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迪尔凯姆把集体表象的形成与发展同时空形式紧密结合起来论述。他指出：“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总的结论是：宗教明显是社会性的。宗教表现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笔者曾指出，这里把“集体表现”译为“集体表象”更符合作者原意。）“集体表现是广泛合作的结果，它不仅延展到了空间，也延展到了时间；各种各样的心灵联合、结合和组合起来，构成了它们的观念和感情，构成了这些表现；对于这些表现来说，它们是由世世代代的经验和知识长期积累而成的。”迪尔凯姆重视表象在集体或群体行为中的作用，本身就是一种空间社会学关注。不仅表象是形象性的感性认识，表象所呈现的内容与形式也是在空间形式中展现的。

在经典社会学关于空间问题的研究中，齐美尔论述的空间社会学思想是最丰富的。当齐美尔提出社会形式研究或“社会关系的几何学”时，实际上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研究的空间特征。因为社会关系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这里的社会条件必然包含时空条件。在对“社会的空间和空间的秩序”的论述中，齐美尔展现了两种不同维度的空间。第一种维度的空间是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主要作用体现为：空间为事物提供了场所；空间通过改变条件性因素而制约事物发展。在这种维度下，“空间依旧总是毫无作用的形式”。第二种维度的空间为心灵及互动视角下的空间，“并非空间，而是它的各个部分的由心灵方面实现的划分和概括，具有社会的意义……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

齐美尔还认为，社会学一定要通过空间形式、空间关系和空间过程才能完成从实际出发、面向经验事实的研究任务。齐美尔指出：“社会学上的兴趣只有在一种特殊的空间位形开始发挥作用的点上才与迄今为止所观察的种种现象相联系，而在另一些现象中，社会学上重要的东西存在于事件过程中，在一个群体的空间规定性通过它的真正社会学的形态和能量而获得的作用中。”也就是说，呈现某种空间形式的社会现象不是静止状态，它一定要展开为事件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要在表现为各种空间规定性的事件过程中开展社会学的观察与思考。齐美尔还从空间是人类的感性认识形式和感性活动场所出发，充分论述了人们的感觉器官、感性意识、感性关系和感性生活同社会空间的关系。

比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在欧洲开展空间问题研究稍晚几年，美国芝加哥学派也开展了深入实际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莫里斯·詹诺维茨在评论芝加哥学派的空间社会学研究时指出：“当时的学术界有一种思潮，主张把城市看作社会学研究的专门客体，这种思潮对于城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推动极大。这几位大师当时很热衷于研究城市社区的复杂性，想通过研究它的迷离表象揭示出其中隐藏的规律。”被称为大师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伯吉斯和麦肯齐等人，他们把生态学的理论视角引入了城市空间分析，在居住状况和群体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城市社区空间分布的理论模型。像詹诺维茨指出的那样，芝加哥学派承继了把社会现象作为客体分析，并揭示其展开结构与发展规律的实证主义立场。

帕克等芝加哥学派成员在坚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同时，强调了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帕克指出：“城市，它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可见，帕克高度重视心理状态和文化传统，而不是单纯关注城市的居住分布和地理环境，这似乎与坚持物理学立场的严格实证主义不同。然而，对心理和文化现象的关注并不意味着把社会当作物看待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城市绝非简单的物质现象，绝非简单的人工构成物。城市已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要活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帕克的观点表明，他们仍然把城市作为具有客观性的自然的产物，区别不过在于重视了城市社会的人文色彩。

芝加哥学派把他们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研究称为人类生态学。麦肯齐给人类生态学做了界定，他指出：人类生态学“是研究人类在其环境的选择力、分配力和调节力的影响作用下所形成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的科学。人类生态学尤其注重研究区位（position），包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概念上，对于人类组结方式和人类行为活动的影响。”人类生态学强调了人在城市时空中的地位与作用，这确实有别于把社会单纯作为物看待的立场，但生态学是在地理学和生物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就像斯宾塞的生物学立场同孔德物理学立场没有本质区别一样，人类生态学不过是坚持客观论的物理学立场，把人类、地理环境和社会关系放到一个系统中开展具有整体联系的研究罢了。

综上所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的西方社会学已经开展了空间社会学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和学术流派。虽然这个时期的空间社会学已经呈现了一定程度的丰富性，但从其所立足的基本立场、方法论原则和理论取向上看，基本上都坚持了实证主义或物理学主义的客观论立场。进一步说，无论经典时期空间社会学的视野有多么广阔，其方法原则、基本观点或理论构架大都建立于物理学的知识基础之上。

