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离世已整40年。而围绕着他的功过是非，仍然争论不休。他的贴身卫士常年随侍左右，耳闻目睹，也掌握了若干第一手材料。如今终于打破沉默，走到台前，向世人透露些许内幕。从中或可窥见贵为“国君”之赫氏的另一面。

亲民形象

    登上国家领导人宝座的赫鲁晓夫喜欢同民众交谈。但这种交流照例都是郑重其事，保持一定的距离。往往在每次出国访问之后，他都要在卢日尼基体育馆有12万人参加的大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此次访问的情况。诸如“我们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之类的“豪言壮语”，也只能在会场或者现场直播里方可听到。到见报时肯定将此类话语去掉，或者换个委婉的说法。不过据了解赫鲁晓夫或者同他一起共事的人反映，他在工作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倒是很少使用不规范的词语。顶多不过把有过失的人称作“笨蛋”而已。

    战后赫鲁晓夫住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他经常出去散步，不是自己一个人，而是一大帮人，和马林科夫家人一起。当上国家首脑后就只好深居简出了。他喜欢同百姓打交道，在克里米亚休养时甚至吩咐减少卫队人数，撤掉别墅周边的岗哨，只留下住处附近的卫兵。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据说1961年在克里米亚，赫鲁晓夫一大清早正在浴场散步，突然从利瓦季亚宫那边过来三个告状的人，走到他的面前，要把告发地方当局处事不公的诉状交给他。赫鲁晓夫遭遇如此无礼举动，一时不知所措，竟张口大骂，把他们羞辱一通。当即吩咐卫队长收下诉状并交给助手。卫队将告状者抓起来解送到当地民警局审理。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第二天就把他们放了。后来在专门负责首长保卫工作的克格勃第九局的努力下，克里米亚和高加索的别墅管理员均由军官担任，还把手持木棍的值班守卫全部换成卫队的中士和班长。所有的别墅都装上了安全设备。

    赫鲁晓夫时代的有些事情，今天看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例如，赫鲁晓夫就曾试图亲自解决一个单独的吉普赛人群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的问题。在伏尔加格勒逗留时，有一天赫鲁晓夫在前往拖拉机厂的途中，看到路上有几辆拉着吉普赛人的马车正缓缓前行。赫鲁晓夫说：“停车!”汽车刹住了。吉普赛人也停了下来。他们和自己的老爷一起站在国家领导人的周围。赫鲁晓夫说：“想干活吗?我来给你们帮个忙吧。成立集体农庄，我们给你们提供机器和经费，给你们盖房子。”谈话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吉普赛人纷纷点头表示同意。可是这个农庄没有坚持多久，吉普赛人全都跑光了。

    赫鲁晓夫渴望多和百姓交流，尤其是在经济形势相对较好的时候。他往往走进商店同顾客交谈。有时甚至还张口骂卫士，那都是卫士对他有所限制的时候。

    有一次在中亚，女服务员想把一封信递给他，让卫兵给截住了，这是照章办事。赫鲁晓夫看到了便说：“给我吧!”一把将信夺了过去。有时候他也干些出格的事。有一次他同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列宁山的宅邸中迎新年，后来又一起顺着马路步行到列宁大街。路上的行人说：“好像是赫鲁晓夫来了，快来看啊!”倒没出什么事儿，不过凌晨两点看到国家头号人物同夫人一起逛大街，终归有些不同寻常。

    赫鲁晓夫执政晚期，在休假途中常常顺道去家乡卡利诺夫卡村。他已是七十开外的人了。每次回村都在农庄主席家中用餐。然后出来同聚在一起的农庄庄员交谈。他记得每个人的相貌和出身，并走到两个约摸二十五岁的年轻女人面前，对其中的一位说：“你该不是这家的吧?”原来她还果真不是这家的。另外一位他也认出来了，虽说原来见到的时候她们还都是小孩。也许是长得像父母吧，赫鲁晓夫把人的长相记得很清楚。他还想起女孩父母的绰号。然后见到一位老妇人，便走上前去说道：“哎呀，未婚妻，我的未婚妻!我向她求过婚，可她不答应。”又冲着她说：“那会儿你是怕什么呢?是嫌我穿的树皮鞋吗?可你现在瞧瞧我是谁!”老妇人答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没有缘分啊。”

    赫鲁晓夫也有朴实和民主的一面。在索契休假期间，有一次到山中狩猎场参加活动，其中有作家艺术家。突然大雨倾盆而下，赫鲁晓夫说：“咱们把餐具桌子都搬到屋里去吧!”于是他本人、来宾、全体主席团委员，甚至连已届高寿的伏罗希洛夫在内，全都动手搬桌椅。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没有一个拿架子的。

