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和现代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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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和现代中国 川岛真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讲者简介： 川岛真，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1968年生于东京。1992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外语系中文专业。1997年修满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华民国前期外交史研究》。专攻亚洲政治外交史、中国外交史。代表性著作有《近代中国外交的形成》（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日文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04年）、《通向近代国家的探索1894-1925》（岩波新书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丛书2 ，2010年）等。 19世纪和之前的中国的所谓的“宗藩关系”，跟20世纪的那种近现代外交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一个中国外交史上的大问题。 所谓外交史研究，大概是1910-20年代开始。但是这种所谓的狭义的外交史研究之前，当然会有所谓的对外关系史这个领域。中国外交档案的公开，是192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是从“海关派”和“教士派”开始。这两派基本都是洋人来写中国对外关系史。民国初期，中华民国开始编辑《清季外交史料》。蒋廷黻用《筹办夷务始末》来做研究。中国人写以中国的观点为主的外交史。这个起点是蒋廷黻。他依靠《筹办夷务始末》来做外交研究。后来郭廷以继续这个方向。1930年代，费正清来中国，蒋廷黻跟费正清说以中国观点为主的中国外交史的重要性，把一套《筹办夷务始末》送给费正清。后来费正清做多档案主义的研究。日本的坂野正高的方向跟费正清差不多。他们的最大的贡献是，清末的宗藩关系如何变成近代条约体系。从鸦片战争到甲午那个时候，中国的所谓的宗藩体系被近代的条约体系慢慢地打败，或者说宗藩体系慢慢地消灭。 以前说宗藩关系和所谓近代外交或条约体系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对清朝的评价比较低。但是最近认为，清朝不会那么的顽固，清朝不是那么弱，清朝对万国公法的了解很深。所谓中国外交史，一直都有这种评价的变动。 所谓的册封、进贡与互市，这三者的关系。互市是不需要册封朝贡这种制度来做贸易的关系。互市的贸易和朝贡的贸易不一样。朝贡贸易有一些特权，就是可以免税或者税不高。这个册封跟进贡的制度，当然是以所谓华夷思想和德威的理念为基础。《南京条约》以后，进贡制度没有完全消灭。1840以后，清朝存在Double Standard，一方面做所谓的朝贡或册封进贡的对外关系，另一种是互市展开的通商关系。所以前面的册封是跟亚洲国家的，后门的互市是跟西洋国家的。对清朝来说，以册封为主。由总理衙门来管后面的互市的部分。总理衙门是临时的机关。 但是到了1870年代以后，有宗藩关系的国一直都在减少。到1880年代，最后的一个主要的宗藩国朝鲜的问题发生了。清朝不希望朝鲜变成别的国家的领土或者独立。之前所谓的宗藩关系上，清朝不一定对这个宗藩国进行内政上的干涉。但是1880年代以后，清朝派袁世凯到汉城，任命为“驻朝鲜交涉通商事宜”。清朝还是保持宗藩关系，但是利用租界、领事等这种工具来进行一些对朝鲜政策。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劝朝鲜开国，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朝鲜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了，缔结不平等条约。朝鲜1880年代在华盛顿开公使馆。清朝本来要分开两个Standard，但是在华盛顿的冲突如何调整，叫做三端问题。1880年代，大清的对外政策还是以宗藩关系为主，但是大清把欧美的所谓“万国公法”上的做法用到了对朝鲜的关系上面。 《马关条约》上决定了朝鲜为 “完全无缺”的独立国家，停止宗藩关系。这是Double Standard里面的一个Standard的消灭。1899年，清朝派官员到荷兰的海牙，去参加海牙的“世界和平会议”。清朝害怕被列为所谓的“三等国”。 “华夷”到“三等国”，这个落差太大了。所以1899到第二次海牙会议的1907年，清朝，特别是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官员，很在意他们到底被认为是“二等”还是“三等”。最后他们是获得“二等国”待遇。 “一等国”可以派五位代表坐在席位，“二等”可以三位，“三等”为一个人。1901年外务部成立了，这可能是近代外交的起点，重要的事件。 到了20世纪初，所谓“中国”的概念出现。梁启超写《中国史叙论》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国家，没有国家名字。最后他决定“中国”比较适当。那时候慢慢国土概念有变化。19世纪，地图的颜色，有省的地方比较浓，藩属地比较淡。但是到20世纪初，《新民丛报》杂志的画面，出现了同一样的颜色的画。还有所谓的“国耻”、“汉奸”这些概念，也是这个时候慢慢形成。 同时，中国开始所谓的“国史”教育。他们也编撰了所谓的历史教科书。那些教科书的脉络是侵略与抵抗，或者如何丧失国权。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清末以来的教科书有很浓厚的日本教科书的影响。有些教科书，直接把日本教科书翻译成中文。民国时期的人们特别注意到日本的这些词汇，把它改为新的词汇。这些东西有很多很多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官，追求把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国。如果亚洲的国家成为文明国，西方国家基本没有理由缔结不平等条约，特别是治外法权。为什么缔结治外法权，因为对方国家没有文明国的制度。 民国时期外交的特色，首先是国内制度现代化，完全跟国际制度接轨。另外，当时有很多留美的、留日的、留英的所谓的人才们进行这种外交。还有修约外交和革命外交。清末到民国的外交有明显的连续性。条约、人才、外交案件，都是有连续性的。条约当然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袁世凯过世以后，民国的外交的决策过程里头，外交官他们的外交力量很大。但是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党国体制，所谓的对外政策，基本上由党来决定。外交官很难干预党里面的状况。 民国时期当然没有什么宗藩关系。但是丧失宗藩关系的过程也在丧失国权的历史叙事里面。清末到民国时期，外交官员没有忘记所谓的《四书》、《五经》里面的很多说法。总理衙门时期，总理衙门章京的考试的考题，也是跟那些古典、跟《四书》、《五经》有关系。民国外交官还是需要这种传统的素养。 （陈靖文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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