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1世纪初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和持续，国外左翼学者从各层面各领域对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影响以及资本主义的命运与走向进行了深刻分析，这些分析将资本主义危机归结为五个方面，即资本主义危机是生产方式危机、民主危机、价值观危机、生态危机和体系危机。

　　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潜在的危机在于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英国当代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通过对资本主义时空形式与资本主义扩张之间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然是将内部时空矛盾不断转向外部用以缓解国内矛盾的升级。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认为资本主义体系深陷困境，“资本主义一直就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它总是不停地促成资产集中，最后导致游戏玩不下去。”而今，“资源的消耗、殖民活力的终结、西方经济体的过度负债、新竞争者的崛起让回旋余地显著减小。”

　　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玛丽·沃伦讲，“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生存的关键就在于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市场覆盖范围：要么增长，要么死亡。”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回旋空间在收窄，资本主义曾经用以克服危机的种种举措，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将在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个根本矛盾的影响下失去效用。

　　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

　　经济危机之后，许多左翼学者对资本主义所谓的自由民主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西方民主已然演变成少数人的民主、金钱的民主、低效率的民主等。

　　形式上的一人一票制不足以掩盖实质上政策对资方利益的严重偏袒，一人一票制的效力远不及一美元一票制的影响力大，致使民主的代表性危机愈发严峻。美国著名左翼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真正能够影响美国政治并参与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跻身1%的少数群体。占低收入人群约70%的人，不论他们投票与否，对政治都已经完全失去了影响力。

　　垄断资本家通过政治献金、游说以及华尔街与美国财政部之间那道“旋转门”使国家政权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垄断资本家得以同时扮演“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正如美国著名左翼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所说，对于那些有钱人而言，花钱塑造政治进程是一项投资，“从中他们要求(并得到)回报。他们最终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塑造政治进程就是很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于是那便增强了其他选民的失望感并进一步增强了金钱的力量。”

　　自由平等神话的终结

　　资产阶级所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精神在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下不断受到冲击，特别是在反思危机发生原因时，会自然产生对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的质疑。

　　正如大卫·哈维对美国自主、自由的定位，美国所宣称的所谓自由平等理念在传播中凸显着霸权主义的色彩，其“对捍卫自主和自由的关心，被有系统地用来替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势力辩护，被证明其控制世界上许多地方是正当的。美国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绝对价值时，向来不排斥诉诸强制和暴力手段。” 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自由只属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群体，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却只有微薄的收入和被限制、被圈定了的自由。

　　所谓的平等也被巨大的贫富差距和代际贫困的传递一点点耗尽。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有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但却必须接受不同起点的竞争。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现在有61%的美国人认为其经济体制是有利于富人的；只有36%——略超过1/3的美国人觉得其经济体制一般是公平的。

　　价值观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国家软实力的危机。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等价值领域的危机，则不可能在短期内有所缓解，也很难在原有的体制框架下得以恢复。

　　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左翼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扭曲了。圣劳伦斯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德鲁·W·琼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增长问题、技术问题和消费问题共同导致了严峻的生态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徒劳的。“当增长沦为资本积累，而不考虑自然或人的定性需求时，增长就会成为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采用新技术时，资源成本会被考虑进来，但生态成本却不会被涵盖进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面对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内部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式的，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行不通。

　　英国伦敦政策研究与发展研究所的理查德·史密斯认为资本主义那种“生态毁灭式的增长是内潜在任何可能的资本主义之本质中的”，并非可以主观选择的，这是由资本自身的逐利性必然驱使的结果。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共享。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模式外寻找答案，构建“一种基于人类真实需求来组织生产、严格限制特定资源能源消耗、尽力减少污染与浪费的社会主义式生态经济”，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富裕资本主义陷入系统性危机

　　左翼学者从对资本主义局部矛盾的关注转向了对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的关注，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预测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上限，认为以“持续追求无止境的资本积累”为主导性特征的资本主义系统已经进入“结构性危机的末期”，该系统将在未来三四十年的时间达到发展的极限。

　　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从资本主义积累的长周期来审视这场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或者没有未来)伴随着五个系统性问题：滞涨、寡头式再分配、公共资产流失、腐败和全球无政府主义。”这些问题最终将在经历长期与痛苦的过程后压垮资本主义本身。

　　日裔美籍学者山村耕造认为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已然陷入系统性危机之中，它们普遍面临着三重危机，即长期停滞不振的经济；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使资本主义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正趋近于临界点的且不可逆转的环境大灾难。面对这些困境和问题，“箱内”操作这一拘泥于资本主义现行体制的改良政策并不能奏效，必须转向系统性变革的“箱外”操作。

网络编辑：张福军

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