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雪球App，作者： 格雷厄姆费雪巴菲特，（https://xueqiu.com/6730864604/199991643）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后的半个世纪，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地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等文学作品并不是来源于作者们的想象力，而是来源于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八岁（1841年的法国）的工厂童工或仅大于十岁（1842年的英国）的矿山童工们的真实生活。维莱姆博士（Villerme)的著作《制造业工人的现状》于1840年在法国发表（推动了1841年一个尝试性的新童工法律的颁布）,描述了与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现状》中描写的同样肮脏的现实。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下半叶——甚至是到最后30多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十年中，工人的工资一直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阶段停留得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利用目前可用的不太完整的资料进行合理估算，两国的资本收入（工业利润、土地租金和房屋租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世纪上半叶大大增加了。随着工资部分赶上经济增长，这一比重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略有减少。然而，从我们整合的数据中并不能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平等的结构性下降；我们在1870~1914年看到的充其量是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在19世纪40年代资本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八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即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后来大家耳熟能详：“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撰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马克思没有完成这本著作的撰写，《资本论》的第一卷发表于1867年，而马克思于1883年带着两卷未完成的遗憾与世长辞。他的朋友恩格斯将其遗留的手稿片段进行整合，在其死后将这部大作出版供世人瞻仰。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放在了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即认为市场是具有自我调节系统的，就是说，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自身调节，在不出现重大偏差的情况下达到均衡，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和让·巴蒂斯特·萨伊生产创造需求理论有异曲同工之意）、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Proudhonians)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主要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土地资产，因此原则上资本累积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步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同李嘉图的预言一样，马克思的悲观预言也没有实现。在19世纪后1/3时期，工资终于开始慢慢增加：工人阶级的购买力显著提升并不断扩大范围，这一现象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即使极端不平等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层面直至“一战”前依然有增无减。共产主义革命正式拉开序幕，但主要集中在欧洲和苏联经济落后地区，这些地方几乎没有开始工业革命，然而大部分先进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寻找其他利于社会民主的途径——他们的公民是幸运的。如他的前辈一样，马克思完全忽视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平衡私人资本积聚进程的重要因素。无疑他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去支撑他的预言。他决定于1848年发表这一论断时可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也就是在为了证明其结论开始着手进行必要研究之前。显然，马克思在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进行写作，这从他偶尔做出的轻率声明中可见一班。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理论需要搜寻尽可能完整的历史资料，而在这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做到挖掘全部可利用资源。而且，他也没有花心思研究没有私人资本的社会在政治和经济层面是如何运行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那些取消私人资本、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的悲惨现状就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尽管有这样的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累）,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获得启发。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其在19世纪的影响。从某个角度看，这个原则比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更加让人担忧。如果人口和生产率增长水平都相对较低，那么财富积累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如果它增长到极致，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时候。换句话说，低增长不会完全抵消马克思的无限积累原则：由此产生的均衡状态尽管不像马克思预言的那么严重，但仍然十分令人烦扰。如果积累终止于有限水平，那这个有限水平恐怕会高到足以影响社会安定。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某些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私人财富水平在国民收入中呈现的高水平，直接辅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