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书法对古代书法艺术的直接影响，就是催生了“双钩填墨”的摹写手法。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的“画符郭填”。

    符，有多层含义。一是指一种凭证。如古代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出入关口，出使他国，都要用到它。二是代表事物的记号、标志、象征，以符代事物之名，如事物称呼的概念。如人之名一般。三就是在方术中常用的符咒、符箓之“符”了，其实若论产生源流，这甚至在前两者之前很久。

    道符是一种被认为能够召致鬼神、厌镇精魅的奇特文书。它文字曲折难辨，似书，又似图，在道法中被大量应用。道符是从哪里来的?道书上说，它本身是天上云气自然结成——“此符本于结空，太真仰写天文，分别方位，区别图像符书之异”(《三洞神符记》)。之后才由太上老君等各路神仙将它传授至人间。从现有的文献看，道符形成于东汉，它是将凡间的权力象征搬至鬼神世界的结果。道符的造作是模仿秦汉时的符传，它本是古代君主用以传达命令或者调动军队的凭信，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将这种权威移用到神鬼世界，便有了神符的出现。

    符书本来源于先民的文字崇拜。《后汉书·方术传》中《解奴辜传·集解》中说：古代有管制鬼神的办法，所以《淮南子》说：古时仓颉创造文字，而天上落下小米，鬼在夜里哭泣。高诱注说：鬼恐怕被文书所管制，所以夜里哭泣。(古有劾鬼之法，故《淮南本经》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可知某些特殊的文书可以压劾鬼神的思想早就有了。在文明时代，官方文书尤其是命令、政令，具有强制的权威，受其影响，这也在一般人头脑中加强了对文字的崇拜。

    符在早期被巫师所垄断，当民间的巫术被作为道教重要的来源吸收后，符箓便和道教一起逐渐发展。在《三洞神符记》中《符字》一节，便有符箓模拟对象变化的记载：“此符本于结空太真，仰写天文，分置方位，区別图象符书之异：符者，通取之星辰之势；书者，别析音句，诠量之旨；图者，画取灵变之状。然符中有书，参似图象；书中有图，形声并用，故有八体六文，更加发显。”从中可以看出：符，的的确确是对自然界之物星辰的模拟反应，其中当然含有艺术因子。可以说，符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书法艺术。

    早期道教符箓，基本上是在隶书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代隶书若干字的结合。后来道教为了加强神秘感，对汉字做了大胆的变形，突破了字体笔画的束缚，并吸收了古代各种字体的写法，特别是吸收了草书的写法，创造出人们难以辨认的一种文字。但符箓也不是道士随意所为的产物，而是有着一定规律的独特文字。唐代书论家张怀瓘曾说：“案道家相传，则有天皇、地皇、人皇之书各数百言，其文犹在，象如符印，而不传其音指。”明代陈继儒《记道家书》也说“道家书学详见于三洞经教部”，他认为道教书体共有三十二种，包括“本文”、“云篆”“八体六书”、“符号”、“八显”、“玉字诀”、“皇文帝书”、“天书”、“龙章”、“凤文”、“玉牒金书”、“石字”、“题素”、“玉字”、“玉篆”、“玉篇”、“文生柬”、“玉札”、“丹书”、“玉策”、“福运之书”、“白银主编”、“赤书”、“火炼真文”、“金壶墨汁字”、“琼札”、“紫字”、“自然之字”、“会成字”、“琅简芯书”、“石碛”、“琅简蕊书”等。

    道教的这些书体，对于一般人来说犹如天书，无法辨认，连大书法家苏轼也望字兴叹，他在《天篆记》中说，道教方士之书“笔势奇妙，而字不可识”。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也认为，道教的书法“其书类飞白而不真，笔势遒劲，莫能传学”。因而道符本身虽具书法和审美意义，但是难影响道门外人，因而符书道法对书法艺术的影响，不全在书符本身，而在于传教过程中与世俗的互动。

