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忘情

　　1963年4月10日至5月25日，我军分11批将绝大多数被俘的印军官兵遣送回国。其中最特殊的，当约翰·达尔维准将及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因为其他印俘官兵，是在西藏巴底通、棒山口北侧、西路曲，以及新疆的斯潘古尔湖等地遣返的。唯有约翰·达尔维等27名将校军官，是于当年5月4日由昆明飞赴境外的。此前一个月，这些人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杭州、无锡等6个内地城市，参观游览了一番。

　　1963年4月，被俘的部分第7旅指挥官参观布达拉宫，中立者系达尔维准将

　　这些中高级军官，在印度属于高种姓阶层的精英，对中国普遍抱有深深的敌意和成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落后得“只能生产蚕丝、茶叶”。在战俘营半年期间，虽然我方也对其进行了大量的教育，但要让其转变根深蒂固的看法，还需要用大量的事实说话。

　　实际上，这些印军军官也并非无动于衷，只是他们对我方的宣传一直将信将疑，非要眼见为实不可。为了争取他们思想上有所转变，我方在准备战俘遣返事宜时，做出了让少校以上中军官经内地绕一圈，再转至昆明遣返回印度的决定。目的是让他们在旅途中亲眼看一看新中国建设的成就，近距离与民众接触，让他们自己感受一下，中方和印方的宣传，孰真孰假。

　　在和负责接洽遣返战俘事宜的印度红十字会谈及此事时，我方提出了“考虑当地交通气候条件，为了照顾印度军官健康和生活”的说法，这既照顾了印俘军官的面子，又极力避免了他们回国后可能遇到的麻烦。

　　为了让这27名印军军官不感到难堪，他们的这次中国内地之旅，都由旅行社安排行程，相关的生活保障和联系工作，由红十字会负责。我军代表在将他们交给旅行社和红十字会后，便消失了，直到此行最后一站，在昆明与印度红十字会办理交接事宜时才再次现身。

　　进入战俘营后，中方除了让战俘们保留各自军装外，还为他们发了蓝色中山装。但是，要赴内地游览，还让他们穿印军军服非常不妥。而让他们穿中山装，可能让这些印度军官感到尴尬。为此，中国红十字会给他们置办了全套西装，配了全新的个人日用品。相关人员在与他们接触时，一律称先生或称其为“印度朋友”，主要谈中印友好等话题，绝口不提中印战事，不伤害他们的自尊。

　　当然，鉴于他们还是战俘身份，每到一地，当地都不会组织迎接，地方负责人也不见他们，只由各地的旅行社出面，安排他们参观武汉钢铁厂、重型机床厂、上海华孚金笔厂、杭州都锦生丝织厂8个工厂和1个公社，游览各地市容和名胜古迹，观看了各地的歌舞、戏剧和杂技表演。

　　在参观肉类联合加工厂时，印俘军官对新中国建设成就和群众生活表示惊讶和敬佩。一个印俘少校说：“我曾到过旧中国时期的上海、北京，那时候平民都在饿肚子。你们在短短14年时间里，居然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一定有什么‘神灯’吧！我想，这‘神灯’应该就是人民的力量。”

　　有个印俘上校在旅行之初，整天埋头念经。到了后来，他对沿途所见所闻甚感惊奇，于是便放下经书，兴致勃勃地参观起来。

　　当印俘军官参观游览公园、逛商店和大街时，看到群众生活自由自在，都感慨说：“中国的姑娘上街，背后没有不怀好意的人盯着、跟着。马路上也没有明火执仗的强盗，这在印度是不敢想像的。

　　在游览过程中，还发生让印俘军官们倍感羞愧的尴尬一幕。有个印俘军官抽完烟，随手将未掐灭的烟头扔到了公园草坪上。一个儿童看见了，立即上前将烟头踩灭，并捡起烟头扔进了垃圾箱。这个印俘军官非常尴尬，向儿童竖起了大拇指。从此，他们再也不敢自诩“文明开化”，鄙夷当地百姓了。

　　为了让他们全面了解新中国的现状，在上海逗留期间，中方还特意安排印俘军官到一个资本家里做客。约翰·达尔维对这个资本家说：“我原以为你们已经被肉体消灭了，没想到你们还过得这么滋润！”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中），是1962年对印边境反击战中我军俘虏的最高指挥官，被俘后受到我军优待

　　在北京，中国红十字会安排印俘军官与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面。中国红十字秘书长出面，设便宴招待了他们，还请他们观看了“五一”庆祝活动和节日焰火表演。其中，达尔维准将还被安排到观礼台上观看焰火表演。

　　在昆明办理完交接手续，这些印俘军官在离境后面对印度媒体时，没人说中国坏话。达尔维准将表示：“我们的武器装备胜过中国，训练素质也不比中国差，可谁也想不到中国士兵会用身体滚过雷区，用胸口去堵枪眼。还有中国优待俘虏的政策。我想，如果战前印度士兵了解这一点，我就更难以指挥他们了。”

　　有个印俘中校说：“在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有反印漫画和标语，当地人的言行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并不相同。”另一个印俘少校说：“中国人不分老幼，都希望中印友好，团结反帝，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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