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作者：[法]阿莱特·法尔热，译者：陈旻乐，出版社：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无论距离宫廷是远是近，没有哪一个臣民会不想知道与国王相关的消息，他们的视线亦从来不曾离开过国王。他们总是自言自语：什么样的人才能统治两千四百万之众，他以什么名义这样做？他心安理得地享受所有的财富……身居高位的他，如何看待周围的一切？……每个人都在努力揣测着他，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登上了宝座，于是也就形成了各种轻率的猜疑。

每个人都盯着他者，盯着国王，盯着君主，盯着他的打扮和他的周围；每个人都渴望结识他，解释他的一举一动，时而吝啬、时而慷慨，或者是由衷的，或者是怀疑的。记录历史的人嘲笑着民众对国王和宫廷的热情，认为他们的这种渴望堪比对神谕的期待，也顺带嘲讽了民众的见识。梅西耶又一次带着调侃的语气说：“朝臣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士兵们为他而战，法官手持谏书前来，文人窥视着他，哲人抱怨着他，民众则根据食物的价格来评判他的好坏。”对于他的评价远比下面这句话的意味复杂：国王、王后、王公贵族和宫廷就是一本在巴黎人面前打开的书，他们从这本书中探寻希望和未来。

王室成员的病情总引发各种关切：让近臣们忧心不已，担心影响统治的接续。一旦疾病出现，官方就会督促民众祈祷，当病情过去，就是一片欢欣鼓舞。从孩提到成年，路易十五一直为疾病所扰。从人们“期待的国王”到“让人失望的国王”，他的健康总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着眼于混乱的信息机制和民众的立场。关于这一点，警方报告和手写新闻足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我们会看到当局是如何管理公众的关切，而民众又是如何了解事件的。

1721年的小国王还是个孩子，巴黎人民都爱戴他，等待他长大。1721年的摄政王则饱受诋毁。继约翰·劳的丑闻之后，再加上宫廷臭名昭著的放荡生活，抨击时政的小册子（《猛烈抨击》Les Philippiques ）都是针对他的。夏天，小国王生病了，让人民非常沮丧，然而从8月起他康复了，全城一片欢腾。“欢呼声震耳欲聋。”巴尔比耶说。“快乐得难以想象。”马雷说。“人们沉浸在欢乐中。”比瓦写道。欢快的情绪席卷全城：灯火通明，人们举行各种仪式，放着烟火，唱着《感恩赞》；人们狂欢舞蹈，让巴黎彻夜不眠了好几天，因为这是“资产者和民众们共同的节日”。人们叫着闹着，放着烟火，觥筹交错，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王”。其实只是拿着国王的肖像，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融入其中，也为自己臆造一个国王。小国王不可能一夜长大成人，可公众却迫不及待地盼着他长大。记录者们大吃一惊，他们指出在公开的回忆中根本就没有过如此欢快的记忆。他们惊奇地写道，“各种身份”“各个等级”的人都参与到公众的欢乐中，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下层人民都在大肆挥霍，只为庆祝陛下康复。跟往常一样，大嘴巴的女人们在官方报告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们乘坐着豪华四轮马车，带着小提琴和上好的红酒来到杜伊勒里宫的花园，在小国王的宫殿前排着长队跳着舞。然而，矛盾很快就出现了，它出现（被听见）在每一次法兰多拉舞和耀眼的光亮中：越是为小国王欢庆，就越显得摄政王被仇视。女人们高呼：“国王万岁！摄政王去死吧！”她们在王宫前跳舞，一边拍着屁股一边喊：“这是送给摄政王的。”当摄政王前往巴黎圣母院唱颂《感恩赞》时，所有人都陷入沉默。尽管摄政王脸色铁青，人们还是在看到维勒鲁瓦元帅——小国王路易十五的监护人时，发出了超过15分钟的叫喊。

一旦小国王痊愈，又会产生谣言。它不再忧心忡忡，而是传播仇恨。它讲述着为什么摄政王不招人待见：路易十五可能被下了毒，而且很可能就是摄政王下的……故事为警方的分析提供了依据，正如社会新闻中的故事和轶事那样。谣言在社会各阶层中流传，马雷和巴尔比耶认为它是平民百姓捏造出来的，而帕拉蒂娜( 摄政王的母亲) 和杜克洛在回忆录中却表现出维勒鲁瓦元帅对小国王饮食起居防备重重，以及宫廷中的各种猜忌。