    道教提倡抄写经文，宣传抄经、布经可以积善累功，获福成仙。按照道经的说法“善书”和“有道”是对写经者最起码的要求。所以书法造诣就成了一个优秀道士必备的宗教素养。对道士书法素养的要求在道教中一直很受重视，在早期道教蓬勃发展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得到了强调。同时，道教徒对道教书法怀有一种特殊的宗教感情，他们对道经写本充满神秘感。道教神秘主义文字观赋予文字以宗教神圣地位。在这种观念看来，书写文字是一件神圣的事情，通过书写道经可以沟通人与神的世界，把神仙世界的大道传播到人间。于是，文字就获得了超越其作为语言记录符号的本来价值，把文字书写表现得更加完美的书法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为此，道士们身体力行，孜孜以求，不断提高书法艺术水平。另外，一些道士文化修养较高，将书法作为陶冶性情，静心养气的艺术和修炼手段，通过对书法的勤奋钻研，多有所获。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书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成为独立艺术，道教的影响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道士而言，写经是一种神圣的宗教行为，并不是凡夫俗子可以做的。道士在与世俗名士的交往中，他们有意放宽了对写经者的要求，世俗的凡人只要善于书法，也获得了写经的权利。对信仰道教的书法家而言，写经是一种积功德的善举，他们也乐于去做。于是，世俗的书法家也参与到了写经活动中去，由此，写经活动对文人的书法创作自然产生了积极影响。

    古籍中对名士写经的记载非常多，其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要数王羲之写经换鹅的故事。据《法书要录》等书记载，王羲之想得到山阴道士的鹅，就接受了替他抄写《道德经》(有些书认为是《黄庭经》)的要求。山阴道士一定要请王羲之写经的原因也只是因为“道家写经及画符必以能书者任之”。既然名士写经本来就有宗教动机，那么在写经活动中就不可避免要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前人评王羲之书法，说他写“《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其实就是对其书法受道教影响的写照。

    道教书法对古代书法艺术的直接影响，就是催生了“双钩填墨”的摹写手法。双钩填墨源于天师道的“画符郭填”。画符郭填是道教教法中的重要部分。道教画符的创始历来依托于太上老君，实际上开创于张道陵五斗米道。《汉天师世家》述说张道陵居阳平山修行时，立二十四治区，造正一盟威经箓二十四品，分属二十四治，督察治区内鬼神，就是道教正式开始画符的开端。北魏初年，奉道世家寇谦之对天师门内的符咒法箓做了研究，在泰常八年(公元423年)，他托称老君玄孙李谱文降临嵩岳，传授《录图真经》。《录图真经》相传为李谱文、赵道覆手书，字体如“古文鸟迹，篆隶杂体”，如云似霞，如烟似雾。即为早期道教之符箓。为了增加符箓的神秘性、宗教灵应，后来的法师就把符箓说成是太上神真的灵文，九天众圣的法言。要从这些神文中取得力量，就必须原样复制其文字，所用的手法就是“画符郭填”。

    这种手法是先用细劲的线条勾勒成篆文，迂回曲折，然后再在空心处填上颜色。发展到后来，就成了书法中的双钩填墨。书法中双钩填墨的方法是，在一间暗室里开一面小窗，墨迹紧贴在窗口上，把一张轻如蝉翼的纸覆盖其上，在窗外透进的阳光照耀下，字迹会显得纤毫毕露，拓书人用特制的游丝笔用细线勾出字的轮廓，然后再填上墨色，其效果和原迹一模一样。双钩填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朝初期。刘宋虞和《论书表》：“及泰始开运……繇是拓书，悉用薄纸，厚薄不均，辄好绉起。范晔装治，卷帖不胜，犹谓不精。”这指的就是以双钩填墨的手法复制法书。其时天师道在世家中信众颇多，画符与书法手法的融汇在此时发生，也是情理中事。

    印刷术广泛应用之前，双钩填墨手法对著名书法作品的流布起了重要作用，如今存世的《兰亭序》等书法作品，大多就是唐人以双钩填墨手法制作的摹本，而这些“副产品”，却是比一万道灵符神文还要宝贵了。

    (摘自《雾里看方术》,故宫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定价:3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