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映像PICS ，作者宋旭

映像PICS.

中国梦想 文化阐释 山西故事 艺术呈现

导 读

公元前11世纪，立国近五百年的殷商王朝，进入风雨飘摇的时期。

先是帝辛（即纣王）即位，荒淫暴虐，众叛亲离。其后，西方的周人派出偏师，将其属国黎一举荡平。数年后，武王伐纣，决战于牧野，殷王朝曾经“海外有截”的疆域，遽然收缩为一方小小的鹿台，只等一把大火烧起……时过境迁，百年后，被封于宋的殷商后人，于历史的尘烟中回过神来，才发现“故国山河”，最伤心处，莫过于那个被周人“戡”掉的黎。

于是，宋国的公室档案里，有了一段刻骨“铭记”，那便是《西伯戡黎》。

壹

《西伯戡黎》为伏生《尚书》二十九篇之一。

之所以强调伏生《尚书》，是因为其自孔子以来，几经曲折，才以残本传于今世。

上古中国，人们将公文、信札之类，统称为“书”。相传西周时期，被称作“书”的档案类文献有三千余篇。春秋时期，孔子删书，存其百篇。后遭秦人焚书，博士伏生将其藏于壁中。至西汉初年，破壁发其书，仅存二十九篇。今天我们所见的五十八篇（不包括《书序》），为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其中二十五篇为时人伪撰，其余四篇则将伏生之二十九篇，增至三十三篇。故而今本《尚书》，只有三十三篇可视为原本之“书”。其中就包括《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记述的，是周人戡定黎国后，殷王纣与臣子祖伊的一段对话。其文曰：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除去孔子删书时加于篇首的按语，其正文大意为：

西伯荡平黎国后，祖伊非常恐慌，跑来告诉纣王。

祖伊对纣王说：“天子啊，上天恐怕要断绝我们殷商的国运了！那善知天命的人用大龟来占卜，都察不出一点吉兆来。这并非先王不护佑我们这些后人，而是因为大王您荒淫无度而自绝于先王。所以上天将抛弃我们。大王啊，您不揣天性，不遵律法。现在，我们的臣民都希望您灭亡，他们说：‘上天为什么还不降罚呢？’天命不归我们了，大王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纣王说：“咳！你们不是说，我的一生福命在天吗？”

祖伊反驳：“唉！您过失太多，又高高在上，难道还能向上天祈求福佑吗？将来殷商的灭亡，全赖您的功劳啊。您自己看着办吧。”

祖伊，《史记·殷本纪》言其为“纣之臣”。“伪古文”称其为“祖乙后，贤臣。”意即其“是祖乙的后人，承其姓而名祖伊”。此为汉世儒生的揣测之辞。根据殷墟甲骨卜辞，殷人以“族号+祖（父）+日干”的形式作为死去先王的敬称。“祖”即时人对已死爷辈以上先人的敬称，“父”则是时人对已死父辈先人的敬称。如传世青铜彝器所铭的“倗祖丁”“光父乙”……至于殷商王室，则直接以“祖（父）+日干”的形式作为对先王的庙称。如“祖丁”“祖甲”等。“祖伊”之“祖”，绝非姓氏，而是《西伯戡黎》作者对其祖辈先人的敬称。王国维在《高宗肜日说》一文中认为，“《西伯戡黎》之祖伊，亦疑即纣之诸父兄弟。”是说祖伊与纣王，是没出五服的同辈兄弟。

祖伊与纣王的这段对话，发生于三千多年前的殷都朝歌，我曾将其称作殷商王朝君臣之间的“朝歌对”。其与一千二百年后的“隆中对”形成鲜明的对比。历代文人对《西伯戡黎》的注疏，大都聚焦于正文所涉殷商之际“天命”之演替，忽略了孔子删书时加于其前的按语。进而也就忽略了“黎地”以及包括“黎地”在内的古代山西，在殷商之际的地缘冲突中所处的战略地位。

