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位于内罗毕贫民窟马萨雷的“北京小学”就落成两周年了。两年对于一座建筑来说只是短暂的时光，但是对于这座学校来说却不太一样。这是一座由中国NGO捐赠给当地学校的新校舍，采用的是国内自主研发的预制建筑技术，不过最为关键的还是它的地理位置，它位于贫民窟的内部。

最近一次看到“贫民窟”在媒体上大量曝光，主要是在里约奥运会期间。里约的贫民窟可谓声名远扬，如果你没有看过“上帝之城”，那也至少在“里约大冒险”中看过这个上帝怀抱下绵延不绝的山坡之上的贫民窟。一开始你也许感到震撼而意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群人、什么样的政府，可以容忍一座庞大的贫民窟占据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半壁江山。然后你稍作考察，就会发现里约贫民窟别名法维拉，有自己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小政府，还能看到一些有趣的艺术创作，在其他南美城市中还有不少类似的地方。

“贫民窟”一词翻译自英文Slum，它有明确的指代意向。从物理环境来说，贫民窟让人感到拥挤、肮脏、无序、贫穷。不过毕竟我们身处一个国际化的时代，也许你的亲朋好友中就有人去过世界上某个贫民窟，并在里面稍作停留。你采访这位“勇敢”的友人，他说贫民窟的访问给他带来很大的冲击，他煞费口舌描述那里确实肮脏贫穷，极不安全，在最后加上一句，“不过里面的人好像也感到无所谓”。如果你的这位亲友够胆再访贫民窟，甚至于与这里的居民交上了朋友，他就会发现，居民不但对自己的家境并不绝望，反而对生活充满期待，拥有充沛的活力。另外，他也发现贫民窟的居民并不像他想象的这么穷，正相反，有的人生活条件不错，不错到你会忍不住好奇为什么他们仍旧住在贫民窟。久而久之，你的朋友开始在贫民窟里下馆子，吃手抓饭，喝奶茶，认识了孩子王、小学校长，并且为了邻居家门口能否种花的问题和房东讨价还价。

我就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并且也亲身经历了这种观念的转变。

2011年7月，我在联合国人居署参与一个贫民窟改造项目。联合国人居署是一个致力于改善穷人居住环境的国际组织，因此它将总部设立于发展中国家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内罗毕最大贫民窟叫“基贝拉”（Kibera），我参与的项目是要对这里的道路做升级改造的设计。为了更好地进行这一设计工作，我提出到司朗嘉做实地调研，但我的提议遭到了领导坚决的否定：“一个肤色较浅的外国女性进入这样的地方简直是待宰的羔羊。”于是我和我的同事得到了司朗嘉社区的卫星图片，还有一些书本资料。

书本资料里的信息和你能想象到的一样触目惊心，这些数据和描述不但没能帮助我们在道路重建方面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却让我们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为什么在发展中国家有那么多贫民窟？人居署庞大的人力资源和知识网络，为何仍旧无法解决贫民窟的问题？是什么在维系他们的生存？为什么我们充满善意地帮助贫民窟居民，他们对外界人士仍旧充满敌意？我们所做的道路设计，究竟是想让贫民窟里的人们走出来，还是让外面的人走进去？

这些疑惑随着阅读的增加与日俱增，直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朋友受到社区保安的邀请，参加他儿子的生日趴。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贫民窟”，而对贫民窟平面化的感知爆发成了一种三维的信息轰炸，每一个器官都在接受震撼教育。

这是一个小而典型的内罗毕“贫民窟”，它位于内罗毕富人区的中间，这里的居民大多都在富人区从事园丁、保安或家政工作。从别墅区间的小路一拐，就走入了一条灰蒙蒙的土路。沿着土路上坡，铁皮屋顶的棚屋开始多了起来，从零星排布到紧锣密鼓，最后不得不走进一条只够两人并行的小道。走了几步，空间突然放宽成了一个小广场，广场上排列了一些座椅，座椅上方撑起帆布遮阳棚，几个衣着朴素、神态怡然自得的白胡子老先生按辈分坐在靠背椅上，角落里放着几个大分贝的公放，小朋友们随着节奏翩翩起舞。我们几个外国人的到来引起了邻里的兴趣，但谁也没有放下手中的事情。洗礼仪式按部就班进行：在长老和家长按序发言之后，是一些我不太理解的手势，然后主人公的姐姐皱着眉头接受了一个重要的穿耳洞的仪式，接着就是跳舞和狂欢。一阵热闹过后，我们被邀请进入男孩家中用餐。

