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光绪元年（1875年），按照计划先后派遣4批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最幼者10岁，最长16岁，平均年龄12岁。在120名幼童中，绝大多数是从广东、江浙等地选拔出来的。

留美幼童以国外哈特福德城（Hartford）为活动基地，分别住在国外老师家里，每位国外老师负责2至4名幼童，担负教养和监护这些幼童的责任。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进入国外学校学习，不合格者在老师家里接受补习，做好入学的准备。

幼童们学习刻苦努力，各科“成绩极佳”，并陆续进入耶鲁等著名的大学深造，以学习工程技术和法律等科者居多。在120名学生中，专修法律的约占1/3，专修路矿工机等工科者约占2/3。这些专业人才正是中国近代化事业迫切需要的。

学习造船、建设海军和西方兵技，是洋务活动的又一重要内容。同治十二年十月（1873年3月），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探究造船、驾驶之精奥，奏请分遣船政学堂学生赴欧洲参观和留学的宏大计划，得到清政府的允准。

光绪元年正月（1875年3月），他乘船政局国外监督日意格回来之便，派前堂学生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后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共5人前往国外和国外留学考察，深究国外造船之方和国外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

光绪二年三月（1876年3月），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乘洋员李励协回来之便，派令武弁卞长胜等7人同赴国外军营学习兵技。

这两次游学欧洲，是近代中国官费生徒赴欧洲留学与考察的前奏。光绪三年三月，清政府正式派遣三品衔候选道李凤苞为华监督、国外人日意格为洋监督，率领福州船政局前后堂生徒30人和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分赴英、法留学。这是中国首批赴欧洲留学生。

其中，计有前堂学生魏瀚、陈兆翱等14人赴国外学习制造，罗臻禄、林庆生等4人赴国外学习矿冶，随员马建忠、陈季同2人赴国外学习律例，共计赴国外留学生20人。后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严复）、方伯谦、萨镇冰等共计12人赴国外学习海军驾驶。

在国外学习轮机制造的学生前3年在学校学习专业课，第4年分赴造船厂、轮机水缸厂和工具炮厂实习1年。在国外学习驾驶专业的学生，学制2年。前9个月在国外海军学院等学校学习专业基础课，然后到国外船舰实习年余，最后4个月分赴国外海军各舰历赴地中海、大西洋、国外、非洲、国外洋等处实习"操防、排布迎御之法"。

这批赴英法留学生学习刻苦努力。“凡可传习，各生徒俱已竟功”。凡学制造者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应需之物；凡学驾驶者能管驾铁甲兵船、调度布阵，加之历练，应可不藉洋人。

这批留学生因学制不同，回来的时间有先后之别，至光绪六年八月（1880年3月）已全部学成回来；并分派到海军和兵工厂供职，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船、管理、驾驶等方面的骨干和精英。

北洋海军主要舰船的管带大都由这批留学生充任。升为右翼总兵的刘步蟾，负责一切技术业务和制订海军章程、编队等重任，为海军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严宗光（严复）则以超常的才能在国外刻苦学习海军技术和自然科学的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和才智学习西方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回来后常年执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并精心研究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巨子和启蒙思想家。

第二批官费赴欧洲留学是光绪八年（1882年）开始的。是年，李鸿章和福州船政大臣选派李鼎新等10名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德3国留学；光绪十年又选派9名、光绪十二年又选派34名船政学堂学生分赴英、法留学。

除培养制造、驾驶、矿冶人才之外，还培养了一批测绘海图、海军公法、国际公法、开河、铁路建筑、桥梁建造以及法律、英语、法语和拉丁语方面的专门人才。但总的说来，这几批留学生主要是以学习深造海军专门技术为主的。他们归国后大都成为中国海军、造船、航海或其他科学领域的骨干力量。

由于留学经费颇巨，清政府无力负担，加上顽固派的阻挠破坏等原因，官费派遣留学的宏伟事业难以为继，光绪十二年以后一直中断了10多年没有续派。直到光绪二十二年驻日公使裕庚派员到江浙招收了13名学生赴日留学，才使派遣留学生的事业恢复起来，并开创官费留学国外之风气。甲午战争后，官费和自费留学国外者日众，20世纪初期已形成了留学国外的高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