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联邦政府关注的都是以下问题：经济发展、医疗、国防和移民政策。但是大概在十年以前，完好的图像设计是国家政策的首要问题之一。联邦政府的图像设计项目为何能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似乎是设计史上被人遗忘的一页。

在20世纪70年代，多个联邦部门决定更新其视觉标识和通讯系统，这些部门包括：国家公园管理局(NPS)、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美国邮政管理局(USPS)、美国交通部以及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顿时，维格尼利夫妇等众多知名设计师，汇集当下有名视觉标识设计师伊凡·切尔马耶夫(Ivan Chermayeff)、汤姆·盖斯马(Tom Geismar)、兰斯·威曼(Lance Wyman)、雷蒙德·罗伊(Raymond Lowey)，共同接受这项由联邦政府下达的任务。

“与其他发展成熟的社会相比，我们国家缺少一种底蕴，”NASA标志的设计者理查德·戴恩(Richard Danne)和布鲁斯·布莱克曼(Bruce Blackburn)说，“我们认为图像设计是一份重要的工作，我们愿意为此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提升国家的形象，提升各个政府部门内部的团队精神，以及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近几年，人们越来越看重70时代的设计史。众筹网Kickstarter上的一个重新印刷NASA规格手册的项目已经筹得100万美元，由此引发了一股复活70时代规格手册的潮流。而这段设计史成为焦点的背后，与尼克松总统的政策密切相关。而这一时期的大批图像设计作品直到现仍对美国政府有着深刻的影响。

对尼克松而言，艺术是一种有利的政治手段

尼克松总统是艺术政策的推动者。当时，联邦部门的设计项目交给了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of the Arts)，这些项目的发展也与该组织的成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69年是尼克松出任总统的第一年。艺术倡导者莱纳德·加门特(Leonard Garment)在给尼克松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为艺术领域提供支持是一项有利的政策”。当时，如果尼克松同意在艺术领域的投入从1500万美元增加到4000万美元，就可以缓和批评家们的指责。

对此加门特是这样说的：“在美国，与技术领域相比，文化事业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如果给文化活动提供大量的支持，你就可能赢得来自不受联邦政府重视的那部分群体的尊重。投入文化事业的资金只占政府总预算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你就可以借此表明政府重视少数群体的决心，并强调提高社会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于是在尼克松在任期间，给予全国艺术基金会的资金翻了一倍。

加门特的预见是正确的：在艺术领域上的投入带来的丰厚回报。1971那年政府的预算是8970亿美元，在艺术基金会投入的资金为4000万美元，仅占总预算的0.04%（如今美国在艺术基金会投入的资金占0.02%），但是这笔小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得到了这笔资金，艺术基金会就把政府部门与设计师、建筑师联合起来，在全国推行丰富城市建设的项目，以及为政府单位进行室内设计，大大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

尼克松另一个关键的举措是，任命南希·汉克斯(Nancy Hanks)为全国艺术基金会的主席。她是一名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倡导者，并且在扩展基金会项目范围的工作上起着重要作用。

尼克松在1971年写给各个联邦政府部门的领导人的备忘录中提到：“我迫切希望，政府与艺术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艺术要继续为自身和政府的利益而发展，确切来说，是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我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艺术收获更多的成果。艺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艺术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都大有益处。”

汉克斯受到尼克松总统的任命，从1969年到1977年担任基金会主席，于1972年设立了联邦设计改进计划(Federal Design Improvement Program)。大部分的联邦机构向汉克斯提出，他们想要更好的图像标识以及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因此，汉克斯把改进计划分成两部分：联邦图像改进计划（活跃于1972年至1981年），以及联邦建筑计划（活跃至1977年）。这两个划时代的项目给联邦政府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设计。

虽然优秀的图像标识和建筑作品都在70年代大量涌现，不少的建筑项目也在里根总统的批准下继续进行，然而图像标识类的设计作品在联邦计划之后就逐渐消失。即便如此，在汉克斯看来，图像改进计划的实施经历了一场巨大的革命。

