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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黄州寒食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近期，四川博物院的

“苏轼主题文物特展”

让苏东坡这位千古文化名人

在成都又“火”了一把

苏轼在文学、书画、美食等

诸多领域皆有建树

他一生坎坷的际遇

不仅没有让他消极颓废

反而更凸显了其性格中的

乐观豁达、豪放超然

从他的处世理念及书法创作中

我们可以看到

禅宗思想对其影响至深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书法就已经形成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并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自六朝时僧人以书名家后，在历代书法家中，不少书法大家或出自佛门，或虽未出家，但其书法创作深受佛教影响。

铃木大拙在《禅与日本文化》中说：“充满活力和生机的艺术生命，往往脱胎于宗教形式。有时，宗教借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有时艺术借宗教形式走向美学。”具体到禅宗对书法的影响上来说，也同样具有这两种审美倾向。

第一种倾向即美学由艺术走向宗教，智永、怀素、八大山人、石涛、弘一法师等可作为代表；第二种倾向即艺术借宗教形式走向美学，深受佛教影响的王维、白居易、苏轼、董其昌即是杰出代表。

禅宗思想对苏轼的书法创作影响至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01

无法：书法“尚意”论

清代书法家梁巘（1710—1788）在《评书帖》中对历代书法的风格特点进行了总结，他提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的观点，以“尚意”归纳宋代书法的创作风格，所谓“意”，具体说来就是内心感受和丰富联想。

“尚意”，也就特别注重书法家在创作时主观情感的作用，追求创作时的自由心态。“尚意”在宋代大行其道，它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几乎盛行于包括书法在内的一切文化领域。

这一现象的产生，与禅宗思想逐渐为士大夫接受并成为文艺创作指导方针的社会背景紧密相关。正如欧阳中石先生在《书法与中国文化》中指出的那样：“以苏、黄、米为代表的一些宋人书论即从禅宗而来，禅宗重视‘本心’，我心即佛，以至梵我合一。”

作为宋代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的苏轼，对“尚意”进行竭力宣扬，并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功绩卓著，无疑是书法创作“尚意”派的中流砥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是“意”的对立面。“尚意”是对“尚法”创作理念的一种反拨与叛逆，如追求“意”的畅达，则势必要打破对“法”的束缚与羁绊。这种藐视教条主义的禅宗思想对苏轼书法美学“尚意”论的形成影响极为重要。在《赠上天竺僧辩才师》一诗中，苏轼写道：“乃知戒律中，妙用谢羁束。何必言《法华》，佯狂啖鱼肉”，此即他参禅思想的明证。

苏轼总结了唐代的文学艺术成就：“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甫），文至于韩退之（愈），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唐代文学艺术的繁荣似乎塞绝了后人前进的道路。

对于唐人书法，苏轼更是得出了看似后人难以超越唐人书的观点：

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针对这种现状，苏轼明智的策略，是虽依托于颜真卿却选择颜书中最适合自己性情的两种模式：楷书是《东方朔画赞》，行书是《争座位帖》。以实现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审美理想。

苏轼深受禅宗“我心即佛”思想的感染，十分重视“心”的作用，强调书法创作要自出新意，反对规矩束缚。“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在苏轼看来，在书法创作时，只要有“意”，就可以摒弃所有的法则，点画运笔可以性之所至，尽情挥洒。同样的，苏轼认为书法的优劣并不在于对某一家书法模拟得如何，而在于书法家能否写出自己的新意，能否写出自己的真性情。正是基于这种评判标准，他十分推崇能摆脱法度束缚而自成风格的书家。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苏轼的这种不守成法、自出新意的“无法”原则并非就意味着他主张不要技法的系统学习训练。相反，它是建立在掌握了一定技法的基础上的变通与适怀，是书家对书法创作规律烂熟于胸而造诣颇深的表现。

在他看来，技能只是为创作服务的手段，书法创作的根本目的是思想情感的表达与抒发，因此，“法”不是定于一种不可逾越的一成不变之“法”，而是合“我心”的灵活变化的。

02

空静：书法创作的理想精神状态

由于唐代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推崇，禅宗与书道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含蓄朦胧、不可言明，淡泊幽远、空明隽永的禅境也成为书家创作追求的境界。而要达到此境界，就要求书家排除外界和内心的干扰，恢复到单纯、明净状态，即空、静的状态。

禅宗中无法、无我的主张都是达到这种空静境界的手段。受此禅宗思想影响，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中提出了“空静”的概念，“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他认为“空静”能使主客体构成一种理想的精神状态，实际上就是庄子所提倡的“虚静”和“物化”的精神状态。只有达到了“空静”的精神状态，才能洞察创作客体（“万境”“群动”），使创作主客体心物交融，使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态化的线条和文字。

苏轼从生活体验出发，对空静进一步作了通俗化、形象化的说明：“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外”“夫操舟者常患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常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苏轼以驾船者与水边观众和感受不同为例，生动形象地诠释了空静的观点。只有登高临远，不为物役，进而达到超然外的空静状态。苏轼这种“身与竹化”“游于物外”的论调与与刘勰的“神与物游”的观点相同，都强调文艺创作时作者的内心想象与外部客观物象的互动交融过程。

