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思想家建立理论体系的学术方法，这是目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学术方法所透露出来的是思想家理论思维的特点，最能够反映思想家的个性。因此，从学术方法的角度入手总结思想家的理论成就和学术特点，将更加有利于我们理解思想家的整个思想学说体系。这一点对于《庄子》研究来说，尤其显得重要。“盖庄子之书，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独精绝，所以度越诸子”（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发题》）。《庄子》不仅以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以及文化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以其“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的独特表现形式成为永恒的经典。《庄子》一书的神奇魅力，得益于它的“三言”笔法，即寓言、重言、卮言。可以说，正是“三言”赋予了《庄子》“微妙之理”和“精绝之文”，而把握“三言”则是理解《庄子》学术体系及其思想特质的关键。对此，本文试作简要论述。

一、“三言”释义

“三言”作为庄学的独特笔法，乃是庄子本人创造出来的。《庄子·天下篇》述及庄子学说时明确写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不拘物累，远离世俗，而以卮言、重言、寓言作为表达其精神世界的独特手段。对于“三言”的情况，《庄子·寓言》篇有具体的阐述：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这里不仅说明了寓言、重言在《庄子》全书中所占的比例，而且阐明了使用寓言、重言、卮言的原因。

关于寓言的解释，南宋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所说较有代表性：“寓言者，以己之言借他人之名以言之。”所谓寓言，就是借他人之名来论说自己所要阐明的道理。如果直接由自己说出，人们多有不信，故“藉外论之”。这也好比父之誉子，人多不信，别人誉之，则信者增多。庄子阐述自己的哲学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并不直接把他的思想理论陈述出来，而是借助一大批虚构人物如支离疏、王骀、哀骀它、叔山无趾、伯昏无人、齧缺、王倪、蒲衣子、意而子、支离叔、滑介叔、瞿鹊子、长梧子等等来替他发表看法并申述其观点。

对重言的理解，解《庄》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南华真经口义》云：“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黄帝、神农、孔子是也。”“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即借重以往那些尊者、长者、名人之言，这是比较符合庄子原意的解释。为什么要用重言呢？“所以己言也”，即用来中止争辩。“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1]728，这是争辩所起的原因，如果援引大家平时所尊信之人的言论，则争论者都不敢以之为非，于是争议顿息。庄子称重言之人为“耆艾”。《尔雅·释诂》：“耆，长也。艾，历也。”长者阅历丰富，具有威望，故为庄子所借重。而需要注意的是，庄子所谓重言者，不仅要年纪在先，还要能“经纬本末”，是有道之人，如果学无所见，“人而无道”，则纵使年纪在先，亦不能谓之“耆艾”，只能叫做“陈人”，即世间陈久无用之人。在《庄子》书中，大凡历史上具有威望的“耆艾”，不论他属于何家何派，只要行文需要，便都可以拉出来为自己说话，如神农、黄帝、尧、舜、汤、许由、孔子、壶子等等都是。

关于卮言的释义，历代解《庄》者众说纷纭，没有确解。但相对来说，在各种解释中以郭象注、成玄英疏较合庄子原意。郭注“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句云：“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次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成疏云：“卮，酒器也。日出，犹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卮满则倾，卮空则仰，空满任物，倾仰随人。无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无系倾仰，乃合于自然之分也。”[2]538无心之言，指去掉偏执、合乎自然之言，亦即体道之言。正因为卮言是与道相合的言论，与体道的过程互为一致，庄子才说“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所以，在《庄子》书中，不论是出于寓言人物之口的言论，抑或“耆艾”的重言，还是其他的言论，只要能够与道相应，符合自然的分际，即可视之为卮言。

至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的十九、十七，主要有两解，郭象注：“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北宋学者吕惠卿则认为：“寓言十九，则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则非重而言者十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八九）郭象立足于从所闻者的角度解释，吕惠卿则从全书所占比例来看，两说各有道理。另外，当代学者孙以楷先生认为十九、十七乃指《庄子》内七篇中寓言十九条，重言十七条[3]11，亦可备一说。比较起来，吕惠卿之解似更胜一筹，故以后解《庄》者大都采用吕说。不过，我们也不必完全拘泥于吕惠卿的观点，认为寓言在《庄子》书中恰好占十分之九，而非寓者十分之一，重言恰好为十分之七，非重者十分之三。实际上，“寓言十九”，主要是为了说明《庄子》寓言之多，“重言十七”则相对寓言来说次之。由于《庄子》中寓言与重言是交互错综的，往往寓言里有重言，重言里也有寓言，因此，寓言的成分纵使占了全书十分之九，仍无害于重言的十分之七。又《庄子》“以卮言为曼衍”，曼衍即无穷尽之意。无穷尽，也就不能用具体的数字概括，故只说“卮言日出”，而不说十分之几，但卮言中既有寓言，也有重言，它在《庄子》中随处可见。

