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苦乐问题是古今中外所有人都会遇到的基本问题。然而，学术界对苦乐的研究似乎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以《庄子》思想中的苦乐观为切入点，讨论一些面对苦难或不幸的可能选择。

虽然苦与乐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和观念，但是从学术或哲学的角度研究苦与乐却相当困难，因为苦与乐的界定相当不易。什么是苦？什么是乐？如何定义？对这些问题很难有确切或一致的看法。不过，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对苦乐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理由，因为这个问题与人类的生活、存在关系太密切了。而所有重要的活着的思想概念都会有模糊性和定义困难的情况，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为了进行交流，概念的清晰仍是必要的，因此这里必须将本文所涉及的所谓苦乐问题的概念作一个大体的厘定。苦与乐的观念涉及人生哲学和伦理学是毫无疑问的，但所谓苦与乐两个字在中文中似乎还不是哲学概念，或者还不具有哲学概念的属性和地位①。从概念上厘清苦与乐的含义的中文学术著作还没有见到，因此，我们暂时只能借助西方哲学中类似的讨论。与“乐”关系比较密切的西方术语似乎是“幸福”(happiness)和“快乐”(pleasure)。Luo Lu等人的研究报告认为，中文中没有相当于happiness的字，比较接近的是“福”或“福气”。在中国人看来，长寿、成功、健康、平安、德性、善终都是最高的价值。因此，根据中国的民俗学，幸福(happiness)的概念大致包括财产富足、身体健康、道德高尚而宁静平安的生活，以及死而无忧的结局②。这一幸福的概念是从社会生活着眼的，侧重于物质的、身体的生活状态和条件。在西方的研究中，古代的幸福概念也是包括物质生活条件的，而近代的研究则更侧重于主观的心理感受③。笔者认为，即使在世俗生活中，即使人的幸福不可能完全脱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快乐或幸福的有、无、多、少，主要还是来自于个人的精神感受，这一点在庄子的逍遥之乐和儒家的“孔颜之乐”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事实上，一个人是否幸福或快乐不完全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特别是在基本温饱可以满足的条件下，幸福或快乐与否就更不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或肉体感官的享受。在中国文化中，在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的理论中，相对于精神的或道德的满足，身体享受、感官之乐(pleasure)一般都不具有正面的重要的价值意义。这种传统与现代追求享乐、刺激消费的社会潮流不合，但是，无论有多么高的消费，无论有多少感官的享受，没有精神或心灵的满足，仍然不会感到快乐和幸福。就此来说，古代关于精神满足的观点和理论仍然可能有参照价值和启示意义。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侧重于精神感受，那么乐的反面，所谓苦也是侧重于精神方面的。“苦”离不开肉体的痛苦(pain)和身心俱痛的苦难(suffering)，但是对于外在的痛苦或引起痛苦的原因，人们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和感受，所以，这种苦也可以是侧重于精神方面的。

具体到庄子哲学来看，庄子思想中的苦乐观更是十分独特的。《庄子》中有不少寓言涉及苦乐问题，但苦乐问题并不是庄子哲学的中心关切。庄子哲学的重点是精神自由的问题，是摆脱精神束缚和心灵痛苦的问题。然而自由不自由的问题同时就涉及到是否快乐的问题。这里，我们所谓的快乐不是一般的幸福(happiness)，也不是一般的感官快乐(pleasure)，而是集中于精神的自我满足(satisfaction)，而自我满足是所谓幸福的核心，是诸多不同的关于幸福的定义都无法回避的基本特点④。不过，心理的满足仍然有不同的对象，有对外在生存条件的满足，有自身感官欲望的满足，而庄子之乐则是侧重于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精神状态的满足。而庄子所谓的“苦”，主要也不是指肉体的痛苦或贫穷的困境，而是指心灵受到拘禁和限制的不自由的状态。庄子的这种苦乐观可以给我们现代的关于幸福与痛苦的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样本、视角和参照系，也可以为现代人追求幸福与快乐呈现一种不同的视域。

下面从现实之苦、化苦为乐、逍遥之乐三个部分来评述庄子的苦乐观，最后一部分则专门总结庄子思想对现代社会与人生的一些启示。

一、现实之苦

据《史记》记载，“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⑤“衣以文绣”的牺牲之牛和“游戏污渎之中”的小猪的对比形象地表达了庄子的苦乐观。这虽然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但根据《庄子》全书来看，它大体上反映了庄子的苦乐观的基本特点，这是没有疑议的。这些特点包括：

