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在11—12世纪即引起了编年史家的注意，俄国最早的编年史《往年纪事》开篇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罗斯国家渊源于何处?基辅的第一位王公是谁?罗斯国家又是怎样诞生的?”由涅斯托尔提出的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还使研究者们困惑不安。历史学家对问题争论的焦点是：瓦良格人、罗斯人是谁?他们来自何方?这一争论从25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直到现在还在继续。

一、诺曼说的产生与沙皇俄国时期关于瓦良格问题的争论

从18世纪3O年代起，先后在彼得堡科学院供职的德国史学家巴耶尔(1694—1738年)、米勒尔(17O5—1783年)、施廖采尔(1735-1809年)等人，以编年史《往年纪事》为基础，通过对古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考证，认为瓦良格人即诺曼人是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从而形成了古罗斯国家起源的理论——诺曼说。这样，瓦良格人从何而来的问题(即瓦良格问题)遂成为古罗斯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从此，后人就把巴耶尔看作是诺曼说的创始人。

巴耶尔1735年的拉丁文论文《论瓦良格人》首次提出了编年史中所邀请的瓦良格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观点，米勒尔1749年的拉丁文讲演稿《论俄罗斯族及其名称起源》是对巴耶尔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和说明，施廖采尔在1800年至1809年出版的五卷本德文著作《涅斯托尔》则是对诺曼说的系统论述。他们的主要论据是：

第一，依据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瓦良格人住在“海外”，因此他们是瑞典人；

第二，根据9世纪一部西方拉丁文本《别尔京编年史》的记载，839年有几个“罗斯人”与拜占庭使节一起前往觐见法兰克帝国皇帝路易，按照“这几个罗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瑞典人；

第三，在伊戈尔大公与拜占庭帝国945年签订的和约中所列“罗斯”使节和商人的名字中，有许多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名；

第四，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君士坦丁-巴格里亚诺德内905—959年)在其著作《帝国行政论》(写于945年)中记载第聂伯河险滩的名称时，既列出了斯拉夫名称，同时还列出了“罗斯”名称，这些险滩的“罗斯”名称多具有斯堪的纳维亚语起源；

第五，从词源学角度看，“罗斯”(Pycb)名称源于瑞典东部省名Roslagen一词。

应该说，这些论据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直到现在还是证明诺曼说的主要依据。巴耶尔和米勒尔提出的关于考证史料的原则，关于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和拜占庭具有紧密联系，以及古罗斯国家起源的基本理论，对俄国和国外学者研究俄国早期历史的观点发挥了长期影响，也大大促进了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俄国历史学的发展。

针对米勒尔1749年讲演稿所表达的诺曼说，俄国科学家M．B．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愤起反对。他认为诺曼说含有敌视俄罗斯的政治倾向，并且没有科学说服力，因为在斯堪的纳维亚既找不到“罗斯”这一名称，也不存在关于邀请留立克为王的史料。罗蒙诺索夫并不否认编年史记述的可信性，但认为“瓦良格人”应该包括哥特人、立陶宛人、哈扎尔人和其他许多民族，而不仅仅是瑞典人。此后，罗蒙诺索夫便被认为是反诺曼说的奠基人。

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诺曼说在俄国官方历史学中成为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观点。H．M．卡拉姆津(1766—1826年)及其同时代的许多历史学家都持诺曼说，历史学家c．M．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在认为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是基本事实的同时，不认为这个传说对俄罗斯民族自尊心有什么冒犯之处。

到19世纪30至50年代，诺曼说与反诺曼说的斗争也成为俄国西方派与斯拉夫派斗争的一部分。这一斗争在19世纪60年代显得特别激烈，因为1862年正值俄罗斯的千年庆典年。历史学家H．M．科斯托马罗夫(1817—1885年)、且．A．伊洛瓦伊斯基(1832-1920年)、俄国艾尔米塔斯博物馆馆长C．A．格杰奥诺夫(1816—1878年)等人都是诺曼说的反对者。他们注意到邀请瓦良格人的传说首次形成为理论正是在“比隆时代”(1730—1740年)，当时许多德国贵族在宫廷里占据高位，这些德国人竭力论证西欧对落后的俄罗斯的文化传播作用。此后，科斯托马罗夫还与M．n．波戈金(1800—1875年)在彼得堡大学进行了一场公开论战。波戈金在政治观念上虽属保守的斯拉夫派，但在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上却持诺曼说观点。

