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西安疫情，全市隔离在家。 利用这个机会，捡起来自己的文学修养吧，再立一个flag！ 为了督促自己，准备更新发布时间。 但一年前的笔记不允许更新时间，因此只能重新发布了。

其实目前已经看到两晋南北朝文学了，但苦于没有时间，一直没有整理。 倒不是没有一点点空闲，而是空闲时间都在摸鱼。 或许艰难的人生逆旅中，更需要文学食粮的支撑。 立一个flag，我要在闲暇时间开始整理秦汉部分了。

所谓秦汉文学，其实主要是两汉文学。秦朝历时短暂，且又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朝历时短暂，且又实行了严酷的文化专制（法家排斥文学），导致了文学的枯萎，没有多少创作成就，导致了文学的枯萎，没有多少创作成就可言。

吕不韦招集门客所著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成书于秦灭六国之前，仍属战国散文的范畴。于秦灭六国之前，仍属战国散文的范畴。

李斯作有《论督责》和《狱中上书》。 秦始皇到四处巡视，每到一处立碑刻石，故李斯还有为秦朝歌功颂德的碑刻文章。 注：李斯最有名的著作《谏逐客书》是战国时期写的，不属于秦代文学。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众，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我听说官吏在商议驱逐客卿这件事，私下里认为是错误的。 　　从前秦穆公寻求贤士，西边从西戎取得由余，东边从宛地得到百里奚，又从宋国迎来蹇叔，还从晋国招来丕豹、公孙支。这五位贤人，不生在秦国，而秦穆公重用他们，吞并国家二十多个，于是称霸西戎。秦孝公采用商鞅的新法，移风易俗，人民因此殷实，国家因此富强，百姓乐意为国效力，诸侯亲附归服，战胜楚国、魏国的军队，攻取土地上千里，至今政治安定，国力强盛。秦惠王采纳张仪的计策，攻下三川地区，西进兼并巴、蜀两国，北上收得上郡，南下攻取汉中，席卷九夷各部，控制鄢、郢之地，东面占据成皋天险，割取肥田沃土，于是拆散六国的合纵同盟，使他们朝西事奉秦国，功烈延续到今天。昭王得到范雎，废黜穰侯，驱逐华阳君，加强·巩固了王室的权力，堵塞了权贵垄断政治的局面，蚕食诸侯领土，使秦国成就帝王大业。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由此看来，客卿哪有什么对不住秦国的地方呢！倘若四位君主拒绝远客而不予接纳，疏远贤士而不加任用，这就会使国家没有丰厚的实力，而让秦国没有强大的名声了。 　　陛下罗致昆山的美玉，宫中有随侯之珠，和氏之璧，衣饰上缀着光如明月的宝珠，身上佩带着太阿宝剑，乘坐的是名贵的纤离马，树立的是以翠凤羽毛为饰的旗子，陈设的是蒙着灵鼍之皮的好鼓。这些宝贵之物，没有一种是秦国产的，而陛下却很喜欢它们，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一定要是秦国出产的才许可采用，那么这种夜光宝玉，决不会成为秦廷的装饰；犀角、象牙雕成的器物，也不会成为陛下的玩好之物；郑、卫二地能歌善舞的女子，也不会填满陛下的后宫；北方的名骥良马，决不会充实到陛下的马房；江南的金锡不会为陛下所用，西蜀的丹青也不会作为彩饰。用以装饰后宫、广充侍妾、爽心快意、悦入耳目的所有这些都要是秦国生长、生产的然后才可用的话，那么点缀有珠宝的簪子，耳上的玉坠，丝织的衣服，锦绣的装饰，就都不会进献到陛下面前；那些闲雅变化而能随俗推移的妖冶美好的佳丽，也不会立于陛下的身旁。那敲击瓦器，拍髀弹筝，乌乌呀呀地歌唱，能快人耳目的，确真是秦国的地道音乐了；那郑、卫桑间的歌声，《韶虞》《武象》等乐曲，可算是外国的音乐了。如今陛下却抛弃了秦国地道的敲击瓦器的音乐，而取用郑、卫淫靡悦耳之音，不要秦筝而要《韶虞》，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因为外国音乐可以快意，可以满足耳目官能的需要么？可陛下对用人却不是这样，不问是否可用，不管是非曲直，凡不是秦国的就要离开，凡是客卿都要驱逐。这样做就说明，陛下所看重的，只在珠玉声色方面；而所轻视的，却是人民士众。这不是能用来驾驭天下，制服诸侯的方法啊！ 　　我听说田地广就粮食多，国家大就人口众，武器精良将士就骁勇。因此，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邃；有志建立王业的人不嫌弃民众，所以能彰明他的德行。因此，土地不分东西南北，百姓不论异国它邦，那样便会一年四季富裕美好，天地鬼神降赐福运，这就是五帝、三王无可匹敌的缘故。抛弃百姓使之去帮助敌国，拒绝宾客使之去事奉诸侯，使天下的贤士退却而不敢西进，裹足止步不入秦国，这就叫做“借武器给敌寇，送粮食给盗贼”啊。 　　物品中不出产在秦国，而宝贵的却很多；贤士中不出生于秦，愿意效忠的很多。如今驱逐宾客来资助敌国，减损百姓来充实对手，内部自己造成空虚而外部在诸侯中构筑怨恨，那要谋求国家没有危难，是不可能的啊。