第一，庄子认为世俗的价值，如财富、地位、权利，并不是乐的根源，反而是苦的原因。因为人们在接受这些世俗价值的同时，也就失去了精神的自主，陷入了世俗价值和权力等级的网络之中，在名利的追求中甚至可能伤害自己的生命。因此庄子轻视这些世俗的欲望追求。

第二，由以上观点可以引申出，庄子认为在世俗或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快乐。“游戏污渎之中自快”纯粹是比喻，其真意在于“自快”，这种“自快”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随心所欲或意志自由，并不是满足于世俗的卑下的生活。对于庄子来说，世俗的世界充满束缚和限制，因此是苦而不是乐。

第三，庄子提出了乐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自快”或“快吾志”，这是精神舒适、无拘无束的感觉，和鲲鹏式的逍遥游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庄子将个人的精神满足、心理自由当作真正的快乐的内容和标准。孤立地看这里的“自快”或“快吾志”，或许可能理解为个人在现实中的意志、目的的实现，但是“游戏污渎之中”的比喻已经说明庄子之追求不在世俗世界目的的实现，不是一般人所追求的意志自由，如果联系庄子的逍遥游来看，庄子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和自我满足显然是超脱现实的，是纯精神的。对于庄子来说，乐只能到超越的精神世界去寻求。

现实世界为什么是苦而不是乐呢？庄子认为，关键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精神受拘束和奴役，没有真正的自由。这是人类的有限性的体现。人们自以为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实际上，愿望的实现是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的。所以庄子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⑥在庄子看来，人生百态，免不了“与接为构，日以心斗”，人们陷溺于自己的追求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可使复之也”。“喜怒哀乐”等等变化“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人们无法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人，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后果。这是庄子要追求超脱现实的自由的根本原因。

更有甚者，人来到世界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⑦这里“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是庄子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观察。人们劳碌终生，真的知道自己能否成功吗？真的知道自己的努力会有什么结果吗？这些问题，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可笑的、多余的，可是，深入思考一下，我们每个人虽然都在按照自己的目标去行动、选择，但是众多不同人的活动却可能相互影响，而最终结果却往往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设想。只有庄子这样冷静的观察者才会有这样的发现，也只有庄子这样的哲学家才会想到自己是不是真的清醒而不糊涂。对于庄子来说，不能实现自己行动的后果，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就是没有个人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苦，真正的哀。庄子认为，在世俗的网络中，人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只有在纯精神的逍遥游式的享受中，才能体验到个体的自主。值得注意的是，庄子这里讲的不是个人或少数人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痛苦。个别人、少数人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这是尽人皆知的。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指出所有人都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多人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而实际结果却并不知道、不能掌握，甚至事与愿违。庄子一方面不相信人格神的意志操控的结果，另一方面也看到没有个人绝对的意志自由。这才是道家思想的深刻与沉重之处。

庄子对宫廷、官场之苦也有深刻体会。他写到：“叶公子高将使于齐，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患也。”⑧“朝受命而夕饮冰”形象地表现出在官场中讨生活的困境，而人道之患和阴阳之患的两难处境更说明世事的艰辛与进退维谷的境遇。另一类似故事说：“颜阖将傅卫灵公大子，而问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杀。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奈之何？’”这些故事可能是庄子早期尚未彻底脱离现实政治时的作品，反映了庄子对现实世界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切身感受。事实上，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常常有不得不面对的两难的尴尬局面，这的确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精神痛苦。

人的认知能力的不足也可以构成一种苦。比如，人类无法知道死后之事，难免为生死所困扰。“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⑨死后的世界是无法知道的，这是古今中外的人都会遇到的困惑。庄子举例说，“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⑩庄子并不认为死后的世界是可怕的，说不定比生的世界更好。但是，活在现实之中的人，“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11)。庄子看不起自以为清醒、自以为全知的人，但是如何证明谁是真清醒呢？在庄子看来，人们连自己生命的归宿都不知道，实在是可悲的，现实中何乐之有呢？人们无法参透生死的奥秘，特别是死后的世界如何，至今人类还不能确知，这的确是困扰着很多人的一种痛苦。