贰

自古以来，对《西伯戡黎》的“黎”，存在三种认识。

其一，认为其地在今黎城县东北。《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称：“（黎）在潞州黎城县东北十八里”。《尚书》孔传云：“黎，近王圻之诸侯，在上党东北。”

其二，认为其地在今长治市区西南。《左传·宣公十五年》杜注云：“黎，侯国，上党壶关县有黎亭。”《后汉书·郡国志》：“上党郡，秦置……壶关，有黎亭，故黎国。”注云：“文王戡黎即此也。”《水经注》曰：“壶关故城，故黎国也，有黎亭，县有壶口关，故曰壶关矣。”

其三，认为其地在今河南省浚县东。《战国策》记载“赵纳秦以黎。”鲍彪注：“东郡有黎，即黎阳。”此黎阳为《汉书·地理志》魏郡辖县，春秋时属卫。元人吴澄在其《书纂言》中讲：“黎，畿内之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武王嗣为西伯，其事殷犹文王也。其伐殷在嗣位十有二年之后，盖天命未绝，则为君臣，一日命绝，乃行天罚，此事间不容发。今既兵逼王畿，祖伊而奔告，则振（震）撼甚矣，岂得戡黎之后，班师而去，复就臣位，而纣恬不以为意也？窃疑戡黎之师当是伐纣之时。然黎国若潞州之黎城，则山路险僻，不当周师经行之道。纣都朝歌在今卫州，而卫州有黎阳，去朝歌甚迩，或指当时近畿有小国，周师自孟津渡河，故先戡黎，而遂乘胜以进纣都也。”

以上三说，以“河南浚县说”最易排除。“黎阳”之“黎”，得名甚晚。其在春秋之时，赤狄中称作“潞子”的一支，侵凌黎国，迫使黎侯南逃，并寓居于卫。《诗·邶风·旄丘》序中所言“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说的就是这件事。黎阳之名亦缘于此。

吴澄讲“卫州有黎阳”虽非“戡黎”之地，然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决不称兵于纣之畿内”之辞，却值得重视。据《竹书纪年》：“（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其中“发”即武王姬发。是说西伯戡黎发生于殷纣王即位后44年，戡黎者为武王姬发。2011年1月5日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其中有14支竹简记述了武王姬发征伐耆国之后，与周公、毕公等人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礼”的情形，题名“耆夜”。其开篇即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这个“耆国”，简文中书作“旨+邑”，实即“耆”。于古，则耆、黎相通。证实戡黎之“西伯”为武王姬发，而非文王。然《竹书纪年》亦载：“（帝辛）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邦，遂伐崇，崇人降。”此处的“邦”，应为“邘”字之讹。邘地在今河南沁阳西北。帝辛三十四年，此时的西伯仍为文王。其“取耆及邘”即“取黎及邘”。从地缘上看，黎与邘相邻，所记应为不虚。这样看来，周人曾先后两次伐黎。第一次为帝辛三十四年，文王“取黎”。可能因为黎地太重要了，没几年又被商人夺去。于是便有了帝辛四十四年的“武王发伐黎”。但从《耆夜》所云“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可证《西伯戡黎》为武王事。

神面纹玉戚，新石器时代，山西省黎城县后庄广志山出土

再看“黎城县东北说”。2006年1至9月，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牵头，对位于黎城县西关村塔坡的被盗古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随葬品有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千余件。其中一件青铜圆壶体形细长，通高43厘米，鼓腹偏下，套环兽耳位于颈部，壶盖厚重，器口内和盖榫上铸有铭文“楷侯宰作宝壶永用”。“楷”“耆”“黎”三字古韵相通，“楷侯”亦即“黎侯”。据此，学界普遍认为该墓群所在的塔坡应为西周中晚期古黎国墓地。以此来看，“黎城县东北说”既有文献支持，又有出土文物佐证。

其缺陷是，该墓地的年代为西周中晚期，与西伯戡黎的殷末相差了几百年。

商圜底三锥足双菌柱弦纹单耳爵(长治郊区西白兔村征集)