这里所谓知识基础，不仅指一个学科建立与发展所依靠的知识背景和思想观点的知识来源，更重要的是指该学科开展学术研究所依据的思维方式、方法论原则和价值立场。所谓思维方式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思维活动展开的基本关系和认知模式，当孔德和迪尔凯姆强调实证社会学要把社会当作外在的“物”去看待并揭示其客观本质和自然规律时，他们就是在坚持以物理学为代表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并且，正是这种思维方式规定了他们坚持的客观反映论和排斥价值追求的方法原则与价值立场。

孔德和迪尔凯姆所立足的基础是物理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原则。孔德要把实证社会学建设成社会物理学，而迪尔凯姆则更明确地宣称：“关于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方法的基础。”“凡是供我们观察的一切，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或更确切地说，凡是要求我们观察的一切，都是物。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把社会现象作为构成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的实物论据来研究。”把社会现象作为物来研究，就是像物理学那样坚持从客观性、外在性的立场来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进而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联系、运行模式和发展规律。

孔德和迪尔凯姆的社会物理学立场遭到了斯宾塞的反对，斯宾塞认为，社会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应当用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有机体。用生物学的方法把社会作为生命有机体看待，这比把社会当成物理学面对的无生命之物似乎更符合社会的实际。然而，如果看到斯宾塞主张更加严格的客观主义立场，坚持用自然主义眼光去观察和分析社会有机体的客观结构，那么可以说斯宾塞坚持的生物学立场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的物理学立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韦伯主张的理解论研究方法，通常被认为是同实证社会学的物理学研究方法明确对立的。韦伯不同意迪尔凯姆把社会现象当作“物”去研究的观点，韦伯指出：“社会学应该被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并且，韦伯认为，社会行为的本质特点是人们在主观意愿上发生了联系的行动，因此，研究社会行为必须理解人们的主观意愿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能把它等同于客观的“物”去看待。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理解论同实证主义的社会物理学方法是明确对立的。

然而，韦伯的理解论同实证论的对立是不彻底的，其价值中立原则同实证主义和物理学的客观原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韦伯在论述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时指出：“价值中立作为经验科学的原则向文化科学提出了客观性要求：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的认识中剔除出去，划清价值判断与科学认识的界限。”“经验科学只能告诉人们事实怎么样，它可能怎么样，但绝不能教导人们应当怎么样，后者完全取决人们自己依据于一定价值取向的选择。”可见，韦伯的理解论或解释学立场包含着排斥价值原则的客观主义原则，而这正是实证社会学从物理学那里移植而来的立场与方法。

概而言之，经典社会学是以物理学的客观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特别是其关于社会空间现象的本质联系、结构功能、发展规律等理论追求，不过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的学术视野和理论指向在空间社会学中的表现。因此，经典的空间社会学的知识基础或方法原则就是经典物理学。这个指向客观性的基础与原则，被经典社会学家认为是区别于哲学、文学和个体心理学的根本立场或本质特点，是实证社会学实现了精神史革命的标志，是不能放弃或不可改变的。

二、现象学对物理学主义的空间论批判

正当经典社会学坚持以物理学为模本的实证主义立场对社会空间开展客观性研究之时，对实证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开展的批判却逐渐兴起。在接踵而至的批判浪潮中，最激烈的批判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认为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立场和客观主义原则，弱化了思想理论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批判意识，扫平了法西斯主义泛滥流行的道路。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孔德的实证哲学奠定了反对理性主义否定倾向的社会理论的基本结构。它是为资产阶级社会作意识形态的辩护，而且，它孕育了为极权主义社会作辩护的萌芽。实证哲学和非理性主义之间的联系形成了随着自由主义衰落而产生的极权主义观念论的特征，这一联系在孔德的著作中尤为显著。”

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的批判，重点在于揭示其片面强调外在客观性和因排斥价值评价而弱化了具有批判性的辩证思维，进而导致思想理论对法西斯主义放松警惕，在响应实证主义服从统治、维护秩序的号召中对法西斯主义放任自流，最终导致了人类的空前浩劫。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开展激烈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现象学从学术基础或思想根基上对实证主义开展了深入的学术批判。

