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64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6）11-0035-03

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好专业考察，关乎着考察的成效，但史学界在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几乎没有。笔者结合近十年来组织专业考察的亲身实践，写下此文，以期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寻求历史学专业考察更为高效和更趋合理的方式与方法。

一、专业考察在普通本科院校历史学实践教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中写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专业考察是历史学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院校不同于重点大学，在师资力量，生源上差别太大，培养目标也不一样。笔者通过对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江汉大学等几所院校现今使用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湖北大学的“一体三翼”实践教学模式是各类高校普遍使用的模式。“‘一体’指以创新型历史学人才培养为中心，‘三翼’则是分别从课程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来展开历史学实践教学活动”。其中，课程实践环节采取的是课堂讨论的方式，即设置“中国史Seminar”课程;科研实践环节通过实行“本科生学术导师制和学年论文制”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社会实践环节则让学生直接到历史档案馆查阅、整理、编辑馆藏档案。“一体三翼”的实践教学模式固然好，但这种模式不适合地方院校，地方院校教师科研能力弱，师资力量队伍不强，教师数量少，课业压力大，学生基础差，实现“一体三翼”难度比较大。因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基本的历史事件都很难掌握，阅读量少，所以在教师组织课堂讨论时学生普遍不说话;科研方面因指导教师的匮乏和水平的限制，也难以开展;档案馆实习我们也组织过，除几个基础好的学生外，其余大部分学生看不懂文献，对此兴趣也不大。结合培养目标和地方院校的生源实际，根据学生普遍对历史学兴趣不高和基础知识薄弱的现实状况，商洛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将实践教学重点放在了专业考察上。专业考察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着课堂教学不可替代的作用，愈来愈受我校历史学专业学生的欢迎。从这些年学生书写的实践报告中，可以看出，学生对专业考察这种方式的满意度最高。

二、专业考察目标一定要明确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在制订专业考察目标时一定要明确，即要明确考察时，学生在每一个考察点要获得哪些基础知识，掌握什么能力，获得什么感受等。如考察半坡遗址及其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是进行历史研究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和最好课堂。遗址大厅保留了发掘时的原貌，是一处典型的聚落遗址。在出发前，教师在课堂告诉学生在半坡遗址大厅重点看构成聚落的四要素，通过房屋地址了解半坡人的房屋形状，通过观察墓地的分布、墓葬的形式、埋葬方式、随葬品等掌握原始先民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等。在博物馆重点考察半坡人所使用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陶器的形状，器壁上的纹饰等，掌握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及审美情趣。这些活生生的教材，比教师在讲台上描述要具体、形象得多。这些年，我们的学生仔细观察后，无须教师用语言引导，都能流利回答教师的提问。如房屋的形状，学生在考察后得出从房屋地址可以明显看出：房屋有圆形、圆角方形、方形等，房屋为半地穴式，房屋内有灶。墓葬，有单人墓、合葬墓，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随葬品一般为尖底瓶、陶罐、陶盆。防卫设施有环壕，经济设施有陶窑、窖穴等。只是学生对陶盆底部中间的圆孔不理解，经教师解说后明白那不是生活用品，而是原始先民瓮棺葬上覆盖的器物，古人谓灵魂出入的孔道，说明半坡人亦有灵魂不灭的观念。

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是一系列沿洛河流域分布的大量旧石器旷野地点群，考察该遗址，要求学生观察每一处遗址的地望，了解古人类生存环境，理解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的因素。学生在实际考察后，都能正确分析出原始先民选择居住地，首先考虑的是水;其次是安全，一般选在河流沿岸的二级台基上;再次，考虑的是食物来源要方便、充足。通过对非洲石器和洛南石器的比较，学生也能发现它们同属阿舍利文化，但洛南石斧与非洲石斧有明显的不同。

三、专业考察地点的选择一定要具有典型性

陕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省会城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延安又是革命圣地。商洛学院地处秦岭腹地，与鄂、豫两省毗连，学院所在地商洛市及周边两省既有广泛的原始人活动的遗址，也是不同时期的人们活动的主要场地，遗留下来丰富的遗迹、遗物，同时还是革命老区，这些便利宝贵的资源对我们历史学专业的考察极为有利。我们在考察点的选择上遵循的原则是典型性和就近性，典型性是主导。据考古发现，早在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商洛就有先民活动。全市有古遗址古建筑等文物保护点1200多处，其中省级以上文保单位20多处。在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察选择中，首选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遗址考察则选择巩家湾、紫荆、东龙山，这三处遗址文化叠压重重，反映了商洛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展，及与周边文化的渊源、交流情况，是商洛历史的见证。

考察战国、秦汉遗址选择的是武关、丹凤县古城商鞅封邑遗址。武关是秦楚相争时的主要关隘，残存的武关东城墙断面夯土层次明显，是考古学专业学生识别生土和熟土的实物教材。丹凤商鞅封邑在今丹凤县城西2.5公里处的古城村，建于秦孝公十一年（公元前351年），为商於古道之中心。

考察聚落遗址首选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这两处遗址都是黄河流域一座比较完整，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和村落遗址，距今6000年左右，遗址保存完好，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

王陵以秦始皇陵、汉阳陵、茂陵、乾陵分别代表了秦、汉和唐代的帝王陵建制。秦始皇兵马俑坑是研究秦朝军事和雕塑艺术及秦朝陵墓建制的不可或缺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茂陵是汉代雕塑艺术的代表，群雕兽像、相搏的艺术造型是十分珍贵的重大文化遗产，是空前启后的“国之瑰宝”。汉阳陵保存了墓里挖掘时的原貌，陵园平面呈不规则葫芦形，对汉代宫廷制度、帝王生活、陪葬习俗的研究都具有重大价值。乾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座两朝帝王、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察城墙我们选择西安市现存的明代城墙，它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墙。考察博物馆选择半坡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商洛市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位于古都西安大雁塔西北侧，被誉为“华夏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

寺庙选择大慈恩寺和法门寺。大慈恩寺是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了追念他的母亲文德皇后而建，是唐长安城内最著名、最宏丽的佛寺。大慈恩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一直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对研究唐代历史、佛教、佛寺建筑、玄奘事迹极为重要。法门寺是佛教在中国流传和唐代佛教兴盛的见证，寺内珍藏的有佛教世界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李唐王朝最后完成的大唐佛教密宗佛舍利供养曼荼罗，世界以及数千件李唐皇室供佛绝代珍宝。

考察衙署文化选择的是毗邻商洛的河南内乡县衙。内乡县衙始建于元，完善于清，占地4万余平方米，现存建筑280余间，其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县丞衙、主簿衙、典史衙、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东西花厅、监狱等主体建筑保存完好，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四、专业考察路线的设计和时间的安排一定要合理

十多年来，我们在反复摸索、对比和实践的基础上，已设计了以下两条路线。

第一条路线：关中线，因其参观点基本上沿陇海线分布，以西安为界分东线、城区和西线，这条路线的设计优点在于不走重复线路，节约时间，节约经费。时间一周。东线点自东向西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秦始皇陵―华清池。

第一天，从东往西，从商洛市出发，我们首先考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时间早上8点至12点。下午1点从兵马俑向西三公里，便是华清池，在这里考察1个小时。下午3点从华清池乘车半小时西行至半坡，参观2个小时。晚六点结束第一天行程，休息。

第二天：城区点自东向西有：半坡博物馆―大慈恩寺、大雁塔―陕西历史博物馆―碑林博物馆――明城墙―钟鼓楼。早上8点至11点半，首先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完毕后，吃饭、休息一个小时，然后步行至据陕西博物馆有0.5公里的大慈恩寺大雁塔，参观时间2个小时。下午3点至4点，参观城墙。碑林位于南门和文昌门之间，紧挨城墙。从城墙下来，直接走进碑林，参观2个小时。晚6点结束第二天行程。

第三―六天：西线点自西向东依次为法门寺――乾陵――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汉阳陵博物馆――茂陵。时间四天，其中法门寺一天，其他几个地点距离较近，行程三天。

第二条路线：商洛线。因所参观地皆在学校附近，本着节约经费的原则，我们每天参观一个县，分六天完成。顺序：洛南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洛南县博物馆―丹凤县四皓墓―丹凤船帮会馆―丹凤县博物馆――丹凤县武关遗址――商南闯王寨――商南县富水镇崖墓群――商南县赵川镇东岳坡村古寨――河南内线县衙――商洛市商州区东郊区巴人洞――镇安明清古山寨――柞水县凤凰镇桃园村高塬遗址――柞水县清代阵亡官兵集体墓。

五、专业考察的组织领管理要严密

为了保证专业考察的质量和效率，学院历史系制订了详细具体的专业考察实施方案，从考察的目的和意义、具体安排、经费预算、考察路线、考察教学方法的基本要求、专业考察的考核与成绩评定、见习的组织领导七个方面，既有对带队教师的选拔和考察期间的要求，也有对学生在参观前的准备、参观期间应遵守的纪律和参观后的考察要求，还有院系领导应承担的责任和要做的工作。正是由于我们有详细具体、责任明确的考察方案，使我们十几年来的考察活动得以圆满完成，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六、专业考察的评价机制要完善

为了使专业考察不流于形式，变成专业旅游，使学生通过对遗迹、遗物这些历史的活化石的观察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商洛学院坚持纵向评价和自评相结合的原则，构建了立体化的评价模式。学生自评，教师对学生评价及对自己组织活动进行的评价，教研室对任课教师的评价和教研室自身的评价，还有学院对任课教师和教研室的评价，教务处对任课教师、教研室的评价相结合。我们从1997年至今，历史学教研室每年三次，分别在公历四月下旬、六月上旬、十一月中旬组织了30次专业考察教学。在每次考察中，我们除配备专业老师全程对遗址、遗物、遗迹进行讲解、答疑解惑外，在每一处考察地还聘请研究人员深入讲解，使我们的学生获得了比校内更为丰富、生动、深入的知识。在每次专业考察归来后，我们都要求学生书写见习报告，打分后纳入考试成绩中。从学生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通过考察，增加了学生对历史问题的认知，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爱国热情。

地方院校历史学专业考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使课本内容向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转化的有效途径，是适合地方院校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只要各方面做好协调，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

[ 参 考 文 献 ]

[1] 杨果，刘安志.构建“一体三翼”体系，探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实践教学新模式[J].历史教学，2013（24）.

中图分类号：G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07-03

一、广岛原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历程

(一) 原爆遗址背景简介

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此为世界首例核武器实战使用，广岛市建筑几乎全毁，伤亡惨重。据日本有关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广岛原子弹受害死亡人数已达269 446人，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饱受着后遗症的困扰。

1949年起，广岛市得到彻底重建，现已拥有人口112万，发展为享誉世界的“和平纪念都市”。爆炸时，接近爆炸中心的一座圆顶建筑得以幸存，被视为广岛原爆遗址的象征，后经多次筹款维护完好保存至今，并于1996年12月成功申报世界遗产。广岛市还以其为核心修建了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公园通过国际竞标方式选取设计方案，创意独特、设施完善，设有众多塑像与纪念碑、和平纪念资料馆以及公会堂，处处彰显和平主题，各国的和平团体经常在此举行纪念活动。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随着人类所创造的毁灭性力量的释放，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成为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取得成就的力量象征。

（二）申报历程

1.日本加盟世界遗产公约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为世界范围内的遗产保护提供了制度化保障,依靠国际间协助加以保护，使之永远传递下去。该公约的管理机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于1976年，同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遗产要列入名录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和审批程序。公约规定各缔约国首先需要将本国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列出一份详细的目录（称为预备名单），并从中筛选要申报的遗产作为提名项目递交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会委托有关专家对各国提名的遗产进行实地考察并提出评价报告，最后由世界遗产大会审核批准。日本于1992年6月提交加盟申请，9月正式加盟。

2.广岛申遗建议曾遭到否决

1992年6月，广岛市提出“将原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建议，同时开始对遗址进行考察并收集相关资料，由此拉开了原爆遗址的申遗序幕。9月，与日本国内主管世界遗产工作的文化厅纪念物课进行协商，但由于原爆遗址未满足申报条件，遭到否决。文化厅指出：“国家推荐的申遗项目必须受到国内法律的保护，这是前提条件，而原爆遗址尚未被指定为文化遗产，因此并未受到此类保护。目前史迹的指定仅限于十九世纪末以前的项目，其后的史迹尚未承办，原爆遗址属于近代，需要完善近代史迹的相关规章后才能逐个指定，近期难以达成。”其后的半年里，广岛市反复向首相及相关机构请愿，多次协商，但都无果而终。

3.全民合力，申遗请愿获得采纳

由于广岛市多次请愿毫无进展，1993年初，广岛县工会联合会决定成立组织，发动民间力量，以推进申遗进程。经过半年筹备，6月7日，“原爆遗址世界遗产化推进会”正式成立，代表委员均由各界资深人士构成，社会影响力与感召力极其强大。为请求国家推荐原爆遗址申遗，推进会从6月9日起开始发起请愿签名活动，各地媒体争相报道，签名从全国纷纷寄来，不足三个月便超过百万。参、众两院议长均被此万人请愿书打动，于1994年初先后予以采纳。

4.国家全力推进，广岛积极配合，终获申遗推荐

1994年6月，总务厅长官接受了关于将原爆遗址申遗的提案，内阁总理大臣指示相关官员予以推进，与此同时广岛市积极配合各项工作，促使原爆遗址的史迹指定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并被指定为日本1995年的世界遗产推荐项。