商饕餮纹菌形柱(长治郊区西白兔村出土)

商饕餮纹扁圆贯耳壶(长治郊区西白兔村出土）

春秋蟠螭纹甬钟(长治分水岭出土)

铜牺立人擎盘，战国，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出土

络绳纹罍，春秋，山西省长治市分水岭出土

“长治市西南说”先出《后汉书·郡国志》，自杜预注《左传》以来，多为学界和方志撰家认可。如彭大翼的《山堂肆考·亭》：“黎亭，故黎国，按《前汉书》：壶关，古黎侯国也。今黎亭是。《后汉书》：壶关有黎亭。故黎国。《水经注》：壶关故城，故黎国也，有黎亭，县有壶口关，故曰壶关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二潞安府长治县：“黎亭在府西南三十五里黎侯岭上。相传黎侯所筑。”清乾隆三十五年《潞安府志·山川考》：“黎侯岭，在城西南三十里，有黎侯亭。今废。郡皆石山，惟此岭皆土。……黎水，出黎侯岭，北流至城西，俗名黑水河。与石子河合，西入漳水。”

同时，据河北邯郸市马庄乡张庄桥村许志福收藏的唐《许太清墓志》铭题“大唐昭义军故节度军前游弈副使、戡黎府折冲、试太仆卿、颍川郡许府君并夫人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在唐代，存在一个隶属于“昭义军”的“戡黎府”。昭义军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今晋冀豫三省毗连区设置的节度使，主要领有泽、潞、相、卫四州。另据《新唐书·地理志》：“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有府一，曰戡黎。”乾隆二十八年《长治县志》亦载：“《唐志》：潞州，有府一，曰戡黎。按唐府兵制，道与府多因其地各自为名。”

上党郡是秦统一后始设三十六郡之一。隋时改为潞州，其治所“壶关”即今长治市区。唐武德元年（618）为潞州治，天宝元年（742）为上党郡治，乾元元年（758）复为潞州治。此证唐代的“戡黎府”就在今长治市一带。

上党门

无独有偶，根据西安碑林中一帧与唐代故人程安有关的碑铭推测，至少在唐代，今长治市区附近存在一个“戡黎乡”。该铭曰：“……唐大和三年正月十九日遘疾终于刑州之官舍，夫人以元和十三年六月十日卜殡于上党郡之西北一十五里戡黎乡之北原。大和三年二月廿二日，迁安于夫人之旧茔拊葬……”说明今长治市区西北十五里处，唐时为“戡黎乡”所辖之地。同时，历年出土的唐墓志中，亦间有关于“戡黎乡”的记载。如《唐故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父讳琪……以贞元八年二月廿四日葬于府城西北戡黎古原……”《唐故南阳员氏次女墓志铭并序》：“父傥，前振武押衙，婚宁氏……归窆于上党之西二里戡黎乡，袝先茔而葬之。” 《故京兆府栎阳县主簿樊君夫人段氏并故男……墓志铭并序》：“考讳猛……殡于潞府城西一里戡黎乡界，以从吉也。”《唐故宣德郎兖州乾封县丞张公墓志铭并序》：“府君讳朝固……厝于府城西南四里戡黎之旧地。”《唐昭义军使院故散駈使官文林郎试太仆卿太原郭府君墓志铭并序》：“君讳岌……卜府城西南四里戡黎乡杜村，祔先莹而葬焉。”

故唐冯夫人墓志铭拓片

根据以上墓志所记得知，唐代“戡黎乡”，就位于今长治市区西部（包括西北、西南和市区之一部分），辖域范围可能深入到今天潞州区、上党区和长子县。这与汉代以来文献所载之“黎亭”（今上党区黎岭）的位置，是可以呼应的。根据地名的源起和延续规律，“戡黎府”因“戡黎乡”而名，“戡黎乡”则因“西伯戡黎”这一事件的发生而名。