联邦政府下达的设计任务

在联邦图像改进计划的实施下，45个联邦机构部门得到了新的图像标识，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机构，例如NASA、交通部、美国邮政管理局以及联邦高速公路。

设计与创意空间制作项目的主管Jason Schupbach说：“我们出版了一些书籍，介绍联邦机构标志设计的基本构思。艺术基金会的作用在于，他们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来承担某个机构的设计项目。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机构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合适的设计师。”

为了宣传设计给联邦机构所带来的影响力，全国艺术基金会举办了四场名为“设计大会”的会议。1973年，超过1000名设计师和政府官员参加了第一场大会。同年，由切尔马耶夫主编的《Design Necessity》出版。该书概述了由联邦政府所提出的视觉传播的必要性，列出了景观设计，工业设计，室内设计以及其它建筑项目，旨在强调设计对提升政府形象起到的巨大作用。

该书还突出提到了一些国家级项目，比如重新设计国家公园的迷你小册子，设计师缩小宣传册子的尺寸以及简化其文字内容；美国国税局新的图像标识项目，不仅吸引了新雇员的加入，还通过重新设计表格和小册子简化了税收程序；还有美国邮政管理局的图像规格手册以及雷蒙德·洛威(Raymond Lowey)设计的老鹰徽章。

书中的另外十个例子分别说明了设计在政府中起到的作用，概而论之：设计能够为政府机构部门节省时间和金钱、提高其办事效率以及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设计是必需品，而不是附加品，”该书提到，“缺少设计是有害的。不设计会让人蒙受巨大的金钱损失。”

虽然设计师们得到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但设计师执行这些项目时仍然困难重重。要实施这些联邦设计项目是一个碎片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要取决于各个不同机构的办事进度；若要说服机构官员批准创新的设计或打破陈规的解决方法，挑战就更大了。

给混乱的系统带来秩序

“在联邦政府项目以及在视觉传播语言方面，美国的设计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NASA规格手册众筹项目的其中一位设计师杰西·里德(Jesse Reed)表示，“这些项目标识并不需要标新立异或者鲜艳出众，它们缺少的是视觉上的权威性和深刻性，以及联邦政府部门所具有的其它特征。”

近年来，非政府部门的设计问题与政府部门的相差无几 。

今年是汤姆·盖斯马(Tom Geismar)的设计公司 Chermayeff & Geismar成立的60周年，他说：“这些年来我们发现，无论是公司还是非营利组织，或者是政府机构，看上去都没有太大区别。这些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组织，然而它们的图像标识并不能突出其特点。”

1977年，环境保护局开始与设计公司Chermayeff & Geismar合作，力求从宣传预算开始削减支出。该局在宣传册子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其部门标志只有一个小图案，这个图案已经为人们熟知，因此设计师只在上面加上了一个单词标记。

盖斯马说：“我们不仅是在改良这些标识，而且建立了一套统一的小册子制作方法，使其变得更加通俗易懂，能够给非专业人士提供有效的指引。经过改良的小册子每年给机构省下了几百万美元。”

国家公园管理局在1977年的时候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因此他们聘请了设计师维格尼利( Massimo Vignelli)改进小册子的排版、宣传单、地图以及海报，并且创造了一套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视觉传播系统。此外，维格尼利还发明了一个设计模式，命名为扁平化栅格系统(Unigrid System)。同时，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素材都被归档到不同的模块，这样每一位到这个机构工作的设计师就能快速地知道这些素材的出处，延续统一的设计风格。这个模块化系统沿用至今。

尼克松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图像标识项目要数1974年设计的交通部指示牌。这套图像标识项目用图标的形式统一了各类日常指示牌，例如电梯、楼梯、邮箱和电话等等。盖斯马当时是设计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包括Seymour Chwast，Massimo Vignelli，John Lees以及Rudolph de Harak。他们共同研究讨论指示牌的形式，最终采用了Roger Cook和Don Shanosky的设计。这套指示牌也同样沿用至今。

