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在北京大学教学的过程中，邓稼先想，要到科学水平更高的美国去，学习更先进的知识，回来报效祖国。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普渡大学——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仅用1年多时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与何祚庥、徐建铭、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学报》上相继发表了《β衰变的角关联》《辐射损失对加速器中自由振动的影响》《轻原子核的变形》等论文，为中国核理论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8年8月，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钱三强找到邓稼先，幽默地说：“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参加这项工作，怎样？”邓稼先稍一沉吟，马上就明白了国家要研制原子弹，他义无反顾地同意了。而这项工作要求严格保密，他对妻子只能说自己“要调动工作，通信也很困难”。他的妻子许鹿希明白，他要去做的，一定是有关国家利益的大事。因此，她不能分他的心，更不能用家里的琐事去打扰他。她说：“放心吧，我会支持你的。”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了。

1958年8月，邓稼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从此，邓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门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1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1年多时间，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59年，邓稼先根据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主攻方向。选对主攻方向，是邓稼先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处在严重的困难时期。对于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来说，那是一个卡脖子的时代。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来信，拒绝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8月23日，苏联又单方面终止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撤走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不留下，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为了记住那个撕毁合同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名为“五九六”。

在这以后的5年时间里，科学家们和工程技术人员克服了资料少、设备差、时间短、环境恶劣等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迎来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决战阶段。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后，邓稼先又率领研究人员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邓稼先又同于敏等人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对氢弹的研究中，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2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零6个月、美国用7年零3个月、苏联用6年零3个月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邓稼先不仅注重科技实验，还格外注重对科学理论的及时梳理和总结。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邓稼先一生光辉的写照。在一次实验中，邓稼先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本文根据网络资料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爱国奋斗精神学习读本•榜样篇》之邓稼先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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