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洪先生研究也认为"先秦时期的诸多典籍都曾引述《尚书》，由此表明《尚书》古已有之"。他说得颇有道理：秦朝禁毁诗书，致使《尚书》失传20余年。西汉时期重出的《尚书》有伏生今文本、孔安国整理并传注的孔壁古文本(孔传本)......。孔传本在西晋末年也曾短暂消失，但不久便由梅赜献出而流传至今，弥足珍贵。但自南宋开始，梅赜所献孔传本却被疑为"伪书"，疑《书》者们认为该文本的风格"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并认为其传承脉络茫昧无稽，由此构成怀疑的前提；又以"吹毛索瘢"的方式寻找该文本的"破绽"，由此构成怀疑的证据；进而，确指或泛指某人拼凑缀合古籍中的引《书》文句以作成伪书，由此构成怀疑的结论。"然而，梅赜所献孔传本的风格不足以成为怀疑的前提，其传承脉络并非茫昧无稽，所谓‘作伪'的证据没有可信度，被指控的诸多‘作伪者'一概没有作伪的必要和可能；梅赜所献孔传本就是孔子后人为避秦火而藏于旧宅壁中的百篇遗存，也就是孔子亲手删定的先圣教言和华夏古史。"[7]他所说的被指控的诸多"作伪者"最初是指梅颐本人；后来是指三国王肃；再后来觉得没有证据，就指向西汉刘歆。我们只要从字频统计、礼仪和语言习惯等几个方面进行一下比较分析，就能判断梅赜所献《尚书》并非伪书，而且可知《尚书》部分地为西周时代作品，部分地至少为商末作品。

2、从文字的发展和孔子引用看，《尚书》不是虞夏、前商时代的作品

据流传至今的《尚书》来看，其所述历史跨时近两千年，即公元前四千多年至前两千六百年间。可是，尧舜时代并无文字，故不可能是当时的作品。它也不可能作于夏代。郭泳说"《尚书》不可能作于夏代，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文字，就是有人要创作也不可能记录下来传给后代。王国维等学者认为它的成书至迟不会晚于西周，因为孔子已经看到了这本书，并在阅读的基础上加以整理了。"[8]说夏代还没文字不很准确，那时文字已经在陆续造出，但那很少的文字确实不可能记录那些史料。

《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篡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为之序。"这是说，孔子删定以后又按时代做了排序。从"上断于尧，下讫于秦"看，尧，是指尧帝；秦，是指秦穆公。虞夏、前商时代的文字发展都不可能满足《尚书》文字记载之所需，因此，反映那时的历史文篇，都只能是后人对传闻的记载。既然如此，尧以前和秦穆公之后的部分文篇也有可能被删掉了。之所以可以说是传闻的记载，从孔子在《论语·八佾》里说的"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一语可以看出。他说，夏代的礼法，我可以说出来；殷商的礼法，我可以说出来。他为什么能够说出来？就是因为他出身贵族，青少年时期当过礼仪工作者，一生喜欢礼法，甚至到周皇室学习过礼仪，即司马迁说的"适周问礼"，他向周国家图书馆馆长老子请教过礼法制度。《史记·孔子世家》就有记载：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义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这是他未得到百二十国宝书之前的事情。

在得到百二十国宝书之后，他对这些历史实录进行了整理和排序，并且读了、引用了。在《论语》和《礼记》多所反映，其中不乏对《书》的所谓"伪书"部分的引用。他对学生讲学引用再多的就是《诗》和《书》。当然，其中引《书》最多的是西周初年及其以后的。他大倡德治、主张中道以及民本思想，主要来自"伪书"部分的《大禹谟》《五子之歌》等；《礼记·中庸》载，他赞扬舜帝"其大知也与"，"用中于民"，他这样赞扬舜帝除了看《大禹谟》别无其它数据来源。《大禹谟》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句，[9]"中"即"中道"。《说苑·政理》记载："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雠也，若何而毋畏？"这"以腐索御奔马"就直接来自《五子之歌》，只是"腐"字原为"朽"，"奔"字原为"六"。《咸有一德》《说命》《太甲》《君陈》等都曾引用。