故“戡黎”这一地名，虽见于唐代文献和墓志，然其存在于民间久矣。

据明代《潞安府志·辨疑》：“黎国，总上党皆黎地，非止黎城一县。郡西南三十里，黎岭、黎水乃其都会。黎城名始于后魏，迁潞县被诛遗民，其建县始于隋，原非黎之都会。”此言古黎国“都会”在“郡西南三十里”。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今长治市区西南（即唐墓志所涉之“戡黎乡”域内）的长子县与上党区毗连处的南漳镇，先后发现有西旺墓群和西南呈墓地。西旺墓群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为殷、周时期大型古墓群。西南呈墓地发现于2012年8月，从已发掘的墓葬来看，早期墓葬的时代为西周中期，晚期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晚期，其中M15为甲字形大墓，墓道中出土马车14辆。“按照墓道南向、夫妇异穴并列合葬、二层台殉狗、随葬石磬、墓道中随葬大量车辆等现象的类比来推断，M15墓主人的级别接近晋侯和井叔等西周时期高等级贵族，可能也是姬姓诸侯。”（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西南呈西周墓地发掘简报》，刊于《考古》2016年03期）

西南呈附近还有较大型的殷周遗址发现，其“在西南呈村西和村南的道边上，暴露出很多灰层和灰坑。初步估计面积在0.5平方公里以上，灰层堆积厚度为1至2米，距地表很浅，有的露出地表。主要遗物为灰色绳纹陶片，器形除了一般的盆罐之类，也有较高的鬲足，陶壁一般较厚，均像殷周时代的遗物，把这一遗址和西旺墓群对照来看，很可能有着时代和文化上的联系。”（《文物》1959年2期）

此外，在今长治市上党区北呈、南庄、南仙泉等地，均发现并确认有商代聚落存在。其中北呈与长子县的西南呈相距不足2公里。这些聚落所在地，与文献所载“黎亭”（今黎岭村）直线距离最远的不超过6公里，最近的4公里左右，且以黎岭为弧心，由西向东，呈扇状分布。

据此分析，西伯戡黎的发生地应在今长治市区西南，其地即殷末黎之“都会”。至于黎城县塔坡墓地所展示的，可能是西周立国后，姬姓黎侯所迁之地。实际上，进入西周以后，整个晋南地区戎狄环居。尤其是西周中期以后，位于晋东南的上党地区，潞氏、皋落氏和留吁、铎辰、廧咎如等赤狄诸部“朝夕苛我边鄙，使无日以牧田野”，其时黎国的都邑定然不会安而久之。数百年间，往来迁移应是情理中事。甚至到春秋时期，连上党都待不下去的黎侯，不得不寓居于卫地，竟让河南的古地名里，多出一个“黎”来。

其实，历史并不总是风和雨的交替，更多的时候是铁与血的洗礼。三千余年间，及整兵戈，又逢铁骑。往往是无数河山，才换得几枚汉字。其无记处，全凭荒草拾忆。三千年后的我们，谁还能说清，故国山河，哪一寸为秦，哪一寸是汉？故而，明代的《潞安府志·辨疑》在梳理各方记载后，给出了一个世人皆服的提法：

总上党皆黎地。

叁

周，是一个古老的部族。

叶文宪先生在《先周史溯源》中，将夏商时期周人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自弃（后稷）至不窋为第一阶段，自不窋至公刘为第二阶段，自公刘至古公亶父为第三阶段，自古公亶父至武王为第四阶段。按《史记正义》，周之为周，“因太王所居周原，因号曰周。”此前其族，据《竹书纪年》，“（殷）祖甲十三年，西戎来宾，命邠侯组绀；……武乙元年壬寅，王即位，居殷。颁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赐以岐邑。”“组绀”即“公叔祖类”，为古公亶父之父。皇甫谧云其“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颁”通“邠”。若此，殷王祖甲十三年，册命亶父之父组绀为邠侯；武乙元年，继承“邠侯”的古公亶父率族迁于岐周；武乙三年，册命亶父为周公。此记证实，在被武乙册命为“周”之前，周族其称为“邠”（亦通“豳”）。另据《史记·周本纪》：“（舜）封弃于邰。”《诗·大雅·生民》亦称后稷“即有邰家室”。说明周人在称“邠”之前，或又称“邰”。

