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领域存在许多经典理论，新传学子可能已经了解得滚瓜烂熟。

说到两级传播理论，大家会想到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看到内容分析法，大家会想到开创者哈罗德·拉斯韦尔；而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和号称“每年必考”的麦克卢汉，以及他们的成果和言论，就更不用介绍了。

经典理论与著名学术人物之间的强绑定关系，在各学科领域广泛存在，然而，以传播学为例，在一些看似已成为常识的学术史之外，还有诸多值得关注，但因为种种原因被忽视的人物、线索亦或是社会背景。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传播学者贝雷尔森，就是这样一个与经典传播理论、学科框架紧密相连，却又总是在人们的讨论中常被忽略的角色：

他是经典著作《人民的选择》（该书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的二作；

他在施拉姆塑造和评价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之前，已经对彼时的传播研究做出归纳；

他推动了内容分析法在传播研究中的推广与使用……

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将通过著作综述的方式，介绍贝雷尔森作为传播学者的学术经历及其扮演的特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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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杨雅涵

编辑 | 木柯

主流传播学的“伴奏”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1912-1979）出生于美国华盛顿州，于194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的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为《内容重点、认知与同意：传播在决定公共舆论中的角色》。

贝雷尔森毕业后，曾任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院长、美国舆论研究协会主席，继拉扎斯菲尔德之后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主任、美国人口委员会主席等职。

贝雷尔森在博士阶段的导师韦尔普斯，主要研究印刷传播以及大众的阅读行为，是这一方向的顶尖学者。[1]他曾作为洛克菲勒传播研讨班的12名成员之一，与其他成员一起开创了“大众传播”的研究传统，并对美国后续的传播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并且，韦尔普斯与贝雷尔森曾于1942年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教学点，并向学生授予博士学位。这一课程比学科创始人施拉姆开设大众传播博士课程更早，但由于缺乏学科上的合法性，在1945年便夭折了。[2]

这么看来，韦尔普斯就是大众传播研究的开山祖之一（相当于《火影忍者》里的初代火影），贝雷尔森的地位也能算个传播学里的“二代火影”不是。

然而，在传播学史的书写和研究中，贝雷尔森却并没有得到特别多的重视。

从国内相关研究来看：

以“贝雷尔森”为主题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只能查到3篇期刊以及2篇学位论文。

其中，黄旦、赵三博以及李孝祥三位研究者的文章均关注的是贝雷尔森提出的“传播研究正在凋零”这一论断，王金礼、展宁则分别从贝雷尔森的专著以及其与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

图片来源：中国知网检索结果截图

与之相对比的是，知网上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主题的论文有173篇，“施拉姆”有466篇（以学科新闻与传媒进行了一次过滤），“拉斯韦尔”有652篇，就连四大奠基人中存在感相对不多的“卢因”和“霍夫兰”都分别有19篇和75篇。

再从经典的传播学史著作上来看：

在罗杰斯所著的传播学史经典著作《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写法》中，贝雷尔森仅在序言和哥伦比亚学派部分，以及该书结尾对学者们进行简介时被提及。

在序言中，罗杰斯谈到了贝雷尔森对传播学科下的那道“病危通知”，以及后续其与施拉姆的争辩，但对于这一论争本身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停留。

而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部分，贝雷尔森也并没有得到太多的描述，更多是借贝雷尔森的话对拉氏进行评价。[3]甚至在“伊利县研究”这一部分对贝雷尔森只字未提，即使他明明是《人民的选择》一书的二作。

此外，相比于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几乎不可消除的关系，很少有人将贝雷尔森与四大奠基人的确立联系起来。

另外，传播学史在叙述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中，往往只呈现理论的发展变化过程，很少深入解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转向。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从“有限效果论”到“宏大效果论”的转变过程，似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可是促成这一转向的关键人物就是贝雷尔森。

这么看来，关于贝雷尔森，学界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在传播学史上的重要性。

一方面，在传播学史的书写中，往往将其处理为他人经历的参与者和佐证；另一方面，对贝雷尔森的具体研究更多聚焦于他引发的论战（当然这确实很重要），而其他方面则论述很少。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难怪其学生以“社会科学史上一个迷人而遭忽视的人物”[4]来描述他，因为贝雷尔森确实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夸张地讲，他更像是传播研究的一个“伴奏”。

作为中介的贝雷尔森

随着近几年兴起的“行动者网络”“转译”等理论逐渐被传播学吸纳，一种将中介视为“制造差异”的观点也慢慢兴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这一思想来提出一个猜测，即被忽视的贝雷尔森其实是主流传播学科中一个重要的转译者？

转译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作为一种量化方法，被认为比较早地运用在了拉斯韦尔那篇著名的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之中。

