧城区的强拆结束于2019年初。五里庙向南1公里，同时被列入旧城改造计划的小李庄村已经成为漯河市的“楼王”建业新城。

　　在五里庙和小李庄的棚户区改造历程中，都有河南省龙头房企建业地产的身影。据官方资料，五里庙棚户区改造项目获得国家开发银行河南分行承诺的18.99亿元贷款，原本计划建成“建业十八城城市综合体”。但在2017年6月22日的另一份官方资料中，漯河本地的河南昌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昌建地产）和郾城区政府就五里庙区域1240亩土地的综合开发建设签约，双方合资成立河南昌建淞投地产有限公司，拟将项目打造成为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的漯河中央文化区。

　　昌建地产前身是河南双汇集团旗下的地产平台，2007年由河南双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更名而来。消息人士称，起初漯河市政府邀请建业地产将五里庙这片占地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打造成样板。“建业地产投了8000万元用来搬迁，结果后来发现五里庙搬不动，就撤了，钱也没要。”

　　这一说法未获建业地产证实。但这家知名房企后来在小李庄项目上坚持了下来，只是合作方式是“轻资产”。

　　2016年11月8日，建业地产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河南中原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下称中原建业）与漯河市鑫博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漯河鑫博）及河南鑫昊置业有限公司（下称河南鑫昊）签订房地产项目委托管理合同。根据合同，由河南鑫昊作担保，漯河鑫博委托中原建业在小李庄项目上开发、经营及管理相关房地产项目，委托期68个月，计划建筑面积约35万平方米。

　　中原建业是建业地产旗下轻资产管理公司。在房地产轻资产模式下，房企通常可跳过拿地开发这一资金投入较大的环节，对项目进行品牌、运营管理等输出。与中原建业签订轻资产管理合同的漯河鑫博，其控股股东是漯河市郾城区公有资产经营中心，持股48%的第二大股东是漯河当地房地产公司河南鑫昊。

　　小李庄村总占地面积只有五里庙四村的十分之一，但一名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其卖地方式与五里庙类似，“都是拆一块卖一块”。

　　这意味着，小李庄村的土地并不是一次性出让的。购地信息显示，从2017年9月到2019年5月，漯河鑫博分四次通过挂牌出让的方式取得四幅土地，总占地面积约3.66万平方米，总土地出让金约2.45亿元。根据建业地产发布的公告，漯河小李庄项目的四至为泰山路东侧、黄河路南侧、崂山路西侧、沙河堤北侧地块。这与漯河鑫博所拿的四幅土地位置一致。

　　2019年7月14日，漯河鑫博再以约1.12亿元的价格拿下一幅位于小李庄村的土地，面积约8298.33平方米。至此，漯河鑫博斥资3.57亿元在小李庄村拿下约4.5万平方米土地。

　　根据漯河市定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漯河市2014年全年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为3575元/平方米，到了2019年二季度，这一数字已上升为5749元/平方米。漯河所辖四个区中，郾城区的房价最贵，从2014年的4121元/平方米上升至2019年二季度的6511元/平方米。

　　如今距离漯河提出三年完成旧城区改造的计划已经过去六年，目标仍未实现。运动式的拆迁留下的大片空地上，村民的安置房还没建起。

　　中国2008年启动棚户区改造以来，多采取实物安置的方式，即“拆房赔房”。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开展房地产去库存工作，通过鼓励农民和农民工进城、棚改货币化安置、发展租赁市场，消化房地产市场存量，同时实施棚改三年计划，即从2015年到2017年，全国要改造各类棚户区住房1800万套。

　　货币化安置是指政府直接以货币的形式补偿被拆迁居民，居民再到商品房市场上购置住房。配合房地产去库存的任务，棚改提速，货币化安置开始加量。据华创地产团队估算，2017年和2018年，全国棚改中货币化安置率为60%和50%。2014年，这一数字还仅为9%。自2015年以来，政府加大发行抵押补充贷款（PSL），也极大地推动了棚改货币化的进程，棚改货币化安置成为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手段。

　　在全国轰轰烈烈的“棚改运动”下，漯河棚改的困境普遍但极端。

　　不同于政府公开“招拍挂”出让的一般土地，城中村、棚户区改造项目通常涉及居民拆迁和安置，因此需要开发商投入更多资金来盘活项目。华创证券2019年7月28日发布的一份研报显示，棚改项目，包括实物安置和货币化安置的推进均属连续性过程，实物安置从开工到竣工交付施工周期较长，在这段时间中需持续投资，这是棚改项目的施工固有周期。其中，一般棚改实物安置的固有施工周期为2年-3年，而棚改货币化安置的固有实施周期约为1年-2年。

　　另一方面，棚改资金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授信、到资金放款、再到资金实际到位均需一定的时间，时常有滞后，因此无论是实物安置还是货币化安置，都对参与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商的资金能力要求极高。

　　过去十多年来，房地产行业处于快速增长通道，房企们惯于用高杠杆拿地开发、快周转运行进行圈地战、规模战，资金链往往环环相扣，一旦拆迁不顺，资金问题将给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压力。有行业专家指出，棚改天然的“慢”属性，注定了玩家要么具备充足的资金实力，要么拥有快速推动项目的能量，在漯河的案例中，后者就可能异化为强拆时直截了当的暴力。

　　据财新记者了解，在过去几年中，开发小李庄的漯河鑫博分别从中原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民生银行贷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和后续开发。其中，2017年5月，中原银行向漯河鑫博放款2.8亿元，申报贷款目的为小李庄城中村改造款项。知情人士称，漯河鑫博还曾在中国农业银行贷款1.63亿元，民生银行亦有贷款。

　　7月3日凌晨郾城区小李庄村的强拆血案发生后，作为强拆指挥者的胡华东当场死去。财新记者获悉，当地政府对胡华东一家进行了金钱补偿，承诺给他的家人解决工作。而作为凶手的王峥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众安全罪被刑事拘留，他的家人一直与政府沟通，“希望能判十年以下”。■

　　相关视频参见【财新视听】小李庄的撞击

　　视频说明：夜半时分的绑架与强拆，导致1人死亡的撞击，多份判定政府违法的判决书，揭开了小李庄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