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莉萍教授

郭莉萍和叙事医学结缘于2008年。2008年，郭莉萍到德州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医学院的医学人文研究所上了一个学期的课程，从而开始接触叙事医学，并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后，郭莉萍开始研究叙事医学的学科史，并于2009年对叙事医学的先驱卡伦进行了访谈。

回国之后，郭莉萍开始向国内介绍叙事医学，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文章。2011年11月4日，在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韩启德院士的推动下，在北医召开了第一次国内关于叙事医学的座谈会，来自医学人文研究院、医院、作家、文学评价家、媒体的代表们对什么是叙事医学、如何实践叙事医学进行了讨论。

2013年，北医开始在研究生的选修课上加入叙事医学的内容，主要内容是写作平行病历。

2013年，郭莉萍和同事开始合作翻译卡伦的著作《叙事医学：尊重疾病的故事》。2015年，中文版在国内出版。

2018年7月，在北医三院的主导下，叙事医学领域的第一本纸质杂志《叙事医学》面世。

可以说，在国内，叙事医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快速地发展。

用平行病历记录进步、反思和困惑

叙事医学中所指的叙事方法主要包括精细的阅读与反思性写作。所谓反思性写作，就是指平行病历。平行病历是不同于医院里那种完全客观的、只记录疾病表现和诊疗手段的病历，而是更多地记录患者的故事、医生的想法和关注。写作平行病历的一个前提，是允许患者自由地倾诉。

郭莉萍提醒到：“患者可以自由地倾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要学会专业地倾听。”所谓专业地倾听，是需要医生在谈话中引导患者说出诊疗需要的信息，而不是被患者的倾诉带着走，同时也要能够从中发现患者的问题。

郭莉萍教授在讲课

写作平行病历能够增加医生对患者的共情。说到共情，许多学生会产生误解：“共情，我跟患者抱头痛哭，不会影响我的理智判断吗？”事实上，这是在叙事医学中需要特别厘清的一个概念：共情≠同情。共情不是一种情感能力，而是一种认知能力，是一种想象力。共情是面对同一件事情，能够站在不同的视角去看问题，能够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

老师在课堂上引导学生做共情游戏：两人一组，一名学生扮演盲人，一名学生扮演健康人，健康人协助盲人上下楼梯。通过游戏，学生有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扮演盲人的学生在别人的帮助下行走的时候，不希望被别人抓着，而是反过来希望抓着别人。这样他会觉得自己有主动权、有安全感。这一点，是学生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通过共情的训练，学生们能够在面对患者的时候更好地理解对方，从而有助于医患关系的提升。

2013年，北医在研究生的选修课上增加了写作平行病历的内容，同学们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有的学生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之后，下课还要再找老师聊。2014年，郭莉萍指导的学生做了一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调研了5个城市（北京、广州、杭州、济南、潍坊）的部分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共528人，结果显示，愿意阅读别人写作的平行病历的医生和医学生占到了79%，愿意自己写作平行病历的比例也高达64.8%。

“他们在行医的过程中，有一些非医疗的因素，没有地方可以讨论。这个课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说明他们还是很需要这样一个途径的。”郭莉萍说。

以下是郭丽萍印象比较深刻的学生们写的3份平行病历：

1

“我刚刚开始练习询问病史等基础技能，就详细地询问了王伯的病史，发现真是不得了，家族胃癌病史、大剂量放射线接触、野外工作不能按时进餐，再加上他本人长期胃溃疡病史，外科学教科书上的胃癌致病危险因素他占了一大半。我把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讲给王伯和他儿子听，他们都深以为然。在这个过程中，仅仅身为一个实习医生的我发现，在自身专业知识技能有限、并不能真正治愈患者的情况下，找准自己的定位，做自己能做的事，包括从详尽的病史询问开始，可以让患者感觉到临床医生、特别是管床医生对自己的关注。另一方面，详尽而有重点地问诊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诊断的一大部分。有了这些详细的信息，上级医生的决策也会更加客观、准确。”

2

“说实在的，从实习之初，我就一直希望能在工作中保持一种专业性，避免那种‘和病人一起抱头痛哭’的场面。这个时候，我的表情虽然勉强保持着镇定，但心里却波涛起伏。这是一种别的职业很难体会到的信任：一个陌生人，与我相处短短几天，就能够对我掏心掏肺地讲述自己的故事，末了还将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我。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性命相托’的深刻含义。这种信任，不但能够改变患者的心态，使得他们带着信任配合医生的治疗，从而保证医嘱能够不折不扣地被执行。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一例又一例这样的信任，也会在某种意义上改变医生本身，培养我们的情怀。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治愈者，而且在长期枯燥的学习中，不知不觉失去了一些人本的情怀，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情绪的体验，在课堂教学中很难得到锻炼，只有在与患者的直接接触中，才能被唤醒并变得更加深刻。”

3

“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室友听，她认为：‘还不如不救他，就算救活了，也是植物人，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还需要家人照顾，拖累了别人。’我一直不认同她的观点，却一直想不明白，我们做医生的,究竟怎么做才是对的？我总觉得生命太脆弱、又太珍贵，在生命即将逝去的时候，我们的职责不是救死扶伤吗?但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去挽留，究竟值不值得？”

郭莉萍说，从上面这3份平行病历中，能够看到学生们在行医中的进步、反思和困惑。

郭莉萍（左）和学生

虽然困难在前，但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谈到叙事医学在国内的教学，郭莉萍认为，这门课程更应该开在医院而不是医学院。一方面，医学生在真正接触患者之后，才会更明白叙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医院开展相关课程，可以把高年资的医生纳入其中，从而能够让医生通过同伴分享的形式，更好地加深理解和反思。

说到叙事医学在国内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的推广，一个绕不开的难题就是时间。“医疗资源最集中、患者最多的三甲医院，最应该开展叙事医学，但是它们恰恰没有时间。”郭莉萍说。

事实上，倾听和叙事真正需要的时间，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多。1984年《内科学年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显示，医生平均在患者开始说话18秒之后就开始打断他们，觉得他们说的没用了，但是如果让患者把自己认为应该让医生知道的信息都说完，平均只需要60秒。从18秒到60秒，医生只节省了42秒，但是患者的感觉却从满意到不满意。

郭莉萍认为，倾听这件事情，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如果患者能够在第一次就把需要的信息全部告诉医生，反而为医生后续的诊疗节省了时间。此外，由于患者的满意度提高了，整个诊疗过程也会更加顺利。

“所以不是说三甲医院我们就放弃了，我们还是要做。”郭莉萍坚定地说。虽然有困难在前，但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是郭莉萍近10年来在推广叙事医学过程中得到的激励，也是她未来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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