二、寓言：想象的世界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三编“老庄”中指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这是对《庄子》的一个精辟评价。虽然寓言是庄子用来说理的一种方式，所谓“以寓言为广”，但经过他的自觉创造，寓言获得了存在的独立性。由于寓言可以“空言无事实”，所以庄子可以在想象的世界里更加自由地驰骋。庄子用“汪洋辟阖，仪态万方”的语言创造出众多千奇百怪的艺术形象，从而大大拓展了寓言的表现力。

一般认为，寓言滥觞于《易经》。到春秋战国时期，寓言大量出现在诸子百家著作里，墨子、孟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论辩与对话中都注意用寓言作为其说理的依据，例如孟子著名的寓言“揠苗助长”即是在回答公孙丑“何谓浩然之气”这一问题时讲述的。但这些思想家的寓言仅是一种说理的方式，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庄子的寓言则不一样，其大部分已从论辩、对话中摆脱出来，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庄子更注意用寓言本身来说明问题，以寓言特有的形式寄托思想，使自己的理论大都以寓言的面貌呈现出来。而且，庄子更加注意寓言的艺术感染力，自觉运用各种虚构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动作、形态的描写更加形象生动。如《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对解牛动作的描写就十分精彩。实际上，《庄子》的每一个寓言都写得形象生动，而文笔汪洋恣肆，精妙奇绝。“以谬悠之言，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1]884。这一概括正体现出了《庄子》寓言独特的表现手段。

寓言必以想象为基础，《庄子》寓言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神奇的幻想世界。庄子通过运用丰富的想象，使他深刻的思想与神奇莫测的寓言融为了一体。例如《逍遥游》篇旨在阐明人生最高的追求就是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而这一精神境界的基本特征即是借助一连串具体、形象的寓言故事来表述的。文章一开头就描绘了一个神奇无比的大鹏形象，但这样的神鸟还是“有待”，没有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至于一般的小鸟，则更不用说了。《庄子》接着写道：

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为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这则寓言说明，象宋荣子那样的人，敢于讥笑那些自鸣得意的所谓才智之士，能够不去追求世俗的声誉，而列子御风而行，任意自在，在一般人看来，这两个人似乎都已经实现了理想的人生，但庄子认为他们仍然没有达到“逍遥”的境界。宋荣子“辩乎荣辱之境”，也就是说心中仍有荣辱之念，列子虽然能够飞翔，但还要“御风”，因此，他们并没有完全摆脱物累，还是处于“有待”的状态。而只有做到无功、无名、无己，才能实现“无待”这一最高的理想。接着便通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肩吾问于连叔”、“宋人资章甫而适越”三则寓言，阐明了绝对自由的思想。庄子人生哲学中所追求的精神绝对自由这一艰深的主题，就这样凭借寓言的故事情节形象地展现出来。胡文英《庄子独见》说到《逍遥游》这一特点时说：“首段如烟雨迷离，龙变虎跃；后段如风清月朗，梧竹潇疏。善读者需拨开枝叶，方见本根。”善于读《庄》者要能够透过寓言故事本身，去体会故事中所蕴含的哲理。

庄子以大胆的想象创作寓言，突破了寓言创作固有的题材。据统计，《庄子》一书寓言超过200则。《庄子》凭借这些寓言构造了丰富的形象世界，并通过这些形象来寄寓深刻的道理，如崔大华先生所言：“完全可以说，在《庄子》中的每一个寓言后面都站着一个哲学结论，蕴涵着一种哲学思想。”[4]312下面结合《庄子》寓言的类型，从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虚拟人物。庄子寓言中有大量虚构的人物，如《德充符》全篇由五个寓言故事组成，塑造了六位外表残疾怪异的人物形象，有断一只脚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去脚趾靠后脚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相貌丑到了“骇天下”程度的哀骀它，还有一个曲足、伛背、无唇的人去游说卫灵公，一个头瘤如瓮盖大的人去游说齐桓公。庄子通过虚构这些外表残畸而内德充实的人物，说明一个人只要德行完备，心智完善，纵使形体有缺陷，仍无碍于他成为一个完人。