1994年7月，广岛市成立“原爆遗址世界遗产化推进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并开展请愿活动，要求首先解决原爆遗址的史迹指定问题。9月12日，文化厅成立“近代文化遗产保存・活用调查研究协力者会议”，以商榷近代史迹的指定方式。与此同时，广岛市积极开展对外考察与交流活动，派考察人员赴波兰奥斯维辛学习其申遗成功经验，并举办国际研讨会。1995年初，协力者会议整理出报告书“决定将史迹指定对象截止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获批准。3月，文部大臣对史迹指定基准进行了修正。广岛市随即为原爆遗址提交史迹指定申请，获得批准。由此，原爆遗址终于满足了推荐申遗的所有前提条件。

与此同时，文化厅决定将原爆遗址拟定为1995年的世界遗产推荐项，并要求于9月中旬前制定完成推荐书。在原爆遗址即将获得推荐之际，广岛市制定了《原爆遗址及和平纪念公园建筑物等美观形成纲要》，对周边环境实施综合治理。9月末政府正式下达决定，将推荐书提交给世界遗产委员会。

5.国内造势，国际拉票，申报成功

其后，受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托，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开始对各国推荐的文化遗产进行审查，并制定评价书。199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分别于6月、11月召开办公会议予以审议。在此期间，负责世界遗产工作的外务省为争取申遗支持，走访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此外，广岛当地还举办了“原爆遗址写生大会”，为申遗营造气势。12月，原爆遗址终于申报成功。

二、广岛原爆遗址申遗成功经验总结

广岛原爆遗址最初的申报条件虽然有所欠缺，但其基础准备工作充分，有力保障了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并且在申遗进程中，政府与社会团体全力推进，民众积极配合，通过各界的不懈努力，取得圆满成功。其申遗历程中的主要成功经验总结如下：

（一）前期基础工作充分

1.“软件”资料收集全面

在准备申遗之初，广岛市便搜集了大量有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宝贵资料，并深入遗址现场测量考察，从文化概念层面为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提供了强力支撑。

2.科学维护，合理规划，“硬件”配套设施完善，注重整体形象

广岛市积极筹款并采取科学方法予以维护，保证了原爆遗址结构的完整与真实。此外，整体规划合理明确，在遗址周围修建了设施完善的和平主题公园，设计人性化，视觉观赏性极强，与周围景观等一并划入缓冲区域，并予以立法保护，实施综合整治，使遗址周边乃至广岛市的整体形象得到大幅提升，更好地确保了遗址本体与其周边环境的和谐与完整。

（二）定性、定位准确，遴选标准及申报主题恰当

广岛原爆遗址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广岛原子弹爆炸”有着直接联系，符合遴选标准C（Ⅵ）“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广岛作为和平都市向全世界发出善意的和平呼吁：“珍爱和平，反对战争”，表明牢记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希望人们以广岛付出的惨重代价为警示，呼吁全世界废除核武器，永久和平发展。申报主题鲜明，定性、定位准确，有效避免了国际舆论冲突。

（三）推进主体明确，充分发挥民众力量，工作高效开展

在申遗之初广岛市请愿未果之时，民间成立组织以发动民众合力请愿；其后，广岛市成立推进委员会，以解决遗址的史迹指定问题；而后，文化厅成立协力者会议，以商榷近代史迹的指定方式。在申遗进程中的不同阶段，有针对性的成立推进主体组织，实力强大且任务明确，具有很高的社会影响力与感召力，有利于工作的组织与推进，同时注重调动民众力量，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更为高效。

（四）注重对外宣传与交流，为申遗营造气势、争取支持

充分发挥媒体的宣传影响力，营造良好氛围，从而获得了广泛支持。最初为争取国家支持，发起请愿签名活动，通过媒体宣传，获得了更为广大的公众力量支持；同样，和平公园设计案采用国际竞标方式，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在审核之际，广岛当地举办“原爆遗址写生大会”，使申遗气势迅猛高涨。此外，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学习，使申遗工作少走弯路、有效推进。广岛市派考察人员赴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学习成功经验；并举办国际研讨会,听取多方意见与建议；在审核之际，日本有关官员走访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开展交流，争取了有力支持。

（五）法规健全，具体细化

在遗址保护与申遗进程中，不断完善各项法规，条款具体细化、可操作性强，使得各项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得以有序推进。此外，遗址及其周边缓冲地带均受到相关专项法规的保护，提升了整体环境，更好地确保了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三、对“七三一”遗址保护开发及申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2006年“七三一”遗址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开发工作得到大力推进。2011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规划》制定完成，并且我市还出台了《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条例》，遗址已具备良好申遗基础，若能借鉴广岛原爆遗址申遗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推动“七三一”遗址保护开发工程以及未来申遗工作。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准确定性、定位，选取代表性申报对象

“七三一”遗址与广岛原爆遗址、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样，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它们同属“负面遗产”，因此其遴选标准同样应为C（Ⅵ）“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由于七三一部队遗址除平房本部外均零散分布于哈尔滨市区，并且规模很小、保存状况较差，因此建议将保存状况较好且代表性较强的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旧址作为申报对象，可以大大减少工作量、缩短申报周期。此外，申报主题应突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之主旨，为避免国际舆论冲突，建议避免针对他国谈及“历史责任”、“战争罪证”等敏感话题。

（二）完善整体规划，做好前期基础工作

1.充实“软件”，加强文物征集与资料储备，提高学术研究水平

目前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已储备了大量相关资料与文物，但仍有待充实完善，这对于保留历史遗证、揭露日本侵华历史，进而推进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的有关部门藏有大量资料，应加强支持力度，组织人员前往收集，并加以整理利用；同时还要抓紧抢救见证人资料及民间散落的相关文物资料。此外，还应增加科研力量，强化科研合力，密切开展交流合作，以形成全面、实用性强的综合学术成果。

做好上述前期准备工作，可以为遗址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与文化概念支撑，为顺利推进遗址保护利用以及申遗工作打下良好的“软件”基础。

2.合理规划，科学维护，完善“硬件”配套设施，提升整体形象

随着遗址保护开发工作的推进，更多的遗址将得以收回与发掘，因此需要及时对原有规划作出相应调整，应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在保证遗址结构“完整性”与“真实性”的基础上，按照“保护整体风貌、保留完整体系”的原则，科学有序的推进施工进程，及时维护，同时还要与“战争遗址公园”的远景目标以及市区打造“国际和平城市”的整体规划保持协调，注重提升整体形象，及时整备周边景观以提高视觉观赏性，并完善配套设施达到科学化、人性化，使遗址的保护展示工作达到国际水平。

（三）明确各项工作推进主体，提高推进效率

针对不同阶段的各项工作，明确推进主体，并且在必要时予以强化及调整。权威、资深的推进主体，可以提高协商效率、制定有效措施及规划、加快工作的具体分工细化，使申遗相关工作高效开展。现阶段，为推进“七三一”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中央、省、市等各级政府分别成立了“协调指导小组”，使各项工作得以有序、高效开展。建议集合多方专家组建研究小组，密切跟进各项工作，为遗址保护利用及申遗提供综合性学术指导；在申遗前期组织各界资深人士成立“推进委员会”，负责与政府协调并推进遗址的申遗提名推荐工作；在世界遗产委员会进行后期审核阶段，集相关专业人员成立“协调委员会”，负责协助国家应对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相关评估及审核工作。

（四）加强对外宣传与交流

有效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开展宣传，增强公众意识，并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广泛开展交流，让更多的人了解“七三一”，参与支持“七三一”遗址申遗。在信息化占据主流的当今时代，尤其要充分重视网络的庞大作用，加强网络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宣传，还可以为各国学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应注重发动民众力量，举办相关主题的书法、绘画比赛以及巡回展览、演讲等，发起支援签名活动、举办国际研讨会，达到有效交流与广泛宣传的目的，营造良好舆论氛围。此外，应尽快建立起与国家文物局、世界遗产中心及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的联络与沟通；同时，要与波兰及日本等国的世界遗产相关单位进行广泛交流，并在必要时派遣工作人员赴当地进行考察学习，汲取同类遗产在遗址保护开发以及申遗等方面的成功经验。

（五）完善相关专项法规，具体细化

为了提高“七三一”遗址保护管理水平，使遗址得到高层次的立法保护，达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条件，按照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要求制定地方性专项法规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保护条例》已通过市人大立法，将对遗址的保护开发及申遗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建议参照广岛原爆遗址等同类遗产的保护经验，针对遗址及其周边地区制定《环境美化纲要》，以确保良好的周边环境，提升整体形象，以达到全方位的立法保护。

对世界遗产而言，能够在保护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利用才是最终目的，在七三一部队遗址的保护利用及申遗进程中，同样应秉承此项核心宗旨，在保护、开发与可持续性之间寻求平衡。基于保障遗址“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开发、利用与展示，充分发挥其社会价值，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促使更多的资源投入遗址保护，形成良性循环，使遗址永续保存，以警示后人牢记历史、倡导和平。

参考文献：

[1]广岛市.原爆ドム世界登[Z].1997.

下车走近金田起义的旧址，大门上写着若大的“天平天国金田起义地址”一步步走进去，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与其他的景点大有不同，它还保持着原来的自然气息，走在路上，空无一人，遇到岔路想问人都没有，与其他旅游景点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的情形形成鲜明对照。

走进大门不远处就可以看到洪秀全的全身塑像，左手握刀柄，右手作挥手状，这是时期常见的形象，此塑像为纪念天平天国金田起义140周年时著名雕塑艺术家刘开渠所塑，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一职，曾领导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以及大型浮雕的创作。

金田起义遗址在金田镇西面，称犀牛岭。说是岭，其实只是小山坡。岭已被圈起来作为遗址保护地，范围大概七八百亩。洪秀全像的周围，有一块平地，叫做练兵场。1850年拜上帝会“团营”即会众集中准备造反时，青壮年集中在犀牛岭练兵。拜上帝会众本都是平民，要正式与官府军队对抗，需要有一段军事训练的过程。

再往前走，便走到了那时练兵的另一场地，古营盘，长35米，宽22米，四周围筑以高3米、底宽2米的土城墙。在中间，有此次考察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遗物，拜旗石，遗址管理人向我们解说了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神奇故事，洪秀全以拜上帝教的名义聚集了来自玉林、贵港、桂平、南宁、梧州等地接近两三万人的农民，他们迷信于洪秀全所宣扬的拜上帝教，(w w w . f w s i r . c o m)其中就有拜旗石的作用，传说1851年1月11日那天，太平天国的几位领导人登上土台，洪秀全高声宣告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面杏黄大旗随即在拜旗石旁冉冉升起。现如今这块石头已成为当地百姓的供奉之物，大家都相信它能保佑自己的家庭事业。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1 — 0178 — 02

高校专业化建设从本质上而言，根本目的是提高专业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服务，这是经历改革开放后高校专业扩张性发展时期后，现实对高校专业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当前高校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化建设的核心是自我完善与提高，培育专业特长，使专业在自身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的不断成熟、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形成自己的专业特点和达到高层次的专业水平。近十多年来，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本着在社会中磨砺、在实践中求是的建设理念、从理论与实践上探索自身专业化建设的途径，逐步形成了以突出实践教学改革为突破口，以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为重点的专业人才培养特色。

一

实践出真知，说明了一个朴实而深刻的道理，真正的学识一定是来自于实践，或必然要经过实践的检验。长期以来，重理论而轻实践是高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实践能力不足，创新意识淡薄，成为制约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瓶颈。

正确认识实践在专业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首先，实践是培养学生创新思想与能力的载体，实践与创新从本质上体现的是人文主义精神，鼓励个性发展，强调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重视对独立个性与责任感培养。发达国家在培养大学生的实践与创新能力问题方面，重视对个人品质形成的研究与教育，对实践的重视与对创新能力的培养有着成熟的经验与成果，其理念与实践是非常值得我们有选择的学习与借鉴。实践教学改革，培育创新型人才，从根本上是逐步改变大学教育中人才培养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次，实践与创新能力是检验高校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探讨适当于国情与和高校校情的实践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迫切需要，更是国家的发展前途所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先有创新型人才，大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人才基础，建设创新型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就在于此。

历史专业化建设应符合专业自身的特点。每一个专业都有自身的特点，历史专业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决定了在现实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其不同于它专业的特点，充分认识到历史专业的特点是进行专业化建设前题。如历史专业是传统文科专业，在现实的学校教育中，其重要性在于不可或缺，但其发展空间有限；历史专业在传统教学中注重理论说教而轻于实践，教学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历史专业在高校专业中是不受重视的弱势专业，在中学课堂上是非主流的附属课程。这是不争的事实，是教学改革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特色化建设就成为专业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业化建设就是特色化建设。在现实社会中，缺少特色的专业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特色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践是特色化建设的基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专业特色化的角度来探讨实践对专业化的特殊意义。特色建设是根据每一个专业的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专业的发展途径，在现实中它不仅决定专业的前途，也关系到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专业化是不断成熟和提升的过程，形成专业特色化是培育专业品质和风格的统一，专业特色化是专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高校众多的相同或相近专业中，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与时间，历史与现实状态，探索与众不同的专业发展道路，形成自己独立的专业特点与风格，是成功专业的基础。有专业的特色，才会有特色学校，才可能特色兴校，特色专业培育特色人才，是教学质量的体现，只有特色的人才培养计划才能培养出有特色的大学生，建设专业特色化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是提高学校和学生社会竞争力的根本，是提升专业建设的整体水平，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效益和人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齐齐哈尔大学历史专业以特色建设为理念，以实践为突破口，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使人才培养质量有了持续的提高，进而推动了自身的专业化建设。