这是一个三米见方的房间，没有窗户，没有餐桌，只有一张床铺放在角落。主人在地上铺了一块地毯，我们席地而坐，围成一圈。主妇端上了刚出锅的羊肉抓饭，当地人用手吃，但专门为我们准备了铁制的叉子和勺子。

我对这些日常生活中悄悄透露出的仪式感印象很深，这种仪式感超越贫民窟的框限，反应的是一种普世性的对生活的热爱。后来我终于走进了内罗毕最大的贫民窟“基贝拉”，在那里认识了安，也见识了她的日常生活中的仪式感。安是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两个子女。她经营一家迷你药店，药店陈列简单，空间低矮，但在原本压抑的天花板下方却挂着一盆生机盎然的绿萝。这一盆小小植物所承载的，确实是一个妈妈对美好生活的热忱展望。

安的儿子当时一岁了，大女儿即将读八年级，在附近的公立学校读书，一年的学费和房子的月租差不多，大约30美金。房子由两个贯通的、3米见方的单间构成，安自己又用木板分隔出了卧室、起居室、厨房以及一个对外开放的药品店。虽然墙面没有粉饰、家具乏善可陈，但每一个空间都井井有条。安曾经在护士学校念书，除了卖一些常用药品，她也对来往的病人提出一些诊治建议，而邻居们都信任她。安抱着儿子站在家门口时所透露出的那种自信、她的邻居托马斯给人修电视时诚恳的神态，以及邻居的邻居——两个来自农村的女孩谈到她们如何供养另一个孤儿时的成就感，和上海、深圳或是纽约的某个努力过生活的平凡家庭并无两样。

国内有一个颇受欢迎的住宅改造节目，请到手法高超的明星建筑师改造空间逼仄的老房子，改造后的景象总是让人眼前一亮。然而最近有人回访其中的几户家庭，非常痛心地发现有的房子虽经过精心设计却堆满了杂物。有人评论道：设计师可以改造房间狭小的空间，却无法改造有些人狭隘的生活态度。在我看来，许多贫民窟里的居民都拥有更加宽广的生活态度，比如说，单亲妈妈安就绝不是如此狭隘的人，给我们端上羊肉抓饭和勺子的家庭主妇也不是。

怀着这样的好感和自信，我在贫民窟里做了一些研究，并参与了位于贫民窟中的北京小学的扩建工程。我们采用了国内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凭借我对贫民窟小社会的了解，雇佣了十多个贫民窟当地的工人，在短短一个月内为600多个学生建了十间教室。在这期间，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贫民窟中间自由来往，每天到一个空间灰暗、3米见方的“高地大饭店”吃玉米面和手抓肉，邻居们向我挥手致意，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这种在贫民窟自由来往的自信让我沾沾自喜。尽管当初在人居署的设计工作并没有落地，我感觉已然为进入贫民窟铺平了道路。不过在建学校期间我们遇到了一个中国的施工队，让我重新开始思考贫民窟的含义。

这个施工队由一个中国承包商带领，他们雇佣几十个经过简单训练的本地工人在这个贫民窟里安装下水道。由于缺乏政府的管制，生活着五十万人的马萨雷贫民窟竟没有一条像样的下水道，终于在最近政府决定要开始介入此事，于是一个中国的工程公司承接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个施工队的带头人是几位拥有工程经验的中国包工头，他们的技术能力让人肃然起敬。不过他们似乎在沟通方面不太在行，英语也说不太好。他们白天在施工场地附近巡视，时而对着正在干活的工人吆喝出几个动词，休息时间则回到自己的营地里，基本不与当地人接触。沟通不善不仅在人员管理上带来挑战，在项目层面也碰到瓶颈。由于贫民窟的产权状态不明晰，设计图纸上需要敷设管道的位置常常已经有住宅盖在上面，而工程公司又没办法介入动迁问题的交涉，结果就是承包商每碰到一个有土地矛盾的地方，工程就在此打住，跳过这一区块后接着往下挖。最后，工程公司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贫民窟里下了一场跳棋。而原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贫民窟中的下水道”工程最终也没能贯通。