虽然胡塞尔对实证主义和物理主义的批判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最集中也是最深入的批判见于1936年前后写作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20世纪30年代，正是法西斯主义泛滥成灾的年代，像法兰克福学派一样，胡塞尔对科学危机的论述，与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社会危机直接相关。胡塞尔指出：“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就是以物理学为模本的实证哲学或实证社会学，它高举科学的旗帜却放弃了对人生的关怀和对人性的追求，造就了仅仅关注客观事实而不顾人生扭曲和人性压抑，放纵了法西斯主义的泛滥，进而导致了科学与社会的双重危机。

胡塞尔进一步揭示了实证科学危机的要害或实质：“在我们生存的危急时刻，这种科学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从原则上排除的正是对于在我们这个不幸时代听由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支配的人们来说，十分紧迫的问题：即关于这整个的人的生存有意义与无意义的问题。这些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问题难道不也要求进行总体上的思考并以理性的洞察给予回答吗？”人类生存的意义或价值，正是实证主义或实证社会学回避或放弃的问题，而坚持意义或价值的追求，就是对人的自由的肯定与捍卫。

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实证科学单纯客观主义的错误根源，胡塞尔对实证科学的模本——古典物理学开展了追根溯源的批判。物理学是借助数学特别是几何学发展起来的，因此，胡塞尔对物理学主义的批判开始于对数学或几何学的批判。胡塞尔指出：“首先是提供给数学（作为几何学和作为数和量的形式的——抽象的理论）的普遍的任务，这种任务具有一种全新的，古代人不知道的样式。古代人就已经在柏拉图理念学说的指导下将经验的数、量，经验的空间图形，即点、线、面、体，都理念化了；并借此将几何学的命题和证明改造为理念的——几何学的命题和证明。”几何学是关于空间的数学，把几何学的空间图形理念化，即像柏拉图的理念说那样把这些空间概念和空间图形原则化、普遍化。

用几何学理念开启自然现象或物理空间研究的代表首先是伽利略。伽利略创造了一种“纯几何学”，“即关于空间时间的一般形态的纯数学：它作为古老的传统呈现于伽利略面前，处于生动地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因此一般说来，就如同它对于我们自己也在那里存在着一样，一方面作为关于‘纯粹理念东西’的科学，另一方面被经常实际应用于感性经验的世界。”这种几何学空间或物理学空间，是被概念化的纯粹理念，它相当于柏拉图所论述的绝对理念，被伽利略普遍化为可以解释一切经验现象的原则或根据。

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具有普遍性的纯几何学或量化物理学空间观念，甚至成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思维方式或认知模式，以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于先验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转变都很熟悉，以致我们通常都倾向于不区分几何学所谈论的空间和空间形态与经验显示中的空间和空间形态，仿佛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然而，正如胡塞尔一再强调的那样，几何学或物理学的空间观念是经过抽象化的，是关于人性自由、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等主观因素都已从中被过滤掉了的实证科学观念。把实证科学的空间观念混同于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空间形态，不仅犯了实证科学或物理学空间观念普泛化的错误，而且还发生了对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空间简单化或抽象化认知的错误。

用几何学、物理学的空间观念去观察和揭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空间，更严重的后果是忘却了作为意义基础的生活世界。“伽利略在其从几何学出发，从感性上呈现的并且可以数学化的东西出发，对世界的考察中，抽去了在人格的生活中作为人格的主体；抽去了一切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精神的东西，抽去了一切在人的实践中附到事物上的文化特性。通过这种抽象产生出纯粹物体的东西；但是这种纯粹物体的东西被当作具体的现实性来接受。”一个没有人格主体、精神和文化的纯粹物体的世界，是一个抽象的客观世界，而不是现实的生活世界，于是，生动而充满丰富意义的生活世界被遮蔽、被忘却了。

胡塞尔发出了放弃单纯客观主义立场而转向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呼唤：“预先给定的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主观的构成物，是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就。世界的意义和世界的存在的有效性，就是在这种生活中建立起来的，而且总是那个特定的世界对于当时的经历者现时有效。”可见，转向以生活世界为基础，就是从单纯的客观主义立场转向注重主观性的立场，是从抽象的科学世界转向具体的日常生活世界。