二

长期以来，历史专业居安思危，努力探讨适合于专业发展和建设的途径，在十多年的建设中，历史专业逐步形成了的自己的特色专业发展理念，开放——面向社会，感悟真实；实践——磨砺品质，知行合一；创新——追求卓越，与众不同。，努力在实践与创新中形成自己的专业气质与风格。

历史系的实践活动注重创新性内涵，体现着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理念，活动以创新性为最高标准，注重其对学生独立思考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使每项活动的策划与设计都为学生搭建成为展示个性的社会与实践活动舞台，为学生创造独立思考、自我选择、勇于担当的实践平台。

历史专业实践教学分化为四大部分，即科研实践、专业实践、综合实践和主题实践。科研实践是培育学术意识的学术能力，积极为学生创造参与科研学术活动的机会，组织学生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学术报告，参与学术研讨，开阔学术视野，提高思维层次，与专家讲座与座谈，感悟学者风范与气质，潜移默化地培育学生心中的学术舞台；参与科研项目，在专家指导下进行科研基础训练，收集整理资料，查阅学术信息，审核校对文字，撰写论文，发表文章，参与编书等，收获荣誉，树立自信。

专业实践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与素养。历史专业的专业实践以参观考察为基础，注重学术意识与能力的培育。在实践中，专家现场指导学生的田野考古与遗址考察，并指导学生撰写调查报告，组织相关内容的讲座与报告会，讲授历史、考古及文物方面的知识，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锻炼学生专业综合能力，培养学生专业兴趣与修养。专业实践以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历史文化遗址考察为主，按照人才培养计划安排，服从专业教学的需要，有计划的进行。考察地点选择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址为主，特别是齐齐哈尔及周边地区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近现代遗址遗迹。为保证专业实践的有计划进行，实践方法因具体地点和条件而有所不同。如昂昂溪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很具代表性，路程较近，较为方便，是历史系每年组织学生去进行田野考察的首选之地。为了达到良好的实习效果，昂昂溪考察基本上安排三天两宿的时间，以保证考察质量。江桥抗战遗址是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内涵，其打响中国军队武装抗战第一枪的殊荣，使学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是历史系专业考察和科研交流以及开展综合性社会实践的理想场所，成为历史系每年必要前往考察之地。同时，个别地方由于途较远，经费不足，学生只能间隔一段时间前去参观考察。专业实践与科研能力培养相结合，专业实践以考察文化遗址、遗迹和参观博物馆、纪念馆为主，并与当地专家学者座谈与交流，探讨其历史价值。每次考察后，组织学生撰写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组织考察汇报会。实践证明，专业实践在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开阔学生的专业视野，培育学生的创进新意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学习兴趣和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也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作用。近年来，历史专业不断地拓展实践领域，为此，在实践中与有关单位部门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如市文物管理站、市博物馆、昂昂溪遗址博物馆、泰来江桥抗战纪念馆等有关区县文物管理所等，建立实践基地，聘请地方专家为社会实践指导教师，指导学生撰写专业考察报告。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和制度化，历史系成立了齐齐哈尔大学历史文化考察队，使实践活动目标更加明确，开展每年定期和不定期的专业考察。

综合实践是历史专业最具特色的实践活动。历史系综合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个性与挑战性，活动选题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性，如：寻访齐齐哈尔抗日老战士活动，是一次对历史人物的寻访与调查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次隔代人之间的对话与思想沟通，同学们付出辛苦，留下回味的感动。当学生们在主动地带着鲜花或水果去老人家里走访时，使我们感到了活动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调查活动中，300多名学生走进百姓生活小区和家庭，对比百姓生活三十年生活巨变，感悟着历史发展进步的脉搏，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更是一次感动心灵之行；重走抗战路，是一次对大学生精神和体质的双重挑战，两天行程150里，需要勇气。更需要信念。历史系组织的大型实践活动建立在学生兴趣与好奇基础上的，没有任何形式主义与强制性要求，全部自愿参加，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规模或限制有的学生报名也不能参加，这也是历史系实践活动坚持十年，深受学生欢迎，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特色的重要原因。历史专业的综合性实践创意新颖，体现时代主题，融能力锻炼、思想品德教育为一体。实践活动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内容丰富，使学生在策划、组织、沟通、写作、体力锻炼、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全面的能力锻炼。在活动中逐步学会独立思考，学会做人。

关键词

统万城 城市形态 城市布局

一 统万城与奢延城、大城之关系

奢延城为西汉上郡奢延县之治所，东汉因之，汉末废。关于汉奢延城与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大夏国统万城之关系，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

“(奢延水)出奢延县西南赤沙阜，东北流……俗因县土，谓之奢延水，又谓之朔方水矣。东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之奢节也。赫连龙升七年，于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将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筑大城，名曰统万城．蒸土加功，雉堞虽久，崇墉若新。”

根据以上记载，侯仁之教授认为“统万城也正是因汉代的奢延城之旧而‘改筑’的”①。王北辰教授亦持同样的观点，并考证说：“文中既云‘改筑大城’，同时在二水之间又未另记有奢延县城，足证统万城乃汉奢延县城之“改筑”②。另外，上世纪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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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都城内部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研究”成果。

①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② 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

年代统万城曾出土了“西部尉印”铜印1枚，方形，桥钮，每边长2．3厘米、高1．8厘米，阴刻印文，篆体，铜印形制与印文典重说明其为汉代文物。有学者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武职甲卒”的记载并结合上引《水经注》之文认为统万城就是由奢延故城改筑而来，并且汉代“上郡西部尉驻奢延城”①。

笔者认为，从《水经注》记载来看，统万城是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来的，这一点当无庸置疑。不过，在十六国时期，大城之名屡见于史书之中，其与《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之“大城”有无关系呢?《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

“(姚兴)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崙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余人伪猎高平川，袭杀没奕千而并其众，众至数万．义熙二年，僭称天王、大单于，赦其境内，建元曰龙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

“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圭下，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②

关于赫连夏国境内大城之具体地点，史念海教授考证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东南”③，侯甬坚教授等则认为大致“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偏南处”，并说“此城与统万城的关系尚不清楚”④。但清人洪亮吉则另有说法，他在所著《十六国疆域志》中考证夏国所置之幽州沿革时云：

“幽州：《晋书·地理志》赫连勃勃僭号子统万，是为夏。置幽州牧于大城。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河西鲜卑杜客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晋书·载记》勃勃攻姚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固，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余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郦道元《水经注》赫连龙升七年改筑大城，名曰统万。案此则统万城即大城。勃勃既以幽州牧镇大城，则改筑统万后亦属幽州可知。《晋地志》先言僭号子统万，后言置幽州牧于大城。二语微误。考自统万建后，《夏录》及《载记》不更言及大城，是大城为统万之一证。道元所言真可据矣。”⑤

笔者认为，洪亮吉力主大城即是统万城，论据充足，大致是可信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称当时的奢延城为“故城”，熊会贞解释说：“汉县属上郡．后汉因之，汉末废。在今怀远县西北鄂都斯界内。”⑥实际情况应是东汉以后，奢延县废，但其城仍存，十六国后秦时期为赫连勃勃所据占，名之为大城，后来在龙升七年经改筑扩建更名为统万城。所谓奢延城、大城、统万城三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非常清楚，均在一地，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而已。另外，《水经注》中的“改筑大城”一语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将汉奢延故城(大城)扩大，而极有可能是在故城之西或西部另筑新城。当时的统万城实际上指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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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③ 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人口迁徙(下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

④ 侯甬坚、周杰、王燕新：《北魏(AD386—534)鄂尔多斯高原的自然一人文景观》，《中国沙漠》2001年第2期。

⑤ 《十六国疆域志》卷16《夏国》。

⑥ 《水经注疏》卷3《河水3》熊会贞按语。

是这个新城，其遗址即今西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云统万城共有四门，“南门曰朝宋，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北门日平朔”，正可在今西城四门遗址找到对应关系。史称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宮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①，也只能在现在西城遗址得到充分的印证。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西城夯层薄，层次绖密，夯打坚实，最为牢固”②，显然与东城非同一期工程。这些都充分说明当时“改筑大城”的主要工程是新修一个内城，亦即现在尚清晰可辨的西城。有人据“西部尉印”铜印是在统万城垣的夯土中发现的，继而断定“这说明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所以在统万城里完全看不到奢延城的踪迹了一。笔者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说是修筑统万城时“将原奢延城破坏”，恐怕也仅限于奢延故地(即大城)的西部或者西城墙，现存的统万城遗址的东城之东、北、南诸墙估计仍是汉奢延城的旧规。

二 统万城的城市形态

关于统万城的城市形态，目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认为该城有三重城垣，即整个统万城是由外郭城、东城、西城三部分所组成。三重城垣之说为清道光年间陕西省榆林府怀远县(民国3年更名为横山县)知县何丙勋所首倡，何氏在其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给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下简称《何氏调查报告》)中称：“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1956年9月，由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博物馆组织的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对“统万城”进行了初步调查，调查报告中采用了何丙勋三重城垣之说，在俞少逸执笔的报告中称：“‘统万城’遗址，大部分被流沙掩没。城的方位，坐西北向东南(南偏东四十度)。现在比较显著的有内城和二道城；外城遗址据说在内城之北约六里，东南约二里，均尚有一小段。”⑤此说分别将何氏调查报告中头道城、三道城认定为统万城的外城与内城，但对于二道城的性质则未作进一步的说明。1975年至1977年考古学家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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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③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④ 张穆：《蒙古游牧记》卷6《内蒙古伊克昭盟游牧所在》。又，何丙勋的“禀”文亦收于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唯文字稍异，“禀”文中无“其地有土城，周围三重，俱用土筑”之句，但“禀”文之后的“杨江附记”中则明确称“西土地有白土城三层”，为“夏州旧都”。另据侯甬坚新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此“禀”文原作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为何氏为答复前任榆林知府李熙龄为修《榆林府志》事的询问“夹单”而专门进行实地踏勘后所作的调查报告(详参侯甬坚：《道光年间夏州城故城(统万城)的调查事由》，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但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的题目下明确注有“壬寅复李太守夹单”字样，壬寅年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所以笔者估计何氏考察统万城的时间当是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而相关调查报告之最终完成与呈交李知府的时间则要稍晚一些，这可能也是辛丑年(1841)秋李知府镌刻《榆林府志》时未将何氏调查统万城的报告收进去的一个原因。至于道二十五年(1845年)何氏呈给新任榆林知府徐松的调查报告即《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很明显是原调查报告即“王寅复李太守夹单”的修改稿，这正是后来形成了不同版本的何氏调查报告的真正原因。

⑤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新曾先后三次到现场考察，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认为统万城“城址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西北略高．分为外郭城、东城和西城，群众称为头道城、二道城和三道城。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破坏严重，仅留断断续续地几段略高于地面的残迹，轮廓不大清楚。从其断垣走向和城址内瓦砾、骨渣分布范围判断，外郭城面积比东西城略大”①。在后来的论文中，戴应新先生明确说“统万城由外廓城和东西二内城构成多重的城堡工事，由东往西依次为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②。戴氏的观点影响很大，现在学术界普遍采用的就是他的说法。

然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新近邓辉等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利用大比例尺彩红外航空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对统万城的城市形态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复原了统万城的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提出了一系列与前人颇有不同的看法。经过将航空影像所显示的情况与何氏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三道土城比照，邓文推定何氏所说的头道城就是东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外郭城；二道城则是西面的土城，该城应为统万城的内城(或皇城)；何氏报告中提及的第三道土城，在影像上反映的不太明显。从航空影像上看，统万城的北部绝无任何古城的踪址，统万城以东、无定河北岸的土墙残基，当属于另外一组建筑，而不是何氏所说的头道城。仔细推敲何氏报告中三个土城的方位与前后顺序，第三道城应该位于西城东墙以西不远，即位于内城(西城)的西半部，应是“统万城的宫城”③。

邓辉等提出的新说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张穆《蒙古游牧记》所引何丙勋的调查报告中说“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④。戴应新先生称统万城“外廓城、东城、西城，即当地人所谓的头道城、二道城与三道城”⑤，但他指认的“外郭城依无定河北岸原边地势，呈西南——东北走向，然后西折，趋向东城北垣”⑥，显然不是何氏说的“渡无定河，西行二里许”见到“头道城”。何氏说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这里的“二道城”应该是指现在西城东垣，今实测东城南垣551米、北垣504米，均超过一里，约是何氏所记里数的两倍，但这既可能是何氏记载有错误，也可能与何氏入城路线有关．何氏说二道城“又西数十武，进三道城”，清代一武约为2．5尺，十武为25尺(约8米强)，所以邓辉等认为“数十武的距离，则为几十米的样子，即第三道城墙与第二道城墙相距约为几十米”⑦。不过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所引何丙勋调查报告异文说从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可见二道城与三道城之间的距离当在100米左右，比邓文推测的数据要大一些。但即使如此，也远远小于东城的东西宽度，这说明戴应新先生将东城与西城比定为何氏所说的二道城与三道城在里数上完全是讲不通的。总体上看来，现在的东城、西城与何氏报告中头道城、二道城、三道城的关系，基本上可采用邓辉等先生的新说(参表1)，亦即其分别指的是外郭城、内城和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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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杨江《河套图考·夏州城考》和民国《横山县志》卷4《艺文·杂记》所引何丙勋《复榆林徐太守松查夏统万城故址禀》作：“计渡无定河即登彼岸，西行二里许进头道城，又西半里进二道城，又一二箭许进三道城。”

⑤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⑦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三 统万城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

