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翻译有交际场景的文本时，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说话人话语的表面含义与深层含义有差异时，应该翻译哪一种层面的含义？

◆ 出现上述问题但话语场合不同时，是不是应该根据场合做差异化翻译，其调整的准则又是什么？ 

进一步上升到交际与认知角度，

◆ 在实际交际场合下，为什么交际双方各自的谈话意图会被对方识别？

◆ 为什么交际双方能自然地配合，既能产生话语，又能识别对方的话语？ 本文将浅要介绍认知语用学之基础——关联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翻译领域之中，希望可以为你解决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专著中提出与交际、认知有关的“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他们认为有两种交际模式，一是代码模式（code model），二是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

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与认知。其理论依据阐释如下(Sperber&Wilson,1986:1995)：

话语的内容、语境和各种暗含，使听话人对话语产生不同的理解；但听话人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所表达的全部意义都得到理解；他只用一个单一的、普通的标准去理解话语；这个标准足以使听话人认定一种唯一可行的理解；这个标准就是关联性。因此，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的关联性(转引自何自然、冉永平,1998:94)。

由此，我们可以如此定义“翻译”：翻译，即为一个对原语进行语内或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为了交际或取得一定的交际效果就要根据目的进行合理的阐释。它不仅涉及语码，更重要的是根据动态语境进行动态的推理。而推理所依据的不是什么规则、准则，而是“关联性（relevance）”。作为交际的翻译，对原语的理解、翻译过程中对语码进行选择时，所依据的也是“关联性”。

根据关联理论，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条件：1）交际双方的“互明（mutual manifestness）”——交际双方说话就是为了让对方明白，因此要求“互相明白”；2）最佳的认知模式“最佳关联（most relevant）”——交际双方之所以能配合默契，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主要有一个最佳的关联模式“关联性”。也就是说，要找到双方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

要确定交际者的暗含意义，受体就要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也就是找到对方话语同语境假设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的成功。语境效果越好，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小，关联性就越强；语境效果越差，推理所付出的努力就越大，关联性就越弱。用公式表示为：

语境假设就是认知假设。受体在交际者明说的基础上，凭借其认知语境中的三种信息作出语境假设：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汇信息。由于认知环境因人而异，对同一话语的推理往往会得出不同的暗含结果。

试举几个例子。如果A问B：“你要不要喝点咖啡？”B回答：“咖啡让我清醒。”A要明白B的用意，就要根据话语的字面意思，结合语境，提出一系列语境假设：“B不想睡不着”“B不想喝咖啡”“B想保持清醒”"B想喝咖啡……”要从这些假设中确定B的暗含意义，就要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关联性越强，推理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反之则需要付出的努力越大。

又比如店员说：“我们要关门了”。这一般被认为是一道逐客令。但店员如果是对一位朋友说这句话，那他的意图可能是想让朋友稍等片刻，以便一起回家。这种经过彼此熟知的语境推导出来的意义就是“话语意义”。再如一男子对一女子说：“今晚我们去看星星吧。”女子听罢回道：“起风了。”二人的对话外人听来不得其解，但男子一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女子的回答其实是婉拒。话语意义告诉我们，具体语境中的上下文之间总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深刻体察这种联系，会得出某种看似不相关却实际紧密相关的深层意义。

由此，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交际活动。在此，我们应该强调指出，成功的译文只是，而且只能是：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的方面与原文相似(赵彦春,1999:278)。

关联理论不是翻译理论，但可以有效地解释翻译活动；指导翻译活动；奠定翻译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基础。

观察所谓“鳗鱼句”（うなぎ文）与“魔芋句”（こんにゃく文）问题：

「ぼくはウナギだ。」

只看这样一个句子，中文可能直接翻译成“我是鳗鱼”；但换一个场景，翻译可能就不是如此简单。如果该句出现的场景是一个餐厅，两位说话人在点菜，说话人A想点炸猪排盖饭，问说话人B要点什么：「オレはカツ丼、お前は？」说话人B直接回答：「ぼくはうなぎだ」。在这种语境下，说话人B的意思显然是——「ぼくはうなぎにする」（我要点鳗鱼（盖饭））。同理，「私はジュース」（我要果汁）、「俺ビール」（我要啤酒）要表达的意思也是相似的。

在关联理论下，翻译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交际活动，为了交际或取得一定的交际效果，就要根据目的进行合理的阐释。根据关联性行为公式，“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听话人要确定说话人的暗含意义，就要寻找话语与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关联性强的假设，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如关联不足，推理时所付出的努力越大。

在上文的语境下，A要明白B的含义，就要寻求话语（“ぼくはウナギだ”）与语境（餐厅点菜，A点了炸猪排盖饭）之间的最佳关联——究竟此时B要说的是“我是鳗鱼”，是“我要鳗鱼”，还是“我要鳗鱼盖饭”？这就要求B凭借认知语境中的三种信息：逻辑信息、百科信息、词语信息作出语境假设。由于人的认知结构不同，认知环境也因人而异，对话语的推理自然会得出不同的暗含结果。

进一步说，如果A，B两人语言不通，中间要引入一位译者进行翻译，对于B的话语，译者同样要作出语境假设，得出暗含结果；并且将这一结果输出给听话人A。由于“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译者为减少A听译文时所付出的推理努力，就必须寻求说话人意图与听话人认知理解的最佳匹配，以达到最佳关联。因此，此处将日文「ぼくはウナギだ」翻译成“我要点鳗鱼（盖饭）”，明示B的意思，才能更好地完成译者的使命。