下毒是这一时期耳熟能详的话题，也是一项犯罪活动。就算下毒是一项可行的犯罪，但是如何理解摄政王会染指这样的行为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喜欢化学和各种仪器，于是就在王宫里建了一座实验室，在那里，他和一位来自荷兰的化学家一起做各种实验，后者是王太子御医的女婿。有这些就足够了：化学、实验室、摄政王、王太子的御医，一切都为谣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费内隆[1]本人还在当中添油加醋，因为从1711到1712年间，他一直怀疑王室中多起死亡案件均与下毒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下层平民，人们都在传播谣言。它寄托着（讲述着）人们对于路易十五的期望，也报复着摄政王，因为他该对当前的困境负责，对警方在面对穷人和失业人员时的生硬态度负责。这是一条没有风险的谣言，这一次，不能责怪民众的天真，因为就连上流社会的大人物们也都相信了。毒药事件（就在最近）确实发生了，他们不得不信。动机就这样建立起来，并且养育出了一种非常严苛的公共舆论。

1723年，当孩子又一次生病时，警察总监让其下属的警长们前往自己的辖区，挨家挨户地告诉人们，国王并不危险。警长们的随访笔录里，记下了国王与其臣民之间颇具炫耀色彩的关系，基本保留了自1721年以来的“既有优势”，即人民对国王的爱戴。

1726年7月，新的警报拉响：国王发烧了，脸上出了疹子，王后也病得不轻。后来，他们都康复了。于是，法院便让人们在圣礼拜堂唱颂《感恩赞》，全城灯火通明。警察总监一会儿下令，一会儿又撤销命令，扰乱着并不喧闹的庆祝，但是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牵扯其中，他们窃窃私语：“一个新的统治时代即将来临。”于是，有人庆祝着（也有人咒骂着）对新国王的期望。生病与康复，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

1729年1月，国王又出现新的病情，因为结果可能让人失望，所以局势略显紧张。警方密探们收集到的都是巴黎人的坏心情：

有人说都是他的错，他根本就不知道要保重自己的身体，其实法国人民更希望拥有一个关注自身健康的国王，而不是这样的路易十五。还有人说，人要懂得尊重生命，因为生命于每个人都是弥足珍贵的。显而易见的是，国王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因为他还只是个年轻的学生呢。

等待是漫长的，国王成不了国王，他的乖戾藏于他的外表之下。距离1721年已经相去甚远。

1744年4月，国王在梅兹又病倒了, 这可是他第一次出征边境前线，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出于种种原因，此次病情成了重大事件，因为就在这时，法国人对路易十五（稍后国人称他为“被喜爱者”）的好感到达顶点，又几乎是在同时，开始渐渐失去对他的好感。如果详细研究整个过程，从国王出发前往弗朗德尔到他生病，再到他回巴黎，就可以理解国王与臣民之间进行交流的途径，也会向我们展示公众舆论的面貌。它关注最微小的细节，随时准备就国王的行为与国家事务发表意见。

1744年是一个重大转折，以后它成为了一个谜，梅西耶为此用几句话回顾了一下：

我看到的是同一个国王吗？之前那样受人爱戴，现在，就算死了他也不会赚得民众一滴眼泪。这还是同一群人吗？他们曾经那样热爱他们的君主，曾经在教堂的穹顶之下呜咽着喃喃祈求国王康复，但当他病倒在梅兹时却不做任何表示。国王到底做了什么，让他曾经深受爱戴？又做了什么，引发了人们截然相反的情绪？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一会儿受人爱戴，一会儿又遭人漠视？

然而，要想找到这一转变的原因，仅仅从国王身上入手是不够的，这其实是当时的环境与事件相结合的产物。正是这一切造成了之前的热爱与之后的漠然。

为了研究被人们称为“梅兹插曲”的事件，我们找到一份珍贵的资料：保存在巴士底狱档案中穆希骑士所作的手写新闻。

为什么要用这份资料而不是巴尔比耶或达让松的日记，也不是吕内公爵或舒瓦瑟尔公爵的回忆录？因为穆希手写新闻的本意是为警方提供消息。因此，它后来会变成官方回忆录作者们主要的资料来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如何操控公众舆论的，他们是如何精心审查民众对事件所做的反应，还有那些为他们传递消息的人的。穆希骑士的手写新闻讲述了最新消息，其中包括有人刻意编造出来影响公众的新闻。它们详细揭露了底层人民的痛苦和他们为了不被事件的虚假版本所愚弄而做的一切。

