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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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

2021年12月7日下午，湖北监利。

孙海洋和孙卓一下车，人群就涌上来了。舞龙队欢腾，鞭炮响了半个小时。

这是孙卓时隔14年再次回到家乡。12月6日，寻子14年的孙海洋夫妇与儿子孙卓终于在深圳相认。

很多人都知道孙海洋，2014年陈可辛的电影《亲爱的》，正是以他为原型。

2007年10月，孙海洋刚把孙卓从监利老家接到深圳白石洲，孙卓就被人贩吴某龙拐走。发现儿子走失后，孙海洋把寻子启事贴遍了无数街巷，一找就是14年。

孙海洋的寻子历程背后，是无数被拐的人，是一个不断撕扯的伤口。

中国每年有多少人被拐卖？这个问题至今没有权威的数据，仅在国内最大的寻子公益网站“宝贝回家”上，就有40000多个失踪孩子的详细资料。

此外，公众号“为海南写史”也曾根据公开数据做过梳理，从历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立案数量来看，仅过去二十四年，就出现过2000年和2013年两个高峰期。

▲图源“为海南写史”

这些公开数据只是冰山一角，更多被拐案例，还藏在无人知晓的角落。

在过去，绝大多数被拐的家庭，都不可能像孙海洋他们这般幸运。

在四川省绵阳市成绵路，有一个摆了30多年的修表摊。30多年前，修表人韩峰的儿子被拐，他找遍邻近区县，跑到辽宁、陕西等地方，均无结果。他唯一的办法，只剩下日复一日在原地等待。从中年汉子等成了白发老人，韩峰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儿子一面”。

公益网站“宝贝回家”上失踪的40000多个孩子，11年里，能够找回来的只有2510人，二十分之一。

韩峰才是无数被拐孩子父母的缩影，他们大多数只能在寻找、等待和愧疚中度过余生。正如电影《亲爱的》中那句经典台词——

有时，只一瞬间没回头，生命中的最重要就消失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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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黑透了的产业链

无数心痛的家庭背后，是一片存在已久且错综复杂的黑色地带。

从全世界范围内的数据来看，这个世界上，大约有4030万“现代奴隶”，他们很多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被迫卖到全球各地。

30万美元起拍，全球运送，欧洲包邮——这曾是19岁的英国模特Chloe Ayling，在暗网上被拍卖的价格。

据联合国统计，近二十年来，全球大约有2500万人口贩卖受害者。仅2018年，全球148个国家里，就有48478名受害者被发现，其中成年女性和儿童占比80%。

根据硬核看板的梳理，东南亚、欧洲、北美、非洲等地，都是人口贩卖的重灾区。这些受害者被迫成为“奴隶”， 沦为性工作者、女佣、童工，甚至被摘走器官。

▲图源硬核看板

无论古今中外，贩卖人口都是重罪。在秦朝，只要是被官府抓住的人贩子，不管是主谋还是胁从犯，一律处以死刑。汉朝法律也规定，人贩子一旦被官府抓住，就会处以磔刑——不但将人贩子处死，还要将尸体肢解，并不准收尸。极具震慑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拐卖人口一般都要判处五到十年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甚至要处死刑。在英美等国家，拐卖人口的最高刑也可以达到终身监禁。

如此严厉的惩罚之下，为什么人贩子还要铤而走险？

因为堪比“印钞机”的暴利。京华时报早年间的一篇报道显示，在十多年前，一个孩子的“价格”少则4万元左右，多则七八万元。要知道，那时候，深圳的房价也才1万出头。

在全世界，这个市场更夸张。几年前，美国拍过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网络贩卖少女》。里头的数据显示——

仅全球少女贩卖黑产，总利润就超过1000亿美元，比苹果、谷歌这些大企业的利润总和还要多。

影片中，军阀和黑社会进行地下军火交易的“货币”，就是人体。

用联合国的话来说，人口贩卖产业，已经是仅次于毒品和军火交易的第三大国际黑色产业。

支撑起这个庞大市场的，是一个见不得光的产业链。

联合国2014年发布的《全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中统计过，人口贩卖运流网络遍布全球，在全球124个国家中存在跨国人口贩卖犯罪，目前已经确定了至少510条贩运航线：

“在南美驶向北欧、东亚开往墨西哥的货船里，在越南小市镇的大街上、泰国的妓院里，在云南的客运站、印度尼西亚的地下室，人口贩卖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联合国发布的全球人口贩运路线图

纵观全球范围内，人贩子最猖獗的地区是东南亚：全球人口贩运，每年超过22.5万人，都来自这里。其中，又以被称为“全球人肉市场中转站”的泰国最甚。

这个盘根错节暗网的存在，让全球人口贩卖屡禁不止。

3

“打拐”与“防拐”