其二，动植物。庄子出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哲学主张，强调物我合一，这就使得动植物在他的笔下亦有了人性的特点，动植物寓言成为了庄子整个寓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禽鸟能够说话：“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1]7猴子能与人交流：“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1]62这就是那个为人熟知的“朝三暮四”寓言，名实未变而猴子的喜怒却因此而不同，那些“劳神明为一”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圣人才不执著于是非的争论而保持事理的自然均衡。

其三，自然现象。在《庄子》书里，自然现象及其他具体事物都可成为寓言的主角。例如风也能说话，《秋水》篇中的一则寓言写道，独脚兽夔羡慕名叫蚿的多足虫，蚿则羡慕无足的蛇，蛇则羡慕风，于是有了蛇与风的对话：“蛇谓风曰：‘予动吾脊胁而行，则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于北海，蓬蓬然入于南海，而似无有，何也？”风曰：“然。予蓬蓬然起于北海而入于南海也，然而指我则胜我，鰌我亦胜我。虽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众小不胜为大胜也。为大胜者，唯圣人能之。”这一寓言十分形象生动地阐明了以无胜有的道理。又如《至乐》篇中关于髑髅的故事：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乎此？”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之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

这则寓言的寓意十分深刻，庄子认为，社会、政治、道德及人本身的多方面因素构成了人生的困境，形成了“生人之累”，只有死亡才能免除人间之苦、特别是君臣上下之分的束缚，才能获得彻底的解脱，这就是“至乐”。髑髅所言，形式虽然荒谬，但实际上包含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及对自由生活的热烈向往。

其四，抽象事物。庄子寓言还赋予抽象事物以生命，使之开口说话，充分体现出他的神奇想象。例如《知北游》篇把“知”和“无为谓”拟人化：“知北游于玄水之上，登隐湓之丘而适遭无为谓焉。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无为谓”没有回答“知”提出的问题，于是“知”又问狂屈，再问黄帝，而黄帝认为只有“无为谓”才真正懂道，因为道无所不在，不能言传，只有清静无为才能得道。又如《至乐》篇中的“忘形叔”与“忘智叔”，《盗跖》中的“无足”和“知和”，都是抽象概念的拟人化。再如“关于浑沌”的寓言：

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1]228

这里将“浑沌”拟人化，阐述了道家哲学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即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爱护自然，顺应自然，而过分的人为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其主观愿望不一定是坏的。

三、重言：思想的真实

重言是庄子寓言以外的另一种笔法，“重言者，考诸古圣而不悖，质诸耆硕而无疑，是则可信今传后者，故曰以重言为真”[5]649。由于寓言大多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庄子担心人们读之以后难以置信，于是，他又推出了一批发表重言的“耆艾”，使其思想的可信程度得以提高。

到庄子生活的战国时期，孔子思想的影响已相当广泛，因此，许多时候，庄子便把孔子作为“耆艾”推出来说话。在他的笔下，孔子这位儒家的泰斗，变成了庄子道家学说的代言人。例如《人间世》篇写道：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心斋”是庄子重要的体道方法，指修道者使心志专一虚静，通明无碍，以达到与道相合的“坐忘”境界。这明明是庄子的思想，并且是其核心思想之一，但他并不自己宣讲，而是借助孔子之口说出，从而使人们更加相信它是真实可靠的。又如《达生》的一段文字：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惛。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

显然，这也是庄子的虚构，整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孔子最后的一句话“凡外重者内拙”，即主张“忘境”，不为外物所累，这一道家的主张，用孔子教育弟子的方式表述出来，使人们很自然地以之为真了。

在《庄子》书中，孔子是经常出现的“耆艾”，其弟子亦可发表重言，《让王》篇记载：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

在这里，孔子弟子原宪是重言的表达者，庄子把原宪穷窘而志向不移的个性特点刻画得相当传神。而通过子贡的衬托，原宪的述志显得更为真实了。

在具体的行文中，《庄子》的寓言和重言又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例如《大宗师》篇中写到南伯子葵看到女偊年岁很大了，但脸色如孩童，便问其中原因，女偊说是闻到了道的缘故，南伯子葵追问是怎样闻道的，女偊便回答说：“闻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洛诵之孙闻之瞻明，瞻明闻之聂许，聂许闻之需役，需役闻之於讴，於讴闻之玄冥，玄冥闻之参寥，参寥闻之疑始。”这俨然是一个九代祖孙相传的“世家”。在庄子那里，极为抽象玄奥、难以捉摸的闻道过程，居然被拟人化地写成了九个富有感性特征的具体步骤。从“副墨”直到“疑始”，其涵义历代解《庄》者多有不同，但成玄英《南华真经疏》里的解释较有道理：“副，副贰也。墨，翰墨也；翰墨，文字也。理能生教，故谓文字为副贰也。……始，本也，道以不本而本，本无所本，疑名为本，亦无的可本，故谓之疑始也。”由于庄子之道乃本于老子，而老子把道分为“可道”与“常道”，那么从副墨到疑始的闻道过程，就是一个从能用文字表述的“可道”到“无为无形”、至玄至妙的“无可本”的“常道”的过程。庄子将这一过程赋予了人格的特征，形象地表述为一个如同九代世家依次相授的过程，真是匠心独运，而这一切，又由女偊这样的高人以重言的方式讲出来，令人不可不信。