夏尔·德·菲厄，即穆希骑士，1701年5月9日出生于梅兹一个体面的家庭，但是家道中落。他因爱成婚，娶了一位年轻却家境贫寒的姑娘。40岁时，他已经是五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只能靠笔杆子生活，除此之外，他一无所长。他文笔冗繁，这使得他的文章符合正统的要求，但也招来不少麻烦。比如，1733年，他就各种主题写了超过12卷本的文章，却仍不足以维持家庭开销。于是，他决定为手写报刊工作，这既可以弥补他难以成为小说家的平淡才华，又可以满足身为爱凑热闹者的好奇心，还可以出入各种大大小小的场所，以便写作手写新闻。1741年，他遭遇了第一次不幸：在出版了一部反宗教的作品《一千零一种恩典》之后，他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服刑一个月。这个插曲为时甚短，因为穆希已经成功地成为了御用新闻人，即当局雇佣的信息员。

他的工作室位于不错的地段，在圣奥诺雷大街上一所临街的房子里。他就在这里接待民间的访客，他们会为他提供各种消息，带来城市里的各种传闻，有时也会付费刊登“广告”。绝大多数订户所收到的活页都是被警方当局修改过的新闻，一直以来都是如此。而穆希却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贪婪地搜集各种故事，走遍了巴黎城的每一个角落。每天，他都给警察总监献上一份长长的手稿，这是对他所有调查的精心总结，包括与各色人等的交谈，以及他在各处听到的政治传闻。同样，他也会向总监报告所有针对政府和军队的批判之辞。既当记者又做密探，这家伙还真是卖力呢！可是，就算他有特权也是枉然，到了1745年，他又因为渎职和重大错误而被第二次送进了巴士底狱。几个月后，被流放到鲁昂。在那里，他不断请求重获自由以重返首都。他可怜兮兮地追随着警察总监马维尔，多亏了沙尔汀，他还会被重新带回警局。到了1763年，人们发现他重获自由，作为巴绍蒙的信息员之一，成了他圈子里的常客。穆希为巴绍蒙提供了大量的情报，就在后者经常被警方纠缠的时候，成了巴绍蒙的“鼹鼠”[2]。1784年，穆希逝世，终年83岁。

穆希和他的作品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他的手写新闻融合了官方授权的新闻和警方情报。故而，他向订户们提供的是得到警方批准的新闻，但与此同时，收到酬金后，他也给外省的高官及某些将军抄写本应只呈给警察总监的秘密报告。作为回报，部队官员的秘书们也会向他提供各类军事行动的详细报告，这对他的报纸来说是绝佳的素材。有了这些交换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更好理解手写新闻的制作过程：原本只应呈给警方的秘密报告被送给了元帅们，作为回报，元帅们又为小报提供消息。多么错综复杂！1744至1748年间那些关乎国王病情的手写新闻，都是送呈警方的。的确，穆希在大家熟知的地方开办了一间得到批准的工作室，并且是警方的眼线。因为信息的双面性，他的手稿得以展现出当时“真实的”一面。还不要忘了，后来，他的新闻成为众多编年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们的第一手资料。正是因为这三个理由，穆希骑士所写的故事才会非同寻常。

1744年，法国开始插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国王第一出征前线（这让一直以来认为国王只热衷于狩猎的民众长出了一口气）。可是，他居然决定带上他的情妇沙托鲁夫人。到了4月，他突然病重，这在法国引发巨大惶恐，人们举行了多场大规模的仪式，祈求上天让国王康复。菲茨—詹姆斯主教在犹豫一番之后，要求国王公开驱逐他的情妇，为的是不让他在做临终圣事的时刻还摆脱不了原罪。国王同意了，但对于沙托鲁夫人而言，这无疑是奇耻大辱。过了些时日，国王康复了。巴黎沉浸在欢乐之中，也就是从那天起，开始称路易十五为“被喜爱者”。11月，他宣布回到巴黎，但原本高涨的欢乐之情突然就变成了沮丧。原来，他又召回沙托鲁夫人继续做他的情妇。巴黎人与国王的重逢被这深深的失望所笼罩。国王以一种沉默的痛苦回应了：他再也不待在巴黎（除了几次短暂的到访，时间都在一天之内），尽量远离巴黎人的视野。