秦代还流传下少量的《仙真人诗》，描写游仙。

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两汉历时四百余年（其中包括王莽建立的新朝）。汉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汉朝以辽阔的疆域，雄张的国力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盛世：   西周，汉代，唐代，清朝康乾时代   但是，康乾时代与汉代不同，康乾时代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康乾时代是具有巨大危机的盛世。 汉代对内解决了诸侯王问题，对外解决了匈奴问题。在东北，建立了乐浪、玄菟、真番、临屯等四郡，使朝鲜半岛纳入中国版图。在南方，开发百越，版图抵达印度支那半岛，设立了交阯、九真、日南三郡。在西方，开发西域，开通丝绸之路。   汉代地图（公元前74年，西汉）

汉代文学带有鲜明的大一统时代的特点。先秦文学中那种明显的地域差别消失了，不同地区，不同风格的作品以更块的速度互相融合（形成汉赋，以统一的语言，不同地方的人都进行创作）。两汉都曾大量采集民歌俗曲（汉乐府诗），范围之广，遍及四方，这也是大一统局面下才能出现的盛举。

大一统的局面造成了一种恢宏开阔的时代精神，人们踔厉奋发，积极进取，重视名节，普遍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有一种雄骏豪迈的气概。这种时代精神在汉代文学中表现为富于气势和激情、浑厚朴拙、奇肆雄健的审美特征。

汉朝名人：（以武帝时为例） 军事：卫青、霍去病 政治：董仲舒 学术：司马迁（史学）、孔安国（经学） 经济：桑弘羊 外交：苏武、张骞 文学：司马相如   汉战匈奴、唐战突厥是中华民族史上的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业。

汉代经济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和追求娱乐、喜爱歌舞的风气，导致通俗歌曲和汉赋的盛行。造纸术的发明（东汉）更是为书面作品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在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的局面下，统治者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搜集和整理图书。 与此同时，乐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民间诗歌，形成了新的文学体裁——乐府诗。

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使得“天下轶闻旧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目的，“网罗天下放佚旧闻”，写成卓绝千古得《史记》一书。 《史记》的成书不仅仅是司马迁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时代赋予司马迁的机遇。

全国各地建立学校，人人读书学习，社会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从而可以产生高水平的文学作品。

此外，在大一统局面下，封建专制统治加强了，很多知识分子感到行动不自由，思想受限制（只能为朝廷服务），有一种有志难伸的压抑感，因而出现了一批感慨怀才不遇的作品。

文化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提倡经学。

西汉初年，提倡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恢复国力。

黄老之学是东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种道家学派，主张修行（修身养性、长生久视、丹道等等）、经世（政治思想、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等等）、致用（技术发明等等），以形而上本体的道作为依据，结合形而下的养生、方技、数术、兵法、谋略等等，具有极强目的性、操作性。   事实上，黄帝并未留下可传世的著作。黄老一派的黄帝著作，往往为后人假托黄帝之名而作。与之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

武帝时期，提倡经学。 这一主要原因是，国家不能总是无为而治，在国家得到休养生息之后，需要有所作为。在当时，对内需要制衡诸侯国，对外需要抵御匈奴，这都需要提倡有所作为的学说。 经学是被选择的学说，这一选择是有一个过程的。前期被选择的法家、道家均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最终统治者选择了儒家思想（也即提倡经学）。

为什么选择儒家思想？

【原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①；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②。文献不足故也③，足则吾能征之矣。”   【注释】 ①杞：国名，杞君是夏禹的后代，周初的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其后迁移。征：证明、验证。 ②宋：国名，宋君是商汤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③文：典籍。献：指贤人。   【翻译】孔子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明；殷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明。这是杞、宋两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人才不足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懂礼的人才，我就可以验证这两代的礼了。”