宗白华先生认为：“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就构成禅的心灵状态。空静的状态是最高的境界，表面平淡，内蕴则深不可测，是进行艺术创作理想的精神状态。”

因此，苏轼推崇陶潜、柳宗元的诗，在《评韩柳诗》中称赞它们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他也十分钦佩平淡而丰腴、萧散而雅致的晋代书法，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称钟繇、二王他们的书法是“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

循着这样的美学思路，苏轼写下了千古名篇——行书《赤壁赋》，正如洪丕谟先生所评论的那样：“其作就参禅机妙理，而留下这不朽的篇章。苏东坡是非为点画而点画的。”李泽厚也在《美的历程》中说“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苏轼在禅修的体悟中，提出空静的理想状态，才能使主客体的审美趋向一致。

03

妙悟：书法的研修途径

妙悟，即顿悟。“顿悟成佛”是禅宗的思维方式，也是禅宗主流的修行方式。《坛经》云：“从迷而悟，即顿转凡成圣，即顿悟也”，由此可见，所谓顿悟就是对佛性的直觉体验和把握，就是在参禅的基础上，通过某种物质、精神现象的触发或启示，在霎那间豁然开朗，体悟到禅意：心即是佛。

禅是洞察生命的哲学，教人识心见性，将人的生命宇宙化、自然化；书法是表现生命的艺术，任人写性描心，将汉字生命化、情感化。禅宗见性而忘情，书家得意而忘形，两者都以对自心自性的彻悟来观照人生和宇宙之心。书法创作中的灵感迸发与禅宗顿悟属同一种精神现象。

朱光潜说：“灵感有并无若何神秘，它就是直觉，就是‘想象’……也就是禅家所谓的‘悟’。”李泽厚先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道：“‘禅’与‘悟’在宋代禅宗广泛游行，士大夫、知识分子谈禅成风，以禅喻诗，成为风靡一时的风尚，其结果是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系了起来，参禅顿悟禅境，学诗顿悟诗境，是在‘悟’这一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了它们的共同之点。”

苏轼的诗词中充满禅机的语句俯拾即是，如“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等。毫无疑问，“妙悟”不仅对苏轼的文学创作影响巨大，也影响了其书法创作，是其书法“尚意”观的极好注解。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与可云“余学草书凡十年，终未得古人用笔相传之法。后因见道上斗蛇，遂得其妙，乃知颠、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于如此耳。”苏轼认为，书家不必单纯埋头练习技法，重要的是要“能其意”，即获得禅宗式的“顿悟”，深入掌握书法的内在规律和法则，才能获得书法的神采与意趣。

苏轼以文与可见蛇斗而悟草书笔法为例来印证“妙悟”在书法创作中的作用。他认为万物虽然各尽其态、不尽相同，但它们其中所蕴含的规律是一致的，只要悟透了其中的道理就能深得其中趣味。

04

自然：淡雅风格的审美追求

苏轼在书法创作的美学追求上，反对矫揉造作的媚俗书风，而追求一种萧散、淡雅的审美风格。这与道家的“道法自然”同源，也与禅宗的禅定默悟的修行方式相契合。

张法在《中国美学与文化精神》一书中说：“人从自然体会到宇宙的禅意，又以禅意体味乘虚而入人生，就达到了一种超越少成若性和政治的逍遥心态，进入一种自然真趣之中。”这种“自然真趣”正是苏轼书法所要追求的美学理想。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旦夕学此。”“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由此可见，苏轼是把绚烂之后的自然平淡作为艺术创作的最终审美理想的。他对文与可的艺术创作是这样总结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即艺术创作要遵循“自然”，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然状态，而不应当刻意雕琢粉饰，于法度上锱珠必究。

书家只有具备了不计工拙、不为物累的超然心态，才能生产出最佳的艺术作品。不求工而工，无意于佳而佳，这种自然天成的淡雅之美正是苏轼追寻的书法美学理想。

时世使然，苏轼论书及人，在书法史上首次把人品与书品相提并论，且“将书法精神美定位为君子的气度情怀，也正因为有这一定位，书法雅俗之分由此产生”。

苏轼认为：“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表明书以人重，评判书作时，应首推书家人品。“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必见于书”，阐明书如其人，书法好坏系于德行修养问题。

“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态”“气”“心”关乎书家内心道德品质和思想精神，与外在的“貌”“言”“书”交相呼应，却不一定就是“好”“辩”“工”，也可能是“丑”“讷”“拙”，此论颠覆了传统的形式美，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于书作中散发出来的书者的胸襟气度与思想情怀，以此来大致窥测书家的为人。

由此，苏轼在禅宗主张无我、无法的影响下，形成了追求萧散简远、淡泊悠然、空静的审美风格。在禅宗顿悟法门与讲求禅定静默的修行模式的影响下，苏轼形成了妙悟灵感的创作意趣，并且把绚烂之极后的自然平淡作为终极的审美理想。无论其书法作品还是书学思想都深受禅宗的影响，其诗文与人生态度都与禅宗思想密不可分。

本文节选自《空林佛教》

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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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彬 图片|网络

美编|妙能 编辑|梦觉

来源|《空林佛教》2022年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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