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殖民史的重现：全球化语境下的分与合     殖民，作为二十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所广泛存在的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的扩张而生，其侵略性不可否认，但殖民史对弱势民族的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与文化传统的强制性泯灭一直是作为矛盾而交错存在的难以厘清的问题。魏德圣在二十一世纪后殖民时代重新审视殖民的历史，在台湾文化十分深刻的殖民时代的遗存中再度叙述殖民时期的民族冲突，并将大的殖民冲突与小的部族冲突融合在同一部影片中，呈现出的是较为全面的多数地区的民族危机的前因。      对于冲突背后的本质矛盾，魏德圣采取的是反好莱坞西部电影里对原住民印第安人的呈现方式的，对野蛮凶悍的原住民在面对枪炮、飞机等现代文明时落后、弱势、力量匮乏的本质的呈现；同时也通过原始部族中以信仰和血缘关系所引发的历史性对话，展现出了殖民时期的弱势民族的对抗方式。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新旧较量，在二人对话密集的台词和镜头转化间，展现了对于“民族信仰”这一人的伴生符号的意义的最大化的理解。现代化的追求发展的年轻人，和老一辈固守民族信仰的民族头目，在对话中传递出了赛德克民族的精神内核——“野蛮的骄傲”。从头目莫那鲁道口中发出的赛德克族人的代表性宣言，与子一代图腾与身份认同的缺失，形成了很好的照应。魏德圣在影片中运用“父权”将这种精神力量加强。在莫那鲁道与典型的游离者后辈二郎的论争之后紧接着出现的莫那鲁道与父亲的虚像共歌的场景，是代际维度上对赛德克族精神信仰的加强，营造了时间上的绵延性与持久性。也正因如此，《赛德克•巴莱》中悲剧性的抗争，更像是一首信仰与灵魂的升华与赞歌。      也许与台湾复杂的族群构成相关，在描写殖民历史的电影中，《赛德克•巴莱》是难得的一部避免了许多民族主义的主观情绪的克制的历史的叙述。“魏德圣并没有简单地判断对错是非，而是以平视的角度，尽可能完整地呈现出历史本身的多向度与复杂性。” 导演魏德圣是台南人，在进入电影行业时又受到另一位外省人的杨德昌的深刻影响，因而他对于“雾社事件”的重构也是基于一个“他者”的想象。在这样的想象中，有赛德克族人违背现代道德的对妇孺的野蛮杀戮，女性在赛德克精神信仰里始终作为附属品的“男权想象”，族群间未开化的仇恨，也明确指出了殖民者所带来的“邮局”“学校”等先进的因子。这种“他者”的想象和魏德圣作为台湾当地导演的在地性一起，构筑出了一个既合乎现代人对原始文明的想象，又契合于台湾本土文化意识的历史重现，导演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情绪，也在这被搁置的历史态度中，得到了另一种解读的可能。       同时，在影片结尾，残酷的杀戮和抗争背后，魏德圣也提出了一种文化和解的可能性。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文化多元性论断一直强调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但是，不同民族的精神力量并非有着割裂的或者对抗式的差异，而更多的是以一种同异共存的形式而存在。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会经历信仰和精神的转型，而现实的惨痛就在于，正因为这些先进与落后的交织，民族间才会产生融合与对抗，入侵与剿灭。电影结尾，对这种民族精神上可能存在的同构性，进行了点到即止的解读。赛德克族身上“野蛮的骄傲”，对于祖灵的坚守，与日本传统武士道精神是否有吻合，精神上的相似性或许带来族际融合的可能，情感上的“怀旧”取向，在带来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时，也带来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精神的同构性的思考。

    （二）少数族群史里的“本土意识”：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历史的主体，原住民在当今台湾仅占人口总数的2%左右，雾社事件更是在台湾教科书上也鲜少提及的历史。对少数族群历史的重提，大篇幅的歌舞、音乐、庆典，刺青等民俗的全方面展现，也是魏德圣所代表的新新台湾导演“本土意识”的又一次觉醒：“可以在多样化的混合过程中容纳边缘化的乡村、少数族群和族裔、异同的语言以及外来的人口。……台湾电影中新的‘本土’概念已超越以往‘乡土’所谓的在地性，而更多地强调全球化语境中‘地点’本身的跨越性和多地性，即某一地点与其他诸多地点的联系和包容。” 在这个移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移民时间各有差异，且各族群有着不同文化根基的当下台湾，原住民文化无疑是对全球化语境中这个无一脉可定的台湾的“本土意识”的又一次勾连。       与内地电影差异显著的一点是，魏德圣在《赛德克•巴莱》中对殖民史的叙述，呈现出“国家”概念的缺失。赛德克人为族群的信仰与自由而战，或说脱离殖民语境，他们针对殖民者的反抗与一次族际冲突并无差别。“在台湾电影建构起新的国族想象的过程中，产生了有别于传统的‘大中华意识’的本土意识。其核心就是强调台湾身份的主体性，并把台湾和大陆（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关系重新思考。” 在英雄主义设定，镜头美学强化的视觉观感的冲击力和集中冲突的叙事模式下，枯燥的历史化为了可看性极强的电影，其最终票房也证明，电影本身在台湾本土的广泛受众，也引发了对于台日关系的再思考。在台湾本土意识觉醒的当下，日据时期的文化遗产是台湾获取他的“文化特殊性”——尤其是与大陆不同的文化特质时必然的挖掘渠道，而“原住民”文化作为台湾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是少数族群的文化历史，却有着台湾对“本土”的再发现的价值。这种价值，一方面对传统“台日”关系的论断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弥合台湾所构建的新的“族群想象”的遗失的拼图。在对原住民权力和文化进行保护和重视的当今国际社会，也只有少数族裔的文化拼图完整之后，才有进一步发现其核心价值的可能。      当然，虽然影片全程贯穿原住民语和日语，且并无大陆“中国”（或说“华夏”）的身影在其中，对于传统信仰的重拾也超越了族群或地域的限制，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域，尤其是对日有仇恨情绪的中国人，因而一定程度上也获得了内地观众的认同。现实是，电影本身的复杂内涵，在本土有特殊的价值和多重解构的可能，但脱离本土后所引发的普通观众的共鸣，大多是对殖民史创伤记忆的一次症候性发作，其中更为琐屑的细节和原住民文化本身仅止于现代人对原始文明的“猎奇”，而难有进一步认同的可能。这也是《赛德克•巴莱》商业输出所必然面临的困境。

(戴爷课的作业…清电脑前贴上来留个纪念)参考文献： 1、[法]马克•费罗：《电影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2、 纪录片《柴静：野蛮的骄傲——专访魏德圣》 3、颜浩：《：历史题材电影的新高度》，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10期 4、张英进：《超越悲情：文化创意产业视野中的台湾电影》，选自陈旭光主编：《华语电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 5、陈犀禾：《论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选自陈旭光主编：《华语电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