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犯大野在抚顺留下笔供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展厅内，有两组配发照片引人注目。一是在赵尚志将军的遗容照片旁，配发当年杀害赵尚志将军的伪满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田井久二郎的照片；二是在赵一曼烈士的照片旁，配发审讯过赵一曼的日本战犯大野泰治的照片。

　　大野泰治的照片说明是这样标注的：1902年生人，日本高知县人。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曾任伪满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晋北政厅警务厅警务科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参加阎锡山的军队，任“山西省产业技术研究社”少校编辑员等职，1950年12月12日被捕，羁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1956年移交抚顺战犯管理所。大野泰治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犯有违反国际法准则与人道主义原则，操纵、指挥伪警察队残杀、酷刑我被捕人员，抢夺、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强征劳役等严重罪行。

　　1936年2月，大野泰治在伪满洲国滨江省任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期间，采用极其残忍的手段亲自刑讯已负重伤的东北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并以“赵一曼没有利用价值”为由上报上级，使赵一曼被杀害。

　　这是一张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身着狱服的大野泰治乍一看，倒也五官端正、相貌堂堂，但若细加观察，顿感此人眼神冷峻，面色阴森无比。

　　大野残酷折磨赵一曼

　　展厅的一个玻璃柜中有大野泰治的笔供日文摹本，译文共14页，每页有400多字，全文约6400字。在这篇笔供中，大野泰治对杀害赵一曼的事实仅一笔带过，没有刑讯赵一曼的细节描写。原文是这样记载的：“我于1922年加入日本警察，1935年来华，担任伪满洲国警务指导官，奔走于对中国抗日进步人士的搜捕杀害，结果杀害了六百五十四名中国人。期间参加日军在东北珠河县的三光工作，拷问杀害了赵一曼等三名中国人民的英雄。因提供了这个审讯情报，致使日军野蛮地杀戮放火集中于那个地区，迫使该地区的中国共产党军长赵尚志南行，以致被我的友人伊藤要雄指挥警察队所杀害。”

　　这样的记载显然过于简略了，记者为此又做了进一步的考证，终于搜寻到当年大野泰治审讯赵一曼的片段细节。

　　大野泰治后来回忆说，赵一曼当时腿部受伤，由于日军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随时有丧命的可能。当时赵一曼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共有24块，甚至面临截肢的危险。

　　为了让赵一曼说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大野泰治拿鞭子抽打赵一曼的伤口，赵一曼宁死不说。后来，日军又将赵一曼关押到哈尔滨警备厅拘留所地下室。在那里，日军用木棒抽打赵一曼的胳膊，砸赵一曼的腿，用手拧、抠她的伤口，使赵一曼几次疼得昏死过去。

　　相信为天皇服务才是英雄

　　大野在笔供第5页和第10页中有如下表述：“当时我深信上级所说的‘中国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爪牙’，妨害着日本建立‘满洲国’，如能逮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证明这个事实后，日本军就可以以此为理由进攻苏联。（我将）与日军一同去苏联，然后从海参崴很威风地回日本去。所以应逮捕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彻底地拷问审讯，自己自信对审讯人是有能力的，于是对石田指示了审讯拷问的方法并指示他不要杀死主要人物，应送到哈尔滨来。在这种罪行当中我曾想，日本是为把亚细亚的有色人种从白种人的压迫下面解救出来而进行战争的，很多的日本人已为此付出生命，杀多少中国人也没关系，同时又认为多多搜集中国人的物质满足日军的需要是理所当然的。”

　　大野泰治经改造后痛陈，自己犯下如此罪行是受了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在笔供第12页中他写下这样一段的忏悔文字：“我生于贫穷之家，深恨资本家，对贫富悬殊极大的社会亦非常不满。但为统治阶级的欺骗手段和社会教育所蒙蔽，亦曾想帝国主义的日本是地球上最优秀的国家，只有发扬天皇的皇威才是国民的荣誉和发展，相信不惜生命为天皇服务才是英雄，遂以这也是为战争胜利那也是为战争胜利为借口犯下了杀人、放火、掠夺、强奸等灭绝人性的罪恶。”

　　大野跪在赵一曼的遗作前恳请宽恕

　　1956年6月20日，特别军事法庭（太原）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精神，判处大野泰治有期徒刑13年。1963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大野泰治被提前释放。

　　在被关押改造期间，大野泰治亲眼目睹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战犯的人性宽待，对比当年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曾经泯灭的良知终于复苏，交出自己保存多年的赵一曼烈士的生前遗作，跪在地上痛哭流涕，恳请宽恕。

　　在笔供的第13页与第14页中，他忏悔道：“从1951年起，四年来蒙受中国人民温厚的教育，使为天皇拼命杀人的我从一家离散和妻子在故乡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的事实中，从毫无人性准备战争的吉田政府的政治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天皇是人民大众的吸血鬼！杀人、放火、强奸，对拘禁者的虐待等极端残暴的我的过去，和衣食与中国战士、干部相同，并受到相当于医院的治疗，以我过去一贯不老实的反抗态度和采取心平气和温厚教育的领导的态度相比，很明显地分清了人道的人民的形象和野兽恶鬼般的帝国主义者形象之间的差别。我过去认为是国贼、必须消灭其全家族的片山潜，现在是日本共产党的创立者，被敬仰为日本人民之父，而奉为万世一系活神仙的日本天皇则是世界的大战犯，人类的死敌！”

　　赵一曼牺牲前一天，给自己的儿子写了封诀别信，读来催人泪下：“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 ”

　　直到1956年，26岁的宁儿（陈掖贤）来到母亲赵一曼的殉难处，才亲眼看到了那封写给他的遗书。陈掖贤找来蓝墨水，用钢针在自己的左小臂上重重地刻下了“赵一曼”3个字，直到陈掖贤去世，这3个字还深深地镌留在他的肉里。

　　大野泰治回国后，与自己的妻子兄弟们一道为中日和平而呼吁奔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眼中最后浮现出的，是令他敬畏的赵一曼烈士不屈而高贵的形象；他的耳边最后响起的，是赵一曼生前写给他，令他诵背如流的《滨江述怀》：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据《辽沈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