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学作品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世界文化的交流离不开各国优秀文学作品传播，因此，对优秀的文学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背影》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于1925年创作的一篇回忆性抒情散文，讲述了“父亲”送“我”到火车站的一系列故事，表达出了父亲对儿子的关爱体贴以及儿子对父亲的怀念与不舍之情。文章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化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中国式代际关系以及父慈子孝的儒家理念 [1] 。而英语和汉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不同语系的表达差异使文本转换易与原文语境产生偏差，因此，对《背影》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对总结翻译经验以准确有效地展示中华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本文选取的两个译本是张培基译本(下文简称“张译本”)和杨宪益、戴乃迭合译本(下文简称“杨戴译本”)。张培基先生和杨戴夫妇都是翻译界极富盛名的翻译家，他们都创造了多本经典译作和译著，《背影》的这两篇译本也是公认的高质量译本。此外，张培基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而戴乃迭女士是中国文学出版社英籍老专家，几位译者分别来自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译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对文章的理解感知差异性较大，便于进行译文比较研究。

在翻译界，赖斯翻译批评理论具有重要地位，并已得到广泛认可被广泛运用。它是以文本类型为导向，同时兼顾语言内和语言外因素的功能翻译批评理论 [2] 。目前，运用赖斯翻译批评理论研究的文学体裁主要是诗歌和小说，而散文体裁的研究较少。此外，对《背影》英译本的研究所使用的翻译理论主要聚焦于目的论、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豪斯翻译质量评估以及泰特勒三原则等等，但基于赖斯功能翻译批评理论下的相关研究尚未出现，因此进行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下的《背影》英译本对比研究很有必要。本研究将以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为视角，以文本类型为导向，从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素两个层面对比分析《背影》的张译本和杨戴译本，展现译者不同的翻译策略、探讨未来翻译的可行方法。

2. 文献综述

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逐渐从纯语言学的翻译理论面向译文的功能研究，强调译文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完全对等，其中赖斯的功能翻译理论就孕育于这一时期。1971年，德国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基于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的语言功能分类理论提出了功能主义翻译视角下的文本类型理论。她在其书《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ranslation Criticism: 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中首次提出了以文本类型为导向，同时兼顾语言内外因素和功能因素的翻译理论 [2] 。

在国内，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应用过赖斯翻译理论。朱志渝(2004) 讨论了功能主义在现代翻译研究中的地位、形式与内容、文本类型与翻译策略的关系以及赖斯的翻译类型学 [3] 。李谧(2008)以赖斯的翻译类型学理论为主要对象，对功能翻译理论及其主要贡献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4] 。张美芳(2009)详细阐述了赖斯的文本类型理论、追溯其理论根源，并结合英汉译例讨论文本类型理论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英汉翻译研究的启示 [5] 。芮雪梅(2011)进行了赖斯翻译批评理论关照下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译本研究 [6] 。陈潇(2015)在赖斯文本类型翻译理论视角下，从词法和句法两方面探索信息文本型化学英语的翻译策略 [7] 。赵婧伊(2022)基于赖斯的翻译批评模式，从文本类型和语言范畴角度来对《天净沙·秋》的三篇译文进行了对比与研究 [8] 。近些年来，运用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下所进行的文本研究采用的文本大部分是信息型文本，或者表达型文本中的小说、诗歌等体裁，鲜有散文这一体裁。此外，运用赖斯翻译批评理论对比分析《背影》的相关研究尚未出现。因此，本研究试图以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为视角，以文本类型为导向，从语言内因素、语言外因素两个层面对比分析散文《背影》的两个英译本，以期望丰富翻译对比分析研究，对翻译策略进行有益探索。

3. 赖斯翻译批评理论

赖斯的翻译批评理论指的是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的文本类型理论，即以文本类型为导向，综合考虑语言内、外因素以及文本的功能的翻译批评理论 [2] 。

3.1. 文本类型

赖斯认为，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应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她将文本类型(即文学因素)主要分为三大类：以内容为主的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这类文本重在提供关于某一话题的信息；以形式为主的表达型文本(expressive)，此类文本重在表达作者的情感态度；以呼吁为主的操作型文本(operative)，这类文本旨在呼吁、引发读者采取相应行动 [2] 。

信息型文本重在传达信息、事实、观点等等，语言的逻辑性、信息的准确性比较强，例如新闻稿件、产品使用说明书、文献、报告等等。因此，翻译信息型文本时需要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客观性，译者应客观准确、简单明了、不折不扣地传递原文信息。

表达型文本重在传达信息发送者的情感和态度，语言强调原文表达形式的美学和艺术效果，修辞手法使用多样、语意多样有内涵，例如文学小说、文学散文、人物传记、各种体式的诗歌等等。因此，翻译表达型文本时应采取仿效法，应力求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相同或者相似的美学效果，形式一致，情感忠实。

