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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短视频平台正在迅速发展，作为“数字移民”的中老年群体在这一新兴媒介上的使用日益活跃，其媒介素养和信息识别判断能力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本研究对19名中老年人进行了短视频观看和信息判断的干预研究，针对中老年人在干预过程中的判断逻辑和日常短视频观看中的辨别方式进行深度访谈，运用结构化扎根分析法，构建了包含“系统性路径”“边缘性路径”和“社交路径”三条路径在内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和判断机制模型。研究刻画和深描了在信息识别领域里中老年人表现出的三类不同画像：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并尝试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提出建议，对内容生产的治理责任进行关注。

作者简介

潘曙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祝宇欢，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谢乐滋，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项目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青年项目“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使用模式及其对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9YJC860034），以及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项目编号：20RXW171）项目成果。

短视频是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媒介新形态，由于其在信息传播、娱乐休闲以及情感互动方面的优势，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无可替代的记录媒介与展示媒介（张晓锋，王君，2021）。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8.18亿，占网民整体的87%，日均使用时长达110分钟，短视频已经成为用户粘性最高、人均单日使用时长最高的移动媒介产品（国家广电智库，2020）。

作为数字弱势群体的中老年人也在积极使用各类短视频平台（蒋俏蕾，刘入豪，邱乾，2021）。据银发人群洞察报告，截至2020年5月，中国50岁以上的“银发人群”移动设备活跃用户超1亿，其中看短视频是中老年人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和信息获取方式（Quest Mobile，2019）。而在当下的短视频媒介环境中，专业技术性造假、智能化技术造假、阐释性和语境置换式造假等更为隐秘和高超的造假手段不断出现（陈昌凤，陈凯宁，2018），对中老年人这一正在融入媒介化社会的“数字移民”群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为对虚假短视频缺乏识别能力，相当数量的中老年人成为数字谣言的传播者、网络骗局受害者，人身和财产利益遭到损害，而这也阻碍了中老年群体真正融入媒介化社会。了解中老年人面对虚假短视频的信息识别机制、提高中老年人在短视频时代的媒介素养势在必行。

一

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

研究中老年人对虚假信息的识别与判断能力问题，实际上是对其媒介素养的探究。媒介素养的内涵普遍强调主体对信息的认知与判断、理解能力。个体通过选择、认知、评估信息进行信息识别，综合多种因素作出真假判断，进而决定是否认同和接受信息的决策过程，能够反映出其对媒介在认识、使用、理解、批判性思考等多方面的素养和能力。本文将首先回顾媒介素养的丰富内涵和信息识别领域的研究现状，为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设计、扎根分析开拓理论视野，形成可行的操作思路。

（一）媒介素养的定义框架

“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普遍被认为源于1933年英国文化研究学者F·R Leavis和Denys Thompson出版的《文化与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一书中的“文化素养”。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媒介素养”有多种理解：Aufderheide（1992）将其放到能力的视阈之中，认为媒介素养是一种认识、使用、理解、批判性思考媒介的能力。Rubin（1998）将媒介素养分为三个层面来理解：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强调在此之中信息如何传输、主体对信息的认知过程和对信息的判断理解能力。欧盟委员会将媒介素养定义为在各种语境下使用、理解、批判性评估、交流媒体和媒体内容的各个方面的能力（周灵，张舒予，魏三强，2017）。Bulger和Davison（2018）认为媒介素养是一种主动接触、积极探究媒体信息的能力，能促进对媒体所生产信息的批判性参与。国内学者如周葆华等（2008）则认为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媒介信息处理以及媒介参与意向两个方面。强月新等（2017）在综合评述国内外媒介素养研究的基础上，把媒介素养概念划分为“能力说”“知识说”“理解说”“视角说”“教育说”和“多维说”。

基于以上概念理解和操作性定义可以总结发现，在狭义理解上“媒介素养”主要是对应主体对信息和媒介的认知、评价、批判等能力。郑素侠（2010）归纳出了两个指向，一是指媒介可信度评价，即使用者对媒介的认知；二是指媒介内容评价，用以考察使用者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对媒介信息进行积极、主动地解读、处理与加工，特别是提出质疑或批判。而从动态和更加广义地看，媒介素养的认知与理解能力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是与个体过往的知识体系、媒介经验和价值观念紧密结合的。

本文将结合这两个层面的媒介素养框架，在对中老年人短视频真伪识别的过程中，不仅考察他们对短视频媒介和信息的认知与评估，也注重挖掘其认知和评估背后所连接的知识、经历和价值观。