关于统万城遗址东城与西城的城垣、马面和城门问题，目前所见的有关调查报告记载的数据颇多分歧。

俞少逸在1957年调查报告中称：“二道城在东面存有五六公尺的城址，南面及西北角都尚存有痕迹。其中唯有内城城址最为显著。城址南北长五二七·一公尺，东西长六八·九公尺(北城壁多一曲折，所以北壁的东西长度应当再加上四·三公尺)，略成方形”；“(内城)城址一周和城连接的墩台还很多，计东面十一座，西面八座，北面六座，南面十一座。东南北三面的二十八座，都不甚显著，只有西面七座很突出，距城壁稍远，遗址尚高可十公尺上下”①。此报告只提到了统万城“二道城”(即现在通常说的“东城”)东面城垣城墙长度和“内城”(即“西城”)各壁城墙长度与马面的数据，各城城垣资料不全，亦未有各城城门的调查资料。

1975年至1977年间，戴应新曾三次到统万城遗址考察，所以记载的数据更全面和准确一些，他在有关调查报告中称东、西城周长与各垣长度为：“东城，周长2566米，其东垣长737米、西垣774米、南垣551米、北垣504米；西城，周长2470米，其东垣长692米、西垣721米、南垣500米、北垣557米。”报告又称：“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道，南门名朝宋门，东门名招魏门，西门名服凉门，北门名平朔门。南、北、东三门俱圮毁仅存基址轮廓，西门瓮城宛然尚存，门道宽3米。东城北垣无门，东垣有一门道，南垣情况不明，西垣则共招魏门与西城交通”；“城址外面加筑马面，由于各垣长度不同，马面有多有少，如西城北垣有马面十座，南垣八座，东城北垣仅七座”②。关于西城的城门与马面，戴应新先生在另外的报告中又补充说：“西城四面各有城门一座，南、东门俱毁圮仅存基址，西门和北门瓮城尚存其轮廓，门道各宽三公尺。城址四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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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北文物调查征集组(俞少逸执笔)：《统万城遗址调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0期。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外加筑马面，西城马面较密，如东西和北垣各有一座，南垣八座。”①

稍事比较就不难发现，俞氏的调查报告与戴氏的调查报告的有关数据出入颇大，如俞氏报告中说“二道城”(东城)东垣长506米，而戴氏记为737米，其间相差竟达231米。统万城的城垣系由艰硬的白土夯筑而成，遗址虽经干余年风雨沧桑，基本保存完好，除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蔽外，其余各城垣轮廓基本上都是可以辨识的，前往实地调查应该得出大致略同的数据，而不致于有太大的出入。俞氏的调查资料之所以与后来的调查资料出入较大，据笔者分析主要是方位判断失误所造成的。按俞氏调查报告称统万城遗址是“在无定河的东北岸，城址的东北数里有淖泥河，向东南流入无定河。在城址上环顾四周，西南一带绵延着低平的沙丘，东北则是无边的沙漠”，但现在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统万城遗址在无定河的北岸或西北岸。由于方位感的偏差，统万城的东、西二城可能被认为是南、北关系，这从俞氏报告中没有采用东、西城说法并且认为最高的墩台(角楼)在内城西北角(其实是在西南角)②，就可以得到印证。所以俞氏所说的二道城东垣实际上相当于东城的北垣，内城的东、南、西、北诸垣实际上相当于西城的北、东、南、西诸垣。这样经过方位调整后，俞氏报告中有关各城垣长度的调查数据与后来戴氏报告中调查数据之间的出入就要小一些了(参表2)。

应该承认，由于毁圮和风沙掩盖等多种因素，相对于城垣方位和城垣长度来说，统万城的马面数目和城门位置更难准确无误地作出判断。如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北垣马面6座，而戴氏记为10座，相差就十分悬殊。即使按照前述方案，将俞氏报告中说“内城”(西城)的东、南、西、北诸垣调为北、东、南、西诸垣，马面数目仍差异较大。新近邓辉等从航空影像判读出西城的马面数目为：南墙9个、东墙14个、北墙11个、西墙9个③，与戴氏报告的数据相比较，南、东、北三墙分别多1个、4个和1个，而西墙则少1个，其中西墙马面数据差距最大(参表3)，如与俞氏报告相比较，则又相差8个，其马面数目竟是后者的2．3倍④。看来统万城的马面数目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勘测。

关于统万城的城门。俞氏调查报告未曾涉及，戴氏调查报告则确认西城有东、南、西、北四门，东城有东、西二门，其中西门与西城共用。各门的具体位置，戴氏在地图中也作了相应的标识(未标东城东门)。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罗城东门曰凤阳。本有三门，夷人多尚东，故东向开。”⑤这里所谓的“夷人”未明所指，按北宋前期统万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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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需翠指出的是，统万城遗址在陕西省靖边县红墩界乡（现已改为镇）白城子村，三面与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接界，加之通往统万城的小路颇为曲折而造成的方位感偏差，不少学者在早期的考察过程中也曾将属于陕西省靖边县境的统万城误认为是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境内，或将统万城西城遗址西南角的角楼误认成是西北角的角楼。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王北辰：《毛乌素沙地南沿的历史演化》，《中国沙漠》1983年第4期；朱士光：《开拓统万城研究新领域的一次考察——记侯仁之教授1964年夏率历史地理考察小组对毛乌素沙漠与统万城的考察》，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史念海：《黄土高原考察琐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辑。

③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上引邓文在注释中称：“由航空影像判读出的马面数目与1957年的考古调查所得数字不尽一致，其中北墙、西墙的数字一致，南墙多出1个，东墙则多出2个。”但实际情况是各墙马面数字均不一致，前氏报告方位修正后的数字也是如此，见表3。

⑤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州城)为党项李氏政权所占据，有可能指的就是党项羌人，因赫连勃勃为匈奴族，古人往往以“胡人”相称匈奴人，与西来的党项羌人是有些不同的。如果此说不误的话，则赫连勃勃改筑统万城时，应是将汉奢延城或十六国时期大城的主体部分改造为外郭城即罗城，估计当时的外郭城原有三个城门，除东、西二门，应该还有一个南门，其中西门与内城东门共有，唐末五代宋初之际为了军事防御方面需要，封闭了南门，从而改变了统万城外郭城即今东城的城门布局情况。据《资治通鉴》卷254、《新唐书·党项传》，隋唐之际，原居青海、甘南的党项羌人，因受吐蕃势力之逼，大举内迁，占据夏州一带者号乎夏部，唐末时其首领拓思恭率兵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于公元881年被唐僖宗擢为夏州节度使，赐皇姓李氏，封夏国公，管辖夏、绥、银、静、宥五州之地。从此夏州李氏便俨然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五代时期，夏州城数度被中原政权的军队所围，所以城池的防守任务很重。除西城外，东城也是防御的重点。最近统万城出土的《故大宋定难军管内都指挥使康公墓志铭》就提及墓主康公之祖文义就曾任“东城副兵马使”①，东城南门封闭的时间应以五代时期的可能性最大。目前东城南垣为流沙所掩盖，城垣已不甚清楚，但以后如果认真发掘，或许能找到十六国时期统万城外郭城南门的部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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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有关党项夏州政权的真实记录——记》，《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四 统万城宫城的范围与永安殿的位置

前已述及，邓辉等最早提出现在的西城为统万城内城(皇城)，而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按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曾说三道城“北头有白土坡，似系宫殿之基”，邓辉等认为：“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从这一片高地东侧到西城的东墙，只有很短的距离，与何氏所言‘数十武’的情况正相合。此处高地，应即何氏所言之第三道城。何氏报告中提到的‘鼓楼’遗迹就位于这处高地的东南面(‘钟楼’遗迹已不可见)，而所谓白土坡等宮殿遗迹当覆盖于流沙之下。这个现在被流沙所覆盖的第三城，应该说是赫连勃勃时修筑的统万城宫城。”①邓文认定宫城在西城西半部的另一个理由是史书中有关统万城“西宮”的记载。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嘉三年(426年)“魏主行至君子津，会天暴寒，冰合，戊寅，帅轻骑二万济河袭统万。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群臣，魏师奄至，上下惊扰。魏主军于黑水，去城三十馀里。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宫，焚其西门；宫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②。邓文据此认为：“既然称西宮，当位于内城之西，而且此西宫必定紧靠内城城墙，魏兵才有可能乘隙攻进，并且在宫城城门关闭的情况下，越墙而出。”基于这样的认识，邓文在附图中即将宫城绘在西城的西半部的中间偏北处，宫城紧靠西城西墙。这个新说法有一定的学术影响，最近有人就略从其说而发挥之，认为统万城“西城西北部为宫城”③。

然而在笔者看来，邓文关于宫城在内城之西半部的说法大致可从，但宫城具体的位置与范围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据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记载：统万城“其城南门曰朝宋，北门曰平朔，东门曰招魏，西门曰服凉，其子城在”④。此处的子城就是宮城，可见宮城在西城西门附近当了无疑义。据戴应新执笔的《统万城城址勘测记》中附图所示，西城南、北二门皆在城垣偏东处，东门在东城垣中部，西门在西城垣南段中部，东城东城门未标出。邓文的有关附图与戴文附图相比，西城“南门、西门的位置大体一致，而东门、北门的位置相差较大”⑤，具体地说就是将西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北门则确定在北垣中部稍偏西处，东城东门确定在东垣中部稍偏北处，与西城东门、宫城东门呈一条直线。既然邓文与戴氏报告一样认为西城西门是在西垣偏南处，所以宫城应当在西城西南部，并且紧靠西门以及西垣南段与南垣西段才合理一些。

在邓文的附图中，宫城的西垣与西城(内城)西垣共之，没有单独的城垣，东垣位于西城(内城)中部略偏东处，经过其所认定的宫城“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北垣位于西城(内城)北半部居中略偏南的位置，南垣位于西城(内城)南半部居中的位置，鼓楼遗址绘在宫城南垣之南。这样的认定，可能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偏差。至少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东垣就明显有些偏西了，从其附图中看，宫城东垣距西城(内城)东垣的距离至少在200米以上，远远大于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说三道城与二道城相距“数十武”(前引邓文释为“约为几十米”，实际可能当在100米左右)之距离。当然，从有关文献记载来推测，邓文附图中所绘的宫城西垣、南垣与北垣位置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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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③ 陕西省古建设计研究所：《统万城遗址保护规划大纲》，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④ 《太平寰宇记》卷37《夏州》。

⑤ 邓辉、夏正楷、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其实，统万城宫城的位置、四垣之范围乃至整个内城的建筑布局情况，看来仅凭彩红外航空影像来复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应当从历史文献中再发掘更多的信息并结合考古建筑遗址进行准确的判断．真兴元年(419年)统万城“宫殿大成”，赫连勃勃刻石城南，颂其功德，石刻今已不存，但由秘书监胡义周所作的颂文则收于《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之中，颂文云：

“……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一以缮明堂，模帝座而营路寝，阁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囿……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温宫胶葛，凉殿峥嶸……崇台霄峙，秀阔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甍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义高灵台，美隆未央……”

上引胡义周颂文不无文学上的夸大之辞，但所述基本史实当多有所本。颂文涉及统万城的地理位置与周围形胜，城垣规模与形制，但更多的则是对宫室建筑、离宮别宇、池沼园林的生动描述。颂文中提及许多统万城建筑实体名称，如社、稷、明堂、路寝、永安(殿)、离宫、别殿、温宮、凉殿等等，大致都可以推测其具体位置。当然要推测这些建筑的位置，关键还是要正确理解颂文中的“美隆未央”一语。按《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史臣的赞文曾称赫连勃勃“遂乃法玄象以开宮’拟神京而建社，窃先王之徽号，备中国之礼容”。这里的所谓“神京”，当是指赫连勃勃致北凉主沮渠蒙逊盟书所说的“二都神京”①，亦即长安和洛阳。当然，赫连勃勃起事前后主要是与后秦打交道，后来还攻占后秦都城长安，对长安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相当羡慕②，而洛阳时已属于北魏，勃勃未曾去过，对其都城形制并不清楚，所以所谓“遂乃法玄象以开宫，拟神京而建社”当主要是参照汉长安城即后秦长安城模式营建自己的都城与宫室，胡义周颂文中的“美隆末央”一语也透露出赫连勃勃模长安城建都而又欲在某些方面超过之的初衷。

众所周知，汉长安城内宫室颇多，未央宮在城东南，为汉帝之正宫；长乐宫在城东南，主要是后妃所居。除未央、长乐两大宮殿群之外，未央宫北又有桂宫和北宫，长乐宫北又有明光宫，皆属别殿性质。东汉迁都洛阳之后，长安宫室建筑多有损毁，但城内主要宮殿基础仍在，十六国时各割据政权也不同程度地整修过宫室建筑，如刘曜以长安为都时，曾建光世殿和紫光殿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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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

② 据《晋书》卷130《赫连勃勃载记》，勃勃攻下长安以后，即帝位于灞上，颇慕“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故”，时群臣劝都长安，但他担心北魏进攻北京统万城，遂还都统万城，而于长安置南台(相当于陪都)，留长子璝领南台尚书事以镇之。另据《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赫连勃勃于真兴二年(410)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城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其对长安之向往由此可见一斑。