历史学家伊洛瓦伊斯基与B．O．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年)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对立。伊洛瓦伊斯基认为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完全歪曲了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生活面貌，他推定罗斯人是定居在第聂伯河基辅周围的斯拉夫人和罗克索兰人。克柳切夫斯基则认为瓦良格人源于诺曼人比源于斯拉夫人更有说服力，邀请瓦良格王公传说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征服：“如果揭去裹着这个传说的田园诗般的帷幕，那末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个时代不止一次地重复着的、非常普通的、甚至有点粗暴的现象……雇佣兵感到了自己的力量，就变成了统治者，而雇佣的工资也增加了，变成了义务的贡税。大概这就是隐藏在关于海外王公应邀到来的经过夸饰的传说中的简单实在的事实：自由的诺夫哥罗德区变成了瓦良格公国。”克柳切夫斯基还把罗斯名称与瓦良格—罗斯人联系在一起。

俄国的反诺曼派学者先后提出了瓦良格人来源的十几种观点：本土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芬兰人、立陶宛人、马扎尔人、哈扎尔人、哥特人、格鲁吉亚人、伊朗人、凯尔特人、犹太人等等。其中，c．A．格杰奥诺夫1876年出版的《瓦良格人与罗斯》一书最为著名。作者写道：“如果瓦良格～罗斯人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诺曼起源就应该在罗斯历史中反映出来，就像拉丁一日耳曼起源在法国历史中、日耳曼一诺曼起源在英国历史中一样……诺曼因素应当在罗斯生活中，在其宗教、语言、法律、民族习俗中有所反映……而罗斯诺曼起源理论的历史认识不能满足这些条件。”格杰奥诺夫提出的这些问题直接指向了诺曼说的软弱方面，给诺曼说的整个理论体系以重大打击。格杰奥诺夫试图证明瓦良格人与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是一回事。

不过，俄国反诺曼派学者的观点过于分散，他们各自提出的论据也多显得软弱无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反诺曼派实际上既没有提出古罗斯国家建立的新观念，也没有引入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史料来与诺曼派相对抗，他们只是力图在逻辑上反驳诺曼派的基本原则，集中注意瓦良格人和留里克的族属问题，其史料基础仍是书面资料，研究方法依然是从语言学出发，这一时期的反诺曼说更多是依靠斯拉夫主义的情绪来支持。

格杰奥诺夫的批判和实证主义方法的传播对诺曼说的进一步发展以强烈刺激。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一些新的史料尤其是东方阿拉伯史料被陆续公布，从而扩大了对问题研究的史料基础。例如，俄国东方学家伦(1782—1851年)公布的东方史料，内容涉及古罗斯及其近邻哈扎尔人和伏尔加河的保加尔人。东方学家赫沃尔松(1819～1911年)公布了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鲁斯特(1126～1198年)的资料，还有俄国学者出版了有关古罗斯的阿拉伯资料汇编。这些史料被诺曼派学者用来当作对付格杰奥诺夫的论据，但反诺曼派学者也提到了另外一些阿拉伯史料作为反击。问题是有关古罗斯的阿拉伯史料的作者多是通过转述、改编而获得的二手信息，通常并不直接了解东欧，这就给研究者论证不同的说法都提供了很大的可能。

1891年，丹麦语言学家、历史学家B．汤姆逊(1842—1927年，1894年起为彼得堡科学院外籍通讯院士)的著作《罗斯国家的起源》的俄文版出版，标志着诺曼学派“语文学阶段”的完成。此书论述清晰，总结了此前诺曼说的全部语文学论据，并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史料分析，被认为是诺曼说的经典之作。与此同时，俄国杰出的罗斯编年史校勘学家和文献学家A．A．沙赫玛托夫(1864-1920年)关于俄国编年史《往年纪事》的研究对瓦良格问题的争论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不过，沙赫玛托夫论证的结论是，《往年纪事》中关于邀请瓦良格王公的传说是后加进去的。虽然如此，沙赫玛托夫还是认为这一传说是可信的，并倾向于承认瑞典人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古罗斯国家的名称“Pycb”，他也认定为源于芬兰词汇“Ruotsi”，而这正是瑞典人的标志。

对问题的争论也在考古学领域进行。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考古学家已经在俄国北方地区，如弗拉基米尔古墓地、斯摩棱斯克附近的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雅罗斯拉夫附近的米哈伊洛夫古墓地等，发掘出一系列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特征的墓葬及其文物。特别是位于第聂伯河上游的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分布着大约4500座古墓冢。对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从1874年开始，到20世纪末已发掘出700多处墓穴。

在20世纪初，俄国考古学家已经可以根据考古资料做出综合性的研究报告，与文献资料相对照。但是，由于当时通过随葬品来确定民族归属的方法远不如今天完善，加之学者们对考古资料和文物的认识不尽相同，结果就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结论。1902年，俄国考古学家B．H．西佐夫在亲自参加发掘工作后，发表了第一份关于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综合研究报告。他在承认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葬礼仪式中存在诺曼因素的同时，谨慎地认为诺曼人所占的份额不大：“尽管在格尼奥兹多沃古墓中找到的属于9至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东西比在其他地方多，我们仍然应注意到，把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东西的数量与古墓发掘出的其它风格的东西相比，瓦良格因素在格尼奥兹多沃不占优势……”著名俄国考古学家A．A．斯皮岑(1858-1931年)在1905年则提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格尼奥兹多沃存在“纯诺曼型古墓”，在罗斯历史上有“许多诺曼人”：“这些人是统治者，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是当时外来文化的辉煌代表。诺曼人在克里维奇人的生活中引起了极大的变革。”为什么对同一古墓群的认识会有如此大的分歧?俄国学者H．B．库拉耶夫认为，根源在于如何确定斯堪的纳维亚随葬品出现的方式：在西佐夫的报告中认为这些随葬品是能从海外输入的东西；而在斯皮岑那里，这些随葬品只在直接的携带者斯堪的纳维亚人那里流传。

