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头写作、极少上网的贾平凹，未能避免网络时代的冲击。几乎所有作品，不但纸质盗版无法扼制，电子版更难逃厄运。没有人跟他打招呼，也没有人付稿酬，轻点鼠标便一览无遗。所以，当听到有人对他说：“把你的作品放在网上收费阅读”时，贾平凹欣然应允：“虽然钱少得很，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事，我当时就表了一个态，如果不给你费用照登，你也没办法。”

    这是他的《古炉》与《带灯》（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签署电子版权的原因之一。今年1月，《带灯》电子书单本定价15元，在腾讯阅读平台上架一个月，就创下销售12000册的佳绩。而当下电子图书最常见的销售价格是2元—5元，超过便无人问津。

    此前，贾平凹的《古炉》纸质版还未亮相，就有“版权纠纷”找上门来，说贾平凹将《古炉》的电子版权同时给了网易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面对质疑，贾平凹有些委屈：平时不上网，对于数字版权等也搞不懂。怎么就糊里糊涂“一女二嫁”了？

    ■“我到现在都不大上网。有时候觉得恐怕也落后这个时代了，但是后来想，也用不着。因为周围人没有不上网的，网上什么事情，你不想听他都给你讲，网上发生什么事情你都知道。”

    读书报：您上网吗？网络都用来做什么？

    贾平凹：有时上网看看新闻。整个社会信息爆炸，你不看周围人也在看，听都听会了。原来我看报纸，后来发现报纸登的也是网上的消息。上网就是太费时间，只是看新闻，一看也好长时间。微博我也不进去，有什么新鲜文章，打印出来看。

    读书报：《古炉》出版后，电子版“一女两嫁”广受关注；今年《带灯》又是腾讯网传统作家电子书销量最好的作品。有什么秘诀吗？

    贾平凹：我的长篇小说销量没有下过25万册，《带灯》电子版销量也好得很。《古炉》电子书版权之争我不了解，糊里糊涂，后来很快就平息了，也没形成谁告谁。我签合同，基本不看，版税给多少，也不追究。有人看书卖得好，说我会操作。我最不会操作，稿子一交出版社就全不管了。人家让咋弄，我只是配合一下，出现啥问题，能抹就抹过去，所以我在文坛就不起事，最多表示下我不是那样子。浪费不起这时间。作家任何时候都是靠作品说话，我就是全神贯注把自己的事干好，不哗众取宠，也不投机取巧。你反抗是这样，不反抗还是这样，事情总有个水落石出。古人讲，吃亏是福，还不如老老实实吃点亏，做个有福之人。时间长了，自有人心公道。

    读书报：您怎么看网络阅读？

    贾平凹：网络是阅读很重要的渠道，能争取更多的读者是好事情。

    ■《带灯》中运用了大量隐寓。带灯是“萤”，它发出的光是微弱的，却更真实且值得依靠。贾平凹在作品中关注了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或许与揭露无关，与批判无关，而是怀着巨大的悲悯之心。

    读书报：您主张写的东西一定要从土地里长出来，但是这种写实是否也会是想象力的一种制约？

    贾平凹：写现实生活，是要真正从生活中蒸腾出来的。如果在房子里编，一看就是假话。你说真话还是假话一听能听出来，写文章也是，真情还是假意，哄不了别人。素材要从生活中来，智慧的东西得自己体会才有意思，一切都必须是原创的，从生活中体会，一定有生命。

    读书报：有评论将《废都》解读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其实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没落、精神衰颓，这种对于时代问题的敏感和把握，在您的写作中是否一以贯之？

    贾平凹：50年代出生的作家，受传统教育多，有担当、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还有文人的情怀，关注社会现实多一些。目前看，各方面都富裕了，但是社会转型中基层问题特别多，矛盾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对下面越了解，对国家、对民族越有忧患意识，心里会感到焦虑。比如维稳，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东西。我在写《带灯》时，有人问最难的是什么，我说最难的是写出中国特点。《带灯》里写上访，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发生的问题，在法制国家不可能存在维稳。

    读书报：《带灯》的批判很尖锐。

    贾平凹：不在我维护或批判什么，我是完全想写出中国目前的世情、国情、民情，写出背后的中国文化支撑，才能给人类发展提供一种经验。写的时候我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抒发精神世界，越虚越好，写得浪漫唯美，尽量张扬内心世界；另一部分是写现实生活，越实越好，都是发生过的事情，没有一句胡编，写得很实在。现实中的带灯，完全是凭借对文学的爱好和对爱情的向往应对现实中的无奈和痛苦。我曾经做好准备不发表。

    读书报：作品中带灯接触的问题， 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展示，但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呈现，而是有一种悲悯的情怀。

    贾平凹：认识带灯的原型之后，乡政府发生啥事我都知道。写带灯，实际写的是乡政府；不仅仅是写上访的故事，也不是写上访的干部，而是写乡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写，把社会面铺展开了，有污染的问题、改革的问题、计划生育的问题……都在里面交织。我老家有个县委书记，现在是市里的领导，一下买了近200本《带灯》，说要送给市里每一个乡镇领导，让他们好好看看人家带灯是怎么工作的。

