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单位面积内路段数与节点数的比值，节点既包括交叉口，又包括尽头路的端点。该比值可反映路径选择机会的多寡，更有利于评判机动车易达性的优劣，难于评价步行易达性。

（6）节点连通率

即交叉口数与路网节点数的比率。比率越高表示悬节点越少，最大值为1，即没有尽端路。一般认为不宜低于0.5，0.7以上宜步行。

（7）方格度

可表征路网趋近于方格状的程度。

1.2 土地利用步行易达性评价方法

有别于单纯路网评价，Michael Iacono通过叠加餐馆、商店两类步行集散设施的栅格易达性，得出的用地层面的步行易达程度评价表明，设施位置与土地布局对步行环境的重要意义绝不亚于路网本身。

步行有效区是土地利用类评价的另一指标，引入了地块的信息，是至某节点步行距离小于400 m的地块数与该节点400 m半径内地块数目的比率。

1.3 路径步行易达性评价方法

（1）步行距离

是衡量步行易达性最简单有效的指标，且步行距离与步行者的感受有关。

（2）步行非直线系数（PRD）

即步行网络中两节点间实际道路长度与两点间空中直线距离的比率，推荐值一般为1.2—1.5，大于1.8时即可认为路网过于曲折。

（3）步行连通度（PC）

Todd A. Randall综合步行距离与PRD提出步行连通度。PC可分为4类：①步距与PRD均达标（步距小于400 m、PRD小于1.5）；②步距超标而PRD达标；③步距达标但PRD超标；④步距与PRD均超标。前两类可接受，后两类不可接受。

2步行源、步行汇、步行集与街区易达性GIS评价方法

2.1 步行源、步行汇、步行集概念及其动线评价

（1）步行源

即某类步行活动产生的主要源点。本文将小区、校园开口或街区内的建筑开口作为日常步行活动的源点。

（2）步行汇

即某类步行活动的汇聚节点，往往位于人车交通的交界面或接驳点。

（3）步行集

是兼顾产生与汇聚功能的步行质点，如对外交通枢纽内轨道站、公交站、火车站出入口。

（4）步行动线

步行源、步行汇和步行集是赋予了步行人数的空间质点，它们之间的最短路径是评价重点，评价内容包括距离长短和周转大小。当为了反映设施布局时，仅需计算设施动线的平均长度；当为了反映人均感受时，应引入周转量概念，并计算人均动线的长度。

2.2 基于步行阈值的区域步行网络易达性评价方法

为了反映步行者的多元心理特征，本文将步行阈值细化为步行理想、承受、极限三重阈值，是4类步行感受的临界距离或时间。

步行时空理想、承受、极限阈值的界定

评判街区步行网络规划和改善效果相应转化为统计步行动线的3类指标：

（1）时空指标：某类步行动线的平均时距与人均时距，愈短愈好；

（2）适宜比例：某类步行动线中属于合适尺度的比例，愈大愈好；

（3）超标比例：某类步行动线中属于很不合适的比例，愈小愈好。

规划中，可通过调整路网、用地方案节省全体步行者的人均时距，增加适宜程度，减少不适宜比例；改造时，可通过增改建步行设施、改善不适宜区域步行环境达成同类目标。

基于步行阈值的街区步行易达性评价流程

3街区步行易达性评价案例：以上海同济大学两校区为例

3.1 研究样本简况

选取上海同济大学A、B两校区进行评价。A校区位于市区，不足0.7 km⊃2;，在校生逾2万人；B校区新建于远郊区，约1.7 km⊃2;，在校生约1万人。两校区的步行种类均很丰富，本文仅研究自修、乘车、访友类。

3.2 步行网络建模

从指标看，尽管B校区面积是A校区的近3倍，但其道路密度仅有A校区的一半左右，交叉口密度则更低，且B校区的地块尺度远大于A校区，最长路段甚至达到700 m。从形态看，B校区南部校前区与西部学院区的路网属于小汽车导向模式，步行易达性远远不如A。

同济大学两校区尺度及路网指标比较

同济大学A、B校区步行网络建模

3.3 校园步行时空阈值

为简化问题，本文不考虑步行者校区差别，以全体同学步行平均阈值的调查结果为准。

同济大学校园步行时空阈值标准

3.4 校园步行动线评价

就自修类步行而言，A校区平均距离低于B，但两者均超过了600 m，所有公寓距图书馆的步行距离都超过了适宜尺度。

就乘车类步行而言，B校区平均距离达到了1 163 m，为A的2.5倍，其所有公寓至公交站的步行距离均超过了承受阈值，即全体步行者均很不舒适、难以忍受。

就访友类步行而言，B校区平均距离仅有322 m，仅有17%的不合适；而A校区访友步行环境要差很多，其平均距离是B的1.4倍，且有46%超过了承受阈值。

就校园的整体步行环境而言，A校区平均距离为461 m，46%超过承受阈值；B校区平均距离为415 m，30%超出了承受阈值。综上，B校区步行易达性略高于A，这与单纯比较路网指标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归功于B校区明确的功能分区及宿舍区的紧凑布局。