1914年瑞典著名考古学家T．阿尔涅来到俄国，他从古罗斯墓地的整个墓葬方式中区分出专门的葬礼仪式(船葬、焚烧船只、毁坏武器等)，并认为这些葬礼仪式具有瑞典中部古墓的部分特征。阿尔涅把格尼奥兹多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视作古罗斯领土上的常住居民，并强调他们职业上的贸易特点，如商人、武装侍从，这些人组成了罗斯社会的显贵阶层。他还得出了诺曼人在格尼奥兹多沃建立了海外商站(即殖民地)的结论。1914年，阿尔涅的《瑞典与东方》一书出版，此书对诺曼说的发展起到了不亚于B．汤姆逊的《罗斯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作用。

这样，到20世纪初，在俄国官方学术界(科学院，一些大学和机构)就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诺曼说获得了最后的胜利。甚至苏联建国初期的科学院院士、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戈季耶(1873—1943年)1930年在其《东欧的铁器时代》一书中也宣称，诺曼说与反诺曼说之间的争论已经在“有利于诺曼人一方而得以解决”(应注意的是，戈季耶在苏联时期被划归为“旧学派”，他的观点也被称为“革命前的观点”)。

总体来看，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尽管诺曼说在俄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但反诺曼说却更迎合了俄国社会舆论和普通俄罗斯人的爱国主义心态。诺曼派多为在俄国的外籍人，反诺曼派则多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人。俄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诺曼说持赞同态度，反诺曼派则少有职业历史学家。但不管是诺曼派还是反诺曼派，他们都只关心古罗斯国家“是谁”建立的问题，而没有提出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都把留里克王朝的起源(瓦良格问题)与罗斯国家的起源视为同一个问题。

二、苏联史学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

苏联建国初期，在革命前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诺曼说对M．H．波克罗夫斯基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有很大影响。波克罗夫斯基认为：“现代历史学家常常由于爱国的即民族主义的理由而驳斥这一传说(指‘邀请瓦良格人’——引者)，他们觉得说最初的一些君主是外国人有损于俄罗斯斯拉夫人的民族自尊心。其实这比说俄国从18世纪下半叶起是由德国霍斯敦公爵的后代用罗曼诺夫王朝名义统治着，并不见得更多或更少地有损于俄罗斯斯拉夫人的民族自尊心。”

从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史学界在批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同时，也掀起了一场批判诺曼说的斗争。苏联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开始强调“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研究古罗斯国家的历史学家格列科夫(1882-1953年)、雷巴科夫(1908-2001年)、M．H．季霍米洛夫(1893-1965年)与考古学同行一起，竭力寻找9世纪初期到中期东斯拉夫人氏族公社制度瓦解的根据，因为这能够证明罗斯国家产生的内部前提。

在苏联史学界中，科学院院士格列科夫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研究东斯拉夫人生活的经济方面时，格列科夫论证了经历数世纪形成的罗斯国家的农业性质，并认为诺曼人仅仅是起到了次要作用。他写道，“我们……习惯于更多注意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沿大水路的商业流通的豪华性增长，在那里占首位的总是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东西。这种豪华常常妨碍研究者看到社会经济基础的真正实质。”(不同于B．O．克柳切夫斯基讲的“第聂伯河的、城市的、商业的罗斯”)。不过，格列科夫并没有简单贬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的活动。他认为瓦良格人系北日耳曼人的族属是明确的，并认为“罗斯”(Pycb)名称很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起源。在对邀请瓦良格(斯堪的纳维亚)王公的传说的一些细节表示怀疑的同时，他认为没有必要完全否定这一传说。在应答瑞典学者T．阿尔涅的论文中，格列科夫着重强调：“国家的形成不是一个突然的变故，而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强势阶级的形成，它掌握政权以统治居民群众，组织群众。”应该说，格列科夫对问题的态度和立场是冷静和客观的。值得一提的是，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在1950年由科学院院士且．c．利哈乔夫(1906-1999年)注释并译成现代俄语出版，他认为瓦良格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