正因为收集了那么多《书》，他说："文武之道，布在方策。"[10]不过，几千篇实录中最多是周代的，他最遵循的也是周代的礼法，故有言："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不能排除部分《书》至少是殷商末年的作品，是口耳相传而记录下来的。理由之一是《尚书·多士》有一句话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即那时已经有成册的文献了，可能写下包括传闻的唐虞、夏代及前商时期的政治言行。理由之二是甲骨文是殷商的文字，据考证，其中已经有四千多字了，《尚书》只用了一千七百多字，说明当时的文字够作《书》之用，因此，至少商末有可能产生这些记录。理由之三是商末政治腐败，史官们有可能有意记下此前的这些政治传闻以挽救时局，正如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传》说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理由之四是商末文王所演《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正这段话的原意是:上古用结绳记事以治理天下,后世圣人,改以契刻图书,百官藉以治理政事,万民藉以稽考国事,这大概取象于《夬》卦。理由之五是周初新政权刚建立，文王、武王亲眼看到纣王垮台的根本原因，为了永保其江山，自然要为吸取历史的教训和宣传德治的价值而公开殷商《书》中这些政治传闻和古代的治道。制作周礼也要利用夏、商的《书》，孔子说的"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就透露了周以前有《书》存在。

3、从礼仪的用语习惯看，《尚书》应是商中后期及西周作品

从礼仪语言情况看，《尚书》有一个重要用语习惯有着明显的殷商及西周的时代特征，这就是关于行跪拜礼的用语习惯，一般叫"拜"，如果还要叩头就叫"拜稽首"或"拜手稽首"。这在对虞夏的历史记录和对商周的历史记录都是如此，不过"拜手稽首"属西周所有，"拜稽首"则属于此前。

《尧典》记载："帝曰：‘俞，咨！禹，予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这里的"帝"是指舜帝，舜帝和大臣在讨论谁来接班的问题时，大禹、垂、伯益都作了谦让，并向舜帝行了跪拜礼即"拜稽首"，拜了而且叩了头。在所谓"伪书"部分的《说命》同样如此："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说"是指傅说。这说明《尧典》和《说命》是同时代或前后相去不远的作品，也说明《尚书》的所谓"伪书"部分并非伪书。

《尚书·召诰》记载："太保乃以庶邦㞘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引文是太保跪拜叩头报告我王的意思。"拜手稽首"与"拜稽首"意思是一样的，手都要着地。这《召诰》是记载周公代成王理政七年时召公率各诸侯拜见成王时讲话的事情，即周初时的事情。接下来的《洛诰》《立政》等就用得更多了。《洛诰》开头一句就是"周公拜手稽首曰"，然后就有"王拜手稽首曰：‘......拜手稽首诲言'。"这是指成王跪拜磕头并说要跪拜磕头接受我公的教诲。下面还有两处用到"拜手稽首"。其中，周公说"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是传达王命：明洁地举行祭祀，要跪拜磕头庆幸地献给文王和武王。这就说明，"拜手稽首"是周代初年就有的礼制。在《立政》也有两处用"拜手稽首"。其中一句是"拜手稽首后矣"。即周公宣布："跪拜磕头，诸侯们！"进一步说明周初有此礼法。后来的《顾命》则有"拜"，有"拜手稽首"两处。都说明"拜""拜手稽首"是早已确定了的礼制。

这个早已确定了的礼制是否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像这种与政治关系不大的礼节应当不是周代突然创造出来的，完全可能沿袭旧制，即"鉴于二代"，鉴于夏商之礼。王进锋《殷商史》第四章《商代的金文》引《汉书·郊祀志》说："是时，美阳得鼎，献之。......今鼎出于岐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11]因鼎出于岐东即周初故地，故认为是周初的鼎。其中记载"拜手稽首"进一步说明周初有此礼法。

另外，"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句与《说命》"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思想内容一致。

这些都说明《尚书》包括所谓"伪书"部分都是史上前后不远的作品，也进一步说明"伪书"部分并非后人伪造。

周初鼎刻"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句与商书《说命》"说拜稽首，曰：‘敢对扬天子之休命"思想内容虽然一致，但商代比周初的要简略一些，"丕显"是对天子或上帝的尊称，有此二字更显尊敬；周初鼎刻"拜手稽首"与商书《说命》"拜稽首"虽然基本相同，但商代比周初也要简略一些。"拜稽首"双手着地可以不规范，但周初明确有一个"手"字。有一个"手"字，这样读起来很别扭，为什么要加一个"手"字？一定有其深意。据考，原来虽然都是双手着地拜而且叩头，即头着地，或叫"磕头"，但是，"拜手稽首"就不是随便地头手着地拜，而要求叩头时额头必须与手齐平。《周礼•春官•大祝》称："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古人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则为长跪；首至手则为拜手；手至地则为拜；首至地则为稽首。此礼之等也。"[12]据汉郑玄注，稽首拜，头至地也。贾公彦疏称，稽首是"臣拜君之礼"。周代《仪礼》还有"再拜稽首"其《少牢馈食礼》有"主人再拜稽首""主人又再拜稽首"。[13]据胡新生研究，后来还有"三拜""四拜"和"升成拜"等礼节。这些微妙的差别，都是时代的印记。他认为，理清从拜手稽首到再拜稽首、"升成拜"的演变脉络,可以为相关文献的历史断代提供一条新的标准。