胡塞尔所呼唤的这种生活世界，实质上正是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甚至必须身处其中的日常经验世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关于以生活世界为基础的空间研究，发生了同社会学的视界融合。在生活世界中，我们“与当前的、过去的、将来的另一些人，一起存在于共同体之中，以现在、那时、将来这些样式一起存在于共同体之中”。生活世界是人类互为主体的世界，是以群体关系生活在一起的世界，是每个人的周围世界，是未分化的原初世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胡塞尔呼唤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学面对的经验世界实质上是同一个社会空间，但现象学在其中关注的同社会学还是不同的。社会学在作为经验过程的生活世界中看到的是那些人们的感性经验活动及其展开的社会关系，社会学认为其所看到的就是具体的社会生活本身；而现象学则认为，人们在生活世界中观察的首先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知觉。生活世界被现象学看成包含着主体交互性、生活意义与生命价值、主观意向和理想要求的知觉空间，在人们的视野中呈现为知觉的空间表象。因此，现象学视野中的生活世界的主要特点是其主观性，抑或共主观性、交互主观性，而这与实证社会学把社会生活当作客观的物来看待的观点是截然对立的。

强调从知觉出发来理解生活世界乃至科学世界，梅洛-庞蒂在这一点上做了更加明确的论述。在评述胡塞尔现象学基本立场时，梅洛-庞蒂指出：“整个科学世界是在主观世界之上构成的，如果我们想严格地思考科学本身，准确地评价科学的含义和意义，那么我们应该首先唤起对世界的这种体验，而科学则是这种体验的间接表达。”这里所指的作为科学基础的体验，就是被梅洛-庞蒂认为具有首要地位的知觉，是人的认识活动与实践行为的前提或基础。“世界本身，大致可以定义为全部可知觉物、作为万物之物的世界本身，也不应被理解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所言意义上的客体……而应被理解为所有可能存在的知觉的普遍风格。”可见，梅洛-庞蒂像胡塞尔一样坚定地反对物理学或实证科学的单纯客观主义立场。

梅洛-庞蒂进一步从身体活动和身体图式论述知觉空间的整体性和基础性。他以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1880—1943）的心理学实验为例说明身体、知觉和空间的关系。被试者在镜中看到了一个他不在其中的镜像，但当被试者的目光离开镜子后，他在镜中形成的影像知觉仍然使他能想起生活在镜中的房间里。也就是说，知觉是感受、表象或认知生活空间的基础，人可以依靠知觉而实现对空间的进入与占有。“通过我的身体对世界的某种占有，我的身体对世界的某种把握。”

知觉具有形象性、整体性和身体性，而以知觉为基础对空间的认知和占有，就是一种生动的、具体的、整体的认知和占有，其表现就不仅是对周围世界空间的表象认识，而且还要依据身体的综合感受、生活经历对世界给出道德评价和理想预期。“一个空间平面的构成只是一个充满物体的世界的构成方式之一：当我的知觉尽可能地向我提供一个千变万化的且十分清晰的景象时，当我的运动意向在展开时从世界得到所期待的反应时，我的身体就能把握世界。在知觉中和在活动中的这种最大清晰度规定了一个知觉的基础。我的生活的一个背景，我的生活和世界共存的一个一般环境。”

总之，梅洛-庞蒂进一步坚持了现象学强调从主观性出发来认识社会生活的空间关系的立场，并且把对空间知觉或空间表象的主观意识的强调，扩展到身体的综合感受，即不仅重视知觉表象的主观意识，而且还从身体的处境、身体的行动和身体的环境与经历来看知觉形成的整体性。于是，梅洛-庞蒂把身体作为最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空间，考察人是怎样依据身体知觉亦即身体空间去进入、接受和占有社会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知觉现象学向人们展开了一个更加重视人类主体性和实践性的社会空间观。

三、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当代空间社会学

现象学对物理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空间论批判，对当代社会学的空间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始，以福柯、布迪厄和列斐伏尔等为代表的一批法国社会学家，积极吸收和借鉴现象学的思想观点与方法原则，掀起了从结构论向空间论转变的学术浪潮，并逐渐波及欧美其他国家社会学界，当代空间社会学以崭新的面目迅速崛起。

提到当代空间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界通常首先想到的是以列斐伏尔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但实际上，福柯以现象学为基础开展的空间社会学研究要早于列斐伏尔。早在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福柯开篇就宣布：“这是一部关于空间、语言和死亡的著作。”福柯首先考察了分类医学和解剖医学治疗精神病的档案，论述了医生依据不同的医学知识形成医学表象对身体空间开展的不同治疗，揭示了治疗过程中知识话语、空间表象和医治权力的关系。在福柯看来，无论是分类医学还是解剖医学，其诊治过程都是医生通过接受和储备特定时代的医学知识而形成对疾病的医学表象，然后用医学表象去对照患者的身体状态，形成在某种空间环境中的疾病诊断，进而实施医学治疗。因为接受的医学知识不同，不同的医生对同一种疾病形成的表象和实行的治疗也不同，并且治疗的结果也不同。

