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资本自我循环及其与实体经济循环的背离效应

（一）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相对利润因素

论及资本不同形态的循环时，马克思指出“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决定目的，是动机”。价值增殖是金融资本循环的动力，受经济金融结构、市场环境、规制力度等因素的影响，金融资本比现实资本在价值增殖中更具优势。增殖以利润来表现，马克思揭示出生产资本才能形成剩余价值，金融资本的相对优势值得商榷。正如“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金融资本背后的、天然的优势在“主流”经济学中被掩盖了，华尔街攫取高额利润似乎理所当然。金融资本的高利润，除了其对行业的选择性外，还在于比起现实资本的商业信用，金融资本的金融信用有更强的扩张机制。“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他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从而他人的劳动的权利。”金融信用带来了相对权力，并通过存款或投资渠道合法使用他人的财产。这体现为风险与收益的非对称性，信用机制下的利润由金融机构攫取，但风险由他人甚至国家承担。一方面，以银行为代表的借贷资本在信用机制下可以用少量自有资本撬动大量存款，以股票、基金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也可以利用投资者的资金为自己谋取“佣金”；另一方面，金融牌照门槛高，金融风险负外部性强，金融信用与国家信用紧密勾连，金融资本攫取高利润带来的风险溢出由国家承担，所谓“大而不能倒”即是如此。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金融资本比现实资本在更低的风险环境下攫取了更高的利润，这或许就是循环中“双重支出”使现实资本析出至金融资本以及金融资本自我循环的原因，从而引发了金融乱象。

（二）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相对规模因素

如果说对利润的追逐是循环的动力，那么规模则决定了循环的体量。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相对规模的变化，在金融资本循环与实体经济循环的连接点可能会由于规模的差异而形成“堰塞”现象。需要说明的是，“金融规模”的范畴莫衷一是，从金融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和虚拟资本的集合体出发，反映的是货币资本形态向金融资本形态的转化量，体现为间接融资形式的资产和直接融资形式的市值。逻辑上，金融资本相对高利润会带来不断增长的金融规模，供给增加，利润下降，重归均衡。但金融业的高垄断性和高风险性，准入门槛高，使得金融机构供给难以增加；金融信用下金融资本可以少量资本撬动大量资产，金融资本规模可不断增大。金融资本规模增大，增速快于现实资本，这既与改革开放以来现实资本积累加速相联系，也和2008年以后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关。但金融业的违规经营突破规模限制难以被察觉：一方面通过影子银行等所谓的“创新”绕过监管指标界限；另一方面通过股东占款、关联交易、虚增利润的方式侵蚀资本的方式增大账面规模，提高股东及经营者的薪酬回报。地方政府发债为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加强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对高管薪酬、股东占款、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高压，是上述推演的印证。从金融规模的结构上来看，类似于产业经济中产能过剩现象的结构性，我国贷款等债权类资产规模相对膨胀，而股票等权益类资产发展缓慢。所以，在“双重回流”环节，金融资本回流优势形成的僵尸企业以及杠杆率高企的非生产性部门，皆形成于规模差异导致的回流阻滞。

图3展示了人均GDP增速与金融资本相对利润指标的关系，可以看出二者走势沿着大致相反的曲线。借鉴金融与增长关系（Finance and Growth）的分析方法，采用时间序列和VAR模型，分析人均GDP增长率、金融资本相对利润和金融资本相对规模三者的关系。

金融与增长的实证分析中因变量多用GDP增长率来表示。本文以人均GDP增长率为因变量，一方面 “总量”的逻辑让位于“人均”的逻辑，体现了循环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增长率”体现了实体经济循环的前提：不间断的社会再生产以及经济的持续增长。

关于解释变量，用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相对利润指标、相对规模来刻画两种资本形态利润分配和规模对比。金融资本相对利润指标为P=MF/MR，MF表示金融业增加值，MR是工业企业利润。选取“金融业增加值”指标来衡量金融资本利润，在前文已做分析。未选用上市公司数据来体现利润比，源于多数上市公司为大中型金融机构，不具代表性，可能会高估金融资本利润。现实资本利润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利润指标来表示。PP指标体现的是金融资本、现实资本规模相对指标，主要运用在回归分析后的VAR模型中。关于回归分析的控制变量，使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作为开放程度的指标，以OPEN表示。用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比作为教育水平的指标，用EDU表示。用消费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的指标，写为CPI。用支出法计算的贷款与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指标，表示为LOAN。另外将滞后一期的人均GDP作为控制变量，记为GDPt-1。