③ 《晋书》卷103《刘曜载记》。

后赵石虎曾城长安未央宫①。前秦苻健时长安城内有“小城”，又有太极前殿、东宫、东掖门和端门②，后秦姚兴时有太极前殿、西宮、武库、东宫③．据史念海教授研究，前秦时的太极前殿“应在未央宫中”，“所谓东宫当指长乐宫而言，东掖门也应是未央宫的东阙”，后秦时的武库“极有可能就是汉时武库旧址”，“姚兴时的西宫和东宫当是当时未央宫和长乐宫。西宫和东宫的名称当是其时俗称，随其方位所在而赋予以普通称谓”④。凑巧的是，赫连勃勃的统万城中也有西宫之名，这很明显是借鉴了后秦未央宫的命名原则，笔者前文推定此宫在统万城西南部，看来还是相当可信的。

正因为统万城的主要宫殿位于内城西南部，所以尽管该城四隅皆有高大的角楼，四面城垣密设马面，但现在统万城西城遗址中唯西南隅角楼最为高大壮观，南墙9个马面规模最大(估计即《水经·河水注》中所说的“九堞楼”)，保存也最完好，这显然是为了加强宫城的防御而进行的特殊安排。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汉长安城未央宮宫城四角修建了角楼，但“从勘探了解到只有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尚好”，角楼基址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镇车刘村北，其西南两侧为汉长安城的西南二城墙，角楼基址夯筑，平面呈曲尺形⑤。汉长安城未央宫宮城唯西南角楼基址保存完好的原因考古工作未作过多的说明，依笔者意见，这应当与原来宫城西南角楼比其它角楼更为高大坚固不无关系。赫连勃勃的统万城四隅角楼中以西南角楼最为高大，当是模拟了汉长安城的做法。另外，紧邻统万城西城(内城)西南角楼的南垣的两个马面不仅非常高大壮观，而且皆有竖坑，其中WSD1号马面竖坑中曾出土大量粮秣柴草和石英质滚圆石球⑥，兼有军事仓库性质，这样的独特设计当然也是出于重点防守宮城的需要。

要比较客观地确定统万城宫城四垣之位置与范围，确定永安殿(永安台)的具体位置实是关键的一环。

从语句文辞上分析，胡义周在颂文中提到的路寝与永安(殿)当是一回事。路寝之名始见于《诗·鲁颂·閟宫》：“路寝孔硕。”《毛传》：“路寝，正寝也。”《礼记·玉藻》说祭祀：“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以清听政。”可见路寝是帝王正殿所在。史载，真兴六年(424年)八月赫连勃勃．临终之际，“升永安殿，召群臣属以后事，薨于永安殿”，而勃勃死后，其第三子昌“即位于永安台”⑦，这可从历史文献上证明永安殿确实就是当时统万城中的路寝。今统万城西城南部中央有高大的台基遗址，为城内最高之建筑遗址，应当就是当时西宫正殿即路寝(永安殿、永安台)所在。新近考古工作者已对此台基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台基“为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夯土南缘与西城南垣基本保持平行，结构与西南隅台相同，即平面呈‘井’字形，相对独立的夯土块组成庞大的夯土台，夯土块之间自基础而上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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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

② 《晋书》卷112《苻健载记》。

③ 《晋书》卷107《姚兴载记》。

④ 史念海、史先智：《说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长安城中的小城、子城和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辑。

⑤ 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⑥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⑦ 《太平御览》卷127《偏霸部11》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夏录》。

的缝隙，平夯。夯土台周围有厚25厘米左右的踩踏面，之下即为原始沙层。自踩踏面而上，现存夯土台高近19米①。从现存遗址的形态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将此台基断定为永安殿(台)遗址还是比较可信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发现永安台大部已坍塌，坍塌后残留下人们生活的遗迹，如井、灰坑、柱洞、灶坑等。从地层中出上的遗物分析，永安台大面积坍塌在宋代以前”②。从相对位置来分析，清道光年间何丙勋在其调查报告中所描述三道城内南面西隅的“钟楼”遗址当即是这个已经大面积坍塌的永安台遗址。

至于邓辉等著文中所说“航空影像上反映出西城的西半部为一流沙所覆盖的高地，仔细辨认尚可隐隐看出一些规则的城墙痕迹，东侧城门的瓮城遗迹也隐约可辨”云云是颇值商榷的。中国古代很少有在宫城城门设置瓮城的，统万城内城(西城)高大坚固，角楼山峙，马面如林，而宫城甚小，哪里有再筑瓮城的必要性呢?邓文在航空影像上辨认出的所谓“瓮城遗迹”，其实可能正是当时统万城别殿的宮垣遗迹而已(详后)。

统万城实际上是模仿汉长安城而修筑的，宫城位于内城西南部．汉长安城的未央、长乐诸宫城四面皆有完整的城墙，紧邻大城的宫城诸垣与大城城垣之间是有一定宽度的顺城街道相隔开的，这样的布局完全是出于宫城自身防卫的需要③，统万城的宫城估计亦是如此，其宫城应当有其独立的四垣。永安殿(台)为赫连勃勃之路寝(正寝)，类似于汉长安城未央宮之前殿，自应在宫城之中。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宮城的东垣应在现在台基遗址之东，南垣应在台基遗址之南，紧临西城(内城)之南城墙，西垣应紧临西城(内城)之西城墙，至于其北垣的位置应大致在西城(内城)之中部，而不至于如邓文附图中所绘的那样过于偏北。整个宫城估计呈正方形的形态，如汉长安城未央宫一样，但规模较小，边长估计300—350米左右。

关于宫城的城门设置情况，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前引邓文附图中将宫城绘在内城西半部，只有东、南、北三面墙垣，西垣与内城西垣共有，宫城西垣无门，东垣中间稍偏北处开有一门。据《资治通鉴》卷120所记，元嘉三年(426年)夏魏之战的战况是：“夏主出战而败，退走入城。门未及闭，内三郎豆代田帅众乘胜入西宮，焚其西门；宮门闭，代田逾宫垣而出。”可知当时的宮城确实是有西城垣的。宫城四垣之中至少有一个“西门”，是临近内城西门的，至于其东、南、北三垣城门设置情况不明，如依汉长安城未央宫的情况来推测可能也各设有一门。

历史文献中记载统万城“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④。有人据此推测：“若一仞以八尺计，一步以六尺计，则内城墙高约26．7米，墙基厚60米，墙顶厚20米，宫墙则高约13．3米。”⑤考古实测“西城基厚约16米，加上马面长度可达30余米”，“东城基较薄，厚6—12米”⑥，与文献记载出入较大。但宫城墙的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这大概是比较可信的。当时宫城之城墙高度只有内城的一半，墙基、城墙规模自然都要小许多，这应是宫城遗迹保存不多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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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载侯甬坚、李令福编：《走向世界的沙漠古都——统万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6月专辑。

② 邢福来：《统万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新收获》。

③ 隋唐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虽共有北垣，但城北为禁苑，常人不得随意出入，宫城的防卫亦是相当周密的。

④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北史》卷93《赫连屈丐传》。

⑤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附记”，《考古》2003年第1期。

⑥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五 统万城内城(西城)的其它宫室与苑囿布局

与汉长安城实行多宫制一样，大夏国的统万城也是多宫制，除位于内城西南部正宫即西宫而外，还有其它宫室建筑。《资治通鉴》卷120记有西宫之名，当暗示统万城还应有一个东宫存在。汉长安城之未央宫和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统万城的西宫和东宫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来的。统万城的东宫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从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确证。另外，胡义周所作的颂文中也曾提到“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其中的“离宫”与“别殿”也均已找到遗址。

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认为，可明确断定为宫殿遗址的有两处，一处是“在西城东门内偏南，距东垣21米。门向南开，有砖砌台阶。土夯围墙长80米、宽64米、厚0．8米”，“该殿址西距楼观台基不远，遗物堆积不如那里丰富，又不在中轴线上，可能是主体宫殿的附属建筑”；另一处是“在东城东部稍偏北，比周围地面高出两米。1977年春，大队深翻土地，拖拉机在此处犁出方形石础数十个以及瓷高足杯、碗、开元通宝钱等．勘测中，我们又在这里发现壁画多块，确知其为宫殿基址而标入图中”。此外，有一“台基在西城南部正中，平面长方形，旁有一井。台身四周的壁面上有不少粗大椽孔，周围地面遍布瓦砾，台基后面和左侧沙丘之下，经钻探也发现有很厚的瓦砾层，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台基可能是位于宮殿前面楼观建筑的基座”①。这里东城的宮殿遗址的确定有些牵强，笔者怀疑是汉奢延城、十六国大城(幽州)治所以及后来统万城官署区所在地．至于“西城东门内偏南”处的宫殿遗址，可能确实存在，应当就是统万城的东宫所在。“西城南部正中”的台基最有可能就是史书中所谓的“西宫”所在。至于戴氏调查报告中所说的台基后面“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者，当即道光年间何丙勋报告中说的三道城内北头的“白土坡”，则可能是统万城的一个“别殿”遗址。汉长安城内西南部的未央宫和东南部的长乐宫在前后秦时期分别为西宫和东宫，汉长安城未央宫之北还有北宫、桂宫等宫殿建筑，很明显，统万城的西宫、东宫以及西宫之北的别殿均是模拟汉长安宫室制度而营建的。史载元嘉四年(427年)北魏攻占统万城后，曾“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馀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②，夏王之诸母、后妃、姊妹等估计就居住在东宫之内。考古工作者在统万城西城东南角所发现的宫殿遗址估计只是当时东宫正殿的遗址，整个宫城的范围可能还要稍大一些，但其总体规模要比西宫小许多。从现存宫殿遗址的情况来推测，其形态则有可能是东西略窄、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其开门情况，依照西宫宫门与内城城门的相对关系，估计当至少有一个南门，近内城南门，以便出入。至于西宮之北的别殿，估计是当时内城北部苑囿区内具有别宫性质的宮殿，规模不大，形制不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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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戴应新执笔)：《统万城城址勘测记》，《考古》1981年第3期。

② 《资治通鉴》卷120。

胡义周提到“离宫”是在“露寝之南”，但西城台基遗址之南不远处即为南垣，其间再营宫殿的空间不大。按古代之帝王“离宫”往往修筑于宫城之外，所以估计这个“离宫”当在西城以南的无定河岸边。据考古调查，有一“宫殿遗址在无定河南的二条支流之间台地上，白色夯土基址范围很大，约二×一公尺，南、北部各有一土丘如坟冢。亦夯筑，直径各约四公尺，上有唐代穿凿的坟墓多处。夯土范围结合文献记载，可知这里就是‘离宫’的遗址。高起的圆丘状夯土堆，当是建筑物的基址”①。除离宫、别殿之外，前引胡义周的颂文中提到当时统万城的内城中还有有社、稷、温宫、凉殿、苑囿等。其中温宫、凉殿等应当是当时西宫内的建筑，其遗迹均应在统万城西南部去寻求，前引戴氏调查报告中称西城台基的左侧(即东侧?)也“似为大型建筑宫殿的遗迹”，是否与温宫、凉殿有关，尚有待进一步研究。古代都城中的社、稷一般都在都城之南部，统万城的的社、稷自然也应在西城(内城)的南半部尤其是台基遗址的左右前方去寻找。

覆实而论，邓辉等最大贡献是从航空影像上辨识出了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遗迹。邓文称：“大比例尺的航空影像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在内城的西北角和西南角，均残留有宽大的护城河遗迹。此外，还可以从影像上看出城内有开渠引水的迹象。从航空影像和地形上推测，城内的渠水可能是由西北角角楼南侧的护城河流进城来，河水入城后向东南流，经过宮城东侧向南，再转为东南流，最后从东南角角楼的北侧流入外郭城。”“城内西侧的护城河可能正是利用了某段古河道修建而成，而内城北面的古河道很可能就是早期统万城内城的主要水源之一。古河道较为丰沛的水源为城市居民和日常生活及宫廷苑囿提供了必需的水源”②。统万城护城河和城内渠道的发现，使胡义周颂文中所说的“石郭天池”、“华林灵沼”、“驰道苑囿”就有了着落。显而易见，这里所谓的“石郭”指的就是统万城的城墙，而“天池”指的就是护城河。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者已经找到了统万城的西城外侧的护城河(壕)遗迹并进行了发掘钻探③。至于统万城的池沼苑囿，从城内渠道的流向来分析，当主要位于内城的北部。西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在长安城西南，后秦时上林苑早已废弃，姚兴曾在长安城北、渭河南岸另起逍遥园，园内有藕池，“池中台观，莲荷被蒲，秀实可玩”④，园中又有澄玄堂、西明阁等建筑，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说法译经之处⑤。赫连勃勃统万城的池沼苑囿布局，大约是借鉴了后秦时的制度，只不过是将池沼苑囿安排在内城之内而已。

目前关于东城的考古发掘尚不充分，东城为外郭城性质，居民区当占了较大的比重，与西城主要为宫殿和苑囿区的情况多所不同。目前仅可推测，东城东部偏北部有一官署区存在，居民区估计主要是在该城的西部及南部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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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戴应新：《大夏统万城考古记》，台湾《故宫学术季刊》1999第17卷第2期。

② 邓辉、夏正楷、王琫瑜：《利用彩红外航空影像对统万城的再研究》，《考古》2003年第1期。

千年古关踏上申遗征程

――“丝绸之路捆绑项目”

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两汉时期以东西两京（洛阳、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达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国家，成为一条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新安函谷关，在古丝绸之路中作用独特――从东方起点洛阳向西出发，经过的第一道门户，就是新安函谷关。

新安函谷关遗址位于今新安县城东500米东关村，四山环抱，更有涧河、皂涧河之水，绕其奔流。正如《水经注》所说：“自南山横洛水，北属黄河，皆关塞也。”东汉王朝建都洛阳后，新安函谷关成为以洛阳为起点的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地和第一要塞。唐宋之后，此关渐渐失去防御作用，但其作为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从没间断。