苏联代表队险些与奥运会擦肩而过

    勃列日涅夫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是个冰球迷。他时常同赫鲁晓夫一起去观看比赛。诚然，两人追捧的球队不同。勃列日涅夫追捧中央陆军队，赫鲁晓夫则追捧莫斯科斯巴达克队。莫斯科斯巴达克队跻身苏联冰球强队，或许与赫鲁晓夫的捧场不无关系。

    1956年10月，赫鲁晓夫得知苏联体育代表团打算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奥运会，勃然大怒：“什么比赛?!埃及正在打仗(指第一次中东战争)。澳大利亚是英国的盟国，他们去不是自投罗网吗?”他拿起电话便激动地和布尔加宁说起来。看来参加奧运会一事已经告吹。但第二天早上，据报载，苏联体育代表团仍将启程前往澳大利亚。大概是头天晚上有人把赫鲁晓夫说服了，因为苏联代表团如果不参加奥运会，就可能给人造成苏方神经过敏、缺乏自信的印象。

    体育运动并不是赫鲁晓夫的长项。他确实经常游泳，休假期间每天的日程是从游泳池开始的，但游得不是很好。散步的时间也不算少，休假中或者下班后都在坚持。呼拉圈曾一度流行，赫鲁晓夫也跃跃欲试，请人家教他怎么玩法，谁知出师不利：他拿起呼拉圈，刚套到腰上转了一下，呼拉圈就掉到地板上。他一步跨出来，说道：“这个我玩不了。”    

枪法好也有政治风险

    身为中央第一书记和国家首脑的赫鲁晓夫还是个狩猎迷。卡卢加州的巴尔苏基狩猎场是他的首选。不过他在其他地方打起猎来也是相当地投入。1964年1月，他决定同来访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去打猎。第一次狩猎是在扎维多沃狩猎场，当天还有乘坐三套马车和雪橇兜风的节目。参加者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利诺夫斯基、米高扬等以及来访的客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全都公开地打起架来了。起初是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把国家元首撂倒在雪地里，然后又撂倒了米高扬，往菲德尔身上撒了一层雪。赫鲁晓夫摘下皮帽，装满了雪，再戴到自己的头上。

    狩猎开始，只见菲德尔用美国的M14步枪打野猪。赫鲁晓夫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军用水壶，先给菲德尔和劳尔哥儿俩斟酒，然后再给自己斟上。不过赫鲁晓夫的狩猎并非每次都这么快活，1959年冬天发生的一件事情还带来了某些政治后果。

    当天，赫鲁晓夫和其他中央主席团委员一起前往扎维多沃狩猎场。狩猎开始，赫鲁晓夫与基里琴科手持猎枪并排站着，一左一右，已经可以听到围猎人的声音。此时一片静寂，突然听到两声枪响，几乎是同步的。“解除警报!”围猎人喊道。“野猪击毙。”大家在击毙的大野猪旁边围成一圈。基里琴科说道：“瞧瞧，我的枪法多好，一枪致命，给它来了个嘴啃雪。”“你在胡扯些什么?是我最先把它撂倒的，你是在我后面开的枪，”赫鲁晓夫反驳说。“不对，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的猎物，我比你先把它撂倒，”基里琴科寸步不让。“你怎么可能比我先开枪呢?野猪是从我这儿往你那边跑的嘛，利托夫琴科可以作证。我的枪响后，他马上冲我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野猪死了。”“不知道你的利夫托琴科是朝哪儿看的，可野猪是我打死的，”基里琴科恶狠狠地说道。“你见鬼去吧，跟你有什么可辩论的?让围猎人来分析，那两颗扎坎枪弹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们会给我们报告的。咱们休息去吧，打猎成功，吃点儿东西倒也不错。”

    饭桌上几杯酒下肚，又谈起究竟是谁打死了野猪。基里琴科始终坚持己见。这时围猎人和助手一起来了，报告说野猪身上的确是两颗扎坎枪弹。第一颗打中耳朵飞入眼睛，野猪就倒毙了。这颗枪弹属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也就是站在右边的猎手。第二颗枪弹穿过肋骨，未触及心脏，受伤的野猪还可以跑动。

    “让你的那些结论见鬼去吧，马屁精!”基里琴科喊开了。

    “别大声嚷嚷了!”赫鲁晓夫喊道。“谢谢二位伙计，分析很到位。过来，一人一杯白兰地，我也陪你们喝。至于基里琴科同志嘛，我是不会跟你去搞侦察的咯。”