然而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称该文章的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可能更合适，因为他更多是对交战双方的宣传文本进行描绘，关注内容本身的表面信息。

贝雷尔森对于内容分析的吸纳，是在1941年参与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外广播情报部分析德国舆论之时。就是在这份工作中，贝雷尔森认识了拉斯韦尔，并向他学习了内容分析法。

而内容分析真正成为独立的量化研究方法，靠的则是贝雷尔森的专著《传播研究中的内容分析》。[5]在这本书中，贝雷尔森提出了对内容分析的权威定义，并对内容分析中的抽样、编码等步骤进行讨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贝雷尔森对于内容分析能有自身的见解，或许源自他图书馆学的背景，也有观点认为内容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图书馆藏书的主题分类式启发。

转译“四大奠基人”

早在1954年，贝雷尔森在一次会议的发言上就对未来的传播学发展提出了四种方向：

（1）拉斯韦尔的政治学取向与宣传研究；

（2）拉扎斯菲尔德社会学取向的实地调查研究；

（3）卢因的心理学与群体动力研究；

（4）霍夫兰的实验心理学传统。

这一发言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对“四大奠基人”所作出的阐述。

五年后，也就是1959年，贝雷尔森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

他认为这四位先驱在短暂地对传播进行研究之后已陆续离开，而现在的学界很大一部分研究只是在复刻他们四位老人家的路子，并没有新理论与新人物来顶上，传播研究很大程度上已经逐渐“凋零（the state is withering away）”。[6]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看，贝雷尔森的观点不无道理：卢因于1947年去世，其他三位学者的研究兴趣也逐渐回到其原有的学科兴趣中，拉斯韦尔回到宏观的政治思考，拉扎斯菲尔德关注数学应用以及对社会方法的专业训练，霍夫兰则转向了机器模拟与认知的心理学研究。[7]

即便如此，施拉姆在1980年在国际传播协会年会的演说及后续文章中，还是奉他们为传播学科的奠基人，将他们不止是与传播研究，更是与传播学科紧密地联系了起来。[8]

不过不少人认为，施拉姆创立四大奠基人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好地完善已打下的传播学科基础。

可惜的是，当时贝雷尔森提到的另外两条路径——英尼斯的媒介历史研究以及哈钦斯委员会的新闻研究——因为不是行为科学被他自己排除在科学的传播研究之外。

很难想象，如果当时另外两条路径没有被排除，现在的传播学发展会不会有些不一样？

转译“效果研究”

在四大奠基人之外，《传播研究的现状》一文也提出了另一值得反思的问题，即学者们通过系列研究只能不断重复一个被证明的观点：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效果有限。

胡翼青老师认为，正是因为这一论断的提出，导致很多学者为了回应这一问题，进而提出一系列新理论，推动了效果研究新的发展。

比如卡茨提出“使用与满足”假说，认为不用将眼光只聚焦在“媒体对人们做了什么”上，“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更值得讨论。这一理论赋予受众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贝雷尔森的传播危机。

另外，贝雷尔森的忧虑也促进了短期的有限效果论转向长期、宏观的强大效果论。这其实不难理解，诸如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格博纳提出的涵化理论等等，其实都意在说明在长时间内，传媒依旧可以对受众产生较为宏观的认知层面上的影响。

应该给予贝雷尔森更多关注

总的来说，贝雷尔森在传播学中的讨论与他应得到的地位并不相符。

他参与了传播学史上的众多里程碑式的大事件，但在大师主导式的思想史叙述中，贝雷尔森却因为四大奠基人、施拉姆等人的光环过于强烈，被人们所忽视。

这或许也有多方面原因，比如作为一个提倡实证与行为科学的学者，他自己是在主流的传播学科叙事框架下进行阐述，在思想、社会背景等冲突的张力上可能不如像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之间那样明显，其与施拉姆之间的论争也很难被放入学派冲突的叙事结构中。

另外，尽管贝雷尔森自己也从事过不少研究，但从整个传播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他的原创理论并没有经过他有意或无意辅助之后提出的理论影响力大。

但其实，倘若我们放下谁“提出”了某个理论这一说法，而关注谁“促成”了某项研究的话，贝雷尔森或许会因为推动了相当多关键研究而得到更多的重视。

至少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当我们在思考传播研究、传播学科如何突破自身时，至少不应该忘记贝雷尔森的贡献。

而对学科发展具体过程本身的考证与追问，也将成为研究者们未来前行的重要“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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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链接：

[1][2][4]胡翼青 主编.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5]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写法[M].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6][7]Berelson, Bernard.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

[8]黄旦.磨洗旧迹认前朝——评传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讨论[J].新闻大学,1995(03):2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