作为曾经繁华的商驿枢纽，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第一关，无论其作为军事设施、关卡还是驿站功能，对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然见证了丝路的繁荣与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新安县意识到，这座承载千年历史的遗址是新安独具的文化名片，应得到保护和修复，历届县委、县政府班子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1985年，函谷关被确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立了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组织。1993年，新安县政府邀集省内外专家，对函谷关保护修复问题进行研讨。2000年，河南省政府将之列入第三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河南省政府重新公布了汉函谷关遗址保护范围和控制地带。2006年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和推动下，我国开展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工作。

新安函谷关遗址作为丝绸之路沿线中原地区的重要汉代关隘遗存，有较好的真实性，成为支撑丝路交通、见证汉帝国交通和防御制度的汉代关隘设施典型。关楼遗址、关墙遗址、阙台遗址、建筑基址、古道遗址、长墙遗址等汉代关隘建筑遗址，完整保存至今。

为把握难得的申遗机遇，2007年7月，新安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全力开展函谷关作为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的申遗工作。

2007年8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和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富生组成的丝绸之路申遗专家考察组，到新安县考察函谷关遗址。

2007年10月11日，新安函谷关遗址被国家文物局正式列入丝绸之路捆绑项目申遗预备名单。

至此，历经数年精心准备，这座千年古关正式踏上漫漫申遗征程。

破难题入选申遗名录

――遗址区内110户居民拆迁

安置是头等大事

新安函谷关作为两京故道上的一座重要建筑，是丝绸之路沿线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关隘遗址。

国家文物局巡视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主席郭旃评价称：汉函谷关遗址的原真性保存较好，在丝绸之路的交通体系中起到了支撑作用。

人们很难相信，声名远扬的千古雄关曾经有一幅尴尬模样――上百户村民住在关楼周围，房舍和猪圈与遗址融为一体。遗址两侧公路、铁路沿线建筑密集，周边建筑外观多为现代材质，与遗址景观极不协调……

申遗工作启动以来，基于函谷关实际情况，2008年4月，新安县委、县政府成立新安县汉函谷关周边整治指挥部。5月5日，指挥部召开第一次周边整治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函谷关遗址区内110户居民的拆迁安置工作。

面对社会公认最难的居民拆迁安置工作，工作人员没有退缩，吃住在现场，不厌其烦地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历时一年半，拆迁居民67户，帮助拆迁居民建设了统一规划的安置小区，县财政为此投入5000余万元。

2009年12月，新安函谷关申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报告上报国家文物局。2010年2月，新安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编制《新安函谷关遗址总体保护规划》等。2011年3月，新安召开汉函谷关总体保护规划、关楼及现存关墙抢险加固保护设计方案讨论会。

……

虽然新安县在申遗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函谷关环境不优、基础设施落后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申报世界遗产要求差距甚大。

2012年5月11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丝绸之路各个遗产点进行实地考察论证，之后的研讨会上，有专家对函谷关申遗工作前景很是担心，甚至提出重新考虑是否将函谷关列入丝绸之路申遗捆绑项目名单。

虽然申遗难度大且遭遇暂时挫折，但是新安县委、县政府申遗的决心没有丝毫变化。关键时刻，县委书记张生伟、县长王玉峰等主要领导明确提出：要倾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不遗余力支持函谷关申遗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家文物局在最终经过重新筛选后，在2012年7月24日把新安函谷关遗址列入《丝绸之路中国段申遗大名单》中。从此，函谷关申遗工作驶入快车道。

2012年8月7日，新安县委、县政府宣布成立新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管理委员会，以县委书记张生伟为主任，县长王玉峰等县主要领导为副主任，各相关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

2012年8月27日，新安县印发了《新安县汉函谷关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实施方案》，再次明确了各相关单位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完成时限。

2012年7月，新安县文物局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签订申遗文本编制合同。通过各方共同努力，用半年时间完成申遗文本资料的报送。

2013年1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申遗文本正式报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3年3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2处遗址点入选首批申遗点名单，函谷关名列其中。至此，函谷关申遗完成申报关，进入倒计时冲刺阶段。

申遗成功不是终点

――遗址周边将建“汉关古城”

时间进入2013年，离预定申遗验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函谷关申遗任务相当繁重：遗址区内有14户居民和5家企业没有搬迁，遗址保护展示规划设计尚在编制中，涧河漫水桥设计方案没有最后确定……

申遗最后的大会战大幕，随即拉开。2013年1月，新安县汉函谷关申遗工作推进指挥部成立，办公室设在汉函谷关附近的居民小院中。

围绕函谷关申遗的各种重要研讨会，县委书记张生伟、县长王玉峰等四大班子领导亲自参加会议讨论，全程陪同专家考察指导。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会议多次专题研究函谷关申遗问题……

国家、省、市文物部门对新安的申遗工作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鼎力的支持，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省文物局局长陈爱兰、市文物局局长刘德胜等多次带领国内知名文物专家到新安考察指导申遗工作，对申遗中出现的疑点、难点问题，反复论证、研究。

2013年元月底，遗址区第一项工程――涧河漫水桥地质勘探开工。过完春节，遗址区大小22项工程陆续施工。到2013年3月，遗址核心区一期110户居民房屋和5家企业的拆迁安置工作任务全部完成。

从2008年以来，县财政投入5000余万元，完成遗址核心区110户居民、5.3万平方米的征迁任务；完成5家企业共6.3万平方米整体搬迁工作等，使函谷关遗址周边环境有较大改观。

按照保护为主、最小干预的原则，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复意见，县文物局组织对关楼及现存关墙实施了抢险加固、本体保护，建设了遗址专题展厅。2013年4月3日，遗址关楼及现存关墙抢险加固保护工程开始施工。

2008年至今，文物部门先后对函谷关遗址进行三次文物勘探调查工作，钻探面积13.9万平方米。2012年6月至2013年10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325平方米，基本明确了汉函谷关遗址构成，为申遗工作所强调的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提供有力支撑。关城东墙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2013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在遗址监测管理方面，新建了遗址监测系统和安防系统，建设管理用房、停车场、漫水桥和步行参观道路，设置界桩和围栏。

2013年7月底，函谷关申遗相关工作基本完成。7月25日，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函谷关遗址进行模拟预演评估验收。通过现场考察，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刘庆柱称，函谷关申遗工作在众多遗产点中变化最大、成效最好。

由日本、俄罗斯学者(确切地说是旅哈俄籍学者)垄断,主要目标是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和三灵坟等。日本学者在军国主义支持和庇护下,积极配合向“满蒙”地区渗透。1883年,日军间谍潜入中国吉林集安盗拓《好太王碑》。1894年御用文人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嗣后,日本一些学者相继潜入中国(首先是东北地区)进行考古和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如鸟居龙藏、鸟山喜一、关野贞、白鸟库吉、黑板胜美和内藤湖南等等。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满蒙古迹考》和鸟山喜一《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察记》都记述渤海遗址。在掠夺中国历史文化财产的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中成立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对渤海上京城址调查记录做出的贡献。成书于1921年的《宁安县志》(王世选修,梅文昭总纂)对上京城的记录超过同期的任何人的任何着作,所附上京龙泉府遗址图是已知最早的实测图。俄罗斯学者注意和研究渤海历史及其国内渤海遗迹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但直到十月革命前后,他们对渤海遗迹虽作过调查和个别挖掘,认识和理解上还有差距,甚至难以分辨某些遗迹性质。30年代前后,对渤海历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如1919年率宾唐晏撰《渤海国志》,后黄维翰撰《渤海国记》,金毓黻先生撰《渤海国志长编》。日本则有鸟山喜一于1915年撰《渤海史考》和津田左右吉《渤海考》以及松井、池内宏等人都有渤海论着发表。苏联的Э?H?马特维耶夫于1929年出版《渤海》。朝鲜学者也有相关论着问世。

二、30年代初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可划为渤海考古研究的第二期

特点是发掘范围扩大,进入以发掘为主和调查发掘交替进行时期。东北地区沦陷后,日本学者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基本是步侵略军后尘而至。不过,据目前掌握的材料,首先发掘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殿址的不是日本学者。1931年,在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前,这里组建东省特区文化发展研究所,当年即组织大型综合考察队赴东部地区考察,中国着名地质古生物学家尹赞勋先生参加地质分队,还曾参加古人类分队的考古工作。古人类分队由B?包诺索夫领导,调查渤海上京城址、三灵坟等,包氏的调查试掘材料(《关于东京城遗址调查的初步报告》)于1932年首先用俄文发表。1933年6月8日,以原田淑人、池内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发掘队在日军刺刀保护下发掘渤海上京城宫殿遗址———这在国际考古发掘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例。因为日军曾在上京城宫城南门前(五凤楼前)同抗日军民激战,伤亡惨重,今五凤楼前的高大水泥标志就是由为超度这些罪孽深重的亡灵所建“忠魂碑”改制的。参加发掘的日本学者有驹井和爱、鸟山喜一、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中国学者金毓黻等参加部分发掘工作。1934年7月发掘结束。1939年,出版了专题研究报告《东京城———渤海上京龙泉府址的调查发掘》,产生很大影响。发掘文物装了23箱运回日本。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对东北地区渤海遗迹的掠夺性调查和发掘范围也随之扩大了。在日伪统治东北的14年中,凡是日本学者已经掌握或了解的渤海遗迹,基本都被发掘了。如何评价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主持的考古发掘呢?据有关资料和知情者透露,他们的发掘有时基本上是有什么挖什么,科学性不敢过多恭维。谓其挖宝式盗掘可能不服气,说掠夺也会有应词。但他们是在别国土地上掠夺,受占有心态支配和挖宝欲望的驱动,考古调查发掘必然是主动掠夺式的,因而发掘必有很大随意性,造成学术上的混乱,也严重地破坏了遗迹。

三、抗战胜利迄今为第三期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起步较晚。20世纪初，中国还未报道过确切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甚至当时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国存在过石器时代。直到1920年，法国神甫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县城北35公里处的赵家岔和55公里处的辛家沟的黄土层及其下的砂砾层中发现了一块人工打击的石核和两件石片，才使这一境况得以打破。纵观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历史，从20世纪20年代法国神甫桑志华在庆阳发现我国第一批有正式记录的旧石器，到21世纪最近几年法国学者博伊达等与中国学者合作参与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法国学者参与了庆阳、水洞沟、萨拉乌苏、泥河湾、龙骨坡等一批重要遗址的相关工作。可以说，法国学者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旨在梳理法国学者参与的中国旧石器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工作，并概述这些遗址新近的研究进展。

一、 桑志华与甘肃庆阳旧石器的发现

中国旧石器的发现，首先是从甘肃庆阳开始的；而甘肃庆阳旧石器的发现，又离不开一位名叫桑志华的法国神甫。作为20世纪初期进入中国探险考察的西方人，桑志华不仅是一位称职的天主教神甫，而且也是一位卓越的博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具有崇高科学开拓精神的探险家。他是法国科学院院士，曾获得法国政府十字勋章。

桑志华在中国探险考察25年，行程大约5万公里，历经千辛万苦，认真科学探索。早在1912年，他就萌发了到中国考察的心愿。1914年3月，他毅然离开法国巴黎，横穿欧亚大陆，途经西伯利亚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落脚于天津天主教耶稣会崇德堂；随后即前往献县等地进行科学考察，并得到献县天主教耶稣会金道宣院长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他考察的地区主要在黄河和白河流域。他在华北地区以传教网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广泛收集动物和植物以及古生物化石标本等。搜集到的材料，堆放在崇德堂，这就是现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北疆（黄河—白河）博物院（Muse Hong Ho Pei Ho）的雏形。1919年6月，桑志华到甘肃省庆阳一带调查发掘，同时通过莫斯塔特和德维尔特神甫提供的线索，在鄂尔多斯收集到许多动物化石。1920 年，桑志华终于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他于6月4日在辛家沟黄土层中发现1件石核，8月10日在赵家岔又发现2件石片。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批有记录的旧石器。

1920年庆阳旧石器的发现，可谓意义重大。首先，从此结束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使中国历史的渊源从数千年前推远至数万年前；其次，也使得学者们相信亚洲在人类起源、扩散、体质演化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这也是后来一系列旧石器遗址发现一个重要原因。

目前庆阳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材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类型上都十分可观，年代从旧石器早期延续到旧石器晚期。这些遗址主要有泾川大岭上、巨家塬、楼房子、寺沟口、刘家岔、姜家湾和黑土梁等。庆阳地处关中通往河套的中间地带，距陕西蓝田、山西丁村、宁夏水洞沟等遗址都不远，这些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将有助于了解华北古文化东西向和南北向交流的相互关系。

二、水洞沟

水洞沟遗址（106°19′E，38°21′N）是我国最早进行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遗址之一。最早于1923年由法国学者桑志华和德日进发现并进行了系统发掘的是现在的水洞沟第1地点。该次发掘面积80多平方米，发现了300多公斤的石器和混合着碎骨、碳屑的痕迹，以及13种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此外，他们还在第1地点的南岸发现了第2地点，虽然遗物没有第1地点丰富，但却将混合着人工大致遗物的堆积延伸至100米远。这些收获于1928年由布勒、步日耶、桑志华和德日进共同撰写发表在考古报告《Le palolithique

de la Chine》里。正是这篇报告，终结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判断。

吉林省作为边疆近海省，是我国多民族聚集区之一。东南部邻近朝鲜、俄罗斯，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有机组成部分；西部松辽平原是欧亚草原文化分布的最东端。中部第二松花江流域，是长白山向西部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貌形态，吉林省的考古学遗存不仅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也使得考古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边疆性，历来为东北亚各国所关注，是我国边疆考古的重要环节之一。