如此，作为族属意义上的周，其先称“邰”，继而称“邠”，终而称“周”。

作为先周族称的邰与邠，或居于虞夏之郊，或窜于戎狄之间。期间与古山西的邰、汾有何渊系，茫茫史迹，难觅其踪。然其发迹于岐下周原，却为世人皆知。亶父迁岐后，经季历、文王、武王三世，先伐义渠以稳定后方，继而东征诸戎以经略山西，最终灭殷而有天下。其战略指向非常明确。尤其是对山西的经营，可谓处心积虑。

据《竹书纪年》记载，从武乙三十五年开始，周公季历东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文丁二年，伐燕京之戎，败绩；文丁四年，伐余无之戎，克之；文丁七年，伐始呼之戎，克之；文丁十一年，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文丁）杀季历。

西落鬼戎即商人所称之“鬼方”。其“落”字，甲骨文与吉金铭文或作“佫”“茖”“洛”“各”“雨+各”诸形。考量其与洛水之“洛”有关。“西落”或指今陕西北洛河，以区别于今洛阳附近之洛河（古作雒水）。鬼方是殷周时期活跃在北方的一个强大的农牧混合群体。其活动区域大致为陕西北部和山西中北部的晋陕大峡谷两侧，并向南延至临汾、运城一带。以季历伐西落鬼戎的战果“俘二十翟王”，可窥其时鬼方部属之繁盛。燕京戎是活跃于商末周初的游牧族群。其势力从今山西静乐周围，南下沿汾水两岸，直到祁县以西、介休以北一带。季历的这次征伐虽然没有成功，但没有影响两年后，其对余无戎的讨伐。余无是商末活动于上党地区的一支戎族。相传为余吾、无皋二戎之合称。今屯留县还有余吾镇。西汉时期，今蒙古国鄂尔浑河支流土拉河亦称“余吾水”。一南一北，相隔数千公里的余吾镇和余吾水，存在着历史的微妙关联。始呼戎和翳徒戎，地虽不详，史家多言其在今山西中部或东部。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全图》中，将翳徒戎标注于滹沱河流域的定襄、盂县一带。可见，季历所伐之戎，几乎全部在今天的山西。尽管这些征伐都是在“征殷之叛国”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周人借此壮大实力并扩大其对山西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表面上，“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叛国”，早已成为周人可以凭借的武装。如前文讲到的“余无戎”，实为“茅戎”之一支。武王伐纣时，所率有“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八国之旅。其中的“髳”，就是“茅戎”。故而，季历在讨伐翳徒戎并获其三大夫之后，来向文丁献捷，却被文丁所杀。

说明其时，周人对山西的经略，已经引起了商王室的高度警觉。

季历之后，姬昌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休养生息，终帝乙之世，不治兵戈。且阴行善，离间于商王与诸侯之间。十六年后的帝辛六年，才“初礿于毕”。并于帝辛十七年伐翟，帝辛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结果被帝辛囚于羑里。六年后，获释的西伯昌返回周原。到帝辛三十一年，西伯昌拜吕尚为师，“治兵于毕”。其后几年里，周人西征并降服密须，又东出取耆及邘，遂伐崇……至帝辛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西伯昌派世子发（即武王姬发）营建镐京。

至此，周人在巩固陕甘后方的基础上，将山西中部和南部的重要方国几乎全部征服，赢得了与殷商王朝抗衡的基本战力。《论语·泰伯》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恰当其时。

逮及帝辛四十四年，西伯姬发出兵伐黎。

经此一战，周人扫清了灭商道路上的全部障碍。

肆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孔子删书时，加在《西伯戡黎》篇首的这段按语，再次被笔者取出。