操作型文本重在感染并说服信息接收者并呼吁其进行某种活动，它不仅仅注重信息的传达，更强调信息的目的性，即促使信息接收者产生某种反应或者采取某种行动，例如：广告、竞选演讲、布道、说教文章、讽刺文本等等。因此，翻译操作型文本时可以采取编译的方法来达到感染、呼吁读者的目的。

3.2. 语言内因素

赖斯指出，语言内因素属于语言学范畴，主要包含词汇、语义、语法和文体四个维度 [2] 。进行翻译实践时，要力求做到词汇准确、语义对等、语法正确和文体的对应。但是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以上四个维度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信息型文本，要更加注重词汇是否妥帖，语法是否正确，表达型文本和以操作型文本，要更加注重语音、句法以及词汇方面的对等和转换 [9] 。

3.3. 语言外因素

语言外因素属于语用学范畴，包括时间因素、地域因素、发话人因素、接受者因素以及情感因素等等 [2] 。语言外因素也是翻译批评中的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也要加以重视。

4. 两个英译本的对比分析

4.1. 文本类型

《背影》是一篇散文，属于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下的表达型文本，所以在进行翻译实践时，主要应该采取以形式为主的表达型文本的翻译策略，那就是采用仿效法，运用与原文相似或相同的形式，忠实表达情感和态度，从而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相似或相同的美学功能。

4.2. 语言内因素

4.2.1. 词汇

例(1)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 [10] 。

张译本：The discouraging state of affairs filled him with an uncontrollable feeling of deep sorrow, and his pent-up emotion had to find a vent. That is why even mere domestic trivialities would often make him angry [11] .

杨戴译本：The thought of this naturally depressed him, and as he had to vent his irritation somehow, he often lost his temper over trifles [12] .

在这句话中，“我”介绍了近几年“父亲”的状态。从词汇上看，“触目伤怀”、“情郁于中”都属于四字成语。译者对特定翻译策略的选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传达中国四字成语的意义，使译入语与原文的文化语境相契合，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目 [13] 。张译本将“触目伤怀”翻译为“The discouraging state of affairs filled him with an uncontrollable feeling of deep sorrow”，采取了增译的翻译策略，相比于杨戴译本的“this”，点明了“父亲”“触”到的东西，即当下令人沮丧的现状，便于读者理解。此外，张译本将“情郁于中”译为“pent-up emotion”，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九版)，“pent-up”即“feelings or energy that cannot be expressed or released”，准确完整地译出了“父亲”“郁”在心中、无法宣泄的状况，表达准确具体，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父亲”这一辈人振兴家业的抱负、肩负的家庭责任、以及面对现实的苦闷，而杨戴译本则将其直接用动词“depress”概括，相比之下，表达不够精准，丢失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此外，“父亲”“发之于外”的应该是心中的“郁”，杨戴译本将其译为“irritation”，意思是“生气，愤怒，恼怒”，有过译之嫌。因此，在词汇这一方面，张译本的处理更加准确具体，很好地满足了“词汇准确”的要求。

4.2.2. 语义

例(2)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

张译本：After a few steps, he looked back at me and said, “Go back to your seat. Don’t leave your things alone.”

杨戴译本：After a few steps he turned back to look at me. “Go on in!” he called. “There’s no one in the compartment.”

这句话描写的是“父亲”嘱咐“我”到座位上坐好的场景。“父亲”说的“进去吧，里面没人”，指的并不是字面意思“里面没人”，而是在表明车厢里面没有人，东西没人看管，所以让“我”赶紧进去。杨戴译本将其直译为“Go on in! There’s no one in the compartment”，仅仅表达出了字面意思“车厢里面没人”，而张译本将其译为“Go back to your seat. Don’t leave your things alone”，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直接向读者表明了“父亲”的意图，“不要把东西单独扔在那里，快进去吧”，真切地表达出了“父亲”对“我”细腻的情感和无尽的牵挂，这实现了“语义对等”，有助于读者理解浓浓父子情。

4.2.3. 句法

例(3)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

张译本：We entered the railway station after crossing the River. While I was at the booking office buying a ticket, father saw to my luggage.

杨戴译本：We crossed the Yangtze and arrived at the station, where I bought a ticket while he saw to my luggage.