这一系列接二连三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从1744年4月到11月），人民与国王间的关系时松时紧。我们最好在这个问题上停留一会儿。因为，对于每一个社会角色而言，这种变化都太快了：这里，有国王、国王的情妇、大臣、征战沙场的将军和元帅，以及对政权有重要影响的国王的神甫。此外，一项结合了仪式、话语、祈祷和主教训谕的政策也颁布了，以便用最严肃的方式来规定与王室疾病和康复相关的事宜。此时，不要忘了对新闻有着异乎寻常渴望的公众，他们热切追随此次王室出征的一举一动。多亏了这些新闻，让公众可以确认他们所掌握的信息，这成为他们了解整个过程的方式。谣言潜入首都，民众时时对其做出反应。

通过一系列民众对事件以及仪式的回应，通过他们对国王私生活（即国王让其情妇陪同出征，但后来又在主教的建议下将其驱逐）所持的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公众的态度。除了担心失去一国之主外，还有一个问题：战时，国王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爱情？

穆希骑士的手写新闻，充满激情地追踪着日常细节，同时也反映出信息传播的政治条件：当局显而易见地想要引导民众的思想，同时，话语和祈祷所构成的严密网络旨在创立一种共同语言，以表达臣民对于国王万众一心的忠诚。作为警方的信息员，穆希不得不呈现出公众的真实反应：即他们有时试图摆脱被强加的内容，并进行自我构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于警方而言，他便没有用处了。

总之，1744年是路易十五统治中的重要一年：从漫长的摄政时期的结束，到国王碌碌无为的统治，人民等待的时间太长了。在这一年，人民对国王的爱戴得以加强。一旦日后需要回忆路易十五与其臣民的良好关系，那么1744年是一个支撑和提示。人们会想起那些日子里民众突然爆发的欢欣雀跃，还有他们给国王取的名为“被喜爱者”的雅号。达米安刺杀路易十五（1757年）之后当局的所有行动，都将依托于1744年的各种仪式，以便驱散普通人思想中可能存在的“弑君”合法的念头。故而，通过故事和回忆录，围绕着国王，民众的一致性应该会被再次构建，被描述成忠贞不渝，至死不变。于是，可以说：“1744年，面对国王的病情，人民还是那样忧心忡忡。”

在经历了国王童年时期那漫长且让人情绪高涨的等待后，路易十五与其子民间的良好关系着实难以建立。待国王长大成人，人民“伤心地”发现，国王根本就不在乎他们。这种情况引发了警方的密切关注，穆希也向警方进行了详细汇报。1722年时，整个宫廷回到了凡尔赛，国王没有去巴黎的习惯，而且弗勒里似乎还对国王施加着不利的影响。缩在后面的路易十五无法像他伟大的前任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太难以接近，甚至脱离宫廷，任由人民无尽思念他的曾祖父，尽管后者可能是个专制者，但他至少给公众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印象。要想“看见”路易十五只能通过军事游行，每年两次，分别在萨布隆平原和维内特举行；或者在他偶尔途经巴黎时。不幸的是，无论在怎样的场合中，路易十五都不会轻易让人靠近，他的侍卫们总是把公众赶得远远的。更要命的是，国王从不接触那些得了瘰疬的人[3]，也不领复活节圣体。

密切关注公众舆论的穆希发现了态度转变的迹象。他是在对英格兰宣战的公开声明中，以及王室表明参战意向中发现的，他写道：“人们奔走相告，说国王将发起下一场战役。”国王决定出征，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他终于有所行动了，准备参与君主制最基本的活动之一——战争了。

公开出版的新闻提到，在对敌作战之时，陛下想要御驾亲征，舆论为之欢欣鼓舞。有人说，这样有魄力且坚决的举动一定可以创造奇迹，不仅可以彰显陛下的光辉形象，还足以让他的军队打败敌人……这些传闻让好久不曾开心的人们在态度上缓和了许多。

国王亲上战场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况那是在18世纪40年代，人们经常将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进行对比。与无所不能的太阳王相比，路易十五简直就是个沉痛的失败者。秘密警察的报告不断重复着：无论是在咖啡馆里还是在公园里，每个人都为只醉心于狩猎却从不亲自打理军政事务的国王感到悲哀。于是人们带着嘲讽的语气称他为“和平者路易”，更平和一些的，则称之为“大猎人”。或许狩猎的确是国王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只有当国王对战争的热情与狩猎相当时，狩猎才是有意义的。狩猎是对战争的模拟，为战争做好准备，但如果只迷恋狩猎，那无疑是贬低王公贵族和国王们的身价的。热衷于战争的国王是强大的，但面对鹿群时，路易十五无法构建起英勇无畏的形象，更何况，他还经常在狩猎过程中被贴上心狠手辣的标签。既然这样的心狠手辣与战场上的丰功伟绩无关，那么它就只能破坏高贵血统及战争中英勇无畏的形象了。