到20世纪40年代下半期和5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爆发，东西方之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始激烈起来。时代的变化要求苏联史学界从历史上来论证外来干预和影响的有害性，并论证俄罗斯社会的自主性和自给自足性。这时对诺曼说的批判也开始升级，形成为反诺曼主义运动。许多苏联历史学家认为瓦良格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与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没有关系，开始把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与瓦良格人的民族归属问题人为分开。如果说，起初一些苏联史学家对瓦良格人在罗斯的存在及其作用只不过是加以淡化：“用不着证明瓦良格人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关于瓦良格人民族属性的争论已失去了原先的含义”，那么后来就发展到完全否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存在的程度。有人重新寻找瓦良格人的起源，只要其不是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人武断地解释史料文献，特别是对《别尔京编年史》和《帝国行政论》中第聂伯河险滩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名称；有人甚至开始否认“从瓦良格人到希腊人之路”的存在，原因是这条水路与诺曼说有着间接的联系；还有人则不顾俄语语言学中Pyc-和Poc-一词根原本具有的不同起源的资料，强调“罗斯”(Pycb,)名称的南俄起源，认定它是居住在基辅城区的、以“洛斯”(Poc)河命名的一个斯拉夫部落的名称。他们从统一的罗斯国家看问题，以基辅为中心看问题。

反诺曼主义运动自然也影响到苏联考古学界。1949年，对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在莫斯科大学著名考古学家阿夫杜辛领导下重新恢复，“诺曼主义”与“反诺曼主义”这一类术语开始大量出现在对格尼奥兹多沃墓葬群的争论中。从认为考古工作的目的就是要阐明古罗斯社会的社会分化这一认识前提出发，阿夫杜辛最初完全否认格尼奥兹多沃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对阿尔涅提出的具有斯堪的纳维亚特征的葬礼仪式和随葬品也不予承认。针对阿尔涅的诺曼殖民论，他提出了格尼奥兹多沃墓葬群属于斯摩棱斯克的斯拉夫人“侍卫队”理论，这些斯拉夫人分为三个社会集团：“侍卫队首领、侍卫队成员、民兵”。从这时起直到60年代中期，阿夫杜辛对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这种认识在俄国历史学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不过，在这几年瑞典考古学家T．阿尔涅则继续坚持格尼奥兹多沃墓地存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观点，按他的意见，这些墓葬和瑞典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比尔卡的墓葬很相似。类似的古墓地阿尔涅认为在俄国不少于24处。

到60年代下半期，在总结了220多座墓冢考古研究工作后，阿夫杜辛对于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的一个变化是改变了对墓葬群年代的看法。按照他的新结论，在格尼奥兹多沃没有早于10世纪的坟墓，大多数坟墓出现在10世纪下半叶，而且多没有武器类随葬品，故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属于当地普通城市居民的墓地。这样一来，他就否定了先前自己把格尼奥兹多沃看作斯拉夫人侍卫队公墓的定性。他的另一个变化是对诺曼问题的态度。阿夫杜辛这时确认格尼奥兹多沃古墓群与斯堪的纳维亚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承认诺曼人坟墓的存在，但认为“这类坟墓数量不大，最多不超过3％至5％”。由于所发现的武器类随葬品在总体上带有北方因素，所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移民作用还是被他归结为雇佣军。不过，阿夫杜辛仍继续反对瑞典考古学家T．阿尔涅和x．阿尔布曼的观点，否认斯堪的纳维亚人9世纪进入到罗斯地域的可能性，认为他们在罗斯开始出现是在10世纪，他们“纷至而来”则是在l0世纪下半叶，这时已到了古罗斯国家的巩固时期，而不是形成时期。

实际上，在进入60年代以后，苏联史学界中在50年代批判诺曼说时那种贴标签式的简单化倾向已经有所改观，一些苏联学者开始认真对待西方诺曼派学者提出的论据。1960年，苏联历史学家M．n．沙斯科里斯基在《苏联历史》杂志上发表了《当代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中的诺曼说》一文，文章在批判西方诺曼派学者观点的同时，承认瓦良格人的斯堪的纳维亚来源，承认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罗斯的事实，也承认他们参与了某些导致古罗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事件，但认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主要是东斯拉夫人内部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结果。1965年，在增加了考古资料以后，沙斯科里斯基又出版了他的专著《现代资产阶级学术中的诺曼说》。同年12月，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生的讨论课上，还进行了一场关于瓦良格问题的公开争论。几年以后的1970年，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JI．C．克列恩及其学生在这场争论的基础上，联名发表了一篇论文《现阶段考古研究中基辅罗斯的诺曼古物》。文章确定一些东斯拉夫部落与斯堪的纳维亚的最初联系是在临近9世纪，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商路上的一些地方，只有属于9世纪的瓦良格人墓地；到10世纪，瓦良格人在一些地区不少于当地居民的13％。

