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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历史里，记载了不少西方传教士的故事，比如利玛窦、汤若望、郎世宁等人。

以上仅仅代表了传教士的一副面孔，除去这份道貌岸然，传教士还有一张间谍脸，表面上谈信仰，拿上帝说事儿、给上帝打工，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情报工作。

1831年，英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坐船来到了澳门。

在名义上，郭实腊是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而他本身却是德国人，出生在波美拉尼亚，曾经是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

这次来到澳门，也不是为了传教，他的职责是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做翻译。

当然了，这个翻译工作也是假的。

第二年1832年2月，郭实腊乘坐“阿美士德”号，从澳门出发，经过厦门、福州，一路北上到宁波、上海等地。

“阿美士德”号隶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所以，这次航行，打出来的招牌是调查中国沿海商业贸易情况。

实际上，郭实腊干的事儿跟商业贸易不相干，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测绘海湾、绘制河道地图。

并且，利用传教士的身份，郭实腊能很便利地进入沿途港口打探虚实，甚至到一些满清官员家里“传道讲法”。

有了这些官员带路，郭实腊便有了进入军营参观的机会。

从1832年到1838年，郭实腊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沿海侦察了至少十次，搜集到了大量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最终，这些情报经过整理汇总，辗转送回英国，成为英国议会制订对华战争方案的重要依据之一。

1840年6月，预谋已久的英国人，派出军舰入侵广东珠江口，封锁出海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在具体的行军作战过程中，郭实腊所提供的情报，再次发挥了重大作用。

除了郭实腊，还有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父亲和兄弟都是牧师，大学毕业后，他作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后，丁韪良担任首任总教习，因此，他也被某些有心人称为“北大第一任校长”。

虽然身穿基督牧师袍，可是丁韪良心里一点儿也不安分，不但给美国搜集情报，还积极投入行动。

他曾建议美国政府，趁着战乱在满清帝国内部搞一场“南北战争”。

然后，由美国主导把中华大地分成两个国家，进行分而治之从中渔利。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割占中国香港后，丁韪良再次写信回国，极力鼓动美国政府出兵占领海南岛。他在信中说，“假如让我在中国挑一个地方代替战争赔款，那最好是海南岛。这是一个在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踏脚石。”

在以往的历史中，类似郭实腊、丁韪良这种传教士间谍，不胜枚举。

他们在中国内地横行，最远的曾跑到墨脱测绘地形，还有的站稳脚跟后，建立起一整套本土情报网，有的人甚至进入官场，当上了知县、知府这样的父母官。

我们都知道，要成为一名间谍，首先是不能暴露身份，要藏得住。

电影里处处龙傲天的007、伊森·亨特、杰森·伯恩等等，在现实世界中，基本上活不过片头，续集只能拍上坟烧纸。

传教士就完全不同，他们以上帝之名人间行走，这种职业特性，也成为间谍的最好伪装。

没事儿聊聊上帝、聊聊信仰，这才显得高端有排面。

所以，当我们历数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时，就会发现，上帝意志无处不在。

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建造教堂，满清政府有义务保护；

满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各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里，清楚明白地写着，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英国“耶稣教、天主教教士得自由传教”，法国“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往内地游历”，美国“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

甚至《天津条约》里面，事关中美双方条款的拟定者，竟然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到了1860年签订《中法北京条约》时，关于传教士的规定更加荒唐，“法国传教士可在各省租买土地，自由建造教堂”……

上帝的组织，真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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