秦朝选择了法家学说，与民为敌，最终二世而亡。 贾谊在《过秦论》中提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当时的儒家思想表现为经学，经指研究五经的学术，通过研究五经，从中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 具体表现为，并非经书本意为儒家思想，但汉代的儒家通过解释经书来发掘和引申有教育意义的儒家思想。

例如，《诗经》中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汉代儒家解释为这是后妃之德。但今天仅仅从文字中，并不能读出这种含义。汉代儒家之意在于，通过这一解释，提醒汉代统治者加强对后妃的管理（汉代后妃干政较为严重）。

汉武帝提出的历史课题为，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汉武帝在策问中提出这一课题，董仲舒提出要统一思想，尊崇儒术。 董仲舒认为，战国时期人民思想混乱，人与人之间只讲利益、不顾欺诈，需要儒术来教化人民，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儒家学说中提倡等级制度，因此儒家学说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者的地位稳定。

但总体上，汉代提倡经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另外，汉朝不仅提倡儒家思想，还兼采各种其他思潮，例如保留了一部分的法家思想。（适用于战争）

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汉代提倡经学的背景和原因：使国家长治久安。

汉代提倡经学的具体措施：以经学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经学取士。

经学取士使得读书人为官一地往往建立学校，教化百姓。

经学影响文学的途径： 经学思想；【提倡仁政、讲究名节、积极进取、讲道德讲忠孝】 思维方式；【崇尚经典，所有问题从经典中找答案；写作时，引经据典，分析现实】 授受【授：教授，受：接受；指传授】与阐释方式；【听教师讲课，互相之间问难、辩论，使得论辩性的问题空前发展，抽象思维提高，逐步向魏晋玄学转化，论说文水平提高；阐释方式里的序（原为阐释方式，后发展为独立散文文体，例如从《毛诗序》到《滕王阁序》）、论、赋逐渐发展】 取士制度； 士林风尚。【培养了较为正直的士林风气，史学家认为东汉是历史上最讲道德和气节的年代】

经学影响文学的几个方面： 文学思想、 作品内容、 体裁、【序】 风格。

两汉在文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

之前，诗与乐舞相联系；文与学术相联系。二者往往紧密联系，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 之前的独立文学，主要表现为《楚辞》。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表现出与学术脱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汉朝的文章与文学的含义与现在不同） 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梁丘贺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文学之士】有明显的区别。

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qí zǔ）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并合丝带来编成文彩，罗列锦绣而织作质地，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为求赋之轨迹】，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诗词歌赋往大处说可以与古诗的诗经一样让人容易理解,朗朗上口,传颂万世,从小处说文辞华美绮丽让人赏心悦目），能够“虞（愉）悦耳目”。【这其实就是文学的特点】

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如辞赋家司马相如。 《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文苑传》【文学家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

400年间，汉代文学创作的成就非常可观。

散文（包括历史散文和论说散文）创作继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论说散文式样丰富、风格多样、名作如林，这些作品还可以为后世树立典范。【文必秦汉（先秦与两汉），诗必盛唐】 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为后代树立了不朽的典范。 汉赋【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高度成熟和繁荣起来。

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

文人的五言诗在汉代也逐渐形成，对后代影响深远。即使在七言诗出现后，五言诗仍未退出历史舞台。

儒家的文艺思想在汉代占了主导地位。 原因：其他家（如法家、道家等）往往排斥文学。

毛诗序：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顺，厚人伦，移风俗。 （诗的作用：调节夫妻关系，促使人们孝敬尊长，使人际关系醇厚，教化民众使他们变得有美德，推移转变风俗）   原文：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译文：国君用风诗教化民众，民众用风诗谏劝国君，用富于文采的诗隐约地劝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应引起足够的警惕。 赏析：古代儒家要求诗歌为政治教化服务，既要对政治得失给予劝诫，讽刺上政，改善政治。又要委婉曲折，不能说得太直接，太过火。