这个遭遇并不是偶然事件，在很多非洲国家，不少中国的工程队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当中。1960年代，我国的援助队伍就开始在非洲各国进行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而随着国内建筑市场的发展成熟，中国的工程公司也跻身国际市场，如今在非洲的马路、医院、机场、会议中心的工地上开始频频出现中文标语。但是，要拿这些企业与其他国际企业相比就会发现，尽管中资公司项目数量大、投资额度高，社会影响力却差强人意。社会影响力的评判，不是说你干了多少项目，投了多少资金，而是说你做的事情是否真正使人受惠。如果下水道不能打通，也只是出了一身辛苦汗罢了。他们只差那么一点点，就能为内罗毕的城市发展做出了不起的贡献。

不过施工的中国工人们好像并不这么想。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项目只是政府“惠民工程”中的一小部分，而不久的将来这50万苦难的马萨雷居民就会被从贫民窟中解救出来，马萨雷终会像中国的城中村、棚户区一样，在一片或嘈杂汹涌的争论中被夷为平地，取代它的会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小区。

我不敢说我对马萨雷的理解更准确，但我确实觉得以上观点缺乏基础，它也让我反思贫民窟研究工作的价值。贫民窟的水泥路可以很快铺起来，下水道也可以很快挖出来，但真正的沟通却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在我眼中贫民窟的生活是那么日常，但是来自日常的我们却往往被贫民窟的反常所震慑，因此失去了主动了解贫民窟的勇气。

贫民窟的日常与我们的日常看似遥远，但在我的工作中却越来越感觉到尝试理解贫民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它不仅对贫民窟内部的居民有意义、对挖掘下水道的工程公司有意义，对生活在全球化社会、当代城市中的我们都有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日常的议题，也是一场宏大叙事。在2001年，9.24亿人——相当于全球31.6%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发展中地区，在这些地区大约4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而发达地区约有6%城市人口生活在贫民窟。“贫民窟”数量之大，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它已经成为了当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的象征，并且不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消失。这就带来一连串的问题：一个主要以贫民窟为主的城市究竟怎样运转？贫民窟与城市的关系如何？贫民窟城市如何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研究贫民窟的价值如此巨大，因为当代城市中的许多问题——包括殖民与战争带来的土地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城市管理的问题、资源分配问题甚至全球化的问题，在这里被大量密集地反映出来。因此可以说，研究贫民窟就是研究一个典型的后现代的城市。

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贫民窟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探索内罗毕最大贫民窟“基贝拉”的过程中，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历史被揭露出来。1948年，英国殖民者为了内罗毕发展的需要，对原有的铁路线进行了改道。于是在新的铁路沿线、殖民政府“赠予”退伍雇佣兵的养老土地上，来自各个部落的原住民聚集了起来，从事商贸和服务。1963年肯尼亚独立时，基贝拉的人口构成已经十分复杂了，而殖民政府将一团乱麻留给了新政府。接下来的十年里，新政府来不及摆平各个部族之间的权属矛盾，而移民的数量却在基贝拉迅速增加。直至今天，基贝拉的十三个村落中，每天都在上演所有权争夺的斗争——市政府宣布土地归政府所有，却无法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努比亚人和其他肯尼亚多数部落，则各自占用着土地却无法提供政府规定的合法土地所有权文件；基贝拉成为一个“无所有权之领地”，却容纳着一个接近百万人口规模的社会网络。尝试阅读内罗毕或者非洲其他城市的贫民窟，他们多少有着相似的故事，在我们了解这些故事之前，我们怎么有能力去预测他们的未来呢？

若真要拿中国的案例来与非洲的贫民窟相提并论，也并非完全不切实际。比如说，最近一个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反弹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城中村的看法。湖贝村是深圳最古老的村落，现在却成为高楼林立的城市中一片低矮的灌木。政府拆迁的方案出台以后，知识分子和当地社区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宣传了湖贝村的宝贵之处：尽管它看起来十分老旧、无序，却是深圳历史中不可抹杀的一部分，也是当今深圳城市文化中的重要元素，她关乎于村里村外人的生存。湖贝村的案例让我们意识到过去对于古村落或城市社区的认识是多么片面，这种思考放在贫民窟也同样适用。如果我们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真正开始尝试认识贫民窟，就会发现将他们当作是城市发展的对立面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