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前半句是针对其珍贵的历史价值而言的，后半句则与作者司马迁渗透在作品中强烈的感情色彩有着极大的关联。

《史记》作为一部史学巨著，本应力求客观、准确，可是作品中却有着浓厚的主观情感，我想，这首先与先秦的史学传统是不可分开的。前代的史学家们并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记录，往往会在著史过程中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例如，孔子著《春秋》就时常以一字寓褒贬或是以曲折的笔法含蓄委婉的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司马迁个人的身世际遇和人生体验，它使得司马迁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自觉的融入了对历史人物、事件、及自己的感慨。

正如《报任安书》里所言“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正是那样困厄的处境，积郁的悲愤激发了司马迁强烈的思想感情，奔涌在《史记》的字里行间。

读《史记》，我们会发现司马迁往往在不仅在替历史人物抒情，通过细腻而真实的描写，委婉的表达悲剧人物内心的愤慨与责问，也在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例如《李将军列传》里，司马迁从善于骑射，奋勇抗敌，正直廉洁，爱护士兵等方面，赞颂了李广的为人，讴歌了他的军事才能和英勇无畏的精神，书写了他一生征战可歌可泣的历史。可正是这样一代名将，最终却落得悲剧下场，其中的原因作者只能曲折的表达。“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这是文章中李广对望气者王朔说的话，却具体的表现了他对命运的责问，其中，作者的同情，愤慨和对统治者的贬斥便蕴含其中了。

又如《屈原贾生列传》里，屈原虽才气过人，文学成就显著，但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因忠被贬，通过描写这一历史人物，作者表达了对汉朝统治者不能知人用人，昏聩无能的批判和对奸佞小人嫉妒贤才，谗言媚主的愤慨。文章中，“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闲也”，如此议论，既是点明屈原被放逐贬斥的原因，又何尝不是作者自己对于统治者的责问呢？

还有，司马迁在《伯夷列传》里写伯夷忠诚仁义，拒绝吃周朝粮食而饿死，写颜渊勤奋好学却时常被贫困所扰，过早离世，与凶暴残忍，胡作非为却能长寿而终的盗跖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直抒胸臆，酣畅淋漓的表达对所谓“天道”的困惑。总之，我认为司马迁时常在借他人的故事，寄托自己的忧愁，以发心中积郁的愤慨，从而使得《史记》中流淌着作者自身的爱恨褒贬。

但是，倘若司马迁只是一味按照自己的想法无节制的抒情，那史记也就不足以成为史学与文学的经典了。我认为《史记》抒情，却不滥情，他的部分文辞隐忍而让人心酸。例如《报任安书》里，他写“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宫刑之辱，心中巨大的悲痛都没有进行过度的渲染，只是在寥寥几笔便跃然纸上了；他写“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 ”，“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以这种近乎自嘲的方式写自己如今地位的卑微，身份的尴尬，不能一如既往尽忠报国，心中的无奈与痛苦读者却一目了然，而且他忍辱负重的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又让人不禁心疼，动容和敬佩。

最后，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读《游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也。”我想，也许《史记》正是有如此发自肺腑的抒情，感同身受的刻画，方才感动了读者，流传为无韵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