穆希从得知国王御驾前往弗朗德尔时起，就着手收集民众的正面反馈，并提交给警察总监一份深得其心的报告。他写道，国王“很快就会深受人民爱戴了”。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时刻，在这样的欢乐之中可能已经掺入些许担忧：听说沙托鲁夫人也许会陪同她的情人——国王上前线。人人都在谈论这种可能性，让刚刚平复的公众舆论又激荡起来。战时，君主夫妇的形象应该得到捍卫。战争是一项重要职能，根本不应该公然出现国王的情妇来搅局。在战争这一宏大而重要的舞台之上，没有随心所欲之说。更糟糕的是，在这一至关重要的时刻，王后似乎被遗忘了，她不仅被国王所抛弃，也被周围的大臣们抛弃。穆希于1744年4 月23 日满怀担忧地写道：

越是临近国王出征的日子，对其所作所为的批判就越是强烈。如果公众得知大臣们都不前往王后处议政，得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根本就不在意王后，那他们不仅会很吃惊，还会极为不满。人们到处议论纷纷，国王得到的都是不良建议，他居然就这样听从了。

路易十五公然违背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举动：一旦国王御驾亲征，内阁就应该搬至王后处，以确保各种事务象征性地继续进行。当公众得知国王给王后“送去了一个封印好的包裹”时，据说里面装着国王的命令以及给王后和孩子们的信，他们震惊了。这还真是罕见！这种对待王后的绝无仅有的态度动摇着人们的思想，不尊重传统，是征战沙场的一个凶兆。在写给王太子的信里，路易十五“表达着自己对臣民们的爱”，但他却拒绝公开这封信。保守这种秘密是容易招致祸害的，穆希提醒了警方这一点，并强调说这封信的公开也许最终会“消除公众心头的怨念，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国王从没爱过他们”。

国王无视王后、王太子和民众（无视传统），但公爵夫人依然大方地出现在他左右。民众为此感到愤慨，以至于警方对屡禁不止的负面言论忧心忡忡。于是，在手写新闻中，警察和宫廷会掺杂一些虚假消息，来让民众放心：比如不断提及情妇是否陪同出征尚不确定，有人在私下里向国王提了许多慎重的建议。有个问题被明确指出：性与战争难以相容，至少在涉及王室形象时是这样的。抹煞二者间的差异不仅会遭天谴（“我们极有可能战败！”人们到处这样嚷道），更为无礼至极的讽刺诗和小册子敞开了大门。战争需要男子气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路易十五都欠缺男子气概，又因公爵夫人的出现而突然遭人诟病。其实，关于同行女伴，国王最好不发表任何意见。可是权衡之后，劝谏者都被他晾在了一边，他还是决定将这位并不合法的女伴公之于众。必须承认的是，有些人为公爵夫人申辩，认为如果没有她，路易十五是不会有兴趣拿起武器保卫国家的。统治者以民众情感为赌注，他以为自己幸福了，民众就会幸福。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了。关于幸福，民众有自己的定义。与战争相关的传统不能被轻易改变。在民众期待已久的时刻，突然插入两性消遣，这简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当国王的坚持让一切变得透明时，这一错误便愈发深重了，因为从巴黎到梅兹，每经过一座城市，两幢公寓之间都要建起一条横跨大街的户外走廊，连接国王和情妇的房间。民众所看到的是一个可悲的形象，而历史记录者们（巴尔比耶是其中一员）严肃地批判着国王，认为他笨拙地挑战着当时的各种规定，值此关键时刻还在挑衅战前的种种礼仪习惯。王室的权威接连两次被削弱，一次是国王夫妇形象的败坏，另一次是国王身体不良难以带领军队获得光荣。战争几乎可以肯定会失败。

