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菁城子（北京 媒体人）

　　最近深圳市一家电子厂被查，40多个十几岁的四川凉山州彝族孩子被解救出来。这些童工没有感激，反而对执法人员谎报年龄，企图蒙混过关。记者采访时，他们抱怨的不是工作辛苦，而是收入损失。虽然工作辛苦，他们每月获得的薪水是2000元，这已经是凉山州基层公务员的收入水平。这些孩子们不愿意被送回老家，一个孩子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

　　十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年纪，却要靠自己的劳动谋生，不免让人心生酸楚，这也是立法禁止童工的民意基础。很多人说，儿童在长大前不应该承担谋生责任，家长应该负起责任；当很多家庭穷得无法供养孩子上学时，政府就应该负起责任。

　　现代社会还让儿童承担重体力劳动以谋生糊口，是文明的耻辱。现代社会的儿童应该不为温饱发愁，而应去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贫穷是历史的现象，贫困儿童将长期存在。即便在发达国家，仍有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尽管我国经济有长足发展，扶贫在持续推进，贫困人口依旧是个庞大的数字，消除贫困不是一日之功；事实上，已经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在贫困消除之前，这些孩子们是应该坐等救济，还是通过谋生改变命运？

　　这是现实困境下的纠结和必须面临的选择。很多儿童选择了后者，他们到发达城市打工，赚取薪水。工作虽然辛苦，却能使自己吃饱饭，还能存一笔钱养家。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承担起生活的重担，简直应该获得尊敬。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孩子们在读书的年纪跑去打工，长远看要吃大亏，禁止童工是防止他们做出“不理性”举动。这些代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做人生选择的人，很难体察他们真正迫切的需求：吃饱饭，积累财富，从而改变人生。

　　最近谈起“童工”话题，很多人都表示理解，并且纷纷讲述自己的“童工史”。有的到餐厅当服务员，有的到工厂做流水工，还有些人表示：没机会出去赚钱，只能在家干农活，辛苦程度不亚于打工。多数穷人并非甘于忍受现状，他们总是在寻求机会改善；受其影响，他们的孩子对改变命运也有着强烈渴望。如果他们被告知：“脱贫是父母、社会和政府的责任，你们不应该劳动。”不只是这些家庭的改善机会将错失，可能还会滋生其他社会问题。

　　香港富豪黎智英就曾回忆自己做过月薪60港币的童工，“（如果当时）找不到工作糊口，要不是饿死街头，我便大有可能铤而走险、作奸犯科了。”这不是孤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青少年“流氓”成为城市治理的严重问题。九十年代起，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了。繁荣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将大量辍学的青少年变成了财富创造者。这样的人生轨迹对深陷贫困的孩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对贫困施以救济，这是令人赞赏的，但不能止步于此。最好的扶贫则是教他们谋生技能，自给自足而后自立自强。

　　（原标题：救济还没来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