一个问题跃入脑际：西伯戡黎，何以让殷商王室震恐若此？

古人奠都，大都遵循“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 下勿近水而沟防省， 因天材而就地利”的原则。殷商王朝自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殷墟，卜辞谓“大邑商”），直到帝乙时，洹河决堤，宫室被毁，先后约260余年。到帝辛（纣）时，又于淇水沿岸的朝歌另营新都。不论是商中期的“大邑商”，还是末期的朝歌，都处于中原腹地。凭山傍水，肥沃的土壤、丰沛的水源、良好的气候等，是其作为殷商王都的地缘基础。尤其位于都城西北方的上党地区，居太行之巅，据天下之脊。“俯观河内邑，平指洛阳川。”若战国吴起所言：“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滏。”其中的孟门，即太行八陉之“白陉”，其由陵川县的太行险道径下河南辉县。沿“白陉”东出，即为纣都朝歌。“漳滏”为太行八陉之“滏口陉”，其由黎城县东出，经河北涉县而过滏口关，向北可窥邯郸，向南可取安阳或朝歌。其地势之险要，地缘之重要，莫有可比。故而殷商王朝封子姓黎国于此，又置王室成员微子的封地（今长治市潞城区有微子镇）于此，其“掎角之势”不言而喻。

巍巍南太行

西伯戡黎，意味着殷都西北屏障尽失，周人灭商只是个时间的问题。由此，殷商王室才万分恐慌，祖伊才“奔告于王”。也由此，我们联想到后世，秦取上党，遂拔邯郸。安史之乱，河北连辙，燕幽海岱，尽入贼手，而终不能越太行，取尺寸地，所凭者，唯上党之险……

实际上，包括上党在内的整个山西，都是中原王朝背后的一道“铁门栓”。

白陉古道七十二拐

观山西之地，东有太行，西有吕梁与黄河，南有中条、王屋，北靠阴山、大漠。中间自北向南，恒山、云中山、太岳山将其分割为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长治等诸多盆地。其间，汾河、沁河、桑干河、漳河、滹沱河、大清河、子牙河奔流不息，是为“表里山河”。所以清人顾祖禹这样讲：“山西形势，最称坚固。晋东有太行屏障，晋西有黄河为襟带，晋北有阴山、大漠，晋南有王屋山、黄河为天险。四面皆门户也。”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型王朝，其所奠都的长安、洛阳、开封、北京……莫不以山西这块高地为战略上的凭依。

周人在灭商前，曾用一百余年的时间来经营山西。

实际上，周人的“战略眼光”，商人同样具有。

据《史记·殷本纪》，“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武丁为商王朝第二十二任君主，其在位时期，勤于政事，任用傅说和甘盘、祖己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使商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得到空前发展，被后世称为“武丁盛世”。

武丁即位之初，山西高原上，方国林立。其大者若鬼方、土方、工方、沚方、马方、羌方，小者如缶方、先方、亘方、长方、甫方、基方、臿方……据殷墟文化二期卜辞所记，这些方国都曾遭到武丁的征伐，并大部分臣服于商。尤其是对鬼方的征伐，如《周易·既济》所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其斗争的残酷可想而知。对这些被征服的方国，武丁采取联姻的方式，或娶诸侯之女为妃，或将王室之女嫁于方伯，以巩固与诸方国的关系。胡厚宣曾考证，武丁多妻，据统计达64位。在甲骨卜辞中，这些被称作“妇某”的王妃，很大一部分来自殷西方国。

可想当年，那个胸有万壑的王，亦曾深深地凝视过西方那块隆起的高原……

将要停笔的时候，夜色兀自阑珊。窗外的路灯下，谁家的小轿车，如一艘泊了千年的古船。猛然间想起一句老话：“自古为王者，欲定天下，必固山西。”

《西伯戡黎》，也许就是写于三晋大地的一段按语。

原标题：《典籍里的山西｜《尚书》里的山西：西伯戡黎（宋旭）》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