为了表达不满，民众开始借助于各种故事（穆希的报告中特意提及它们）。有人说（当然是假的）克莱蒙公爵刚刚过世，因为想要追寻“光荣与爱”，出征前线时，他让自己的情妇女扮男装跟随左右，但后来她得了重病不得不褪去伪装，露出真面目。克莱蒙公爵觉得丢人便躲了起来，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有人说他死了，其实是人们宁愿他死了。这则关于克莱蒙的故事，只在那个时代流传了片刻，并没有刻意提及或让人想起国王。但是，违背战争与宗教法则的人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无论是公爵还是君王……

从那以后，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被篡改得越来越多。有人故意散布谣言，说国王其实是“忽视”沙托鲁夫人的，这种看似疏离的情感再一次让公众惊愕不已。关于这一点，穆希记下了有趣的细节：“人们很清楚，在宫廷所批准的新闻中不存在轻率的言论，没有什么比每天晚上散布于公众中的简报更精炼而准确的了。”他讲了那些人是如何被挑选出来进行秘密新闻写作的，他们的故事又是如何被修改和修正的。整个操作机制尽收眼底。这一独特的反常现象一再得到确认，一种并未正式存在的舆论，却受到最广泛的关注——根本就是在撒谎。此外，在另一些简报中，人们敬重国王，讲述着围绕在他身边的掌声与赞美。穆希也指出：“法兰西的任何一位国王都不曾被这样爱戴过，可是人们都知道这样炽烈的情感最后都会因谎言被揭穿而形成鲜明的反差。”

国王生病了，接着沙托鲁公爵夫人被驱逐了，于是，终于成就了“被喜爱者”。正是这一系列断断续续的事件（国王生病，王室忏悔，驱逐情妇，国王康复）引发了公众一连串又惊又喜的情感。但也有些人并不赞同菲茨—詹姆斯主教——驱逐公爵夫人的主谋——为国王所做的盘算和对他施加的影响。巴尔比耶以矛盾的方式强烈指出此事的不妥。他首先严厉地批评驱逐情妇及其陪同侍女的做法：

她们被勒令离开城市且不得不放下四轮豪华马车上的窗帘，唯恐遭到下等人的辱骂。她们只能随身携带一些符合被驱逐身份的物品，甚至还不如此前被流放的法院……

后来，他又补充说：

在巴黎，关于驱逐的消息让公众开心不已……公众总是不假思索就对一些重大事件大加赞赏。我始终坚持，这样的举动是有失体面的，这样的公开谢罪无异于一桩夸张的丑闻。要尊重国王的声誉，让他怀着信仰死去，但是，也要有尊严与威严。这种教会招式有什么用？只要国王发自内心地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表现出真挚的悔恨，就足以掩盖外在的一切。驱逐沙托鲁夫人是英明的，但考虑到她的远行，安排得应更加合理些……我并不知道国王三个月后会痊愈，但我认为这一行为是轻率并且欠考虑的，在有争议的时候，过于倚重教会对王室的影响了。

从最后一句话中可以看出冉森派运动的影响。当然，虔诚的宗教人士（以菲茨—詹姆斯主教为首）从中看到的是上帝反对王室通奸的旨意。

于民众而言，公开的忏悔也好，对情妇的驱逐也罢，都让国王的形象得以恢复。此外，身体康复后，呈现在公众眼前的便只有骁勇善战的国王了，这可是他们多年的夙愿啊！君主制重新变得纯粹且顺利运行，处处洋溢着欢乐之情，国王也成为“被喜爱者”。从这一点看，人们正努力恢复路易十四那个光荣且尚武的时代。这不仅能让人淡忘曾经的伤害，如拒绝接触瘰疬病人，不愿意在复活节领圣体，还会让人再次憧憬一个新的王权，因此能产生国王的另一项功能，即向民众征税。“所有人都认为国王是为了荣誉和国家的前途而战，”穆希写道，“为了让国王荣耀地完成这高贵的事业，没有什么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更重要的了。”

庆祝仪式直到10 月才告一段落，国王终于重新回到了人民心中，为整件事留下了圆满的记忆。国王与死神擦肩而过，他的康复加上为不当男女关系的公开赎罪，修复了民众的创伤，也让他们再次爱戴君主。此间各种仪式所表现出的政治、社会、文本策略都只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在君主及其臣民间建立起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1] 指弗朗索瓦·费内隆（1651—1715），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宗教界的博学者，是路易十四长孙的老师。

[2] 即潜伏的间谍。

[3] 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们相信，只要国王触碰那些得了瘰疬的人，病人就会康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