在逆境中求胜

如今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简洁有趣的视觉标识，设计师可是功不可没。然而他们的工作过程充满着阻碍和挑战：有的机构部门对设计并不感兴趣，官员们质疑他们的设计方案，不想参与其中。

“不同的设计师有着不同的经历，这些经历有好有坏，”盖斯马谈到过往的一个设计项目：当时，设计师杰克·梅西(Jack Masey)与盖斯马的设计公司为美国新闻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举办一个关于20世纪60年代的展览，之后又办了一场美国革命200周年展。后来他才知道，梅西为他的公司免受一些政治上的干扰。“我们在办完展览之后才发现，国会的议员对这两个展览很有意见，纷纷质问‘为什么要办这种展览？’或者‘你们怎么能把这样的图片放进来？’我们在展览过程中没有听到这样的话。设计师非常需要一个保护网，尤其是在做与政府有关的设计项目时，免受干扰很重要。”

一些颇有名气的设计师，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时，同样遇到不少困难。戴恩和布莱克本共同为NASA设计图像标识的项目，是图像改进计划的第一个项目，因此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基金会认为这个项目是取得良好开始的关键，”戴恩说道，“NASA独具魅力，如果我们成功完成NASA标识项目，那么其它的联邦机构也会纷纷效仿。”

然而，由于NASA机构与特区的关系不是很紧密，他们很抗拒特区所下达的命令，有人还很担心NASA的标志会被换掉。NASA的员工都非常讨厌这个设计项目。

“一开始，情况对我们来说很不利，但是不久之后得到改善，”戴恩说，“设计的内容非常有趣且引人入胜，这使我们的工作进度不断加快。我们的补贴都很少，所以设计师一定要有着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的直觉和信念，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

戴恩与布莱克本随后也共同为多个联邦部门完成设计项目，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美国陆军工兵部队以及公务员管理局。很多项目在设计的过程中，联邦高层都不太配合，最终导致项目夭折。然而有一些高层非常认同他们的设计方案。

对此，设计师兰斯·威曼(Lance Wyman表示：“项目能否成功进行取决于不同机构本身。我在与政府机构合作的过程中，学到重要的一点是，一个设计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客户的配合，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威曼曾经在70年代为国家动物园和华盛顿国家广场设计路线指引。但是，那时候的人们大都认为，只有文盲才需要这样带有图标的路线指引，因此，威曼的工作一度中断。他说：“国家动物园接受了这套图像路线指引，但由于国家广场的路线指引项目较为复杂，涉及到许多高层的决定，很多官员都心存疑虑。现在，图标已经成为设计行业的通用语，而在70年代，图标仍然是新鲜事物。”那时候的人们不会自然而然地接纳这种图标指示。因此设计师必须有大胆创新的精神，让人们摆脱对于图标的固有思维模式。

威曼一直对公共设计领域感兴趣，所以一切的挑战对他来说都是值得的。“我一直都想在公共设计方面有所作为，但预算不足使我的工作难以继续，”威曼说，“与企业合作会有更多的安全感，但是在公共领域工作会使我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国家动物园和华盛顿国家广场就是很好的例子……当你把一座城市变得富有标志性的时候，人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黄金时代的丰富遗产

70年代衍生的许多政府视觉标识都出自设计行业的精英之手。但70年代可以算是图像设计的黄金时代吗？

“毫无疑问是的，”戴恩说道，“60年代到90年代这段时期是所有图像设计的黄金时期。这个行业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60至90年代高产时期所取得的发展是其它时期无可比拟的。”

盖斯马对此表示怀疑。“设计及其带给生活的改变当然是划时代的，因此设计才会被政府机构重视并广为传播，”他说，“在这些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们都为自己的部门而感到自豪。我不知道这能否够被称为‘黄金时代’。”盖斯马认为，当代人对视觉标识感兴趣，是因为他们对政府组织有一种文化上的依附感。