关于人世间有没有真正的快乐，《庄子·至乐》篇有一段专门的讨论。作者首先提问：“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为奚据？奚避奚处？奚就奚去？奚乐奚恶？”(12)这里第一句的“乐”作名词，相当于快乐，最后一句的“乐”与恶相对，相当于喜欢，喜欢的对象就是引起快乐的原因。这里的“天下”囊括所有的世俗世界。

作者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世俗的世界中有没有最高的快乐。作者首先陈列了一般人之好恶选择。这就是有所尊、有所乐、有所恶、有所苦。“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13)人们如果得不到所想要的，　“则大忧以惧”，所以说“其为形也亦愚哉！”

接着，作者重点分析了“富、贵、寿、善”是否可以作为乐的标准或对象。“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积财而不得尽用，其为形也亦外矣。”(14)这是说“苦身疾作”地追求财富，终不能充分享受财富，也只是一种外在的追求。“夫贵者，夜以继日，思虑善否，其为形也亦疏矣。”(15)地位高贵的人难免有更多的忧虑而不能自安，也不是养生之道。关于长寿，作者则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寿者惛惛，久忧不死，何苦也！其为形也亦远矣。”(16)人生充满忧患或忧虑，长寿无益，如果已经失去正常生活能力仍然要过一种纯为他人负担、没有个人尊严的生活，那更是一种苦。关于名誉、赞誉，作者说“烈士为天下见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诚善邪，诚不善邪？若以为善矣，不足活身；以为不善矣，足以活人”(17)。烈士之美名是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是否值得追求也是值得怀疑的。就人们最尊崇的“富、贵、寿、善”四个方面来看，每一种受人羡慕、追求的价值都有它的另一面。也就是说没有纯粹之乐，乐与苦总是形影相随。人世间其实是没有什么值得无保留地追求的，也就是没有所谓“至乐”。所以作者的结论是“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吾观夫俗之所乐，举群趣者，誙誙然如将不得已，而皆曰乐者，吾未之乐也，亦未之不乐也。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18)。苦与乐的标准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此，世俗之乐是不能当作真乐的。显然，《庄子》中所表达的苦乐观和本文开始所介绍的Luo Lu等人所发现的一般人的幸福标准是很不相同的。庄子所感到困苦的主要是基于现实的精神痛苦，而不是物质享受得不到满足的欲望之苦。

庄子看到人生活在人际关系的社会网络之中无法逃脱，无法摆脱特定的不幸地位和尴尬处境，无法真正了解和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摆脱苦乐形影相随的困境。这是个人及人类的有限性所决定的，是人生之苦的最根本的原因。

二、化苦为乐

人世间有许多苦。所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是看到人类自身处在各种力量的交错之中，无法实现各自的目的，因而不能不感到精神疲惫之苦。叶公子高所面对的两难处境是人生无法逃避的尴尬。不能确知死后的真相是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扰。世俗所追求的“富、贵、寿、善”都有其不可逃避的反面。显然，庄子所着重的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感受，而不是具体意志或欲望是否能够满足。庄子所说的苦是深刻观察思考之后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一般人的失望之苦。因此，庄子所追求的“乐”之重点也在于转化对世界的认识和精神感受，而不是世俗欲望的满足。

庄子之所以为庄子不仅在于他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人世之苦，而且在于他能化苦为乐，并追求另一种怡悦之乐。如何将痛苦化为一种乐呢？庄子相信，我们无法改变个人肉体的不幸、社会的困难，但是我们可以转化和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这种超越的精神境界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忘却现实之苦，更可以让我们享受到精神之愉悦。下面的一则寓言就说明，超越的道德、精神、气质可以胜过世俗的价值，突破世俗的不幸，产生无可想象的令人怡悦的魅力。