关于金融相对利润的回归分析模型截取自我国1992—2020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源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分析软件是STATA15。实证中借鉴了相关文献的数据处理和模型检验方式，将控制变量进行了对数转换，变量名前加“L”体现。同时，将控制变量滞后一阶，其中教育水平对增长的影响滞后二阶。GDPt-1已为滞后一期数据，故不再标注。时间序列要求所用序列平稳，所以对因变量、自变量和调整后的控制变量进行了ADF单位根检验，一阶差分后的数据均平稳，为一阶单整序列。各变量通过了Johansen迹检验分析的非平稳变量协整关系，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关系。虽然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通过了ADF检验，但FE1表示回归的结果未通过迹检验，对控制变量进行处理后，数据均通过检验。由于篇幅所限，检验情况不单独列出，仅展现单位根和回归结果。

从FE2、FE3、FE4 FE2是自变量P滞后一阶的回归结果；FE3是除CPI外所有变量取对数的回归结果；FE4是除CPI外所有变量取对数后滞后一阶的回归结果。的结果来看，解释变量P的系数显著为负，金融资本相对高利润不利于经济增长。由于研究数据是从1992年到2020年，涵盖了2007年后货币刺激政策的节点，实证分析有一定的说服力。开放水平、增长水平初始值与经济增长多为正向相关，与主流文献结论一致。通货膨胀系数为正，但系数绝对值较小，表明温和通货膨胀可提升人均GDP增长，但作用不明显。教育投入不显著甚至为负向关系，可能是因为教育投入周期过长，滞后2年的效果仍不明显。模型下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甚至部分结果为负，可能是由于贷款的总量效应显著，但对人均GDP的增速作用有限。

如果要进一步判断金融资本相对利润与人均GDP的关系，需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里进一步简化模型，暂不考虑控制变量，对金融相对利润指标P进行适当调整 为表达数据趋势特征，对原P指标的分子、分母对数变换。，结合金融资本相对规模指标（PP），运用VAR模型分析G与P、PP之间的关系。

只有从我国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相对利润、相对规模这一内在根源出发，解决好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才能破解金融资本循环阻滞的问题，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一）处理好金融风险化解与发展实体经济的关系

目前金融腐败频发、公司治理失效，部分原因在于货币资本家具有纯粹冒险家性质，货币资本家通过插手信贷审批、扰乱公司治理等方式获取不正当收益，加剧了金融资本与现实资本从业者的收入分化。因此，应推动纪检监察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加大金融领域反腐的广度和深度。各监管部门间的沟通协作、央地之间的监管协调等仍有改进空间，建议从多元监管模式，过渡到综合化、集约化的监管体系。在存量上，由于债务杠杆高企、债务恶化，可试行主动债转股，在债务违约严重的东北地区先试先行，推动产融结合。同时把党的领导嵌入公司治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良性博弈搭建平台。在增量方面，对债务进行结构性调整，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和“卡脖子”领域的金融支持，在增加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投放的基础上，通过银行设立子公司等方式发展直接融资。

（二）处理好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关系

金融业的高利润与借贷资本、虚拟资本主体间的不充分竞争有关。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弱势，债权多于股权，银行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实体企业融资成本高昂。虽然不能先验地认为直接融资优于间接融资，但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供给调整、提振内需、科技创新等都需要发达的资本市场。目前，开设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政策的出台，表明了决策层捋顺资本要素资源配置的政策决心。比起“增量”举措，“存量”调整更为有效，银行参与股权投资或许是政策出口，应该在科创企业“投贷联动”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银行设立投资子公司的范围，并在部分地区、机构设立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

（三）处理好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银行的关系

大型商业银行规模大，整体盈利能力、风险抵御能力高于中小银行，但高管及从业人员平均收入却低于中小银行。制造业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预期和长期资金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存在可确保国家金融政策的传导，实现信心与资金的供给。做优而非做大国有商业银行，是金融业有效参与国际竞争、更好地融入外循环体系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必须实现大型商业银行与政策性银行的功能分割，并尝试新设政策性银行来优化主权投融资。综合行政处罚、腐败案件等情况的发生，表明我国中小银行机构存在潜藏风险，所以中小商业银行应进一步改革重组以控制规模，将所获利润用以补充资本。

（四）处理好传统金融与新型金融的关系

当前金融规模膨胀，部分原因在于金融牌照庇护下的传统金融机构缺乏来自“新兴力量”的行业闯入者的竞争。［27］43-4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一定程度上的“金融抑制”以推进工业化，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率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正规金融体系坏账累积、e租宝等非法金融兴起，金融抑制模式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因此，在保证国有银行绝对控制力的同时，要引入“新兴力量”来参与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竞争。作为“行业闯入者”，互联网企业在移动支付等方面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严格的金融监管下的互联网企业创新，或许是金融领域对美国“弯道超车”的突破口。应分层设立金融牌照门槛，同时进一步放开金融市场，降低国外金融资本进门槛，用新兴力量的鲶鱼效应冲击既有利润分配格局。

（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