延伸阅读：《毛诗序·大序》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jué) 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诗经》中的《关睢》是赞美周文王妃太姒美德的。是《风》的第一首诗，是周文王从自己妻子开始推行风化天下，树立夫妇之间的美德的。特意用它来教育百姓，用它来教育臣下。《风》是歌谣，有教育作用；用歌谣打动他们，用教育转化他们。 　　诗歌是用来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人的思想感情存在于内心就是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内心涌动就是用语言来表现，语言还不能表现的就发出感汉。如感叹还不适以表达，不知不觉就会手舞足蹈来表现。 　　用声音抒发感情，声音就成为宫商等的乐调，就被称为音乐。太平社会的音乐安祥快乐，政事和顺；混乱社会怨恨愤怒，政事不正常；亡国的音乐悲哀幽思，百姓困厄。所以，匡正人间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歌更有效。先世贤王用诗歌规范夫妇原则，形式孝敬父母、敬重长者的风气，加深人伦道德修养，使教化风俗向美好的方向转变。 　　所以，《诗经》有六个基本内容。风、赋、比、兴、雅、颂。上层统治者用《风》教化下层百姓，百姓用《风》对统治者进行批评。主张用文雅的言辞，委婉的方式进行劝谏，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因此称为《风》。到了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失和，国家政事混乱，家庭风气变坏、变风、变雅（风的教化作用，雅的美剌作用变化了，风变得淫乐，雅变得怨愤。）就发生了。（社会衰亡的现实表现在诗歌上）史官司可以从诗歌中看清楚政事得与失的迹象，感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伦关系出现了危机，衰痛苛政给百姓带来的痛苦。抒发思想感情，用《风》讽谏统治者，使统治者通达事变，怀念先王优良的风气。所以，变风从情感开始，用礼义节制。用诗歌抒发性情是百姓的天性，用礼义节制是先王的传统。因此，诗人通过诗歌表达的是他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却可以代表一国人的内心，这种诗歌称为《风》。诗人汇总天下人的心愿，表现四面八方的风尚，这种诗歌称为《雅》。《雅》是歌咏王道政治趋向于正，是歌咏天子政事兴盛、荒废原因的诗歌。天子的政事有大小之分，所以，就有大雅、小雅。《颂》是赞美天子的盛德并加以表现，把成功的消息报告给神灵。

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 王充提出“真美”说 （后续介绍）

汉代散文可分为史传散文（主要指《史记》和《汉书》）和论说散文两大类。 论说文包括奏议、政论、书信、专著、杂文等众多体裁。

汉代论说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两汉不同时期，他们又有不同的特点。

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即位的半个世纪里，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实行了消静无为的黄老政治，还没有顾得上禁锢思想。各家学说得以并存，言论较为自由。（带有战国后期的色彩） 被秦朝的文化专制摧残殆尽得论说散文便在这种土壤中重新生长起来。

这一时期的作者有的身在朝廷，有的身在藩国，其文章普遍带有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的特点。 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驰骋，大都注重形象与文采，有气势，不同程度的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 所谓大汉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内容与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政权（西汉）的拥护和为国效力的热情（身在朝廷和藩国的作者都拥护统一的政权），感情充沛、气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王朝的蓬勃生气。

朝廷作家的文章以政论和奏疏为主。 它们起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进而发展成为批评时弊，探讨长治久安之策的文章。 较早的这类作品有陆贾的《新语》和贾山的《至言》。

陆贾（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70年），汉族，汉初楚国人，西汉思想家、政治家﹑外交家。 陆贾早年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诸侯。刘邦和文帝时，两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对安定汉初局势做出极大的贡献。吕后时，说服陈平、周勃等同力诛吕。著有《新语》等。 陆贾是汉代第一位力倡儒学的思想家，他针对汉初特定的时代和政治需要，以儒家为本、融汇黄老道家及法家思想，提出“行仁义、法先圣，礼法结合、无为而治”，为西汉前期的统治思想奠定了一个基本模式。

陆贾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儒生，但刘邦并不喜欢儒生。刘邦征战天下，更注重武将与谋士。据传闻，刘邦有时将儒生头上的帽子摘下，当作便壶。但陆贾仍时常在刘邦面前称以诗书，史书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 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后因以“马上得天下”为武功建国之典。刘邦随即让陆贾作文论述秦为何失天下，而刘邦又何以得天下。因此，汉初很多文章是应这个问题而作的，也即总结亡秦教训，提倡用儒家思想规范人的行为。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贾谊少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文帝时任博士，迁太中大夫，受大臣周勃、灌婴排挤，谪为长沙王太傅，故后世亦称贾长沙、贾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抑郁而亡，时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对屈原、贾谊都寄予同情，为二人写了一篇合传，后世因而往往把贾谊与屈原并称为“屈贾”。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享年32岁）是个关心现实，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感情强烈，锋芒锐利，表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