这则寓言是假托于孔子的。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曰哀骀它。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19)这是讲他的人格魅力。无论男人、女人都倾倒于他的人格力量。“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异乎人者也。”(20)此人不主动做任何事，也不主动提倡任何事，又没有博施济众的钱财地位，相貌又是天下震惊之丑（“以恶骇天下”），但是却有奇妙的感召力，连动物都可以在他面前雌雄合欢。“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泛（而）若辞。寡人丑乎，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无与乐是国也。是何人者也？”(21)鲁哀公受其人格感召，授之以宰相之位，却泛然而辞；让之以一国之尊，却隐然而去。哀公只好向孔子请教，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孔子的回答是：“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22)根据孔子所说，哀骀它大大超过了形全、德全的境界，其魅力的根源在于“才全”。

什么是“才全”呢？下文说：“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悦。使日夜无郄，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23)才全的境界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认识到人世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等情况和变化，如日夜之变，是人类无可奈何的，如“命之行也”，无法操纵或改变。哀骀它之丑陋就是这种命运流变的一种情况；第二层次是要认识到，既然人类对命运中的不幸和流转不知原委，无可奈何，那么人们就不应该让这种不幸干扰心灵，即“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正如哀骀它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丑陋而影响心灵的平和与宁静。这一层次是从苦的现状向乐的方向转化的关键；第三层次是心灵的怡悦，是“日夜无郄，而与物为春”，也就是达到了超越现实与万物同体的怡悦之乐。哀骀它达到了这一境界，所以百姓、国君、动物都与之相处宁静而愉悦。才全的三个层次也就是从承认现实的无奈到摆脱现实之困扰的过程，其中转折的关键是心灵的超脱与宁静。

这个寓言有明显夸张与浪漫的成分，似乎与现代的真实世界毫不相干。其实，夸张、浪漫仅是艺术风格，其内涵、道理却是真实的、可信的，这就是一个人是可以超越肉体、外在之不幸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从而具有崇高而感人的精神魅力。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不是也可以发现一些人虽然残疾了，其自重、自敬、自强的精神却赢得很多人的尊敬吗？相反，一些面目姣好的男男女女却常常抱怨自己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吗？

关于面对人生之疾苦的态度，《庄子·大宗师》中还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寓言。这则寓言也是说明对待世俗公认的不幸或痛苦，人们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和感受。

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四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24)这四个寓言人物成为莫逆之交的关键就是都参破了“死生存亡之一体”演化的道理，这是他们面对人世困难而气定神闲的哲理基础。不久，子舆有病，“曲偻发背，上有五管，颐隐于齐，肩高于顶，句赘指天”(25)。这样严重的病、这样拘挛的形体，当然是苦中之苦了。但是，他知道这不过是“阴阳之气有沴”，是自然的变化，因此“其心闲而无事，跰足而鉴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26)

子祀问他：“女恶之乎？”他回答说：“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以乘之，岂更驾哉！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且夫物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27)这里的关键是“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这是解除“倒悬”之苦、化苦为乐的枢纽。

下面的故事接着说，“俄而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曰：‘叱！避！无怛化！’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28)

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琊！’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说完则“成然寐，蘧然觉”(29)。这是对万物存在演化的一种哲学解释，也是对人世幸与不幸的非宗教性解释，是庄子提倡在不幸和灾难面前保持心气平和的理论基础。庄子并不相信有意志、有目的的造物者，这里的造化者也是抽象的比喻，并非人格化的神灵。庄子面对苦难的理论前提是承认万物造化是无心无意的，因此人们不必为此而忧虑、烦恼、抱憾，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达到心灵的宁静，并进而追求或体验精神的轻松和怡悦。

心灵的宁静是化苦为乐的转折点。所谓“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所谓“哀乐不能入”都是追求心灵的宁静，这也就是“无情”。《德充符》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30)“无情”是摆脱人世是非困扰的关键。关于“无情”，庄子与惠施有一段对话。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 “然。”惠子曰： “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 “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 “既谓之人，恶得无情？”(31)这里庄子和惠施所说的“情”意思不同。惠施所说之“情”是“实情”，所以问，既然叫做人，怎么能没有人的实情？但庄子所说的是感情之情。所以庄子回答说：“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32)无情的实际意思是“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即免除痛苦的感受，同时达到心灵平和，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进一步的精神愉快的享受。