我相信，无论是韩峰这类父母的望眼欲穿，还是全球4030万“现代奴隶”的非人遭遇，都令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感到无比揪心。

从朴素的经济学视角出发，一个产业能成气候并长期存在，一定是供需两方共同造成的，也就是那句老话：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在供给端，以人贩子为触点的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提供“货源”；而在需求端，重男轻女、人口比例失衡、地下灰产、非法劳工、恋童癖等诸多现实需求，都在催生着“花钱买人”。

很明显，根源在需求端。但有些需求的改变注定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以重男轻女为例，这种千年以前就存在的陋习，不可能短时间内消除。

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着眼遏制供给端，俗称“打拐”。就国内来看，我查了一下，近年来，打拐力量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根据公安部刑侦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5月15日，“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上线以来，共发布儿童走失信息4801条，找回 4707名儿童，找回率高达98%。

再如中国儿童防走失平台推出的守护者APP，早在2020年就拥有注册用户1600余万人，全国线下志愿者人数达到4700余人。

相比于以往的人工寻找，这种“互联网+打拐”的形式，能在有妇女或儿童失踪时，第一时间将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推送到失踪地周边一定范围内，让所有的手机用户准确获取信息，以协助公安机关快速侦破。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互联网应用到打拐、寻找走失儿童领域之前,走失儿童成功找回的平均时间是132小时。而在互联网打拐模式开启之后，这个时间被压缩到了78小时，压缩了接近一半的时间。

这能让失踪儿童和家庭少煎熬三天！

以前要到处贴寻人启事，走遍大街小巷凭借个体的单一力量寻找，大概率还无功而返。而如今，借助互联网技术，接到报警的第一时间，打拐警察就会将走失人员信息发布到平台，进行全网推送。举个例子，人贩子还没出深圳，东莞、惠州、中山的群众，就已经收到信息了，极大提高了效率。

当然，要减少拐卖事件的发生，更需要做好预防。我们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家庭。

绝大多数家庭和父母，一方面害怕孩子被拐，另一方面其实极度缺乏防拐意识。试问，有多少父母知道自己孩子的血型？有多少家庭主动备份了孩子的DNA数据？

当然，这个问题不能全怪家长，也有医学教育方面的落后。很多人连自己的血型都不知道，何谈知晓孩子的血型、备份孩子的DNA？

所以，对于家庭来说，可以从现在开始，主动备份孩子的相关信息并建立好平时的联系机制。

第二，公安部门。

在找人方面，相比于照片等信息，DNA会更加可靠，只要有DNA数据，哪怕孩子的面貌完全改变，也可以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其实，早在2009年，公安部就建立了全国打拐DNA数据库，已帮助7500多名被拐多年的孩子回家。未来，这个数据库可以继续扩大，甚至像“天网工程”一样，形成遍布全国的网络。

第三，企业。

根据七普数据，目前中国0-14岁的儿童人数约为2.5亿人，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如果哪家企业能研发出“防拐”神器，不仅能拿下这个大市场，还是一件绝对的大功德。（例如，现在已经出现了“防拐手表”等电子产品，这个市场想象空间很大）

第四，社会。

“打拐”、“防拐”永远不只是打拐办的事，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一点力量，我们的离“天下无拐”的目标就更近一步。

在浙江，有两家生产鞋子的厂商，他们在每双鞋子上挂上两张吊牌：一张是有关鞋子信息的卡片，还有一张上面印刷的都是失踪孩子的信息。

五年内，这两家鞋厂已经生产出了4000多万双鞋子，里面的卡片也被运到了全国各地。

每生产一个吊牌，他们的成本会增加一毛，但销售价格从来没变过。

普通人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是丢了孩子还是看到疑似丢失的孩子，你的第一选择，都是报警！（划重点：第一时间，不用等24小时后）

你的每一次留意，都有可能找回一个被拐的孩子，挽救一个即将破碎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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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在“打拐”这条路上，每一个坚持都无比值得。

2020年3月，在广州警方的努力下，被“梅姨”拐卖的申聪被找到，父子两终于见面。此时，距离申聪被拐，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2021年3月，陈立夫妇与儿子陈强在上海认亲。这一家，已经离散32年。为了这悲喜交加的一刻，上海警方已经努力了10年。

2021年7月，时隔24年，《失孤》原型郭刚堂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子郭新振。

更多的父母，还在继续等待，5年、10年、30年……他们都愿意等。

可怜父母心，愿天下早日无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