（二）虚假信息识别判断的实证研究

关涉媒介素养的“虚假信息识别”是学界一些研究业已关注的具体实践情境。本研究关注的中老年人在短视频观看中的真假判断，也应当归属于这一情境。Bryanov和Vziatysheva（2021）分析两个数据库中研究虚假信息的26篇学术文章归纳发现，影响人们对信息的信任度的因素可以被分为三组：信息特征（包括信息来源、内容细节、信息环境等）、个人特征（包括认知风格、倾向性以及条件的差异），以及提高信息判断准确度的干预措施。本文依循这一较为全面的划分框架来回溯现有研究，整理了目前研究中已发掘出的影响虚假信息识别的各类因素：

信息层面，有研究发现，相当数量的参与者使用新闻文章的来源来评估其可信度（Geeng，Yee & Roesner，2020）；此外，信息判断准确性高低也会受信息主题影响，跟科学健康类信息相比，受访者对政治新闻的判断准确率更高（Luo，Hancock & Markowitz，2020）；信息可信度的感知还会受更广泛的信息环境特点所影响，从信息环境中衡量与感知到社会共识，从而形成自己的观点（Lewandowsky，Cook，Fay & Gignac，2019）。

个人层面，有研究指出个体在接受信息中上当受骗是由于他们缺乏分析与反思，通过进一步思考推翻直觉思维的受访者更善于辨别信息的真假性（Pennycook & Rand，2019）；教条主义等认知倾向、对信息的认知需求都会降低对假新闻的识别准确性（Bronstein，Pennycook，Bear，Rand & Cannon，2019；Schaewitz，Kluck，Klösters & Krämer，2020）；而Pennycook等人（2018）的实验则证实了幻觉效应的存在，即不管其实际真实性如何，人们将多次看到的新闻信息视为真实的可能性增加。

信息评估路径层面，有学者针对人们对社交媒体上虚假信息的评估过程进行研究，发现人们会通过各种启发性方法来评估新闻来源或发布账户的可信度，或采用临时策略通过评论进行事实核查，还有人会因为政治倦怠而选择不核实帖子的真假性（Geeng，Yee & Roesner，2020）。Metzger等人（2010）则总结了以下可信度启发式方法，包括声誉、认可、一致性、期望和说服性意图等。即受访者会使用新闻来源确定可信度（声誉）、依赖于对发帖人的信任（认可）、搜索证实同一标题的多个其他来源（一致性），当一个帖子看起来与发帖人的典型内容不一致时，会持怀疑态度（违反预期），或者跳过广告（说服性意图），以此来判断信息的真假。我国有学者则提出受众辨识假新闻的三条路径：一是依靠自身知识储备与生活经验，从报道内容本身进行判断；二是在文本之外搜寻相关信息，或寻求其他人的观点；三是将新闻放置等反转的被动确证方式（胡杨，王啸，2019）。

（三）研究评述与问题提出

综合现有研究，本文发现：

媒介素养领域目前在整体上对中老年人还较缺乏基于实证数据的分析。除了农民工、领导干部等少数群体外，学界的研究对象普遍聚焦于大学生、青少年、中小学生等“数字原住民”群体，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以及数字化进程中群体适应问题的出现，对中老年人这一“数字移民”“数字难民”群体的关怀才逐渐生发。但现有的媒介素养分析，多局限于探讨中老年人在新媒体的融入与适应、其媒介使用现状与挑战及如何进行普及性的媒介素养教育，缺乏针对具体问题、深度挖掘中老年人判断、识别、批判、分析媒介信息的机制特点的实证研究。

就关注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和信息处理影响因素研究而言，研究场景还存在一定空白。有一定数量研究关注中老年人在微信这一普遍化社交平台上的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如王蔚（2020）总结过影响老年人健康行为的三类因素——用户因素、媒介因素和信息因素。顾向栋（2020）通过实证验证了信息关联程度、信源权威性、社会关系强弱、信息接触频度与中老年用户信息采纳程度成正相关。王文韬（2020）等人将中老年人的健康信息接受行为的影响因素分为接受前、接受中、接受后三个阶段来进行研究。但这些量化研究多聚焦于信息采纳的影响因素，对于个体在信息识别过程中的通路缺少关注和呈现，也没有归纳展现出个体进行信息识别与判断的具体路径。并且，现有研究多是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为研究平台，媒介信息形态也以文字与图片为主，对于近两年兴起并日益受到欢迎的短视频App少有涉及。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的媒介形式，不同于文字的阅读与观看方式，信息的呈现方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因而主体在信息的识别和判断过程中也可能存在新的路径方式。短视频的这些特性使得研究使用者对短视频的信息识别与判断变得必要而迫切。