庄子所谓的无情虽然是为了实现精神的超越，但从现实生活中来讲，则意味着面对苦难而不动心，即心灵不随苦难而起伏波动，不让现实的不幸和苦难破坏自己应有的精神状态和心灵的平和。这里的关键是看到每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都有无可奈何之时，都有无能为力之事，这是任何人，不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财富多多，都无法完全避免真实的存在。庄子认为，这时最好的办法是从超越的、自然造化的角度看待不幸的处境本身，不从任何宗教目的论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不幸，纯然接受、因应、转化这种不幸，从而达到心灵宁静，进而可以升华到崇高的精神境界。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说，这时也可以寻求外界的精神支持，但最终还要将外在的支持转化为自己内心的超越和平静。而常见的怨天尤人、或自怨自艾、或自暴自弃、或誓死相拼、或玉石俱焚，对社会对本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33)。

庄子苦乐观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没有任何类似于因果报应或道德惩罚的解释，完全没有当时的子孙受报的观念，也没有后来道教的“承负”观念和佛教的“轮回”观念。庄子纯从天地万物自然运转的角度看待苦乐处境的思想更接近于科学的或无神论的立场，或许更有利于宗教情绪淡薄的华人在困境中舒缓痛苦的心境。这是一种哲学的理性态度，是承认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的客观性和非目的性，即要意识到人生苦难不是任何人或神有意为任何人安排的，是人无从抱怨和改变的，因此人应该像接受日夜交替、春去秋来一样地接受不幸的到来，这是庄子化苦为乐的理论前提。

三、逍遥之乐

以上化苦为乐的内容所介绍的主要是在人世间如何避免痛苦，这样虽然可以达到心灵的宁静，而这种宁静也有某种“乐”的意味，但并不是庄子所追求的超越之乐或极限之乐。庄子真正追求的是逍遥之乐，这是一种精神的自我满足，是一种非常识、非世俗的怡悦之乐，是超脱现实我之有限性达到精神之无限的境界。

《庄子》开篇即鲲鹏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34)这是以文学语言寄托的精神超迈、心胸无限的理想。这种理想是一般世俗之人不能理解的。正如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35)庄子接着评论道：“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36)庄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超越的理想追求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

庄子最好的朋友惠施也不能理解他对远大境界的追求。惠子以寓言的形式批评庄子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回答说：“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37)显然，这种“无何有之乡”是与现实世界无干的。其逍遥游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然而，正因为庄子认为现实中没有真正的乐，所以只能在纯精神的世界中享受真正的精神之乐。

关于这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逍遥，庄子有很多描述，比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38)。“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39)“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垠）之野。”(40)又比如“体尽无穷，而游无朕”(41)。“立乎不测，而游于无有者也。”(42)“游乎尘垢之外。”(43)这种文学的夸张的描写都是为了突出逍遥游的境界之高远、超越、宏大，是一种人世间不可能有的精神享受。

逍遥游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逍遥游也叫做“游心”。“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44)“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45)“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46)

“游心乎德之和”的说法突出了庄子之逍遥实际上是心灵的特殊状态。自逍遥游内在的体验来说，其境界极其遥远、广大，但是就这种境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来说，则是一种对现实没有任何摩擦的宁静、和悦。

这种精神的逍遥当然不是随便可以达到的，必须经过适当的修炼，摆脱世俗的价值观念，以及对个体自我的牵挂。这种修养的方式之一就是“坐忘”。《人间世》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引出“坐忘”的内容和方法。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以上都是一种铺垫，说明忘却一切世俗价值是修养的一个基本过程和要求。接下来，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47)这种坐忘的最后结果是忘记自身肉体的存在，真正无私无虑，然后体验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的崇高境界。得到这种境界的体验，　自然是一种享受、一种怡悦，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快乐。

这种精神追求并非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它是一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1908-1970)所说的“高峰经验”(peak experience)(48)，是个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另一方面它也是身体修炼的一种方法。《大宗师》记载女禹年纪很高，但是“色若孺子”。再三追问他年轻不老的秘诀，他才说：　“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49)这种逍遥游的体验可能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气功式修炼的结果，并非完全幻想。道家式的精神追求虽然重在心灵的解放与升华，但它同时可以身心共调，体智并养，不仅有利于心理的健康，而且有利于身体机能的恢复和增长。