1970年，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家B．T．帕舒托(1918一?)提出应该从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认识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帕舒托认为诺曼人征服罗斯或在罗斯建立殖民地的观点缺乏史料依据，但他并不否认斯堪的纳维亚人参与了罗斯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他说：“把古罗斯看作一个并非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从斯拉夫人特征为首的当地公国联盟中成长起来的，这种观点有可能更准确地评价古罗斯国家与北欧国家的关系……史料给我们保存了不少有关从北欧国家出走者及他们在罗斯活动的证据，起初他们是作为敌对的‘偶然出现的人’，然后是作为雇佣军——作为王公、战士、商人、外交人员，这些人在建立具有斯拉夫特征的巨大和多种语言的古罗斯国家发挥了一定作用。”帕舒托承认罗斯的联合是在瓦良格王公政权名义下进行的，但他指出，在此之前罗斯已是14个公国的联盟，它们是在过去部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这种政治联合不仅在古罗斯有，在沿海西斯拉夫人、普鲁士人、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那里也有。这些公国可能由于外部征服而灭亡(普鲁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可能击退入侵而以自己原来的王公为首(立陶宛)或者以请来的王公为首(罗斯)联合为一个独立国家。

这一时期，在苏联史学界中还出现了另一种批判诺曼说的意见，主要代表人物是莫斯科历史学家A．r．库兹明(1928--2004年)。他认为编年史中的瓦良格人只是来自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

但这种看法并不为当时大多数苏联史学家所认同。从70年代初起，列宁格勒的考古学家加入了关于格尼奥兹多沃墓地随葬品的讨论。列宁格勒研究人员运用统计学方法来整理考古资料，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墓葬的数量。他们认为，在格尼奥兹多沃的葬礼仪式中具有各民族混合的特点，其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民族特点渐渐具有了社会性质。

这一时期，西方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学者则大多持诺曼说立场，认为诺曼人在古罗斯的政治行政管理机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学者坚持下列四项基本概念中的至少一项：

1．“诺曼征服论”，认为诺曼人征服了罗斯土地，这为多数诺曼派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所赞同；

2．“诺曼殖民论”，诺曼人通过建立斯堪的纳维亚殖民地的方式占据罗斯土地，此说由瑞典考古学家T．阿尔涅首先提出；

3．“政治合作论”，瑞典王国与罗斯之间的政治合作，认为起初瓦良格人在罗斯发挥外贸商人的作用，稍后则起军人、海员的作用；

4．“外国精英论”，瓦良格人组成了罗斯的最高统治阶层，丹麦学者A．斯廷节尔一彼杰尔森主张这种说法。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这自然也影响到对古罗斯国家的起源和瓦良格问题的研究上。这些年苏联(俄国)史学界出版了许多关于瓦良格问题的外国文献史料，如《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关于苏联欧洲地区历史的文字史料》(1985年)、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1989年俄文版)、《9—11世纪的德国拉丁文史料》(1993年)、《伊斯兰国家关于东欧的传说(从古代到1000年)》(1993年)、《从外国史料看古罗斯》(1999年)等。在广泛收集外国史料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以罗斯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关系为研究背景，大量的研究成果也就随之问世，这恰与50年代的反诺曼主义运动形成对照。

从80年代末起，苏联(俄国)考古工作者就只运用考古资料而不再把诺曼说或反诺曼说这类观念带人到考古研究中。他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古罗斯的存在已是公认的事实，现在要争论的应是关于斯堪的那维亚人在罗斯存在的性质或者作用问题。1992年，IO．9．扎尔诺夫在其副博士论文《根据格尼奥兹多沃墓地资料看古罗斯的葬礼仪式》中指出，斯堪的纳维亚人成分很复杂，并不是单一民族；他们从事所有种类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在某一种社会职业中完全占统治地位；当地居民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狭隘的职业层，仍从事原先的职业，包括战士一商人等职业。从总体上看斯堪的纳维亚人乃是古罗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作为普通移民而存在。扎尔诺夫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社会地位的这一总结，为大多数俄国考古研究者所赞同。

关于编年史中邀请瓦良格王公传说的真实性，历史学家E．A．梅利尼克科娃和彼得鲁欣1995年在《历史问题》上联合发表论文《关于“邀请瓦良格人”的传说与古罗斯历史编纂学的形成》。文章对《往年纪事》的拉夫连季耶夫抄本和伊帕季耶夫抄本，以及诺夫哥罗德初始编年史的记载进行了比较，并着重研究了这一传说的结构、内容和形式。从古罗斯的法律词汇“条约”和“法”出发，两位研究者在分析《往年纪事》中关于诺夫哥罗德人与瓦良格人的条约及其相互关系时，把条约的实施与在英格兰和法兰西的斯堪的纳维亚酋长相对比，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传说中的“条约”是真实的，它的内容是通过口头传说而为《往年纪事》的编纂者所知晓。“条约”的订立包括一些斯拉夫人、芬兰人的代表和军队统领；“条约”规定把这些部落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但这些被邀者的“掌管”受到“按法审判”条件的限制，“按法审判”就是受当地习惯法的制约。“条约”还应包括保障瓦良格人、王公及其侍卫队等条件。这个条约在古罗斯经历了一个世纪。总之，两位研究者认为，邀请瓦良格人乃是融合了历史事实和艺术加工的传说。

