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地名故事:“伊犁”究竟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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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犁地名故事:“伊犁”究竟何意?

2024-05-05 15:08|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自汉代以来,以各族语言称呼的“伊犁”地名,以不同的汉译方式(关于历代对“伊犁”的不同汉译,小编将专文详述,敬请关注),见诸汉文典籍。其中最为经典的有自汉至唐的“伊列”,唐之“伊丽”,西辽之“益离”,元之“亦剌八里”,明朝时的“亦力把里”,清代以来的“伊犁”。这些称谓都是汉语对“伊犁”本来发音的不同译写形式,其本质并无差异。

从古至今,还很少有人对“伊犁”一词的本来意义进行阐释。至今为数不多的具有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一)最先对其进行解释的当为《突厥语大词典》,其载:“ila:伊丽水,一条河的名称。”不过,只有条目记录,对“ila”本身缺乏语言学上的探析。尽管如此,它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条重要的文字线索,是当前研究伊犁地名时被普遍征引的史料。

(二)具有广泛影响的恐怕是《钦定西域同文志》“伊犁”条的解释:“伊犁,准语。伊犁,即伊勒,光明显达之谓也。”因其首先对“伊犁”二字做出明确的解释,又因其“钦定”的权威性,因而成为研究伊犁地名时最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条目充分体现了乾隆年间“伊犁”的时代特征,但对历史上“伊犁”文化内涵的继承相对不足。

(三)杨凌《新疆伊犁地区地名中多民族杂居的语言积淀》一文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伊犁“在现代维吾尔语和现代哈萨克语中意为“蜿蜒奔流的(河)。”这是基于语言学对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中“伊犁”一词做出的较为明确的解释。

以上是三个不同时代的学者剖析了当代情境下“伊犁”地名的情况,反映了伊犁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变迁,各民族都在以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赋予“伊犁”以不同的文化内涵。同时,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伊犁”是有其既定语源,也是有其本来含义的。

上文已述,西汉时已有“伊列”之称。当时,生活在伊犁河谷的是塞人及稍后的月氏人、乌孙人。学术界一般认为,塞人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或几个方言),有人认为月氏人操用的是印欧语系东伊朗语支。可以说,“伊列”很可能是伊犁最早的原住居民、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塞人形成的对伊犁河、伊犁河流域、“伊列”政权的称呼。

至于该词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于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深入研究,目前还没有科学、权威的解释。至于后人用突厥语、蒙古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汉语来解释它,这种现象则生动地诠释了文化的继承性与时代性的特点。当代一些学者还试图对“伊犁”这个汉译名称进行释读。在这方面,无疑王克之先生的《犁庭扫穴话“伊犁”》最具有代表性,影响力最大。

王先生认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等受命编撰《西域同文志》时,便谐诸多古称之音,正式将她规范为‘伊犁’,取义于‘犁庭扫闾’,”“寓意平定准噶尔功盖千秋,西陲从此永保安宁。王先生此说影响力很大,今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伊犁的著作、在互联网搜索“伊犁”地名,基本都是这一说法。

对于王先生的这个释读,有人提出了异议。杨秉新先生在《清朝文献所见“伊犁”之称》一文中认为:这是没有明确根据的。 乾隆决定平定准噶尔叛乱是在乾隆十九年 (1754年) , “与使用‘伊犁’之称的乾隆二年相隔17个年头,可见乾隆初改‘伊里’为‘伊犁’, 与‘犁庭扫穴’的说法没有关系,”即在“伊犁”地名形成之时,尚无“犁庭扫穴”之事。“说乾隆帝抱着‘犁庭扫穴’的政治目的而改‘伊里’为‘伊犁’,似乎有些牵强。”

杨先生这个基于地名形成时间的考析很有说服力。

总体地讲,当今学者多不赞成用“犁庭扫穴”或“犁庭扫闾”来解释伊犁。首先,以“犁庭扫穴”来解释“伊犁”缺乏文献依据。王先生此说据之以《钦定西域同文志》。但是,无论该著卷首的“御制西域同文志序”、傅恒等人的“进表”、“御制西域地名考证述概”、“凡例”,还是正文,均未使用“犁庭扫穴”或“犁庭扫闾”一词,也没有表达过“伊犁”之名取义于“犁庭扫闾”。该著收录的“伊犁”、“伊犁郭勒”词条仅只叙及其语源、语义、历史变迁,并未有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阐发。

其次,从成语的使用上来讲,“犁庭扫穴”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词汇,并不具有特殊的含义。“犁庭扫穴”指犁平敌人的大本营,扫荡他的巢穴,比喻彻底摧毁敌方。所以,人们在描述类似事件时,很容易用到该词。清政府前期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君臣们在描述这些事件时,就曾多次使用该词。如《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使用1次,《钦定平定金川方略》24次,《平定准噶尔方略》6次,《平定两金川方略》8次,《钦定西域图志》6次。可见该词是表彰康乾盛世武功常用的词汇,并不具有特别的政治含义。

再次,用“犁庭扫穴”来解释“伊犁”不符合历史事实。清代在规范命名伊犁河流域的过程中,之所以选用“伊犁”二字,首先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而是出于文化的继承。傅恒进《西域图志》表云,“伊犁实伊丽之流”,这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解释“伊犁”。齐召南《水道提纲》载,“伊犁河,亦曰伊里河,即古伊列、伊丽之转声也。”徐松《西域水道记》也做出了同样的释读:“ 《旧唐书·突厥传》或作‘伊列’,或作‘伊丽’,列、丽与犁,盖音转轻重。 ”

可见,清代官员、学者均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解释“伊犁”的,从未以“犁庭扫穴”的政治含义来阐释过。今天,我们过多地强调“犁”的政治性是对历史的附会,不合事实。

基于上述,以“犁庭扫穴”解释“伊犁”的不合理性,杨秉新先生曾提出这样的解读: “‘伊’字可当‘开端、开始’讲,‘伊犁’或可当开犁、始农之意说。”这似乎比起“犁庭扫穴”好一些。但恐怕正如杨先生所言:伊犁“是出自古代已经消失了的民族语言,是不必硬套汉语语义的。”

“伊犁”是远古居民给伊犁人民留下的宝贵财富,今天我们虽然暂未考得其本初含义,但是这个久经流传、富有诗意的名称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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