四、现代启示

庄子的苦乐观是通过寓言表达的，又是两千多年前的思想，是否与现代社会的需要完全脱节，没有意义了呢？其实不是的。在美国的华人常说，中国人不需要找心理医生，因为中国人有老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不是说我们现在不应该引入西方的心理治疗，而是因为西方的心理治疗并非针对中国文化圈而建立，照搬西方教科书的公式用于中国社会难免隔靴搔痒。我们不应该丢弃传统文化中有益、有效的内容，而盲目照搬西方的思想和方法。

那么，庄子的苦乐观对今天的中国人可能提供哪些可能的启示呢？

首先，应该认识到世界的客观性和非目的性，避免对人生的困境作狭隘的、个人的、　目的性的理解。庄子的苦乐观强调，现实中很多苦及苦的根源并不是针对我们而发生的，它们像日夜交替、春去秋来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我们不必为此而悲哀、痛苦。同时，很多苦难或不幸也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无可奈何的，因此痛苦、悲伤是无济于事的。此外，现实中的苦与乐是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可能永远是顺利和快乐，也不可能永远是痛苦和悲伤，因此，我们不必为顺利和成功而得意忘形，也不必为挫折和苦难而过度悲伤。这是要承认世界的客观性和非目的性。这样的哲学认识有利于我们实现和维持心理平衡，有利于心理健康，避免精神情绪的极度波折和崩溃。

许多人对道家的印象是消极，被动的，似乎道家一味主张逃避现实。还有人把老庄思想与所谓“阿Q精神”混为一谈。事实上，老子、庄子都是对现实的深刻观察者和剖析者，他们的思想是正视现实，接受现实，寻求可能的、最好的结果，并不是逃避现实。这是混混沌沌的阿Q完全无法相比的(50)。人们常常以一种肤浅而不负责任的貌似积极的精神鼓励年轻人去奋斗、拼搏，甚至是“爱拼才会赢”，以为这才是积极的人生观。但是，无论我们如何积极、进取，我们都不能永远掌握努力、奋斗的最终结局，除非我们自己是上帝。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们就要承认很多境遇是我们无可奈何的，很多不幸是我们个人或群体的力量一时无法改变的，在这种困苦的境地中，我们可以去祈求神佛保佑，或向上帝祷告，向心理医生或社会工作者求助，但是我们也不妨从庄子的苦乐观中寻求一些智能和慰藉。这就是要承认和接受很多困苦不是任何外在意志有目的地加在我们个人身上的，面对我们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外在事实，与其无益无谓地陷溺其中，不如让自己从困苦的缠绕中脱离出来，从而让心灵得到休息、宁静，并进而进入豁达、怡悦的状态。这样才可能更有效地继续生活、努力、前进。比如，每个人都可能突然遭遇某种不幸，如果将这种不幸理解为报应或惩罚，就会倍感不公、不平，这只能加重不幸带来的痛苦和忧愤，却丝毫无助于摆脱不幸。如果将这种意外之祸看作有人不巧让冰雹砸到，有人碰巧躲开了冰雹一样，无可抱怨，那么心中会平静许多，更有利于较好地面对灾难，减少损害。

其次，应该认识到人类的有限性，避免对个人或群体能力的过高期望。面对世界、宇宙、自然以及人类历史和社会风云，人必须承认自己的能力的有限性。个人是有限的，全人类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有限的生命、有限的体力、有限的认识能力等等。庄子哲学所揭示的有限性之一就是人类自身并不能确切掌握所谓真理或真相，至少无法充分证明什么是真相。这是现代哲学反复讨论的课题。庄子的“辩无胜”的论证就说明人自身并不能最终决定谁代表真理，因此我们不应该、不必要过份执着于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真理，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社会的摩擦，而且有利于在冲突、斗争中维持心理的适当平衡。这并不是说不相信任何真理，不坚持真理，而是说，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就完全代表真理，也无法让别人完全接受自己的真理，在这种情况下，正视现实、尊重现实，也就包括了对他人的尊重，耐心等待事实的发展和别人思想的转变。否则，自以为自己掌握、代表了真理，就可以不顾一切地推行真理，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

庄子有关于正色、正味、正处的寓言，也说明认识标准和价值标准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统一的标准来决定生活中的是非对错，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原则当作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普遍原则。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更适应现代多元化发展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全球化、普世化所带来的所谓的普遍真理对其他文明和文化的强权式压迫，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我们比较客观、平静地面对主流社会、强势价值给某些人带来的压迫感。