基于现有研究有待补全之处，以及短视频兴起之下虚假短视频泛滥、中老年人作为数字弱势群体难以辨别真假的社会现象，本文希望解决以下问题：

RQ1：中老年人判断短视频内容真假的信息识别路径和机制是什么？

RQ2：不同群体的中老年人在判断短视频时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是什么？

把握中老年人短视频识别和判断的基本路径与特点画像，将有助于后续设计提升中老年人短视频内容识别、判断能力的针对性方案，提高新媒体时代下中老年人的媒介素养。

二

研究方法

（一）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质性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能够将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紧密联系起来，帮助研究者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建构理论。它通常适用于尚未被充分研究的新领域，用于对新问题的探索性发现。研究者认为此方法和本文的研究问题比较适配。基于文献回顾，针对中老年群体短视频相关的媒介素养、信息识别和判断的相关研究在实证分析、理论构建上都较为缺乏，没有成熟的变量范畴和测量量表，问卷式、假设验证式的量化研究较不适合。相反，扎根方法可以更鲜活地还原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判断的过程，并提供丰富的一手访谈语料库，使得研究者可以从原始话语中归纳、抽象出信息识别判断的机制和路径，从理论层面达成基础性的探索，兼顾一定广度和深度地解答研究问题。

本文采用Strauss和Corbin（1994：273-284）的程序化扎根分析法，在通过访谈收集原始资料的过程中加入“短视频观看与判断”环节，获得受访者针对视频材料的现场反应及其在日常生活中判断、采信短视频的一般经验，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出反映中老年人对虚假短视频的信息识别机制的理论模型。如此，一方面可以使得我们能够充分挖掘中老年人在判断短视频信息时的心理历程与认知模式，还原信息行为中内在的认知过程；另一方面又能在尚未构建出理论模型的短视频信息识别领域，提供一些感性的语料实证与理论的贡献。

（二）短视频选择依据

首先，本研究选择抖音作为短视频的来源平台。数据显示抖音是中老年人普遍使用最多的短视频平台，也是新媒体时代中老年人获取资讯的重要来源，因此选择该平台的使用界面及视频类型作为干预因素，将更接近真实的生活情境，能较大可能地帮助研究者获悉中老年人真实的使用状态和判断机制。

研究基于视频的虚假偏向和中老年人内容主题偏好两个标准进行虚假短视频挑选。陈昌凤、陈凯宁（2018）两位学者将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视频的虚假偏向分为技术性偏向、阐释性偏向两类：技术性偏向造假是指“短视频在常规的视频生产技术环节造假，或利用新兴技术进行造假”；而阐释性造假体现为对原视频进行不符合其原本语境的重新解读，“通过置换语境而将‘真实的视频’转变为了‘不实的信息’”。短视频的虚假性指的不仅是在信息层面的不真实，更有信息的拼接、误读与技术的造假等取向。将不同的虚假偏向纳入考虑，有助于我们对虚假短视频的内涵有更外延的了解，从而涵盖不同种类的虚假短视频，使得所选择的短视频多元化，尽可能提高对于虚假短视频整体状况的代表意义。与此同时，在短视频主题上，选择中老年人普遍偏好的主题如两性、社会、国内时事以及保健养生和疾病等，能够提供给受访中老年人日常浏览的同类内容，帮助研究者观察到更加真实的现象。

综合平台、造假偏向和主题偏好三个因素，本研究在抖音上挑选10条涉及技术性偏向造假或阐释性偏向造假的短视频，主题涉及健康、时事、社会等领域，在丰富所选虚假短视频种类的同时尽可能接近日常使用情境，将这些短视频在访谈的过程中给受访者观看。

（三）研究过程

为了对受访者的短视频媒介素养作出基本判断，并获得不同受访者对于相同的短视频的判断结果及依据，形成更加有效的比较和归纳，本研究挑选了10条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的虚假视频，要求受访者观看后作出判断并回答判断的依据和理由；此外研究者还会询问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判断短视频内容真假的一般经验。

研究采用线下一对一深度访谈的方式，在访谈过程中深入沟通、适时追问，以获得更加完整、准确的受访者情况（刘鲁川，李旭，张冰倩，2017）。研究者在访谈开始前先将研究目的、访谈的大致内容与录音记录手段告知受访者，并说明访谈资料的处理方式及隐私保护原则，按照社会调查相关规定严格遵循知情同意程序。在征得受访者允许后，再一边记录一边录音。