"再拜稽首""又再拜稽首"，比"拜手稽首"就更进一步地严格了。早期道教的《太平经》中有句称"真人稽首再拜"，以稽首专指对神的礼拜。这正如齐梁道士陶弘景的《登真隐诀》"稽首三礼"，"先一拜，额叩地；次再礼，合为三拜。若言再拜稽首者，即先两礼，后额叩地，一礼合为三礼，稽首三礼是其义也。"[14]就是说，"再拜稽首"要求完成三次"拜手稽首"。在礼仪上有发展，更加严格了。周代是等级森严礼法繁复的时代，但其发展不是没有前人的礼法作基础的。因此，殷商及其以前的一些相比简单一些的礼法在西周文献中应当不会绝迹，更会在西周以前的文献中保存。

这些说明《尧典》《说命》与上述《召诰》等周书有可能不是同时代的作品。如果都是周初作品，就应当都用"拜手稽首"。上述《召诰》等周书与确认的周初的上述西周鼎文全部用了"拜手稽首"，说明这些是同时代的作品，《仪礼》因有"再拜稽首"则应是春秋时期对周代礼法的记载，而《尧典》《说命》则可能是周初以前的作品，甚至不是商末作品，而应是商代中而稍后的作品。《说命》记载的是武丁时期的事情，与周初相去两百年。这虽然不能说明《说命》就是武丁时期的当时记述，但至少不是周初而是更早一些的记述。

胡新生认为，西周的最高礼是"拜手稽首"，但或简称"拜稽首"；春秋时期的最高礼"再拜稽首"，其余属战国时期者。他认为，拜手礼与稽首礼不同，说："最为详细系统的解释是郑玄对《大祝》‘九拜'所作的如下注解:稽首,拜头至地也。"[15]其实，据他引郑玄，应理解为拜手礼与拜稽首礼不同。拜稽首是手头都要着地，但对手的动作规定不明确，应是更早一些的礼节。"拜手稽首"就严格了，属于西周没错。西周初金文等出现"拜稽首"也不足证明"拜稽首"就是西周的礼节，如前所述沿袭旧礼是可能的。这说明《尧典》《说命》有可能是商代作品，因为生活在商末的少年文王就读过《书》，而且学过殷礼。《礼记·文王世子》记载说，"文王之为世子......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16]所谓"瞽宗"，据《礼记·名堂位》："瞽宗，殷学也。"[17]即殷商的大学。这说明，史、礼等文化资料都是有书载的。至于西周末战国初期，则有"拜稽颡""再拜稽颡"，"稽颡成踊"。如《礼记·杂记上》记载吊丧时，"子拜稽颡，吊者降，反位。""含者入，升堂，致命。再拜稽颡。"《仪礼·士丧礼》："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颡，即额。这就不是一般的磕头，而明确要求额角着地。"稽颡成踊"是指额角着地拜完了又捶胸顿足，表述极度悲哀。《礼记》《仪礼》虽然是孔子之后的战国初期的作品，反映的礼制是西周末的礼制，很复杂，而《伪古文尚书》不用"拜稽颡""再拜稽颡""稽颡成踊"，说明其与29篇所谓真《尚书》一样都是战国以前即西周早期及以前的作品，其记载的史事内容也是如此。又，成熟于战国时期的《管子·小称》为管仲门派记载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有两处记载"桓公辟席再拜"，这个礼节为什么没有西周那么复杂了？一是因为法家是从道家蜕变出来的，道家是反对繁琐的礼节的，《老子》第38章就有"礼烦则乱"的看法，二是因为繁琐的礼节在这制度发生巨的时期已经逐步简化了。这也说明《尚书》成书不会在战国时期或更晚。

