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根据罗新璋对中国翻译史上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发展脉络的评价进行再思，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现当代译论的优点与不足，认为它过于概括化，并给出自己的建议，若细化为“案本——信达雅——善译——求信——神似——化境”，则更具体，更合适。本文为今后的中国翻译史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翻译史 发展脉络 优点 不足

一、引言

纵观我国的翻译史，从古至今，“案本——求信 ——神似 ——化境，这四个概念，既是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渐次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而这个整体，当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翻译史长达两千多年，仅仅用这么简单的八个字加以概括，是不是太过于简单化了呢？

二、中国传统译论

中国自古至今，形成了一套传统翻译理论。

1.中国古代译论：“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三不易”取自于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其中“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为一失本；“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可”为二失本；三、四、五失本讲的是章法的删繁就简。“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或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以及“释氏弟子尚且慎重造经，现由凡人传译更难”的三不易。道安的意思是，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因此必须慎之又慎。

2.中国晚清民初译论：“信、达、雅”。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有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他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的第一段中，便指出：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以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严复《天演论》）

关于“信、达、雅”三者的主次先后关系，严复的认识也是比较清楚的。这从他对这三字的排列及论述的顺序，即可看出。他认为翻译应求其信，但如不达，那等于没译。严复关于“信”与“达”的关系的论述比较明晰，后人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疑义。“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这里的主次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信、达、雅”中，唯“雅”字难解，易起争论，许多想推倒三难说的人亦多在“雅”字上发难。倘若一提“雅”，就以为是“汉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没有道理的，其说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换一种理解呢？试以“文学性”解“雅”。有人间：“原文如不雅，译文何雅之有？”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对立中对“雅”字作孤立的语言层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学层次上看，情況就会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学作品，则其字词语汇的运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学性，俗亦有文学性，雅俗之对立消失在文学性之中。

离开了文学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终停留在语言层次的分别上，其实只是一堆未经运用的语言材料。我们翻译的是文学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语言材料去对付。如此则译文自可以雅对雅，以俗应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学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样，译文语言层次上的雅俗对立亦消失于语境层次上的统一之中。如此解“雅”，则“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乎不可少。

因此，罗新璋仅仅把我国翻译体系发展脉络的第二阶段概括为“求信”，明显不太恰当，个人认为应该加上“达”和“雅”。而且，在严复之前，我国还有一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马建忠，他与严复都是维新派人士。目睹了甲午海战之败后的马建忠，无疑以更明确、更急切的语言指出了翻译西书的首要目的——反抗外国的欺侮，并战胜之！他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一文中对中国译学史的新贡献，更在于他在强调译事之难的同时，提出了“善译”的标准：

夫译之为事难矣！译之将奈何？其平日冥心钩考，必先将所译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相当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音声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精深奥折之所由然。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

这段话的意蕴是非常丰富的。马氏指出要达到“善译”，必须平时就对译与所译两种语言都深有研究，甚至对各自文字的字源及其异同也深入考察。在翻译时，要充分考虑原文的音调，文句的繁简，文体的变化，以及义理精微之所在等，反复斟酌，最后还要模仿原文的神情与语义。这就已经涉及风格学、文法学、修辞学，以致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了。他提出的“善译”的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读原文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的等值翻译理论非常接近。因此，我国翻译体系脉络的前面一半，个人认为，应该是案本——信达雅——善译。

3.民国时期译论。这一时期的译论焦点是“形似”与“神似”的二元对立。

所谓形似，是指在翻译文学作品时尽量使译文在用词、句子结构、表现手法等方面保持与原文一致。文学作品的信息内容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传达。艺术形象需借助语言或者其他的表达形式来塑造，去诠释感情，如果抛弃语言形式的等效，就难以实现审美功能的等效。这就要求译者必须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有一定的鉴赏能力，广泛涉猎，有敏锐的观察能力，能够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感受生活。译者不仅要熟读原作，而且要知之甚详，源语的出入来源都要了解，如果原作是诗歌的形式，译本就要与之相应，同样采用诗歌的体裁，这样才给读者美的感受，才能传达原作的思想和感情。

