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力量撬动了

越南革新的步伐？

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的巴亭广场宣布越南独立，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但直到1975年，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在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先后战胜法国和美国殖民统治，解放了南方，才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并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此后，全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1.原有经济体制陷入困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

在全国统一以前，越南北方于1954年获得解放，从那时起就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计划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开始，就对民族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旨在迅速建立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成分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到1974年，国有和集体经济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7.7%，占农业总产值的69%，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71.4%。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只有少量的个体形式散落在一些地方。1975年，南方获得解放后，随即发动了一场“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实行合作化”运动。1976年召开的越共四大做出决定，五年内南方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大批人口被赶到条件艰苦的“新经济区”，大部分工厂停止生产经营，大片农田丢荒，商业凋零，西贡（1976年改名胡志明市）及其周边已经具备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被全面破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等上百万人逃往国外。

越共四大还继续保持战争时期的思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生产。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和苏联减少了对越南的援助，使得原来主要靠外援的很多大规模建设项目由于缺乏后续物资而成了烂尾工程，工厂开工不足而纷纷关门倒闭。尽管红河三角洲和湄公河三角洲素有“世界两大谷筐”之称，但生产的粮食却满足不了本国需要，每年需进口粮食100多万吨。

2.农业和工业领域基层萌动变革，闯关成功

在上述背景下，一些地方开始偷偷寻求出路。上世纪70年代末，越南海防市永富地区的农民自发性地偷偷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当事情被发现后，主管干部受到了纪律处分。但时任越南国务委员会主席的长征不公开地组成考察团到当地进行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央。对于上述新做法，起初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有人怀疑、犹豫，有人则不知所措。但实践的结果表明这些新观念、新做法有利于生产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改善，符合社会主义管理原则。为此，越来越多的人从反对、怀疑转向认可、接受。最后，中央认为海防的做法值得肯定。于是，1979年9月，在四届六中全会上，越共中央认可了以永富省为代表的基层自发改革，会议决定，推行以促进粮食生产和消费物资生产为中心，以物资刺激为主要手段的“新经济政策”。因此，四届六中全会被誉为越南经济体制革新的里程碑和转折点，开启了越南经济改革的探索之门。

四届六中全会后，越南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政策，给农民、企业和非国营经济放权、松绑。农业方面，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发布第100号指示，允许农民以个人和劳动组的形式对农产品进行承包，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100号承包指示。当时，把产品承包到劳动者个人的方式限制于：把一定面积的土地承包给合作社的社员，社员通常只承包三个环节：耕地、管理、收割，而在其他五个环节中进行合作。如果最后收割的产品超出了承包额，社员就可以自己享有。书记处的100号指示依然维持合作社的集体所有、组织生产和管理。1988年4月5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后，颁布了《关于革新农业经济管理的决议》（简称10号决议），确认了合作社作为自主、自管的经济单位，以农户家庭社员为单位从合作社进行承包。在落实10号决议的过程中，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工业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时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的阮文灵选择胡志明市的一些企业作为试点，允许这些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到市场上寻求原料进行生产，之后将其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然而，阮文灵这一思路与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的黎笋推行的方针政策相背离，1981年被逐出中央政治局。但阮文灵坚持自己的做法，他私下请长征到胡志明市参观考察。长征对阮文灵的做法表示赞同，之后阮文灵再次得以重用。1981年，越南政府颁发了第25号决定，允许把经营自主权下放到企业，企业的产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完成中央的指令性生产的产品、企业间自主性经营产品、可在自由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上述这两个文件的颁布，大大地激发了农业和企业生产者的积极性，生产逐渐得到恢复。1981-1985年，某些国民经济指标开始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

3.流通和分配领域联动改革失败，经济陷入混乱

除了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尝试以外，越南还尝试对流通和分配领域进行改革。隆安省在改进分配流通方面进行了最早的探索。从1981年开始，该省制定了按照协商价格进行买卖的政策，代替此前按照国家定价标准进行买卖的政策，废除了按票证供应的制度。该省在本地市场实行了“高价买入、高价卖出”的做法。隆安省的这个政策，对于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市场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在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即生产资料除了按国家供给的较低价格购买以外，还有一部分按市场价格购买，二者的差价由国家财政进行补贴。为了防止粮食价格出现暴涨暴跌，保留了干部员工和部队武装人员的粮食购买证。这种补贴机制让国家财政难以为继。1985年6月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决定，进行第二次价格-工资-货币政策改革。价格方面，商品价格从双轨制变为单一市场价格，取消国家配给价格；取消商品购买票证，对全部商品价格进行重新定价。工资方面，以1985年8月大米价格为基准，制定新的工资标准。货币方面，从1985年9月起进行新旧货币的兑换工作，以1000个旧币兑换1个新币。