其代表作《陈政事疏》开头便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追者，难以遍举。”表示为国家前途而忧，竞至痛哭流涕。” 贾谊认为，当时的国内形势到处都是弊端亟待改变，国家面临的危机是已经着火的柴火堆，火还没有烧到上面，感觉很安全，但其实已经危在旦夕。（当时国外匈奴咄咄逼人，国内诸侯王时刻准备叛乱），但汉文帝未采纳贾谊的建议，因此他痛哭流涕。

同时贾谊吸收了战国散文重气势、重文采的特点，常在文中极力铺陈排比，夸张渲染，使作品文辞生动，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他的《过秦论》是一篇总结秦朝灭亡原因的文章。 《过秦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用铺陈代替议论。作为论说文，应该开门见山摆出观点，但《过秦论》从历史入手，由秦孝公开始写秦国（朝）逐步强大，直到秦始皇达到强盛的顶点，随即笔锋一转，写陈胜吴广起义推翻秦朝，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秦朝兴亡交替之迅速令人触目惊心，陈胜吴广与秦朝力量之对比犹如以卵击石，却将秦朝推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问题，并作出回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过秦论》的另一个特点是多处对比。将秦与六国对比，与陈胜吴广对比，秦朝建立前后也是一种对比。 《过秦论》的第三个特点是极力铺陈，语言富于文采。部分语言讲究对偶，堆起来铿锵悦耳。在很大程度上，其继承了战国散文的特点，而在某种程度上，还带有赋的特点（铺张扬厉，铺张：铺陈渲染。扬厉：宣扬扩大。原意是铺陈夸张，力求发扬光大。现多形容过分讲究排场）。

《过秦论》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译文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借以窥视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办天宇之间，囊括四海的意图，并统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因此，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 　　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贾谊还有一些文章是儒者之文，坐而论道，平易朴实。这些文章往往用来告诫统治者应该如何施政。

晁错（前200年—前154年），汉族，颍川（今河南禹州）人，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 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晁错的政论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鲁迅称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代表作有《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

晁错（约公元前200一公元前154年）也曾多次上疏朝廷，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削诸侯，抗匈奴。

由于主张削诸侯，诸侯均反对晁错。《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

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喧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遂饮药死。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击吴楚军为将。还，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汉景帝即位，让晁错任内史。备受宠信，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都（按照晁错的意见）更改修定。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以后），呈请（查究）诸侯的罪过，削减他们旁系亲属的封地，收回他们的近旁诸郡。奏疏上报，皇上让王公大臣们集中讨论，没有人敢非难。晁错所更改的法令有三十章之多，诸侯一片哗然，都痛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得知此事，从颍川赶来，对晁错说：“皇上刚即位，你当权处理政务，侵害剥夺诸侯利益，疏远人家骨肉之情，人们议论纷纷很多埋怨你的，你为的是什么呢？”晁错说：“本该如此。不这样做，天子不得尊崇，王室不得安宁。”晁错的父亲说：“刘家安宁了，可是晁家就危险了。”于是喝毒药自杀了。死了十余天，吴国楚国等七个诸侯国果然以诛杀晁错为名造反了，等到袁盎、窦婴进言劝说，皇上便诏令晁错穿着朝服【上朝时直接被推出斩首，未来得及更换囚服】在东市被处斩。   晁错已经死了，谒者仆射邓公攻打吴、楚叛军担任将领。回到京城见皇上。皇上问他：“你从军中而来，听到晁错已死的消息，吴、楚罢兵没有?”邓公说：“吴王谋反几十年了，(这次是)发怒于削夺他们的封地，借诛讨晁错为名，他们的本意并不在于晁错。而且我担心天下的士人将要封住嘴巴，不敢再进言了。”皇上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忧虑的是诸侯强大了无法控制，所以请求削弱他们的势力，借以提高朝廷的尊严，这是千秋万代的利益啊。计划才实施，突然遭受杀身之祸，在朝廷之内堵住了忠臣的嘴，在朝廷之外替诸侯报了仇，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于是景帝沉默很久，说：“你说得对。我也感到遗憾了！”

他的文章不大讲究文采，但思想深刻，说理透辟，带有法家的文风特点。例如，他著有《论贵粟疏》，提出要重视粮食生产，重视发展农业。【中国封建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的命脉，对于百姓而言，也是民以食为天。特别地，为抗击匈奴，更需要足够的粮食储备。】

《论贵粟疏》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