然而，形似是指语言表现形式的等效，并非语言结构形式的完全对应。如果死扣字眼，过分强调译文与原文语言结构形式的一致，反而达不到审美效果的对等。语言需要在深层意义上理解、融化，不能硬生生照搬过来，否则会造成译本晦涩难懂，读者也不理解其中的含义。endprint

所谓神似，尤其是指在诗歌翻译时要着力保持原作的神韵和风姿，达到原作的艺术效果。在文学创作中，许多作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风格，它是作者在表达意思时表现出来的个人特点。他们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体风格，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与众不同的审美效果。

4.新中国成立后译论。新中国成立后，各种翻译理论层出不穷，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钱钟书的“化境”说。

1）“化境”——译者的理想和翻译的标准。所谓的译者的理想和翻译的标准实际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前者强调的是译者，他把它作为在翻译过程中所追求的完美目标，而后者重视的是读者或评论家，他们用它来评价或评论译作。钱钟书对“化境”的定义如下：

在《林纾的翻译》中，钱钟书写到：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资致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经过翻译似的。

钱钟书认为“化”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如上文所述，它同时包含改变（形式）和保留（内容或思想和风格）。

第二，翻译应该“达”，应该和译语的语法规则保持一致。在改变形式的同时，译者应该尽最大的努力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换句话说，在译作中不应有翻译语，正如傅雷所说“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

第三，翻译应该在内容、思想和风格上忠于原作。在形式的转变过程中，译者不得不“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说，“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

2）“化境”说中译文超过原文的探讨。钱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论述了翻译作品在艺术上超过原作的可能性的问题。他提到宁可读林纾的译文而不愿读哈葛德的原文。因为原文滞重粗滥，对话更呆板，常是古代英语和近代英语的杂拌；而林纾的译文则是很利落的汉文言，文笔虽说不上工致，也大体上比哈氏的明爽轻快。因此，他指出“译者运用‘归宿语言超过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与原作都有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另外一本书《谈艺录》中谈的更为透彻：“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譯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由此可见钱钟书先生主张译作通过“化境”尽可能超越原文。这跟他的弟子许渊冲先生的“翻译竞赛论”颇有几分相似。笔者对此观点心有疑惑，译文和原文均出自不同的语言体系，两种语言体系中以什么标准衡量是原文优秀还是译文优秀，在原语和译入语中即使存在一个衡量标准，怎样衡量也是问题。

我们不妨看一下钱钟书先生又是如何实现“化境” 说的。钱氏被世界公认的文学巨著《管锥编》中引用了西方多种语言，但他全用文言文译成，而且译得自然流畅，有如天成。如果没有原文和出处，钱氏生花妙笔所译成的地地道道的文言文几乎分辨不出哪些地方是根据外文原著译来的，这种功夫正是钱钟书先生翻译理论“ 化境” 说的最好典范。钱钟书先生的“化境” 说距今已二十年了。

在这二十年中，中国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然而就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国的译论研究工作又陷入了“ 沉寂期”。翻译理论的研究当然包括了许多方面，其中有翻译理论的建设、翻译美学的研究，还有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家评论、翻译史和翻译理论史的研究等，当然，翻译标准的问题始终是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和指导着人们的翻译实践、翻译质量和翻译批评，同时它也影响着翻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翻译学科尤其是翻译教学的发展。尽管最近的几年中不时有人提出诸如“和谐”说、“第三状态”等理论，但始终未能找到一个为大家公认并且乐意接受的一个标准，个中原因当然是错综复杂，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由我们许多年积淀起来的文化因素所决定的定式思维所致，多年来我们的译学理论工作者一直围绕着译学到底是翻译学还是翻译科学和翻译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纠缠不清，而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定性定量的、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如果我们将翻译学放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余地可能会更大。这个广阔的背景就是文化交流。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正是以此为前提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种俗套的标准，而是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因此，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译学理论研究的“沉寂期”，我们再来研读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就更有意义了。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仅仅把中国的翻译史脉络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八个字是不合适的，本人认为应当是“案本——信达雅——善译——求信——神似——化境”。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张彦文.钱钟书“化境”翻译理论之我见[J].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3（4）.

作者简介： 胡赢（1990-），男，湖北黄石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二年级，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endprint

校园英语·上旬2017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