罗斯名称的起源问题二百多年来一直是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首要问题，其说法众多不一，到20世纪80至90年代学者们对这个问题还在继续争论。一些学者坚持“罗斯”(pycb和pocb)名称起源于南俄的观点，认为它起源于第聂伯河中游的斯拉夫人，或认为它起源于拜占庭作家所记载的黑海沿岸的“洛斯人”。但这种说法遭到了语言学家的反对。他们证明，在俄语的历史发展中不可能产生从字母“0”到“y”的逆转。还有一些学者赞同B．A．布里姆在1923年提出的意见，认为罗斯名称存在两种形式：南方的Poc和和北方的Pyc。从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著作，对罗斯名称的斯堪的纳维亚起源说进行论证。一些学者认为，“罗斯”(pycb)这个词出现在公元8世纪形成的南拉多加湖地区的斯拉夫人、芬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居民圈中，它最初是人种和地域含义，然后经历了从社会称谓到古罗斯国家形成时期大公侍从的政治称谓的发展，再演变为古罗斯中世纪早期的民族名称。他们认为，从辞源学的角度来看，“罗斯”(pycb)这个词起源于芬语或者瑞典语，与芬语““Ruotsi”接近，而后者又出自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Roods”(浆手)。随着奥列格(879—912在位)882年从诺夫哥罗德南下征服基辅，北方形式的pycb和南方的pocb发生感染错合，并且北方的形式占了优势。

科学院院士利哈乔夫被认为是“俄罗斯文化的化身”，他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的看法对80至90年代的俄罗斯社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利哈乔夫认为，在俄罗斯文化的产生中拜占庭和斯堪的纳维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拜占庭文化给了罗斯基督教精神的性质，而斯堪的纳维亚在大体上给了它军事部落的体制”。他写道，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意义对罗斯国家制度的精神影响远比拜占庭从南方的影响要复杂：“11至13世纪罗斯的政治制度……是大公国和本质上限制大公权力的民族市民大会的混合政权。罗斯的大公一市民大会制度是由北日耳曼大公军事组织和罗斯土著的市民大会机制结合而成的”。“从瑞典召唤的留里克、希涅乌斯和特鲁沃尔(如果这些人物确实存在的话)能够教会俄罗斯人主要学会军事和军队组织”。利哈乔夫甚至创造了一个新词“斯堪多斯拉维亚”，来强调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古罗斯的影响。

总体来看，在80至9O年代，苏联(俄国)大多数历史学家虽然认为瓦良格人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但还是采取比较稳健的看法，认为并不能说瓦良格人是古罗斯国家的建立者，瓦良格人只是从外部对古罗斯国家的形成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与沙俄时期的史学界不同，苏联史学界对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问题；其失误则在于把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与瓦良格人的民族归属问题人为分开，认为瓦良格人的民族起源问题与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没有关系，并且有意淡化瓦良格人在罗斯的存在及其作用，导致对问题的认识与编年史的有关记述发生矛盾。到8O—9O年代，苏联(俄国)史学界总体上对古罗斯国家起源和瓦良格问题形成了比较稳健的看法。

三、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对瓦良格问题研究的新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俄罗斯人对古罗斯国家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强调北方和南方两个中心，并以北方的诺夫哥罗德为中心看问题。

2000年俄国副博士阿诺辛在《历史问题》上发表《罗斯国家起源的新假说》，提出了瓦良格人即罗斯人是北方东斯拉夫人的看法。

2002年9月24—26日，俄国史学界为纪念邀请瓦良格人(862年)1140周年，在加里宁格勒举办了名为“留里克家族与罗斯国家”的学术讨论会。会议讨论了留里克家族波罗的海南岸起源的说法，以及该家族东普鲁士起源的假说，同时还讨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出现在旧拉多加城和伊尔门湖地区的证据。与苏联时期不同，这次会议把瓦良格一罗斯人的起源问题与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放到一起讨论。学者们在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诺曼说与反诺曼说仍是双方论战的基础。会后诺曼派学者的论文主要发表在2002年第11—12期《祖国》杂志上，反诺曼派学者的论文则结集在2003年出版的《俄国历史协会论文集(第8卷)》(反诺曼主义专辑)。2004年第1期《祖国历史》刊登了利彼茨克师范大学俄国史教研室副教授B．B．福明的会议述评《关于瓦良格罗斯的公开对话》，述评的基调明显倾向于瓦良格人系波罗的海南岸西斯拉夫人起源的观点，这大概也反映了当前俄国社会舆论界的态度。

