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受恩师李四光嘱托，得史地系主任张其昀首肯，有叶良辅教授支持，刘之远利用暑假时间，只身前往，于1941年7月深入到团溪东南的铁厂一带进行野外调查勘验。此次考察，往返数日，小有收获。到了8月份，重庆方面寄来旅费，刘之远重整行装，身背地质包，手执地质锤，以学生施雅风、蔡钟瑞、杨利普等三人为测绘员，结队再返团溪深入实地勘查。

刘之远（左一）与学生施雅风（中）、赵松乔（右一）在遵义作野外考察

经过历时十天左右艰苦的跋山涉水、餐风露宿，在洞上、张王坝方圆20余里的范围内走访知情人，收集地质资料，采集矿石样品，绘制地质详图，收获颇丰。首先是在洞上栗子沟有所发现，“继而因就学理追索锰矿”，在金盆栏陈家山、龙岩黄泥堡、白羊坝等处相继发现储量不菲的优质锰矿。

随后，刘之远综合野外考察与室内化验，以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严密的科学推断，写成《遵义团溪洞上锰矿地质报告》，寄往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和需用锰矿的大渡口綦江钢铁厂等单位。“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在抗战后方的矿业冶炼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受到相关人士和企业的高度重视。据刘之远记述，团溪锰矿共有洞上、龙岩、堂子寺、毛家山等四个主要矿区，毛砂储量为25万公吨，净矿储量为10万公吨。《中国矿业纪要》、《中国地质矿产纲要》等矿业权威著作，都采用了刘之远的考察研究成果和储量数据。

刘之远绘制的《遵义地质图》

刘之远在团溪锰矿上的重大发现，验证了竺可桢校长两个多月前（1941年8月1日）在浙大校庆纪念大会上所作“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的预期。竺可桢校长对刘之远的发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1941年10月24日的日记中，竺可桢校长这样写道：“此矿系刘之远所发现。缘本地人民知团溪有铁矿，入炉不熔，以询刘，知为锰矿。交化学系分析，得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国内难得之良矿，兵工署以为炼钢所必需。矿藏量二十万吨，而大渡口钢铁厂所需锰矿，每年不过一千吨而已”。

据1942年8月10日出版的《国立浙江大学》复刊第110期报道：7月20日，经资委会指拨资金1万元，由浙大工学院土木系吴钟伟主任带领学生20余名，前往团溪对史地系教师刘之远发现的锰矿地质状况进行全面测量，为大规模开采作准备。刘之远亦一同前往指导。9月10日，该刊111期全文刊登了刘之远所著《黔北锰矿之前瞻》一文，进一步扩大对刘之远和团溪锰矿的宣传。

校刊上刊载的刘之远《黔北锰矿之前瞻》

1943年春，刘之远再赴团溪，“乘时前往，一面视察开采情况，一面赓续调查研究”。同年5月、11月，他又两次继续深入调查，不畏险阻，足迹几乎遍及团溪的山山水水，践行了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精神，给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前不久，他定居于伦敦的女儿刘玉宛在微信中对笔者说：我第一次知道父亲曾在遵义找到锰矿是“文革”中看到一张大字报，说父亲为国民党找到锰矿造大炮打共产党。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是抗日期间打日本鬼子的。那时他常常一个人出野外勘查，时常住小旅馆。白天找个农民挑上他的行李，送到下一个目的地，他自己单独走。我母亲很担心他遇上土匪（他的同学就被土匪绑架、杀害）。我爸告诉她，去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先要了解当地有没有土匪，在什么地方出没，再决定自己的路线。他不穿好的衣服，也不带钱，看上去像个普通的农民。父亲总是在野外跑，风吹日晒，皮肤很黑，显得挺老的······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在《饮水思源怀念遵义》一文中，回忆起曾耳提面命的老师刘之远时，写下“他的踏实工作和平等对待学生的友善态度长期留在我的脑海中”这样一段朴实无华而又饱含深情的文字。

1946年，刘之远与缪鉌（时任浙大中文系教授缪钺之妹）喜结连理

刘之远的辛劳付出没有白费，刘之远的精心研判结了硕果。他“以地层作标尺，在同等地层中证明锰矿分布”，“汇集所得，总核事实”，于1943年11月编成《遵义县团溪之锰矿》一册，提供矿业界参考。后来，他又在此基础上修改补充，以《遵义县团溪锰矿概述》为题，于1946年5月在《贵州经济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其间，1944年10月31日的贵阳《中央日报》副刊《贵州经济》也刊登了刘之远的《遵义团溪锰矿》一文。