四、卮言：哲学精神的阐扬

卮言是上升到道的层面的言论，也是《庄子》书中最精彩、最玄奥之言。凡是描述道的性质、总结道的功用、阐述道的特点以及从道的角度观照天地万物的言论，都是卮言。卮言阐述庄子哲学的精神实质，在《庄子》作品中往往有画龙点睛的功用。有时候，庄子通过寓言、重言说理以后，用卮言进行总结。而有时候，他又直接以之阐述其哲学思想。

有了卮言，读者面对“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时恣纵而不傥”的《庄子》文章，便不会再无所适从，而能够以之作为全文主旨，进而把握整个作品思想内容。例如《德充符》篇塑造了一群“守德”、“游德”、“全德”的残畸之人，在具体描写的时候，庄子并没有表明其写作目的，令读者如坠云里雾中，只觉怪状错落，却不知何故。但到最后，庄子点出了全文的要害：“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这就是卮言，仅一句话就将前面看似断断续续的几个寓言的共同主旨概括出来，并使之连成一个整体。又如《逍遥游》中讲到脱离世俗的宋荣子以及御风而行的列子都还“有待”，接着指出：“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此条卮言说明只有“御气”而“游无穷”的境界，才是真正的逍遥。又如《至乐》篇有一则这样的寓言：海鸟停落在鲁国郭外，鲁君把它迎进太庙，向它献上美酒牛羊，并演奏九韶古乐以取悦于它，但海鸟目眩心悲，不敢吃一块肉，喝一口酒，三天就死了。由是庄子得出结论说：

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鰌鮋，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譊譊为乎！成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于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

这是一段较长的卮言，但意思很清楚，即天性自由是最重要的，所以先圣并不要求人们才能划一，也不要求事物完全相同，而讲究随宜施设，以适性为上。再如《山木》篇写道，庄子在山中看见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伐木的人停在树旁而不去砍伐它，问其缘故，伐木者说没有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因为不中用得以终其天年。庄子从山中出来后到朋友家里，朋友很高兴，叫童仆杀一只鹅招待他，童仆问：“一只会叫，另一只不会叫，杀哪一只？”主人回答说杀那只不会叫的。第二天学生问庄子，山上的树木因“不材”免遭砍伐，主人的鹅却因“不材”而被杀，基于这一教训，人们应该怎样自处呢？寓言写到这里，下面就是庄子的卮言了：

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为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

此处阐明了庄子处世的原则，就是顺其自然，不为物累，与时俱化，也就是“物物而不物于物”，这样也就达到了与黄帝、神农相似的处世境界了。

由于庄子“以卮言为曼衍”，即卮言随时随意出现，它是流转自然，不拘一格的。因此，为了论道的需要，庄子有时便直接运用卮言。例如《大宗师》对道体的描述：“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天道》中对道的普遍性的概括：“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而道落实在社会人生的层面就是德。《天地》篇关于德的描写：“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等等，正是有了这些卮言的存在，庄子的哲学思想才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五、余论

“三言”作为《庄子》的独特笔法和思想学说的表现形式，它们相互统一，密不可分。虽然“寓言”、“重言”之间存在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差别，但卮言将两者巧妙连结起来，使《庄子》成为了一个有机整体。“三言”所言说的重点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庄子真实思想的具体呈现。尽管庄子主张“得意忘言”，不过，“言”的客观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通过“三言”的互相配合，《庄子》书中诗性的语言、丰富的想象、开阔的意境和深邃的思想结合得天衣无缝，由此构成了《庄子》有别于其它诸子的独有特质。明代《庄子》研究者罗勉道曾说：“《庄子》为书，虽恢恑譎怪，佚宕于六经外，譬犹天地日月，固有常经常道，而风云开阖，神鬼变幻，要自不可阙。古今文士，每每奇之。”（罗勉道：《南华真经循本·释题》）正是“三言”使《庄子》“风云无阖，神鬼变幻”，从而使之具有了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体系，以致“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2]1。

刘固盛，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