2002年以后，俄国史学界出版了许多论证瓦良格人是波罗的海南岸西斯拉夫人的著作：2003年出版莫斯科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A．r．库兹明的专著《罗斯的起源》和大学教学参考书《俄国史——从远古到1618年》；2004年再版了C．A．格杰奥诺夫的《瓦良格人与罗斯》，此书由库兹明的学生B．B．福明作注；2005年福明发表专著《瓦良格人与瓦良格罗斯——对瓦良格问题争论的总结》。当然，其间也有认为瓦良格人源于斯堪的纳维亚观点的著作问世，如俄国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E．A．麦里尼科娃主编的《从外国史料看古罗斯》(2003年)，书中收录了大量东西方有关瓦良格问题的史料。

与此同时，俄国大学教科书的调子也发生变化。由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几位学者集体编写的2003年版教科书《俄国史》，在讲到罗斯国家的起源时，认为诺曼说“与其说是在解释罗斯国家的起源，还不如说是在解释罗斯王公王朝的起源”。如果留里克是真实历史人物，那么邀请他到罗斯应该看作符合了当时罗斯社会王公政权的现实需要。教科书不再强调罗斯名称的南俄起源，并介绍了反诺曼说当今的主流观点：“瓦良格一罗斯人和留里克是斯拉夫人，或者源自波罗的海南岸(吕根岛)(现在德国——引者)，或者源自涅曼河地区”。

俄国通讯院士A．H．萨哈罗夫主编的《俄国史(第一卷)从远古到18世纪末》是一部影响较大的俄国通史著作，作为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到2005年已数次再版。主编者在前言中这样写道：“在专门讲东斯拉夫人起源的部分运用了最新的考古材料，并强调斯拉夫人与周围说其他语言的民族的有机结合。首次明确提出把东斯拉夫人团结起来的两个政治中心：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和南方的基辅，北方与南方的斗争以及北方的胜利，这是统一的古罗斯国家形成的前提。关于邀请瓦良格人及其他们的民族属性问题采取与诺曼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认为他们属于波罗的海南岸的斯拉夫人，尽管对此还有不同说法。这一观念在今天的史学界越来越明显确立起来，它不是诉诸于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诉诸于新的事实和史料。”

值得重视的是B．B．福明在2005年出版的专著《瓦良格人与瓦良格罗斯——对瓦良格问题争论的总结》，以及他近年来在俄国《历史问题》杂志上发表的几篇论文。

不管是诺曼派还是反诺曼派，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诺曼说是18世纪中期在米勒尔与罗蒙诺索夫之间的论战过程中产生的。“诺曼派与其反对者对所争论的全部问题都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但在对诺曼说产生的问题上则表现得完全一致，视德国史学家巴耶尔为诺曼说之父。”福明以1613年瑞典国家档案馆的资料为主要依据，设专章《诺曼说在17世纪西欧史学的产生》批驳了这种意见。

福明指出，有关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古罗斯国家的社会起源和建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在俄国的“大动乱年代”(1604-1613年)，在一些瑞典廷臣的外交活动中炮制出来的，是为瑞典的侵略行动辩护的。其时瑞典人先是军事参与，后来又直接攻占了诺夫哥罗德。福明证实，关于留立克来自瑞典、罗斯(Pycb)名称源于瑞典省名Roslagen的说法，最早来自瑞典官方关于瑞典与诺夫哥罗德代表在1613年维堡谈判的正式报告中，后来被瑞典外交官别德列依写进其1614-1615年出版的《莫斯科大公国史》中，17世纪下半叶又出现在瑞典宫廷史学家维德金特的《瑞典一莫斯科十年战争史》中。福明认为，这些著作的出现与瑞—俄1613年的维堡谈判、1617年的“斯托尔鲍沃和约”以及1700年开始的北方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因此当这种观点被巴耶尔、米勒尔和稍晚的施廖采尔带到俄罗斯时，它在西欧学术界已经流传了一百多年。不过，福明的这一论证并没有动摇巴耶尔等人证明诺曼说的史料根据。

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福明还系统论证了瓦良格—罗斯人的波罗的海南岸西斯拉夫人起源。这种看法的主要论据是：

第一，在《往年纪事》862年条下，瓦良格人、罗斯人明显是与瑞典人区别开的；

第二，瓦良格人的语言：在《往年纪事》拉夫连季抄本中，斯拉夫人的语言与罗斯人的语言是同一种语言；

第三，在《往年纪事》拉夫连季抄本中没有注明日期的部分，说瓦良格人的居住地，向西不是人们一直都错误认为的英格兰(盎格鲁人原先住在日德兰半岛，其名称在11世纪时还在与丹麦人的名称混用)，而是日德兰半岛南部，住在瓦格利亚的瓦格尔人就是瓦良格人；