吉林省考古事业发展的春天，是随着文物考古队伍的形成、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建立而迎来的。

1950年，以裴文中先生为领队的东北考古调查团对西团山遗址的发掘是吉林省境内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科学发掘工作，由此揭开了新中国考古发掘工作的序篇。20世纪50年代末期，吉林省博物馆内开始设立考古学专业研究机构，1964年省博物馆下设考古队。1978年，吉林省文物局正式成立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1983年11月3日，省文物工作队和省考古研究室合并建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负责吉林省境内的文物保护和考古学研究工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成立，进一步推动了吉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所编制64人，在岗职工70余人。现有研究馆员7人，副研究馆员11人。具有博士学位1人，在读博士生3人，硕士研究生9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人，其中具备国家文物局颁发的田野考古领队资格的业务人员10人。业务人员所学专业涵盖了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科技考古等方面。

25年来，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在吉林省文化厅、吉林省文物局的指导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考古学研究和大遗址保护等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一、考古学研究工作

25年来，吉林省考古学研究工作大体可分为两个重要发展阶段：

1983～1997年，通过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吉林省考古遗存的分布情况，并通过对重点遗址的复查、试掘和正式考古发掘，初步建立了吉林省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为吉林省考古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将省内文物遗存的数量由1023处扩展到6015处，并征集、采集了大量的文物标本，编写全省各市、县文物志48部，成为我国第一个将辖区内全部市县编撰完成文物志省份。编辑出版了《吉林省志・文物卷》和《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这项浩大工程的实施与完成，使我们对吉林省境内不同时期遗存的分布特点、遗址规模和不同文化的概貌有了基本的了解，为吉林省境内的文物遗存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1～1996年，在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理论的指导下，吉林省开始深化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两汉时期遗存的编年分期和专题研究。这一时期，发掘了吉林市帽儿山、和龙兴城、长岭腰井子、镇赉黄家围子、东丰西断梁山等重要遗址，结合普查所获取的资料，初步建立起吉林省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框架与编年。

1997年至今，考古所考古工作进一步蓬勃发展，将吉林省文物考古工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取得了为东北亚地区学术界所瞩目的重要学术成果。围绕着高句丽文化起源、夫余王城探索、高句丽山城、渤海都城研究、金代城址研究而进行的万发拨子、揽头窝堡、汉书、干沟子墓群、六道沟铜矿址、西古城、八连城、敦化六顶山、龙头山墓地、二龙湖、东团山、丸都山城、塔虎城等的发掘，收获斐然。夫余考古、高句丽考古、渤海考古、金代城址研究体系逐渐形成。

2003年以来，伴随着高句丽遗迹和渤海遗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吉林省的文物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3部考古专题报告的出版，不仅为高句丽考古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我国高句丽遗存的基础研究在东北亚地区处于领先地位。2006年，《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国家文物局“全国十佳文博图书奖”，2007年，《国内城》、《丸都山城》、《集安高句丽王陵》获得吉林省社会科学著作类一等奖。这3部考古学专题报告与已出版的《1997年吉林集安洞沟古墓群测绘报告》、即将出版的《吉林省集安高句丽贵族墓葬考古发掘报告集》、目前已完成基础工作的《鸭绿江右岸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墓葬调查发掘报告》、《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吉林卷》将形成高句丽遗存研究的系列专题报告，加之目前正在进行的五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发掘成果，预期在3~4年内我省出版的高句丽考古专题报告可达10部左右。渤海遗存考古发掘最新成果，以《西古城》报告出版为先导，敦化六顶山墓地、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遗址的专题发掘报告，将在3年内向社会公布学术成果，形成吉林省渤海遗存系列报告集。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必将极大地推动东北亚地区渤海遗存研究。

近年来，为锻炼队伍，更好的向兄弟省学习，考古研究所积极组织业务人员参加国家大型工程项目的考古发掘工作。1999~2006年，承担了三峡库区国家A级发掘项目“重庆云阳旧县坪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汉巴郡忍令广汉景云碑”等一批重要文物，通过对县城四至、衙署和功能分区的认定，确认旧县坪遗址为汉－六朝时期的忍县城。2006~2007年，该所承担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京石段――河北省正定县“永安遗址”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湖北省十堰市“方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方滩遗址内发现的早商遗存，为该区域早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考古学资料。

25年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发表各类考古报告、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各类专著30余部。

1999年“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发掘”荣获1996~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被评为1999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2年“吉林和龙西古城发掘”荣获2002年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2007年“吉林云峰库区古墓群考古发掘”荣获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为深化考古学研究，考古研究所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建所以来，与日、朝、韩等国国际间学术交流逾百次，自1983年开始出版《历史与考古信息・东北亚》，已出版48期，约960万字。信息主要以朝、韩、日、俄、美、英等关于东北亚地区学术研究论文为主，同时发表部分对相关国家学术研究概述类的文章。

二、文物保护工作

大遗址的保护与展示是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2002年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的领导下积极参与吉林省境内高句丽、渤海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在考古调查与发掘、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等前期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丰硕的成果。

2000~2008年，吉林省陆续启动集安“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核心的全省考古工作者在极短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了“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申报文本编写工作，调查发掘高句丽王陵12座、高句丽王城2座、高句丽贵族墓葬26座，发掘面积近两万平方米。编写出版《国内城》、《丸都山城》、《高句丽王陵》等3部考古专题发掘报告。考古研究所主要业务人员参与了遗址勘测、编写大遗址保护规划、制定文物本体维修方案、文物本体维修管理、工程验收、陪同联科文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委派的考察专家等多项工作。2004年，“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在申报工作中的突出表现，2004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集体一等功，另有8位同志立功受奖。其中，一等功1人、二等功2人、三等功5人。高句丽二期环境整治工程和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项目启动后，省考古所的业务人员成为高句丽保护办技术组的核心力量，在5项高句丽时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调查发掘中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全面提升了吉林省乃至我国在高句丽山城研究方面的学术水平，为高句丽遗存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各遗产所在地政府对高句丽遗存的大遗址保护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发掘和研究成果为依托，努力为各地大遗址保护工作献计献策，积极参与相关大遗址的保护工作。在通化万发拨子、柳河罗通山城、辉南辉发城等遗址的编写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考古学研究成果服务公众、服务社会这一理念得到充分体现。

2004年，吉林省启动渤海重要遗址保护项目。为了全面了解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内涵、年代、遗址总体布局、确定展示目标，为《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编写提供充分依据。自2005年起，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敦化六顶山、和龙西古城、和龙龙头山墓地、珲春八连城、临江宝山―六道沟冶铜址、长白灵光塔等6处遗址进行全面勘测、调查与发掘。发掘工作历时3年，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在渤海都城址研究、渤海王室贵族墓丧葬习俗研究、渤海至金代采矿工艺、方法等方面均突破以往的学术认识，使我们对渤海遗存研究的总体格局发生了巨大转变。这一最新的研究成果，为遗址的保护范围，建控地带的划分，展示目标的确认，文物本体维修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为了全面提升吉林省的文物保护水平，近年来，考古研究所注重引进相关学科的专业人才。先后开展了冶金考古、体质人类学、动物考古、文物腐蚀与保护、石器微痕等多方面研究。在高句丽、渤海锻造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应用数码照相和计算机制图相结合的方法，对云峰水库淹没区高句丽时期中、小型积石墓的绘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国网具的起源，文献托于伏羲氏，芒、蛛蝥等人。《易・系辞下》言，“古者（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田）以渔。”《世本》云，“芒作网。”《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云，“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等等。伏羲、芒、蛛蝥等人，其时代均为史前史时期。综合各则史料来看，我国史前人类最初制造网大概是受了蜘蛛的启发而开始的。其制网的最初材料，有可能是首先用芒草制绳进行编织。芒（miscanthus sinensis）属禾本科，秆直立、粗壮，叶片呈线状披针形，边缘有倒刺。芒遍布于我国各地，我国古代人用它编织草绳、草鞋（芒鞋）等。《楚辞・惜誓》记“并纫茅丝以为索。”苏轼在《定风波》词中，有“竹杖芒鞋轻胜马”之描写。我国考古工作中，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了很多绳纹陶片。绳状陶片证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绳。最早的绳纹陶片，大概距今有1万多年的历史。如四川古蔺野猫洞遗址出土的绳纹陶片等(1)。其后，绳纹陶片的发现更多。如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有公元前5600-6000的绳纹陶片(2)，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发现很多公元前5500-6500年的绳纹陶片等(3)。我国古代对绳的使用，在1万年前已有，在8000多年前已较广泛。但是，1万年前已使用绳，并不代表当时已能用绳结网。用绳结网，是古代人民在长期劳动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新思维、新创造。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我国古代用绳结网、使用网的历史，至少可以推测到距今约9000年左右。譬如，距今约9000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就出土有用残鼎足改制成的陶网坠(4)。湖北城背溪古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距今约8000多年的用砾石加工的束腰形石网坠（图一，1）(5)。这些网坠的出现，以实物证明我国在当时已开始使用渔网。束腰形石网坠在我国流传很久，它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以后，便一直是我国网坠的主要形式之一，直至现代鄂伦春人仍使用它(6)。新石器时代早期，我国还出现有很多其他网具实物。如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出土有许多穿孔的蚌壳(7)，人们认为，这种穿孔的蚌壳也是用作为网坠使用的。另据考古界研究，华北磁山文化古遗址中，还曾出现有网梭（距今约8000年）(8)，网梭的出现，表明当时人已能编织较精细的网。这也就是说，当时人不仅可以结绳制网，而且还能用较细的纤维为编织细眼密网。《孟子・梁惠王上》“数罟不入污池”，“数罟”即细眼密网。以上，是我们根据考古遗存对网具出现时代所作出的大体推断。其实，网具的具体出现时间可能比我们推断的时代还要早。因为网具产生之后，其最初使用的领域可能是先用于网捕陆上活动的动物（网鸟、兽等）。只有在陆上使用活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具备在水中使用的经验。因为网不易保存，所以陆上使用的网较难遗留，早期陆上的网具使用时代较难考察。而水中的网（渔网），一般可以遗留有网坠等。我国目前考古界对早期网具出现的时间，仅仅是凭依网坠而作推论。这个推论时间，应该比网具出现的实际时间要晚。

二、网具类型

（一）陆上使用的网

我国古代陆上使用的网，使用形式和使用场合很多。据文献记载，古代无论集体田猎、个人狩猎、捕兽、捕鸟等，都经常使用到网。用网捕兽是古代狩猎的重要手段。《礼记・月令》云：“田猎置?、罘、罗、网，”郑玄注：“兽罟曰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孔子曰，“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网）。”《盐铁论・刑德》云“罔（网）疏则兽失。”等等。用网捕鸟也是猎鸟的重要手段。左思《吴都赋》云“毕、罕琐结”（毕、罕均为捕鸟网，见下文）。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蒙曷鸟苏”，蒙即指使用网捕。张辑注“曷鸟似雉，斗死不却；苏，畏惧不安的样子，《易・震・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古代田猎有时使用网的场面很大，司马相如《子虚赋》云楚王田猎：“列卒满泽，罘网弥山。”扬子云《长扬赋》云汉成帝田猎时，“张罗、网、置、罘，捕熊罴、豪猪、虎豹、犭穴犭矍、狐兔、麋鹿。”等等。根据文献资料，我国古代陆上使用的网具，主要有以下各种。

1、捕兽的网：

①?网：捕野猪的网。《后汉书・马融传》“罘、置、罗、?，弥纶阮泽。”李贤注：“?，彘网也。”

②?网：是一种较大的定置捕鹿网。《尔雅・释器》云“麋网谓之?。”《战国策・楚策三》记，“今山泽之兽，无黠于麋。麋知猎者张网，前而驱己也，因还走而冒人。至数，猎者知其诈，伪举网而进之，麋因得矣。”《太平御览》卷832记，“麋有难制，张?也。”?网或曰?网，左思《吴都赋》云“?、蹄连网”，刘逵注，“?，麋网。”张景阳《七命》：“尔乃布飞，张修?。”

③?网：?网可能是一种较小的定置捕兔网。《诗・周南・兔》“肃肃兔?，木豕之丁丁。……肃肃兔?，施于中林。”《毛传》云“兔，兔网也。”张衡《西京赋》云“结?百里，i杜蹊塞。”薛综注：“i，道也；蹊，径也。皆以网杜塞之也。《小雅》曰：杜，塞也。”《吕氏春秋・孟夏纪》“结?网，捆蒲苇。”《淮南子・卷九・主术训》“桓公立政，去食肉之兽、食粟之鸟、系?之网。”

④罘网：指较大的兽网。《子虚赋》云“列卒满泽，罘网弥山。”张衡《东京赋》曰“解罘放麟。”《吕氏春秋・孝行览》中，记舜曾经“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曹子建《七启》记“缘山置?，弥野张罘。”我国古代有的地方罘网较盛，曾经有以罘命名的地名。《史记・始皇本记》记始皇曾东巡登之罘山刻石，其辞有“皇帝东游，巡登之罘。”

⑤绊网：《诗・周颂・有客》“言授之絷，以絷其马。”郑玄注：“絷，绊也。”《诗・小雅・白驹》“絷之维之。”《左传・成公二年》记，“韩厥执马前。”司马相如《上林赋》有“绔白虎，”郭注：“绔，绊络之也。”左思《蜀都赋》“尉罗络幕”，班固《西都赋》“笼山络野”。絷、绔、络，皆是指绊网一类。