此处，听者需要的并不是“最大关联性（most relevant）”（以最小的处理努力得到最大的语境效果），而是“最佳关联性（most relevant）”（考虑语用涵义下，对说话人言语意图和听话者认知理解的最佳性匹配）。由此，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也是翻译的研究标准。译者的责任，就是努力做到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期盼（对于最佳关联性的企望，即听者企望他识图进行的解释能以最低的加工成本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相吻合(转引自林克难,1994:8-11)。

同理，还有所谓“魔芋句”（こんにゃく文）问题：

「コンニャクは太らない。」

同样地，字面意思上是“魔芋不会胖”，但其实放在“食物和胖”这一主题下，说的其实是“吃魔芋不会胖”——「コンニャクはいくら食べても、食べた人は太らない（コンニャクを食べても太らない）」。而作为译者，就要仔细考察语境，努力传递说话人的意图，寻求最佳关联，以完成当前场合下的交际效果。

在关联理论下，翻译至少要有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保证交际的成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要传达原语的内容，又要兼顾原语的形式，往往非常困难。因此，需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在这种所谓的“鳗鱼句”与“魔芋句”中，为传达说话人想表达的准确含义，就需要舍弃日语原文的特色，将说话人隐藏的意思准确表达出来，减轻听话人的负担，优先保障交际的成功。

如此一来，利用关联理论，能够有效避免学术界关于翻译原则的无休止讨论：

由于关联理论统一的理论框架能够“涵盖”人类的一切翻译活动，因此可以根据关联理论应对翻译界经年不息的争执，也能对一些重要翻译概念的解决提供指导思想。由于关联理论不把“信”作为翻译的第一准则，只看交际效果，因此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都只是翻译王国之下的一块小小领域，不如“关联”范围之辽阔。

1、关联理论对“对等原则”问题的指导意义

学者赵彦春(1999:284-285)认为，关联理论框架下已不再需要对等原则。翻译是交际的下位概念，交际中话语的输出和理解不可能对等，翻译中跨语言的话语二次输出和理解更不可能对等。

以往的翻译理论（如对等理论等）采用的是静态的阐释法。关于对等原则下的翻译理论，可见本专栏此前的简要介绍（该文为奈达功能对等理论）：

传送门：功能对等理论

功能对等理论：形式对等与内容对等的平衡问题提出 在进行日译中实践与研究的过程中，你是否产生过这些疑问？ ◆ 按照原文的表达形式翻译，意思就

而关联理论框架下的翻译理论采用的是动态的阐释法。所谓动态是因为：原语交际者和译者（第一轮的交际双方）、译者和译语交际者构成第二轮的交际双方，其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都是不定的，此为一级动态；译者、译语接受者推理时所依据的最佳关联、对文本认知、 欣赏所涉及到的最大关联都有所不同，此为二级动态；不同语言构成的语篇或文本因语义、文化等因素的限制，不可能对等，此为三级动态。

从以下动态关系图可见翻译的本质属性：

Chesterman(1997)认为，翻译的成功取决于相关因素间的趋同度。所谓“翻译的成功”指的是翻译的效度，我们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趋同和趋异是反比关系，趋同度越大，则趋异度越小，翻译的效度就越高；反之，趋异越低，则趋异度越大，翻译的效度就越低。当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译语应该尽可能向原语趋同：提高信度，在保证交际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忠于原作者。

2、关联理论对“不可译性”问题的指导意义

关于“不可译性”的问题，可见该“翻译研修”栏目中所作的简要介绍：

传送门：零翻译概念

“零翻译”概念：试化“不可译”为“可译”背景提出 语言是人类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翻译，就是一项重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然而，不同语言的不同特点

在关联理论下，如果我们抓住了翻译的本质属性——交际，就为“不可译”问题打开了一个解决的新窗口。

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定义为：一个对原语进行语内或语际阐释的明示-推理活动，翻译的本质属性为交际。而交际的成功，取决于一方的意图被另一方识别。作为特殊交际的翻译牵涉到三个文本：

原交际者把文本输入给译者——

译者通过关联理论进行推理，形成图式文本——

译者和译语又构成了交际的双方——

译者把图式文本传递给受体，形成译语文本——

至此，交际完毕。

在此过程中，语码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而交际者是可以能动地选择语码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取得同样的交际效果，不管文字传达怎样的信息都无关紧要，并不影响它所代表的规约意义。也就是说，不论什么样的语码，都有同样的工具功能。由此，我们可以说，任何被认为是“不可翻译”的东西，其实都可以以某种形式进行翻译——即使是隐喻、双关、回文等都可以翻译，或进行语用调整，或以类比手段，或以解释说明方式译之。毕竟单一语言下的原意输出与解读尚且不完美，更不能要求翻译能尽善尽美了。

关联理论被证实是十分强有力的，它能解释大量有关语言理解和语言认知的问题，是认知语用学的理论基础(何自然、冉永平,1998:106)。虽有有自身的弱点，但关联理论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对语言交际进行的研究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尝试，值得我们去研究、运用、深化。

参考文献

[1]赵彦春.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J].现代外语,1999(03):276-295.

[2]何自然,冉永平.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J].现代外语,1998(03):95-109+94.

[3]林克难.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1994(04):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