第四，16世纪前半期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位大使，还有18世纪的德国人r．B．莱布尼茨得出一个相同的结论，认为瓦格利亚与现德国的吕贝克有紧密联系，而留里克就来自瓦格利亚；

第五，13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在说到瓦良格海(波罗的海)时，解释瓦良格人是斯拉夫人；

第六，波罗的海地区古陶器的形状、材料成分广泛分布于西北罗斯；

第七，诺夫哥罗德中世纪人的颅骨与维斯瓦河下游和奥德河古墓遗址中的西斯拉夫人颅骨解剖类型最为接近，而与第聂伯河斯拉夫人的颅骨解剖类型相差甚远；

第八，拉多加湖地区与波罗的海南岸大量东方货币窖藏具有同源性，而与斯堪的纳维亚的古钱有明显区别，8至12世纪波罗的海贸易控制在南波罗的海的西斯拉夫人手中；

第九，根据11至15世纪的白桦树皮文书资料，诺夫哥罗德人的方言远不同于西南罗斯的方言，但接近北方的西斯拉夫人的方言；

第十，西北罗斯居民在房屋建筑和防护工事的结构风格与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相近；

第十一，吕根岛的阿尔科纳的斯拉夫人的教堂和罗斯多神教都有共同的神祗佩伦，但罗斯的多神教中却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神祈。

总体来看，由于苏联解体以后的情势变化，第一，俄国史学界中认为瓦良格人是波罗的海南岸西斯拉夫人的观点近年来大有增强的势头；第二，与苏联时期的史学界不同，当今俄国史学界已不大关注古罗斯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一般理论问题，而更多关注是“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的问题即瓦良格问题；第三，关于瓦良格问题的争论，看来还将会长期进行下去。

四、对古罗斯国家起源与瓦良格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一，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总是与现实问题相联系。今天的俄罗斯正在思索自己发展的道路，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正在进行自我认识：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对瓦良格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是否总需要“留里克”，需要来自外部的推动力，需要榜样，还是俄罗斯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俄罗斯道路)。不管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旧论战，还是俄罗斯现时正在进行的新争论都表明，所有这些问题到现在依然没有解决。瓦良格问题也和彼得改革问题一样，总是紧密地与现实联系到一起，与俄罗斯今后几十年的历史性选择联系到一起，而这正是俄罗斯人研究瓦良格问题的动力。

第二，由于古罗斯国家的起源和瓦良格问题与俄罗斯人的斯拉夫民族感情有着紧密的联系，俄罗斯人又在不断寻找自己，其民族心理常常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兴衰而变化，有时候想要融入欧洲，便倾向于说瓦良格人是诺曼人；有时候又要显示和突出其民族独特性，便倾向于认为瓦良格人是斯拉夫人。这样一种意见值得深思：学术问题周围的斗争多半不是解决问题的推动力，而是解决问题的障碍。

第三，由于基本文献资料《往年纪事》中存在着许多相互矛盾之处；学者们对考古资料的认识又不尽相同；西北罗斯存在着多个民族，在西北罗斯既存在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文化遗迹，还存在着波罗的海南岸西斯拉夫人的文化遗迹，另外还有芬兰人的文化遗迹，西北罗斯与这些地方都有紧密的民族文化和经济联系。这一切都使诺曼派与反诺曼派在一个西北罗斯的基础上，依据不同资料和不同的侧重点，各自表述，各方都有一些根据，但谁也无力完全推翻对方的论据。

第三，苏联学者在论述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简单化，国家只被认为是阶级冲突不可避免的产物，阶级产生因此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这里的问题是，阶级和国家是一个民族内部发展的结果?还是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是一些民族和部落相互之间征服和服从的结果?历史证明，国家产生的这两条途径都是合理的。但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更经常是这两种途径混合在一起的结果，各种带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都会参与到国家的创建过程中去。因此，在研究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时，不仅应当注意9世纪西北罗斯地区东斯拉夫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还应当考虑到西北罗斯与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南岸都存在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文化联系，应当在波罗的海地区这种相互交往和联系的大环境中来认识古罗斯国家的起源问题。

第五，瓦良格问题是古罗斯国家起源的核心问题。不管瓦良格人来自何方，都应当考虑他们在罗斯地区的社会经济(城市、商业)、行政管理、军事和外交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即考虑他们在古罗斯国家建立中的作用，不可能也不应该把瓦良格问题与古罗斯国家起源的问题分开。当然，这里不仅有一个“是谁”建立了古罗斯国家的问题，还有一个“怎样”建立的问题。

第六，鉴于国内学者目前在此问题上多持诺曼说，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但应该指出诺曼说的理论缺陷和弱点，同时也应该仔细研究和分析当代俄国学者反诺曼说(斯拉夫说)的论据及其理论缺陷。

第七，如何建立并运用早期国家起源的一般理论，是研究古罗斯国家起源问题时不能回避且更加困难的问题。

曹维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