⑥索套网：索套网有大的用于系取马、虎一类动物的，也有较小的用于系取兔类等动物的。该类网又或名“蹄网”。司马相如《上林赋》云“@马要”，张辑注，“马要，马属也。”李善注引《声类》：@，系取也。《战国策・赵策三》“人有置系蹄者而得虚，虎怒，决蹯而去。”《庄子・外物》记“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集解》引《释文》云：“蹄，兔（网）也。系其脚，故曰蹄。”

⑦定置自动网：是一种置于野外设有机关的网具，当动物进入网内触动机关后即被捕获。这类网具有大有小，小者捕猫、鼠之类，大者可捕虎、豹。《庄子・逍遥游》“庄子曰：子独不见狸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庄子・山木》又云，“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

⑧笼网：笼网是先秦、历史时期个人狩猎常用的工具。《韩非子・第十八卷・八说第四十七》云：“干城距冲，不若湮穴伏囊。”“伏囊”即在其设置笼网。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引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中说，猎者捕貂“先设网，后以烟熏之，貂畏烟出奔，即入网中”(9)。这种网是一种较小的网，多用较坚固的纤维或竹篾（较晚有用金属丝）制成，猎人常随身携带，用于捕貂、狐狸、野猫、鼠类、兔类等。

2、捕鸟类的网，种类也较多。如：

①罗网：罗网可能是用细纤维线制作的定置网。《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小雅・鸳鸯》“鸳鸯，毕之罗之。”罗在我国发明很早，《世本》云，“句芒作罗。”《说文》云，“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雉，古者芒氏初作罗。”《战国策・东周策》记：“譬之若张罗者，张于无鸟之所，则终日无所得矣；张于多鸟处，则又骇鸟矣；必张于有鸟无鸟之际，然后能多得鸟矣。”《淮南子・原道训》：“射者捍乌号之弓，弯棋卫之箭，重之以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尤不能与罗者争多。”我国古代还有善于用网捕鸟的部落，后来形成了古罗子国(10)。《周礼・夏官・罗氏》“罗氏掌罗乌鸟。”注：“能罗网捕鸟者。”罗网可能主要是用于捕获较小的鸟类，《韩非子・难三》：“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雀，小鸟也。《世说新语・赏誉第八》：“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罗所能网也。”但有的罗网可能也比较大，祢衡《鹦鹉赋》云“冠云霓而张罗。”

②罨网：《说文》云，“罨从网，奄声。”左思《蜀都赋》云“罨翡翠。”罨网有时也称“掩网”，《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记“《周书》曰：掩雉不得，更顺其风。”

③毕网：毕网是一种长柄的捕鸟小网。《小雅・鸳鸯》“毕之罗之”，《集传》云，“毕，小网长柄者也。”《庄子・┰氯ン妗吩疲“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集解》“郭松焘云：《说文》‘率，捕鸟毕也。《诗》毕之罗之。鸟罟有毕。’”《韩非子・第十七卷・诡使第四十五》则云，“虽毕弋驰骋，撞钟，国犹且存也。”

④罕网：《吴都赋》云“毕、罕琐结。”刘逵注：“罕，鸟网也。”张衡《西京赋》“飞罕氵肃A”，李善注：“《说文》曰，罕：网也。氵肃音肃；A音朔。状声也。”罕网在先秦时也已被使用，宋玉《高唐赋》云“弓弩不发，罘罕不倾。”

⑤B网：是一种小网。《礼记・王制》“鸠化为鹰，然后乃设B、罗。”张华《鹪鹩赋》“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尚何惧于C、B？”

⑥?网：是一种装有机关自动掩捕鸟类的网，也叫覆车网。《王风・兔爰》“有兔爰爰，雉离于?。”《毛传》“?，覆车也。”《正义》引郭说，“今之翻车也，有两辕，中施以捕鸟。”

⑦C网：《王风・兔爰》“雉离于C。”《吴都赋》“峭格周施，C、B普张。”刘逵注：“《庄子》曰：‘峭格罗络’，谓张网周施。C、B，皆捕鸟网也。”C网可能是一种比较大的捕鸟网，它除了用于捕较大的雉类外，也捕大而高飞的鸿雁等。如班固《西京赋》云“抚鸿C，御缯缴。”

⑧罘（?）网：是一种张在屋檐或窗户上防止鸟雀飞入的网，以丝线或铜丝编织成。这种网出现的较晚。唐李贺《宫娃歌》“寒入??殿影昏”，王琦注引胡三省《通鉴》注云“唐宫殿中，??以丝为之，状如网，以捍燕雀。”福格《听雨丛谈》卷八??：“盖用铜丝织成细网，幂于檐下，以防雀鸽栖集。”

（二）水中使用的网

我国水中使用的网（渔网），史前、先秦时期已出现了较多种。简述如下。

①刺网：刺网是一种使用广泛的渔具，也是我国最早发明的渔具之一。刺网属于挂网，网衣呈矩形片状。使用时，利用网坠拉扯网衣下方，然后人工牵扯或固定网衣上方，使网衣呈壁状立于水中。鱼类在通过网衣时，头部、鳃盖骨（鱼体较粗大的部位）刺入网目或全身被网衣缠住，从而对鱼类进行捕获。刺网有定置的和人工牵拉顺水漂流的等，前者称定置刺网，后者称流刺网。我国传统的刺网网坠一般用小砾石制成，大多是对小扁砾两侧对称性地打制出一对缺口，供绑系网绳即成。这类网坠最早约发现于8000多年前，如湖北宜都城背溪遗址中的出土物（图一，1）。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类网坠用材较随便，可以较厚，也可以较薄。有的用片状小砾石制成，如陕西龙岗寺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物（图一，2）(11)等。《史记・龟策列传》云，“龟来梦于宋元王曰：‘我为江使于河，而幕网当吾路。’”这里所说的幕网即刺网。

②投网：投网又名撒网等，是一种小型圆锥形网具。网的顶端结有一个长绳，下网缘向内折成夹边作为囊网，并缚有网坠。使用时，将网撒成圆形罩向水底，逐渐收拢后使鱼进入夹边或被包缠网中，随即起网捕捉。这是一种用于我国内陆浅水区域的传统网具。我国历史上的投网网坠主要用陶制（也有很少用石制），主要形式有2种：一种是陶制棒状，两端和纵轴对称性加工有缚网的绳槽（少数横向有3道绳槽，或纵向无绳槽），因这类网坠最早发现于长少下游马家滨文化时期，因此考古界又名之为“长江型土锤”(12)。典型器如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物（图一，4）(13)、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物（图一，3）(14)等。另一种是橄榄形陶网坠，纵向中轴部位有穿孔，最早约发现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如崧泽文化）。长江三峡地区这类网坠很密集，如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图一，5）(15)、重庆涪陵石沱遗址（图一，6）(16)等。投网在我国出现较早，并普遍使用于内陆区域。“”的古意即有撒（投）网的意思，张衡《西京赋》“钓鲂鳢、纟丽p鱼由。”薛综注：“纟丽纟丽网如箕形，狭后广前。”

③罾网：罾网亦名敷网或渫，是用囊状网衣、绳索、竹木架等构成的悬挂网（有的牵挂于树上）。《淮南子・卷十七・说林训》云：“钓者静之，C者扣舟，湔呔僦，为之异，得鱼一也。”使用时，罾网设在水体中、上部，待鱼虾游入网后，向上牵拉网具捕捉。所捕鱼类主要是水体中、上层的鱼。罾网是我国的传统网具，但考古上没有实物发现。据文献考察，该网具至少在我国战国时期已分布较广。《庄子・月去箧》云“钩铒、罔、罟、罾、苟之知多，则鱼乱于下矣。”《楚辞・九歌・湘夫人》云“罾何为兮木上？”陈胜起义时，曾经利用别人罾网捕捞的鱼帮助自己。《史记・陈涉世家》记，“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④拖网：由不同网片和纲索构成的囊形大型网具，利用渔船进行拖曳，主要捕捞水体中、下层的鱼类。依考古发现看，拖网至少在我国先秦时期即已出现。我国渤海沿岸距今约40000年左右的古文化遗址里，即出土有很大而重的石网坠，有的网坠加工有凸起的两角用于束绳（束角形），如旅顺于家村遗址出土物（图一，7）(17)；有的网坠加工有大的穿孔，由孔部向两边的侧上方系绳，如大连郭家村遗址出土物（图一，14）(18)。在内陆区域，也出土比较小一点的拖网网坠，如近年长江三峡一些先秦古文化遗址中。这些遗址主要出土长江水体中、下层鱼类骨骸，但伴出一种较大的“T”型绳糟石网坠，这种网坠是具有内陆特点的拖网渔具(19)。

⑤围网：围网是用网衣和纲索构成的长带形大型网具，使用时用单船或多船投放于开阔水面，围捕密集的中、上层鱼类。考古界有些观点认为，在有些区域集中发现数量很多较小的束端石坠（一个遗址中可发现数千件），这种网坠可能是用于围网渔具。如河北迁西县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西寨遗址（图一，8、9）(20)等。围网网坠大小比较均匀，体积略小，绳缺主要加工在网坠的两端（束端形）。刺网网坠则变化较大，绳缺主要加工在原型的两则（束腰形）。《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云，“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引其纲，而鱼已囊矣。”

⑥张网：张网是一种长囊形网具，网口部多用硬物固定为方形、矩形等。使用时将其网口逆向流水，定置在急流性水域，利用急流迫使鱼虾进入囊网。张网网口部一般用桩、锚、船等进行组合，使口部固定、张开，在浅海、河流均可设置。根据现今张网渔具使用情况，汉水流域新石器时代中期阮家坝遗址中的出土物（图一，13）(21)、香港涌浪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物（图一，12）(22)等可能属于张网渔具。

⑦建网：建网是一种大型定置渔具，由厢形网、墙形网等组成。这种网通常设置在海湾和河口鱼群通过的场所，由墙形网将过往鱼群集约于厢形网内。其使用原理与古代的沪（用竹、木等硬棒围插成建网形式）相似。建网源于何时？目前于考古学中尚有待于注意考察。

⑧抄网：抄网于先秦时已较普遍，古名D或汕。《尔雅・释器》云，“D谓之汕”，郭璞注“今之撩罟。”《诗・小雅・南有嘉鱼》“南有嘉鱼，亟然汕汕”，《毛传》，“汕汕，木巢也。”郑笺，“木巢者，今之撩罟也。”

⑨兜网：兜网是一种常和其他渔业形式配合的网具，如用于盛鱼或和鱼梁配合使用等。鱼梁是先秦、历史时期很普遍的渔业形式，用石料等从河岸向河中心堆砌成“八”字形石梁，中部留一缺口供鱼类通行，缺口设一兜网则鱼入不得出。《礼记・王制》说，“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邶风・谷风》“毋逝我梁”，《集传》：“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鱼之往来者也。”《曹风・候人》“维鹈在梁。”《华阳国志・蜀志》“江有鱼漕梁。”我国先秦时期，可能已有鱼梁税。《苟子・王制第九》：“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稍晚的历史时期，还曾有专门由朝廷委派管理鱼梁的官吏。据文献记载，东晋名人陶侃年轻时就作赤管理鱼梁的官吏，“陶公少时，作鱼梁吏，尚以坩饱母”（《世说新语・贤媛》）。

三、小结

在人类早期历史时期，狩猎、渔业的生产史，早于农业生产史。在农业生产初出现时，人类的经济来源也依然是依靠狩猎、渔业等。当农业逐步成为人们所依靠的经济来源时，狩猎和渔业，也依然在人们的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成分。先秦以前，农业能提供给人们的经济来源是有限的。《孟子・万章下》记，“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孟子・告子下》记，“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苟子・富国第十》：“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先秦时期，农业亩产量是很低的。甚至在西汉，一家自耕农虽有田百三十亩，也仍然会“妻子糠豆不赡，粗衣不完”（《汉书・贡禹传》）。所以史前、先秦时期，当农业尚不甚发达的时候，网具的使用，对人们的经济生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人们利用网具，可以捕获羽族（禽类）、毛族（兽类）、鳞族（鱼类）等。网具，是改善早期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中国网具的发明，在世界上是比较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网具，对周边国家还曾产生过积极影响(23)。因此，研究中国网具的发生和使用情况，对认识我们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科技史是大有益处的。

注释：

（1）杨兴隆等：《中国古蔺大熊猎――剑齿象动物群研究》［M］.重庆出版社.1995.1-73。

（2）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等：《河北武安磁山遗址》［J］.考古学报，1881，（3）。

（3）（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M］.文物出版社，2001.1-79。

（6）（9）宋兆麟：《最后的捕猎者》［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58-151。

（7）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J］.文物，1976，(12)。

（8）李仰松：《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A］.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208-209。

（10）何光岳：《楚灭国考・古罗子国》［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46-52。

（1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龙岗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90.20-21。

（12）（23）（日）甲元真之：《黄、渤海周围地区的史前渔捞》［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102-105.

（13）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87.82-83.

（1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浙川下王岗》［M］.文物出版社，1989.321-324。

（15）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云阳李家坝遗址发掘报告》［A］.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209-243。

（16）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考古队：《涪陵石沱遗址发掘报告》［A］.重庆市文物局等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209-243。

（17）旅顺市博物馆等：《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学集刊・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88-103。

（18）辽宁省博物馆等：《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4.（3）。

（19）武仙竹：《考古学所见长江三峡夏商周时期渔业生产》［J］.江汉考古，2002.（3）。

（2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迁西西寨遗址1988年发掘报告》［A］.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参加第三届环渤海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报告集，《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