团溪锰矿的发现，既改写了贵州无锰矿的历史，也改变了抗战大后方冶金行业的运行。由于团溪锰矿品质优于湖南，且距重庆更近，可大大降低运输成本，直接为大渡口的冶金企业采用。1942年，重庆的渝鑫公司在洞上栗子沟采挖锰矿石2000余吨，先用人工肩挑背驮运到龙岩的平桥，筑池冲洗精选后，再运往重庆冶炼。1943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兵工署合办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团溪设遵义锰矿筹备处，由资委会将最佳采矿地点占有，招募民工200余人，在黄泥堡、陈家山、栗子沟等采挖矿石，运往重庆。数家私营企业闻风而起，亦先后取得采矿权，“各厂次第动工，锰矿事业，蔚成巨观，国计民生，裨益非浅······”。据竺可桢校长1943年3月9日日记记载：“中午约自来火专卖厂卢云琛及锰矿筹备处陈培铨（时任处长）中膳，并约馥初、士楷、乔年、沈国圻、刘之远、高学洵作陪。据陈云，锰矿以运输（问题）为最大。缘自重庆运此最多为盐，每月不过五百吨，而此间有一千吨之货每月运输，故锰矿势另辟运道，缘锰矿亦有每月五六百吨也。”由此可见，锰矿在团溪的大量开采，使之取代湖南，成为重庆钢铁企业冶炼锰钢的重要原料基地，以致运输已成问题。据筹备处统计：自1943年初至1945年秋季止，该处共采毛砂6500余吨，净砂3000余吨，运输至厂的净砂有300余吨，矿山上初留1000吨左右······

遵义子弹库浙大临时校本部（摄于20世纪40年代）

1946年5月以后，浙大师生陆续复员东归回杭州。浙大文学院院长张其昀和王国松代校长、张绍忠教务长等遵竺可桢校长之命，留守遵义至8月。在依依惜别之时，他写下一篇《遵义话别》，发表于当年的《中央周刊》第8卷第19期。他在文中写道：“别后，我们希望乌江水力可以开发起来，以水电为动力，把山林矿产富源充分利用。战时的新建置如遵义蚕桑研究所、湄潭茶场，以及浙大文理工农师范各学院所做的地方性的研究和实验，都希望能充分应用，以裨益民生。例如遵义锰矿的发现，便是浙大对地方的一种贡献。”这里，提到了刘之远的功劳。

两年以后，由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在杭州出版。该书的“引言”部分，张其昀更是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尾：“刘之远教授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发现团溪锰矿，战时重庆钢铁厂所需之锰，均仰给于此，关系今后西南工业建设甚巨，亦一可资纪念之事也。”而该书第一章，就是刘之远“乘课余之暇，利用陆军测量局所制五万分之一地形图，从事野外视察”，历时数年，倾力写就的遵义“地质”。

史地系张其昀教授主编的《遵义新志》

刘之远的努力，张其昀的预言，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代，就开始得到回报和应验。到八十年代，更是达到顶峰。先是1951年1月，贵州省工业厅组织锰矿调查团赴遵义实地勘察，进一步查明遵义市南郊铜锣井、遵义县团溪铁厂一带锰矿储量大、含磷低，适合冶炼锰系铁合金，分别设立711和712两个姊妹矿区，供铁合金厂冶炼用。

锰矿石的开采，1950年为1644吨，1951年为7364吨，到1966年，达到59810吨。新中国成立40年的1989年，以遵义铁合金厂为龙头的10家铁合金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2.34亿元，当年产金属锰、锰硅合金等锰合金产品近10万吨，总产值2.65亿元，创利税4000万元。结束了我国需进口金属锰、低中碳锰铁用于高级钢生产的历史，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

刘之远和他带领的浙大师生历尽艰辛，对于团溪锰矿的发现，对于锰矿储量的研判、论证，对于锰矿资源开发利用的预测，都是人们历历在目、了然于心的。刘之远对遵义乃至全国钢铁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建立了功勋。难怪，在遵义纪念公园的名人馆里，对刘之远作了专门介绍。

抗战胜利前后，浙江大学一直在作返杭准备。1945年6月，学校在遵义浙大总办事处门前树立“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碑，以志纪念。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锰矿矿源的日渐枯竭，数十年大规模开采形成的地质灾害隐患凸显等诸多因素，曾经盛极一时的铁合金企业渐次趋于沉寂，位于团溪铁厂洞上村的“712”矿区，也在1998年以累计采矿130万吨的骄人业绩闭坑。矿区空地400余亩，大小厂房、住房20余幢，连同日供水1500吨的提水设施等，悉数移交铁厂镇。

尽管时光流逝难留印痕，辉煌过尽归于黯然，但是，岁月没有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人们更不该忘记，艰苦卓绝的浙大西迁遵义办学，默默奉献的浙大教员刘之远和他最早发现的团溪锰矿。山高水长遗神韵，恩泽永存百世秋！

作者介绍：陆昌友，现任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遵义红旅集团红色培训学院顾问，遵义市收藏家协会顾问，红花岗区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区人民政府特约督学，区政协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智库专家，区浙大西迁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