    ■带灯说，她的命运是“佛桌边燃烧的红蜡，火焰向上，泪流向下”。她毕竟是个“萤火虫”，只能发出微弱的光，无力改变什么。带灯的27封信中对现实的压抑和倾诉是带灯的，也许还是贾平凹自己的。

    读书报：《带灯》的编排形式借鉴了《圣经》。《秦腔》、《高兴》……每本书的结构都有不同，文学样式是由什么决定的？

    贾平凹：故事题材决定你用什么样式，萝卜有萝卜的做法，白菜有白菜的做法。《废都》之后，总得有些变化。《带灯》人物特别少，不象《秦腔》、《古炉》里有一两百个人物，所以不能用纯故事情节展开，只能写日常生活，加了很多闲话，采取这个办法解决形式单薄的问题，也适应阅读。

    读书报：《古炉》出版后您说过不大考虑读者的阅读，不能适应而应该引领读者，这次怎么考虑到“适应阅读”了？

    贾平凹：其实《秦腔》、《古炉》好读，只是人物关系太多。为什么有读者说不好读？他们被复杂众多的人物关系搞乱了。

    读书报：写当下，在文学性的处理上更考验作家的技巧。

    贾平凹：写过去怎么编都行，现实不能编，稍不注意就漏馅了，还要把握准确度、深刻度。《古炉》都比《带灯》好写。《带灯》是眼下发生的事情，必须要熟悉。现在农村和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农村是两码事情，农民形象不一样，农村形象不一样，读者也不是老读法了，稍微不了解就不知道咋写，好多人不写现实，是因为不熟悉，不知道咋写，没有多少人愿意下去跑。

    读书报：您经常在下面走，觉得人心惶惶，这样的状况对写作的心态有怎样的影响？

    贾平凹：写作时我不管任何事情。说潜心创作，我问心无愧。每部作品不管三十万字还是四十万字，我都是手写，至少写三遍，改的时候，我不是在稿纸上改，是边抄边改，每部作品完成至少写一百二十万字，劳动量特别大。没日没夜地写，写的时候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可是读者一下子不经意就看过去了，有时候也痛苦得很。

    ■ “每个文学思潮我都不跟，别人在写啥我坚决不写，我总想跟别人不一样，思维上不一样，逆反着走。”贾平凹的“逆反”使他的作品受到一些批评，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促使他不断思考和调整，成就了他的写作。

    读书报：年轻的时候，您也问过一些编辑老师：作品能不能写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所以您说作家一定要看清自己是什么苗苗。您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是个作家苗苗？

    贾平凹：爱是第一要素。就像找对象，只要爱，有多大挫折都能坚持下去。搞啥成不成，总体会有个数。创作中有各种人，对性情温和的作家，一定要鼓励他，几次打击就没劲了；也有性情古怪的作家，越打击越往前扑。

    读书报：走上文学之路，听说您也有被退稿的经历？

    贾平凹：最早是退稿多，创作后争议多。那时投稿，几个杂志不但不用，还强调坚决不能用这种资产阶级情调的作品，对于争议，我写我的，啥也不管。大家关注是个好事，作品你愿意咋说都可以，不管说好说不好，能触及你很多东西。我对批评还是留意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写作的原因之一，总是在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希望自己有所变化，更完善一些。

    读书报：1982年，陕西的笔耕小组在西北大学图书馆对您的作品研讨，还有印象吗？您如何评价那个时候的研讨会？

    贾平凹：主要是批评。老觉得我和别人不一样，思想、政治性不强，不是昂扬向上的。唯美啊，讲究技巧啊，好象都不是无产阶级的情调，跟当时政治气氛不一样，他们觉得那些作品是精神污染。从二十多岁写作开始，只要受批评我都在里头。当时肯定是有不愉快，受到一些影响，现在看反倒是好事情，也是一种磨炼。

    读书报：笔耕小组的研讨之后，您写出了商州系列，有评论说您这是“反抗之作”？

    贾平凹：也不仅仅是反抗之作，但批评能促进一下，引起我的思考。我正视自己的下一步咋弄，决定建立“根据地”，回老家，写商州系列。

    读书报：您的很多作品总是有一些争议。对于批评您怎么看？

    贾平凹：如果说不到点子上，就是表扬得像花一样，我也不爱听；只要你说到点子上，对我有好处，何乐而不为？我也看了一些批评文章，有些没读懂我的作品，胡猜乱想。对于阅读，我有一个观点，首先要欣赏性地阅读，在阅读中吸收优点，不能先入为主，不能还没读小说呢就反感谁了。就像见一个人，漂亮就多看一眼，不想看就不看。不能见了就把衣服撕开，看看你洗干净没有，身上有没有虫子，像审查一样在你身上找毛病。任何文学作品不是写给全部读者的，是写给一部分人的。

