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羽博士新近出版了一本新著：《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1]。这部20余万字的专著，是作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一些材料补充和框架结构调整之后写成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既有往日寒窗苦读时的孜孜求索，也有今天高屋建瓴的独特视角。国际关系类的书籍，多注重史实的铺陈，往往疏略对史料的筛选、梳理和分析，易陷入大事记、编年史的空泛之中。郑羽博士的这部新著在史论结合上下了不少功夫，可以说，这是一部融知识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好书，值得一读。

(一)

        斯大林逝世后，虽然苏联已经着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实施改革，但斯大林时期的对外战略理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一种传统惯性仍然在起作用。这份反映在当时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外交遗产，自然也就成为赫鲁晓夫执政初年的历史包袱。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在其回忆录中曾写道：“在丘吉尔1946年宣布的‘冷战’时期，出现了‘铁幕’这一术语。不能反对西方记者使用这类尖刻的用语。暂且不去争论是谁和怀着什么目的设置了东西方之间的这个铁幕--双方都在‘保持’这个铁幕。但是看来这个铁幕已经打开，并在千百万人面前展开了一个越来越积极表现出人类协同行动的世界……" [2]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前，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主要表现在美苏之间的冷战，这种状况已经达到了非战争条件下最为紧张的状态。斯大林逝世后，由于苏联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冷战状态的务实政策，苏美关系出现了转机，整个国际关系中由对抗转向对话的转变过程逐渐开始了。

        作者将苏美关系分三个层面，逐一加以论述。第一个层面是苏美的双边关系；第二个层面是以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中体现出来的苏美关系；第三个层面是通过两个大国在第三世界的角逐而互为影响的苏美关系。通过作者由远及近、广引博证的分层论述，使人们比较清晰地看到苏美关系的发展脉络和走向。通常，人们在研究国际关系时，多侧重于某一重大事件的截面剖析，很少进行历史的、分层次的比较分析。作者在这方面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对苏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逐层深入剖析，既有静态评估，也有动态评估，对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苏美关系颇具启发意义。

        赫鲁晓夫执政以后，一改往日极端和僵化的思维定式，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了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确令人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的思想观点。如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核武器的出现在军事领域造成了根本性的变革，两大社会体系之间的矛盾可以缓和，经济竞赛应成为两大社会体系间竞争的基本形式等，并在此基础上对斯大林时期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新的对美政策和方针。从此以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由对抗走向了对话，冷战格局下出现了有限的缓和，为国际社会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

        赫鲁晓夫对美政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赫鲁晓夫时期的对美缓和政策进一步发展成了对欧洲的缓和战略。第二，核裁军谈判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继1963年《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苏美两国签订了一系列旨在限制核试验、防止核战争的条约协定。虽然这些条约、协定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苏美核武器竞赛的总趋势，但有条约总比没有条约好，有限制总比没有限制好，因而其签订还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第三，苏美经济贸易关系有所改善。苏联在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没有使美国完全放弃封锁和禁运政策，但已经使其有所松动。第四，推进了战后欧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大陆的相对稳定。第五，在赫鲁晓夫年代，形成了苏美两国首脑就重大国际问题进行频繁磋商和对话的机制。在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这种谈判对话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应用和发展。诚然，从另一方面看，赫鲁晓夫时期的对美政策也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那样：第一，在两极状态下，把改善苏美关系所能达到的目标过于理想化，对与美建立在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和平竞赛期望值过高。因而，这一时期苏联对美政策有时显得过于急躁，缺少章法，造成了有限缓和局面的被动以及向冷战状态的回归。第二，在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的时候，苏联也陷入军备竞赛的泥潭。当然，这种失误更多的应归咎于两极结构下的国际政治军事条件。第三，当美国在第三世界拼凑一系列地区性军事组织和集团的情况下，苏联不仅也积极开展在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动，而且急于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体系。苏美两国在第三世界推行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尤其是进行大规模的武器输出，既造成了地区性冲突的加剧，也导致了苏美两国对抗的加剧。第四，赫鲁晓夫的国际事务苏美主宰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这对后来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消极影响。

(二)

        在这部专著中，作者对两极态势下的苏美关系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作者试图通过对苏美关系发展轨迹的分析，总结出国际关系领域中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的建立虽然打破了资本主义作为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的世界政治格局，但作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还构不成一个世界体系。两极结构是在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结成社会主义阵营以后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形成的国际关系格局，它与以往的国际关系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不再是惟一的世界体系，不能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置苏联于不顾单独地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作者指出，全球冷战对峙状态只有在两极结构下才能形成。两极结构由于缺乏第三种力量的制衡，极易导致对另一方的绝对排斥政策，把双方力量和影响的此消彼长看作是关于国家利益的根本问题。作者认为，冷战除了加剧双方对峙，还导致了彼此的隔绝。因此，这一时期在两大阵营中，除了双方都受到来自对立面政策的损害外，还有一个其他时期国际关系中从未存在过的特点，即对立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守势。这样，往往使国际矛盾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状态中。

        通过对大量史料的吸纳、梳理，作者还对赫鲁晓夫时期苏美关系发展的规律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作者指出，战后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两极结构是严格牢固的两极系统。这表现为为数不多的非集团国家很少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起作用，全球性国际机构由于大国的对立和行使否决权，能够起到的作用也非常有限，两大集团中各成员国的国际行为受到较严格的约束。而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两极则可以被看作是松散的两极系统。在这个时期中，非集团国家所起的国际作用明显增大(如不结盟运动)，全球性国际机构也发挥了比以往大得多的影响，对两大集团中各成员国行为的约束也出现了松弛。总体说来，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主要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努力，苏美两国关系由尖锐冷战状态过渡到了有限缓和状态。同时，由于苏联的外交活动由相对封闭转向了较为开放，两极状态下苏美关系发展的一些规律也就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如“零和性质”的规律。所谓“零和性质”是指在两极状态下，苏美双方在各个问题领域中的所得和所失都对对方具有直接相反的意义，即一方的所得就是对方所失，一方所失就是对方所得，两者相加之和总是等于零。再如消极反馈规律。这里所说的消极反馈规律是指在两极体系下，一方的政策会对另一方产生一种作用力，使后者为了对抗前者的政策而制订和实施一种对策，而后者的这种对策又会对前者产生一种作用力，这样循环往复，形成了反馈的不断循环。在两极体系下，双方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增强自己，削弱对方，因而很难出现互作妥协让步的良性反馈循环，而容易出现的却是竞争与对抗的恶性循环。博弈论的诸法则也在这一时期的苏美关系中有所反映。所谓博弈论就是有关赌博和下棋的规则和方法。苏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纵横捭阖，实质上就是一种竞争和竞赛，要运用各种政策和策略手段赢得每一外交回合的胜利，出现了很多类似博弈论中的态势和局面。

        总之，《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凝聚了作者多年辛勤耕耘、潜心思索的心血。通读全书，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责任编辑 江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