福柯的分析说明，医生对疾病的观察与治疗，是在接受某种医学知识形成医学表象后去面对患者的身体状况，医生诊断疾病并非直接面对患者的实际身体状况，而是首先直接面对医学表象和在医学表象作用下生成的患者身体表象。医生同患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实质上是医生头脑中关于疾病的医学表象，同医生目视患者而形成的身体表象的对照。如果这两种表象具有相符性，医生就可以做出疾病的诊断并采取治疗措施。因此，医学表象是在治疗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以医学知识为根据的具有改造身体权力的空间表象，“这个空间是一个有深度的空间，先于一切感知而存在，而且从远处控制着感知；正是以这个空间为基础，通过疾病所配置和安排等级的肉体组织，疾病出现在我们的目视之下，体现在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中”。

表象是在记忆中储存下来并可以在社会中传递的知觉，当福柯从医学表象、身体表象和知识、权力与空间的关系对临床医学做出分析时，其实也就是接受了现象学关于知觉、身体和空间等方面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正如胡塞尔和梅洛·庞蒂强调的那样，人们的认识和行动，并不是直接以客观存在为对象的，人们首先、直接或实质面对的是在某种知识的规定下经过外物刺激而形成的知觉表象。这是现象学考察各种现象的基本原则或基本立场，也是同物理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最明确对立的基本观点。福柯接受了现象学的这个基本观点，并以之为基本原则或基本立场开展了身体规训、表象化惩罚、全景敞视监控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空间社会学研究。

福柯以现象学为知识基础的空间社会学研究，直接影响了布迪厄等人的社会学研究。虽然布迪厄延续了社会学研究的某些传统，例如坚持开展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结构论分析，但他的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是把所关注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场域中考察分析，而场域就是空间场所或空间关系。布迪厄对场域中的惯习、身体图式、实践感等重要问题的论述，同福柯和现象学关于知觉、表象、身体和空间关系的论述有紧密联系，充分显示了现象学的理论与方法已成为布迪厄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重要的知识基础。

列斐伏尔对城市空间开展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在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0年代后期的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影响下开始的。列斐伏尔在五月风暴和城市改造中发现了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矛盾和激烈冲突，统治者和金融资本联手把城市空间作为生产对象，在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经营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而基层社会成员和产业工人，却在城市空间的改造中处于被排挤和剥夺的地位。于是，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空间生产开展了批判。

作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的批判首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开展空间研究的知识基础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然而不能忽视的是，列斐伏尔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立场、批判原则、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基本观点的同时，也大量吸收了现象学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原则。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如下阐述，明确地显示了现象学的立场与原则对他的影响：

a）空间观念的理论规定是什么？精神空间（感知的、想象的、被表现的）与社会空间（被建构的、被生产的、被规划的，尤其是都市空间）之间是什么关系？即表现的空间（l′espace de représentation）与空间的表现（la représentation de l′espace）之间是什么关系？

b）空间（被表现的、被设计的、被建立的）是如何进入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工业与都市的实践中的？空间的观念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表现出来？这一观念在什么时候会表现出它的有效性？在怎样的范围内？

从列斐伏尔对空间问题的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他已经接受了现象学重视主观空间（空间表象与表象空间）和主体建构性（建构、生产、规划）的原则，而不是仅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空间生产、空间价值、空间占有和空间冲突等问题开展研究。正是这种吸收了现象学注重空间主观性的基本原则，才使列斐伏尔开创的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社会学具有对现实重大问题批判分析的深刻性。

列斐伏尔把现象学重视空间主观性的原则同政治经济学的立场综合起来的做法，在哈维的空间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哈维不仅像列斐伏尔那样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生产开展了批判，而且他还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同地理学综合起来——建立一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展开了空间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哈维概括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重视关于空间研究的历史条件；揭示围绕空间而展开的权力斗争；空间关系的生产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物质实践是最基础的经验空间；重视制度在社会空间、象征空间和符号空间中的制约作用；在思想、幻想和欲望等各种空间想象中揭示更加复杂的空间矛盾与空间冲突。