那时候，不是每个人都喜爱设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NASA恢复采用“肉丸”标志——这个标志比戴恩和布莱克本的“蠕虫”标志设计得早。而在60年代，切尔马耶夫和盖斯马重新设计了内务部的标志，当时部门高层希望把部门的名字改为“环保部”。然而，那个手上捧着一幅抽象风景画的标志遭到部门员工的无视，所以不久就被废除了。

史蒂芬·赫勒(Steven Heller)表示：“坦白说，我比较欣赏公共事业振兴署和国家康复机构的设计，他们的图像标识影响力更为深远。”

对杰西·里德(Jesse Reed)而言，进行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信。“这些政府机构不会考量这些设计的可行度，也不会做市场调查，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工作要做，”他说，“像戴恩、布莱克本这样的设计师，设计的时候只会相信自己的想法和准则，而不是跟随潮流或者社交媒体流行的东西。把市场调查用在标识设计上简直是浪费资源。你只要相信你自己的作品，让设计有自己的特点。”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盖斯马把美国新闻署的设计项目列为最具挑战性的经历。当时，他和切尔马耶夫一同设计并策划一场在莫斯科举行的60年代早期展览，内容关于美国图像设计。此时正值冷战时期。

“图像设计涵盖了广告、专辑封面和书籍包装等领域——通过图像设计，我们向世界展示美国的生活：这里的人们在阅读些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这里的商业广告是怎样的？人们只能从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中认识世界，因为当时正值冷战时期，”盖斯马说：“我们在世博会上，想从各个方面展示美国的创新能力，比如登月和摄影。”

当威曼回顾自己的联邦设计工作时，他尤其重视自己在美国新闻署的设计项目。1966年，威曼和乔治·尼尔森(George Nelson)共同为新闻署举办的工业设计展设计了图像标识。但是，他认为70年代更可能是联邦政府图像设计的黄金时代。“我们当时并没有意料到70年代会是图像设计的高峰期。”

联邦政府的设计风潮会卷土重来吗？

一些在70年代设计的视觉标识系统仍沿用至今，而另一些就被理所当然地进行了修改，因为执政人和领导人都发生了改变。这个时代的真正遗产可能不是设计本身，而是设计所衍生出的一系列理念，以及这些理念所体现的设计追求。

戴恩表示：“我很高兴看到恨到年轻设计师着迷于70年代的设计项目，包括联邦政府的设计项目。”他经常到全国演讲，到场的学生和年轻设计师都向他表达了对其作品的欣赏。“然而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为互联网而生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因此这些作品会被‘用完即弃’，不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国艺术基金会的Jason Schupbach认为，要强调设计师在机构部门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公司机构都拥有自己的图像设计团队，因为设计师能够为公司营造企业文化。”

如今，艺术基金会仍在资助机构和设计师的各种设计项目。当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计划举办“通过设计重建”(Rebuild by Design)比赛时，他们收到了来自纽约、新泽西以及康涅狄格的20亿元的资助——在基金会的帮助下，住房城市发展部给设计公司和建筑公司写建议书，宣传此次比赛。

对于图像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设计师里德提出了一套自下而上的方案。“我认为图像设计并不能解决固有问题，但我觉得，具有影响力持久的传播方式能够不断延续。然而，对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资源问题。这些较小的组织无法用高价请到纽约的设计公司为其设计，因此我们设计界需要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为小型组织提供无偿的支持和设计服务。”

当前，图像设计师最能大展拳脚的地方就是政府的官方网站。奥巴马政府在利用互联网方面首开先河：建立美国数字服务局(United States Digital Service)，其职责是修复处理美国政府的过期、无效网站。然而其工作进度越来越慢，且紧缺人手。Schupbach说：“对我来言，这就是政府图像设计的机会所在。”

翻译：陈伊俐

来源：fastcodesign

原标题：Nixon, NASA, And How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ot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