这句话描写的是“父亲”送“我”进车站的场景。从句法上看，原文前后两句相互对照，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四个小短句，没有连词，符合汉语“意合”的特点。张译本直接顺承原文形式翻译，译为独立的两句话，而杨戴译本则在两句话之间加上了连词“where”，将两句话巧妙地译成了有联系的一句话，浑然一体，这关照到了英汉语言的差异性。汉语重意合，即善于用意义或逻辑把语言单位联结起来，而英语重形合，即用形式把语言单位联结起来 [14] 。此外，文中“过江”“进站”这两个动作是连贯的,有先后顺承性。张译本先写了“entered”再用“after”连接“crossing”，动词顺序与原文相比进行了颠倒，这种处理方式削弱了原文的四个小短句前后对应的效果，而杨戴译本中用了“crossed ”“arrived”两个动词来和原文中的“过江”“进站”两个动作前后相对应，用“bought”“saw to”两个动词与“买票”和“照看行李”两个动作对应，这种处理方式与原文的语序、形式更加一致，更符合句法形式一致原则，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

4.3. 语言外因素

4.3.1 . 发话人因素

例(4)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张译本：Oh, how I long to see him again.

杨戴译本：Shall we ever meet again?

这句话是在“我”读完“父亲”来信后内心发出的不可抑制的感慨与呐喊，单单一句感叹句就把内心的无奈以及对父亲难以表达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全文的情感再次升华。从发话人因素的角度来看，此句的发话人是“我”，表达出了“我”对“父亲”深深的思念之情，杨戴译本舍弃了原文的感叹句句型，将其转换为一个疑问句，“Shall we ever meet again”的意思是“我们还会再见面吗”，似乎弱化了原文的情感，表达不出发话人心中的呐喊与无奈之情，张译本也未沿用原文感叹句的处理方式，但是直接将原句表达为“我多么渴望再次见到他”，完美地展现了发话人“我”的情感，更符合语境。

4.3.2 . 接收者因素

例(5)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

张译本：After I arrived in Beijing, he wrote me a letter, in which he says. “I’m all right except for a severe pain in my arm. I even have trouble using chopsticks or writing brushes. Perhaps it won’t be long now before I depart this life.”

杨戴译本：After I came north he wrote to me: “My health is all right, only my arm aches so badly I find it hard to hold the pen. Probably the end is not far away.”

这句话是在“我”到达北京后“父亲”给“我”写信的内容。对比两个译本可以发现，杨戴译本要简洁得多，但是考虑到接受者因素，张译本体现得更好。张译本将“北来后”具体化为“arrived in Beijing”,这样更有利于信息接受者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而杨戴译本直接将其译为了“came north”，读者可能并不明确“north”具体指代的是哪个地方。此外，对于“举箸提笔”，张译本完整地译出了“箸”和“笔”，分别为“chopsticks”和“brushes”，而且对于“笔”，张译本也没有直接译为“pen”，而是译为“brushes”，因为当时人们用的笔是“毛笔”，这既考虑到了接受者因素，也有助于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相比之下，杨戴译本漏译了“箸”还将“笔”直接译为了“pen”，则有些不妥。

4.3.3 . 情感因素

例(6)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张译本：Oh, when I come to think of it, I can see how smarty I was in those days!

杨戴译本：Ah, thinking back, what a bright young man I was!

这句话描写的是当时“父亲”给茶房一些小费让他照顾“我”时，“我”心里嘲笑“父亲”“迂”的心理描写，“我”现在回想当时自己的心理状态，只感到自己的年少轻狂、自以为是。从修辞的角度看，这句话运用了讽刺的修辞，表面上在感叹“我”当时真是太聪明了，实际上是在讽刺“我”当时的自以为是，自以为比“父亲”聪明。所以，在此处，张译本采用的是“smarty”，意思是“自作聪明的人”，符合此处讽刺修辞的效果，而杨戴翻译为“bright”，缺乏贬义的意思，因此，在此处隐含意的处理上，张译本更好地表达出了“我”反讽自己当时的自以为是的情感，这也更能体现出“我”的后悔之情以及对“父亲”的愧疚之情。

5. 结语

文章在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下，以文本类型为导向，从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两个方面，对张培基和杨宪益、戴乃迭合译的两个《背影》英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背影》是一篇散文，属于赖斯翻译批评理论中的表达型文本，翻译时应力求使译文与原文达到相同或者相似的美学效果，形式一致，情感忠实。研究发现，两个译本都较好地传达了原文功能，译者也各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语言内因素层面，笔者从词汇、语义、句法三个角度对比了两篇译文，张译词汇准确、语义对等，杨戴译本句法形式更加一致；在语言外因素层面，笔者从发话人因素、接受者因素以及情感因素三个角度展开对比分析，张译本细节处理更加到位，很好地关注到了原文情感表达。对比译文的目的并不是去批评译者，而是从译者的翻译实践中不断学习，方便晚辈总结出切实可行的翻译方法，更好地服务翻译实践应用。译者只有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文本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进行翻译实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