同济大学A、B校区步行动线的时空指标比较

3.5 校园步行周转评价

就自修类步行而言，其步行周转总量是3类出行中最高的，两校区并无太大差异。

就乘车类步行而言，B校区人均距离依然很长，有1 160 m，A校区人均距离仅有411 m。

就校园整体步行周转而言，B校区步行人均距离略大于A校区。同时，B校区有13.7%的步行者出行距离严重超标，而A校区仅有2.1%。

3.6 案例小结

以上3类步行易达性评价的关注点依次为“路”、“设施”、“人”。当步行流较均衡时，建议采用相对简便的第2类指标，当更强调“人”的便捷性时，推荐采用第3类指标。

就校园而言，学生宿舍是绝大多数步行活动的起点和终点，其位置是否合理、布局是否紧凑，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校园的步行易达性。其中B校区的步行问题正是中国城市步行问题的缩影：过于强调路网指标而忽视了步行设施合理布局，兴建大马路、大广场为步行者带来不便等。街区步行网络评价法使量化分析此类问题成为可能。

4社区步行易达性评价案例：以北京丰台区两街道为例

4.1 研究样本简况

选取北京丰台区C社区与D社区作为评价对象。C社区位于二三环间，D社区位于四五环间。重点关注了5类步行动线：3—6岁儿童步行至最近幼儿园，7—12岁儿童步行至最近小学，13—15岁少年步行至最近中学；25—60岁市民步行接驳最近的公交站和地铁站；3岁以下儿童及退休老人步行至最近的公共空间。

4.2 社区步行网络建模

C社区和D社区均存在大量的非市政道路，总里程为城市道路的3—4倍，对于步行易达性的贡献巨大。从指标看，D社区面积是C社区的5.6倍，但道路密度仅有C社区的一半，交叉口密度更低，仅是C社区的1/4；D社区街廓长度亦远大于C社区，最长处高达1 800 m。

北京丰台两社区尺度及路网指标比较

北京丰台区C、D社区步行网络建模

4.3 社区步行时空阈值

根据前述文献与经验，C、D社区步行时空阈值统一归纳如下表。

北京丰台区C、D社区不同步行活动时空阈值标准

4.4 社区步行动线评价

步行至幼儿园，D社区平均距离为C社区的1.8倍、两社区均超过300 m，C社区50%儿童步行至幼儿园距离超过理想阈值，D社区更严重，仅19%儿童在理想范围内，最远甚至达2.5 km。

步行至小学，D社区平均距离为C社区的2.9倍、两社区均超过400 m，C社区有59%的儿童步行至小学的距离超过了理想阈值，D社区有90%的儿童步行距离超过了理想阈值。

步行至中学，D社区平均距离为C社区的5倍，90%超出极限，最远甚至达到了3.9 km。

步行接驳地铁，D社区平均距离高达2.4 km，最长甚至达到6.6 km，远超过行人承受极限，且步行环境恶劣。C社区远好于D社区，平均距离仍高达751 m，近半数超出理想阈值。公交步行接驳环境均好些，但D社区平均距离依然为C社区的2.5倍，对72%居民不理想。

老幼行人至公共空间，D社区平均距离是C社区的3.3倍，最大距离3.2 km、远超极限，仅有9.3%在理想阈值内。C社区步行至活动空间的平均距离为453 m，大部分在理想范围内。

北京丰台区C、D社区步行动线时空指标比较

4.5 案例小结

无论是基于路网形态、设施布局还是步行动线计算，D社区步行易达程度均远落后于C社区。尽管同属于中心城，北京不同社区的步行易达性可相差数倍，城市与交通发展有欠公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失落的街道，大量城中村巷道断头严重、贯通性差、缺乏外部联系；二是失落的街区，重点小学、中学、地铁站、广场建设时均未能充分考虑到低收入聚居群体。街区步行网络评价法使量化分析此类问题成为可能，有助于所有居民共享交通发展成果。

详情请关注《上海城市规划》2017年第1期《街区步行易达性评价：方法综述与案例研究》，作者：熊文、刘璇、阎伟标，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关丽，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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