上述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在很短时间全面铺开，而当时的经济发展条件还不足以支撑这么大规模的改革，因而造成了全社会从未有过的震动。1985年，通货膨胀率飞速上涨到191%,1986年更是飞升到775%。最后，价格-工资-货币联动改革宣告失败，负责货币改革的政府副总理和其他官员受到撤职等纪律处分。越南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

4.外交备受孤立，经济被封锁

除了国内出现了上述各种严峻的挑战外，越南的国际形势也极其严峻。

越南在抗美和抗法战争时期，获得了中苏等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在统一后不久，由于黎笋执行反华路线，越南与中国关系恶化。越南还在1978年底出兵柬埔寨，其他国家也逐渐停止了援助，只有苏联每年不到20亿美元的援助，也主要用于购买武器弹药。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预算的50%以上。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越南进行封锁和严厉的经济制裁。1979年中越边界战争爆发后，越南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负增长（1979年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4.52%，1980年又比1979年下降了8.7%），经济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在国内经济生产基础还未建立而又失去外援的情况下，越南人民生活比抗美战争时期还要艰难。

5.外部改革风云波及，促越南领导层内思变革

在越南陷入困境的同时，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里，波兰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苏联则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政治“改组”、“改革”、“革新”等概念；匈牙利以及民主德国也启动了短暂的改革进程。尽管此时越南与中国还处于敌对状态，但中国的改革开放通过间接途径对越南产生了触动。除此之外，东亚地区的日本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其他东南亚国家通过发展出口加工模式成为了新兴经济体；这些来自外部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入越南，触动了越南的一些有识之士的神经，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变革的思考。

6.最高领导的更换给越南革新带来重要契机

1986年7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黎笋去世，长征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8月，长征组织召开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要求按照新观点重新起草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此次会议指出，时代发展要求越南必须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必须从越南和世界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制订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选择适合于越南国情的发展模式，并强调这是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思想领域“新与旧”之间的一场斗争。长征着手改变黎笋的路线，重新组织撰写越共六大政治报告草案。1986年12月，越共六大召开，这被认为是越南革新正式全面开始的标志。

在越共六大上，长征主动退出总书记职位，把阮文灵推上了越共中央总书记职位，从而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任期轮换制的先河。阮文灵上任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地改革，包括调整人事、调整经济政策和外交路线，带领越南从危机和被封锁状态逐步走了出来。

因此，越南学者把阮文灵喻为越南的邓小平，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前秘书长杨富协教授认为：越共前书记长征是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总设计师。在越共“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以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尊重商品经济、竞争规律、价值规律，提出“越南可以跨越资本主义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等改革的重要思想。

笔者为此特向长征的孙子、现任越南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邓春清求证。邓春清说：“杨富协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实际上，越共六大报告在前任总书记黎笋去世前就已经起草完毕，但其去世后，长征主持中央工作，对六大报告起草内容做了全面的调整，扭转了整个方向，这才使六大开启了革新的总步伐。”长征在六大上的全力引退，开启了越共领导班子轮换制度的先河，并且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思想，从而奠定了越南的政治革新的基础。尽管谁是革新的总设计师看法不尽相同，但领导人的更替，长征和阮文灵等有改革魄力的领导人上台执政，可以说是越南革新的一个重要契机。

越南社会主义革新的

成就与不足

（一）成就方面：

1.确立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

首先，在经济领域，越南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目前，建立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写进了宪法和法律，从而使得越南革新的大方向有了法律依据。在所有制方面也有了根本的革新，实行了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交叉、混合的多种所有制，其中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从对市场经济活动以行政性命令进行直接的干预，转变为通过法律、政策、战略、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来管理。

其次，在政治方面确立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权国家”作为政治制度建设方向。

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