    赫鲁晓夫站起身来，穿上衣服，钻进汽车，跟谁都没有告别，径直返回莫斯科了。

长衬裤与燕尾服

    在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导人的衣着方式并未追着潮流走。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相当保守。他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穿普通衬衫，改穿乌克兰的绣花衬衫。赫鲁晓夫只穿苏联的衣服，也就是在专设服装店为他缝制的衣服。甚至衣服面料也是国产的。

    可别让他穿进口的衣服。他只穿国产的，只有礼帽除外。不过后来工厂也开始生产礼帽了，他就老说：“终于把外国玩意儿扔掉了!”每到一地，都要夸夸孔策沃生产的衣料、花呢、厚呢子。他最不想穿燕尾服，以他的身材穿这样的衣服未免太滑稽。头一次出现这个问题是1955年准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同礼仪有关的问题：穿什么衣服，如何问好，如何使用叉子等等。他倒是不怕提出问题，当时提到燕尾服。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迎合，现在这身西服就可以了。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领导人的衣服都是在库图佐夫大街专设服装店缝制的。当然无需本人去店里，量尺寸要么在办公室，要么在住所。不过中央主席团(后改称政治局)委员的妻子得去服装店。当时分三个等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属第一级，中央委员次之，各部部长和党中央机关干部再次之。赫鲁晓夫时代一般选用国产衣料，至勃列日涅夫时代才开始购买进口衣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克格勃都有自己的服装店。克格勃的制鞋店名声在外，因为赫鲁晓夫和柯西金穿的鞋都是在那儿定做的。这里有皮鞋、便鞋、优质皮革鞋。赫鲁晓夫最喜欢那种微孔橡胶底鞋。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还记得微孔橡胶这种材料了。

    赫鲁晓夫的观念相当保守，况且他也不很年轻了(当上国家首脑时他已经六十开外)。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衣着的态度。西服、衬衫和领带倒还多少合乎时代潮流，至于内衣，别说时髦了，简直就是有失体面。据卫士讲，这些衣服都不好意思往洗衣店里送。赫鲁晓夫出国时，他的卫士什么都得干，甚至还负责洗内衣，而且是自己洗，不让旁人插手，一是为了安全起见，再是为了不给国家丢脸。要是送洗衣店，让人家看见带钮扣和细绳子的长衬裤，别提有多丢人了。衣服全都是苏联产品，要是碰到进口货，就把商标统统剪掉。直到赫鲁晓夫当上了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有时还给他补袜子呢。赫鲁晓夫很喜欢游泳，却不认可游泳裤游泳衣，穿着黑色或者深蓝色的缎纹内裤就下水了。

康康舞风波

    第一位在资本主义国家碰到“色情表演”并且“给予坚决回击”的苏联国家领导人，非赫鲁晓夫莫属。

    1959年访问美国，他应邀前往好莱坞。东道主决定用不同寻常的演出给苏联贵宾一个惊喜。起初是弗兰克西纳特拉和莫里斯其士给苏联客人演唱了歌曲《活着，也让别人活》，然后又表演了原汁原味的康康舞。并且不是酒吧或者轻歌剧式的康康舞，而是由专业演员、包括以谢莉·麦克雷恩为首的影星表演的康康舞。

    岂料这个原本无害的节目，却引起苏联领导人极其强烈的反应。据赫鲁晓夫的译员苏哈德列夫说，起初赫鲁晓夫还比较克制，观看演出时并未表态，甚至还冲着演员鼓掌，后来又同她们交谈并一一握手，感谢她们的精彩演出。可是到剧场门口，记者全都围了上来，赫鲁晓夫把脸一沉说道，以他的观点和苏联人的观点来看，这简直是有伤风化。他还说，不该强迫这些好姑娘演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供脑满肠肥、荒淫无度的观众取乐。“我们苏联习惯于欣赏演员的容貌，而不是她们的臀部。”赫鲁晓夫的这番言论在美国人看来是伪善和因循守旧的表现，当地媒体也借此大肆炒作。有一次赫鲁晓夫当众谈起这个话题，他把椅子挪开，背向听众，弓下腰去，提起上衣的下摆。凡是记得赫鲁晓夫体型的人，都不难想象出这个令人捧腹的场面。

    诚然，赫鲁晓夫有时也发表一些颇有外交风度的观感。他同美国总统特使亨利·洛奇一起在洛杉矶兜风游玩，看见许多美国女人都身着短裤，他感叹道：“你们这儿倒是蛮有意思……女人穿短裤。搁我是不准许的。”

    （摘自《悦读MOOK》第28期，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