4、从字频规律看，《尚书》也应是商代及西周作品

我们把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一些常用字按平均每一万字的频率来与《尚书》进行比对，看是否接近。这些常用字，平均在每一万字中出现的次数=（各字出现的总次数÷总字数75166）×10000。

例如，"乃"，（181÷75166）×10000=24，24就是"乃"在每一万字中出现的频率。根据张岩的统计研究，"乃"，在全部《尚书》中的每万字含量是146字，在参照文献（如《诗经》、《周礼》等共55种）平均每万字含量是19字，这与24字频率接近。而在《尚书》古文和今文篇章即所谓真伪篇章之间万字含量的比例是：141字：150字。[19]"乃"在《尚书》中使用的频率比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要高得多，比在《诗经》《周礼》等共55种文献中的频率更高。换句话说，"乃"的使用在按时代依次减少。这说明《尚书》成书年代要早。

又如，"于"，（656÷75166）×10000=87，即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的万字含量是87，在春秋金文中为90字，两者比较接近，与参照文献110字也比较接近。而在《尚书》万字含量是237字，《尚书》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244字：236字[20]。这就是说，"于"在《尚书》中使用的频率比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要高得多，比在《诗经》《周礼》等共55种文献中的频率也高的多。说明《尚书》成书年代要早。

又如，"之"，在《尚书》中每万字含量是138字，在古文和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140字：136字[18]。在照文献中万字含量是421字。多50%以上。另外，查刘志基有关研究，在西周金文中"之"的万字含量更多：763字，多400%以上。[21]这是因为西周文化发展了，语言也发展了，用"之"多了起来。这说明《尚书》总的说来其年代要比西周早。

再如"唯"在殷商和西周金文中的万字含15。而在《尚书》中没有这个"唯"，而是用"惟"，"唯""维"是"惟"的发展，三个不同写法虽然可以通假，但"唯""维"是后造的。"惟"在《尚书》万字含量是260字，在参照文献平均万字含量是2字（包括"维"和"唯"，其中很大一部分出现于《尚书》引文中），《尚书》古今文篇章之间万字含量比例是：328字：233字[22]。这说明，"惟"在《尚书》中万字含量依次远远高出在商末和西周金文中和在《诗经》、《周礼》等共55种文献中的频率。可见《尚书》年代要早。

仅此几例就足以说明：第一，《尚书》包括所谓"伪书"，部分地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第二，《尚书》有一部分作品即记载周代以前历史的作品应是比西周金文要早的作品。当然，刘志基先生的"殷商"显然指殷商末期。经过这番推算，《尚书》之虞夏书和商书成书有可能在殷商中后期，而周书当然是周代作品。

至于《金腾》等某些作品被怀疑为东周甚至汉代以后作品，李锐认为那是"同源异流"的问题。因此，《鲁世家》《蒙恬传》《易林》等所载的周公以身代成王之事，当是《金縢》故事的"族本"系统，只是看起来关系更远一些，另成一系统。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恐怕这不是所谓孔子修订的《尚书》中的那三篇《说命》，而只是一些"族本"。他说："对于清华简《金縢》和今传本《金縢》的关系，李学勤曾指出两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但没有展开论述"。他认为"族本"是用来谈论某些特殊文本的。每一个写成文字的文本便成为此一流传系统的"祖本"，每个系统之下是同源异流的文本流传系统。同源异流的文本流传系统之中，最极端的是源流一线传递的文本流传系统。"族本"之间，同源异流的文本之间，虽然可以用词汇法等判断早晚，但这只是文本写定时代的早晚，只具有参考意义，并不是文本来源的早晚；只有源流一线传递的文本流传系统内的文本，判定其早晚才是可靠的。［23］因此，怀疑《尚书》某些作品为东汉以甚至东周以后的作品，都是根据不足的。

现在很多古籍被斥为"伪书"都属无稽之谈，这些书正在逐一恢复名誉。《尚书》中的所谓"伪书"问题也是如此，不过是一个版本问题。不过它是属于"源流一线传递的文本流传系统内的文本"，是经过历代政府图书馆的校书官校对过的，梅献《古文尚书》之所以被东晋及以后国家图书馆收藏，也是因为与原藏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做过校对的。据《隋书·经籍志》，孔安国献《古文尚书》后来一直存在到唐代，以后之所以失传，也许因为梅献本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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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4

[20][21][22]张岩.审核古文《尚书》案[M].北京：中华书局，2006：327

[23]李锐．先秦古书年代问题初论--以《尚书》《墨子》为中心[J].学术月刊,201５（３）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