    ■贾平凹没有跟随任何潮流，但是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既看到中国传统的意蕴，也能想见西方文学的经典。潮流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谁在谁的前边。在你后边时，一转身，我在你前边了。贾平凹的创作也是如此。《怀念狼》中提到的环境问题、生存问题，十多年后才被陆续关注，但在当时没人理解。

    读书报：您从来不入哪个潮流，那么各种文学思潮到来的时候，比如先锋文学对您有过什么影响？

    贾平凹：先锋的东西最早传到中国的是美术，我吸收西方美术理论特别多，对思维的开拓很有帮助，也符合我的思想。原来批判我小资、唯美，在西方文学才不是那些理念。我当时是想，不能生搬，怎么变通过来，至少在形式上不要让人看出来是模仿。80年代，我反复阐述过我的观点，坚决反对翻译体，中学为气，西学为用，要学习西方境界---那时没有“价值观”这样的词。

    读书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前瞻的意识？

    贾平凹：我对社会有一个感觉，啥东西都有规律性，水肯定是从高处往底处流，从西往东流，具体路线流法我不知道，趋势我能把握住。琢磨这些东西，时间长了，能看得远一些，我预测一些事情，特别准。因为我从小生活的环境就是那个环境，小时候，神秘的东西变成生活的内容，不是装饰，也不是附带。

    读书报：90年代，《废都》火了，之后每部书都发行50万册，这时候您的创作进入了什么状态？

    贾平凹：创作上好着呢，不是苦着写不出来。我心态好，平和吧。有个朋友评价我说，老贾这个人几十年没说过一句硬话，没干过一件软事情。我说这句话倒把我看得很准。

    读书报：《秦腔》的写作，您提到有神来之笔，这种状态在后来的写作中常有吗？

    贾平凹：写顺了高兴得很，突然就有感觉；有时候也烦燥得很，写一遍撕了，写一遍撕了，这时候就得等待灵感。

    ■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对中国经验的表达，贾平凹是首屈一指的，他的作品非常充分地延伸了明清小说的文脉。也许不太讲究技法，没有太多起承转合，也许混沌而来，苍茫而去，却呈现了一种山风海骨的大气象。

    读书报：“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断裂，很多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上是一段空白，或者说吸纳不够，但您是一个特例。

    贾平凹：我是喜欢，有意为之读一些古典文学，中国的经典起码得浏览一遍。有些咱也看不懂，尤其是学问式的，基础还不够。一旦钻进去，就发现和古人治学、读书的办法差距远得很。过去的人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现在从事文学的人有多少读完过四书五经？据我所知，大部分人都不看，除非专门研究者。当然现在读外国文学、政治经济、自然科学的， 阅读面广了。

    有时候我们说继承民族传统，很多人连民族传统都不知啥东西，以为五十年代的就是传统，实际上最传统的是明清以前的、汉唐以前的东西，那是最好的。

    读书报：您作品的意象特征是无意识的吗?从早期的《卧虎说》、《水意》等作品，到现在的《古炉》、《带灯》，意象是您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种传承方式吗？

    贾平凹：几十年一直有这种意识。中国人啥东西都是意象的，中国思维就是意象思维，不管是《易经》还是其它，都是说大概的故事，叫你体会道理。尤其《易经》，全部都是意象，所以不停地比喻，像水面上落下一枚石子，水花不停地泛开去。比如张爱玲、沈从文的闲笔，用一个套一个精妙的比喻让你不停地看下去，看每个词，每个字，都有意思得很。我经常把成语反过来看，好多是司空见惯的成语，被概括出来后就毫无生命力了，实际上和原意有差别了，还原过去，增加想象力和形象感，就丰富起来了，其乐无穷。

    读书报：好像每次写作，您都对文学对文字顶礼膜拜，这种神圣之感让人觉得感动。

    贾平凹：什么东西一旦生成，就有生命了，对啥东西，都应该有敬畏。人活在世上，是很美好的，老天给你太阳，又给你一个月亮，还给你这么多颜色，慢慢体会，这日子好得很，令人感激。

    读书报：《古炉》中有些神秘的东西，狗尿苔能闻见村人的灾祸，死亡气味，蚕婆用剪纸艺术复活飞禽走兽的灵魂与生命，有人说您是借鉴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么说实际上根子还是传统的。

    贾平凹：拉美魔幻生硬得很，拉美人思维还不如中国人灵活柔和。《窦娥冤》里六月天飘雪，《梁祝》里梁山伯祝英台死后变成蝴蝶，中国人的想象力丰富得很。生活中要琢磨各种事情，什么叫智慧，什么事举一反三，想通了，就是智慧。

    读书报：《古炉》中借鉴了《王凤仪言行录》，提到还俗和尚善人给人们说病。大多数病治不了，其实是在治人心，这里有善人的理想，好像也有您的理想。

    贾平凹：善人也有原型，是在民国末年，他的说病，其实就是心理学，再用儒释道包装起来。现在好多病都是精神病，包括癌症，都是精神导致的病，道理讲清，没有郁结之气，病就没了，这也是人生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