虽然哈维对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内容做了比较丰富的阐述，但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物质实践性和主体观念性。强调物质实践性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而强调主体观念性则是现象学的基本原则。哈维对现象学的直接论述较少，但他对福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空间社会学思想理论予以高度重视，他对空间差异、空间表象、表象空间、身体空间、知识、权力与空间等问题的讨论，都显示了福柯现象学立场和思想观点对他的影响。

通过福柯接受现象学的影响，在另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苏贾那里表现得更加明显。苏贾将其空间社会学称为“后现代地理学”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他不仅高度赞成列斐伏尔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表象空间考察城市空间中的矛盾冲突，而且对福柯的空间思想观点也表示了高度认同。苏贾指出：“福柯没有只关注于城市本身，而是通过观察源于空间、知识、权力的交叉关系所产生的‘差异地点’开启了新的空间思维方法。”注重空间的异质性，是福柯空间社会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苏贾认为，福柯新空间思维的贡献只有在现象学的角度才能充分展示。“福柯关于异位的异质性和关系性空间，既不是一种毫无内容的虚无，需要填入认知知觉的内容，也不是诸种物质形式的一种储藏室，需要在其所有的华丽的可变性方面从现象学的角度加以描述。”

还有很多面对空间问题的当代社会学研究，其知识基础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向现象学的转移。产生这种理论现象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超越单纯客观原则，在主体间性或共主观性的视角中展开新的学术视野。弗格森明确地揭示了当代空间社会学研究的知识基础转向现象学的原因：“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系统相关性产生于它们对主体间性的本质作出澄清的共同兴趣。现象学的洞见直指主体间性的中心，即自然态度与超验自我的现象学还原在特性中互为主体。”胡塞尔阐述的生活世界之中的主体间性，其实也就是社会学直面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随着社会学对主体间的直接探索越来越深入，两个学科之间的牵涉也越来越深，社会学无法独立于现象学，现象学的发展也不可能不利用社会学所揭示的关于互为主体的实在的认识。”

弗格森论述的社会学与现象学的这种内在联系，在吉登斯的时空社会学研究中也表现得十分明确。吉登斯把超越个体在场局限性、在日常生活的时空延伸关系中研究社会秩序，看成是社会理论的根本问题。“如果说，我们只有通过日常活动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思性构成，才能把握主体，那我们脱离了例行性的日常生活，脱离了身体活动及行动者生产和再生产的进行处所，就无法理解人格结构。以实践意识为基础的例行化概念是结构化理论的关键所在。”当吉登斯在主体互动性关系中面对日常生活世界在时空延伸中的社会秩序时，他的学术视野不可避免地同现象学发生了重合，现象学的方法原则成为其研究时空问题的重要基础。

吉登斯非常重视梅洛-庞蒂关于身体、空间和知觉等思想观点，他指出：“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戈夫曼倾注了大量精力对此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有关‘脸面’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最有说服力的思考或许得算是梅洛·庞蒂了。”正是重视和借鉴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的观点，吉登斯对知觉和表象等感性意识在实践中的基础地位，身体图式对例行化行为的支配作用，身体定位、情景互动和空间延伸的构成方式，开展了大量富有现象学色彩的时空社会学研究。

四、新形势下空间社会学研究的选择

虽然从现象学对实证社会学的批判可以看出二者在立场和方法上的鲜明对立，但从以现象学为知识基础开展的当代空间社会学研究还可以看出，现象学与社会学又具有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弗格森对现象学和社会学在形成起源、关注对象和理论追求等方面的本质联系做了深入考察。弗格森认为，现象学和社会学都是起源于对现代社会新现象、新经验的好奇与关注。“现代不仅是理性的年代，它也是惊异的年代、非凡的年代。非凡不只在对古代世界的发现中产生与重现，它更引人注目地出现在遥远未知土地的探索与征服中，以及对我们自身经验的探索中。”

现象学和社会学都是观察经验现象的一种方式，区别在于：社会学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对经验现象开展了直接的观察与描述；现象学不满足于对经验的直接观察与描述，而是要“洞见”，“不是把现象当作单纯的现象来对待，而是把它们化约/还原为基本知觉”。从实证经验论角度看，现象学返回知觉的经验观察具有观念论的间接性，即没有直接面对现象本身；但在现象学看来，那些让人们感到新奇与惊异的新现象，首先是以知觉呈现在人们的观念中，必须通过知觉才能看清楚人们感到新奇与惊异的新现象。