庄子化苦为乐的关键是心灵宁静。承认人类的有限性才能正视、承认、接受无可奈何的现实，才能达到心灵宁静，这是前提条件。除了前提条件，我们还需要具体的思想方法，这方面，庄子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比如庄子讲过朝三暮四的故事，故事的本义是提醒我们，许多事情我们要选择、要争取、要改变，但是总的结果丝毫没有变化，正如4+3=3+4一样。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为自己一时的失败减少很多焦虑、担忧和痛苦，从而有利于心灵的宁静。我们个人的焦虑往往是从个人的处境出发的，因而是狭隘的、有限的。只有承认我们的有限性，才能突破这种有限性，不断追求对世界更广更深的了解和体悟，而不至于在个人的小天地中痛苦万状。

或者有人要说，在庄子的时代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现代人却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创造无数奇迹，因此不应再强调人类能力的有限性。这样说似乎不错，很多实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如越飞越远的宇宙飞船，效率越来越高的计算机，速度越来越快的飞机、火车，等等。可以推断，未来科学技术的发明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手机和电邮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的通讯方式一样。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群体以及全人类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我们还是无法让世界尽遂人意，无法让地球永无不幸。

有人相信权力，有人相信武力，有人相信金钱，但是事实上没有一种东西可以让人们顺利实现各种愿望。秦始皇横扫六合，二世而亡；大不列颠曾是日不落帝国，如今已雄风不再；希特勒雄霸欧洲，难免灭顶；美国富矣、强矣，却在阿富汗、伊拉克深陷泥潭，进退两难。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更是无论多少财富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的。或曰，我们已经可以从植物中提取酒精燃料代替石油，却不知这种燃料的推广增加了温室效应，破坏了森林，并造成食物价格飙升(51)。表面看来，人类创造的财富越多，解决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的资本就越雄厚，然而这种资本的积累本身又是以进一步破坏生态、消耗能源为前提的，如何突破这个怪圈，尚是未知数。总之，庄子对人类能力的有限性的认识并没有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起飞而改变或消失。

最后，应该看到人生境界的无限性，看到个人之外的无限天地，避免自我中心的狭隘心态。人生是有限的，甚至是渺小的，但是人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却是可以无限提升的。因此，无论个人目前的思想、精神境界处在哪一个层次，都可以无限提升。庄子式的逍遥游可能是多数人无法追求、无法实现的，但是追求本身就是有启示意义的。虽然庄子所描述的逍遥游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实现的，但是追求逍遥游境界的过程本身，不论你可以达到哪个层次，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改变自己在不幸处境中的心境，得到不同程度的精神怡悦的感受。按照庄子哲学，我们在达到心灵平静之后，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即使不去追求逍遥游的境界，也可以有自己的对人生、社会、宇宙的终极关切(ultimate concern)(52)，可以追求自己在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爱情生活中的高峰体验，从中可以达到精神的超越的怡悦和满足。这是提升胸襟、扩展视野、陶冶人格的过程。《庄子·秋水》篇中海若与河伯的对话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更高的角度观察、认识世界，使自己的精神视野极大地扩展和提高。总起来看，即使我们不赞成或不能实现庄子式的逍遥游，至少应该看到我们还可以有一种超越的、精神的、个体的自我满足和怡悦的体验。这种精神的怡悦并非奠基于感官的快乐，也不受制于外界的物质条件，它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方法和追求，因此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逐步接近或实现的，而一旦进入这个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这个过程是无限的，可以无限提高、提升，也可以不断享受永远提高的乐趣和情趣。

结论

总之，庄子所感受的苦，所追求的乐都在于精神感受。现实之苦在于世俗生活中的拘束或奴役，在于人类认知能方的有限，在于人们无法摆脱现实的处境。现实的地位、财富、欲望的满足与否倒不是庄子讨论的苦乐的主要内容。逍遥之乐在于超越现实束缚的自由的感觉，在于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体验，这也是一种精神的满足，但不是现实欲望的满足。从现实之苦到逍遥之乐的转化的关键在于心灵的宁静，而心灵的宁静在于认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和世界的客观性和非目的性。庄子的逍遥游也提示我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可以是无限的。

（原载《社会科学》2008年7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