虽然现象学关于知觉、身体和表象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很多社会学研究的重视，“但在更具体的情境下，对时间、空间、身体、感觉、感知等现象学话题的历史及社会学研究都逐渐发展起来。尽管这些研究排斥或忽略现象学著作，它们却经常通过描述现代经验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这种描述与现象学的洞见相符。因此，尽管还不明显，但新的主题思考与观点已经开始朝向建立一个真正的现象社会学”。可见，弗格森期望建立一种在时空关系中关注身体与知觉、研究经验现象的现象学社会学。

应当肯定，弗格森的期望具有真实的现实基础。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社会生活信息化和网络化大规模发展的新形势下，人类的行为与经验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社会学面对的新经验现象，比现象学和社会学形成之初而为之惊奇的经验现象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不仅知觉、表象在信息交流与网络沟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调侃、段子、图片、笑脸、视频和抖音等情感沟通、知觉表象或影视图像的感性交往变得日益活跃，而且社会生活的时空关系也发生了空前深刻的变化。信息交流或网络传播的速度已经难以用时钟加以计量，出现了卡斯特所论的“无时间之时间”，而且还诞生了内容无限丰富、范围无限广阔的网络社会空间，社会空间发生了在场与缺场的双重分化。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之为虚拟空间的网络社会空间，人们现在已经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虽然这是一个人的身体不在其中、面目不呈现出来的信息流动的空间，没有地方空间那样的边界性和实体性，但它不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是有大量社会成员热烈参与的十分活跃的现实空间。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8.29亿，全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59.6%。大量网民参与的网络空间，其中的网络活动已经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各种领域，网络空间已经很少有人再称之为虚拟空间了。

虽然网络空间是每日每时都有数以亿计的网民参与其中的空间，是一个人们喜闻乐见的日常交流的空间，因此似乎是一个人们都十分熟悉的空间。然而，网络空间毕竟是由大部分社会成员还比较陌生的信息技术支撑的空间，信息技术把海量知识信息光速般地向网民传递，在网络空间快速传播。这种快速的海量信息供应，不仅引发了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接受、知识图景和舆论表达的迅速更新，使网民在其中面对大量场景不断转换与形式持续翻新的新现象，并且这些新现象被大量新推出的流性话语或专业知识包装起来，刺激人们的知觉表象发生着难理其序的更迭。

对新形势下中国社会空间的不平衡发展而言，在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综合视角中看到的空间变迁或新经验现象，就更值得在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中开展一种新方式的研究。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美好需求同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这个主要矛盾是通过空间的差异性状态表现出来的。揭示差异、批判差异，是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空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追求，面对中国社会的不平衡发展，重视差异性考察与分析的空间社会学研究获得了更大的施展空间。注重差异性的空间社会学研究，就是承认多样性、个别性、面向特殊性的空间研究，它将使人们更清楚、更具体地认清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偏颇失误。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最明显的变化之一是城市空间的大规模开发。无论是北、上、广、深这些超大城市和一些省会的特大城市，还是三线城市乃至县城乡镇，到处都能看到政府、市场和居民积极参与的房地产市场开发，城市边界、建筑、街道和小区环境，都发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变化。比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欧美城市开发规模大上数倍的中国城市房地产开发，其中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表现得更加尖锐。不仅出现了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房价比三线城市房价高上几倍乃至十几倍的空间价值分化，而且同一城市之内的不同城区或不同位置的房产价格也明显分化，并由此导致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严重分化。

城市居民因房产价格分化而导致的家庭财富分化，一定会反映到人们的空间认知、空间评价和空间表象上。特别是经由政策安排而产生的公租房、公产房、共产房、保障房、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等多样化产权，不同产权的房产在市场交易出现了巨大差别。同一城区的商品房在十几年中发生了高达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房价上涨，而公产房和经济适用房因为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其价格十几年不变，而其结果是商品房拥有者财富暴增，公产房和经济适用房拥有者的财富停滞不变。这些直接关系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和生活质量的变化，致使城市居民对房地产市场或空间价值的涨跌预期，对市场效应、政府行为和政策规定的认知与评价，形成了巨大差异和心理冲突。

凡此种种新形势下的新经验、新现象，都在呼唤以综合视角开展一种新空间社会学研究。应当超越物理学和现象学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主客统一中，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和表象空间的整体联系中，对当代中国社会以及人类社会的空间变迁，开展更深入、更符合实际的空间社会学研究。

责编|王永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