访谈分为“视频观看与判断阶段”和“日常观看经验交流阶段”。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在抖音App上给受访者依次播放预先准备的虚假短视频，观看完一条视频后，研究者会询问受访者对视频真假性的判断，并让受访者描述判断过程和依据。第二阶段为研究者参照事先梳理的访谈问题，与受访者交流日常观看短视频的心理、行为经验，鼓励受访者尽量全面充分地阐述观点，以全面、真实地了解受访者日常的短视频真假判断过程。

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注重访谈备忘录的整理和对访谈资料的不断比较，备忘录是对访谈资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提供理论采样线索，捕捉和追踪正在发展的理论，是扎根理论研究程序中的必要步骤和关键环节（Glaser，1998：177）。在每次访谈后研究者都及时记录访谈过程中发现的受访者在视频真假判断、观看习惯上的突出特点和个人习惯，并不断将访谈、编码和理论备忘录内容进行比较、归类，梳理思路和核心概念，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完善访谈方案，并为后期的范畴编码和理论搭建做准备。

根据扎根理论抽样所遵循的“理论饱和原则”，研究者在以访谈记录和访谈备忘录为基础初步梳理概念、判断路径后，再访谈了3名中老年人进行检验，访谈中没有新的、重要的信息出现，整理访谈结果也没有发现新的范畴（Charmaz，2006），可认为本研究已达到了理论饱和的要求。

我们通过以上步骤的观察和深度访谈，了解中老年群体观看、判断短视频内容的日常行为经验，获取一手原始资料，并利用质性分析软件N-Vivo12进行系统的材料分析，探究和构建理论模型。

（四）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中老年人，即指人类生命历程里青年之后的阶段，包括中年和老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45-59岁为中年人，60岁以上为老年人（邓胜利，李雅静，2021）。本文主要根据目标性抽样的原则，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总体知识和对研究目标的认识来对研究对象的代表性与有效性进行个人判断，从而挑选合适的受访对象（巴比，1975/2009：185）。依此原则再通过就近以及滚雪球的方式对19位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其中7名男性，12名女性。在年龄上，50-60岁9人，61-70岁6人，70以上4人。教育背景在初中及以下的有10人，高中及以上的有9人。

三

范畴提炼与模型搭建

研究在模型构建阶段进行了19人次的深度访谈，每人访谈时长20-50分钟，并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形成语音资料，再剔除无效内容，最终得到三万余字的文字资料。

针对访谈获得的一手资料，本研究利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采用自底向上的编码方式进行编码。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数据编码方式包括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三个阶段。其中开放式编码是研究者将访谈资料拆解到词句、片段，抱着开放性的心态逐个分析语料所反映的现象、表达的本质，初步建构出概念的过程；主轴式编码又叫“关联式编码”，需从开放式编码形成的初始范畴中发现、建立主要范畴和次要范畴及其之间的各种联系，通过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反复思考整合出更高抽象层次的范畴，并确定相关范畴的性质和维度；选择性编码是一个选择核心范畴，把它系统地和其他范畴予以联系，验证之间的关系，并把概念尚未发展齐全的范畴补充整齐的过程（陈向明，1999）。

编码过程中，为了排除个人偏见以及已有研究分类的影响，两位编码员共同进行逐句编码，逐句整理分析文字记录进行初始概念的发掘，从重复频次在3次以上的初始概念中根据类似、因果等关系将概念聚类成范畴，并再访谈了三名中老年人进行理论饱和性检验。具体过程如下：

（一）开放式编码

研究根据被访者的原始语句进行逐句编码，发掘出38个初始概念，并进一步把与同一现象有关的初始概念聚拢成一类，形成传播动机、信源等24个初始范畴，完成了对原始资料的初步探索。

（二）主轴式编码

以开放性编码得到的24个具体范畴为基础，研究经过归纳聚类、识别逻辑关系总结相似范畴，最终形成媒介要素、知识储备、既有观念、过往经历、主题偏好、情感唤起、他人影响在内的七个主范畴。其中“媒介要素”是指中老年人通过识别与分析短视频的信息要素与特征进行真假的判断，“知识储备”则是指通过自身所拥有的科学性或朴素性的知识进行辨别，“既有观念”和“过往经历”分别是指中老年人依靠抽象的认知、观念和信仰以及过往的生活经验与媒介经验进行的信息判断路径，而“主题偏好”则强调中老年人对特定的主题和关注点偏好影响他们对这类短视频的真假判断，“情感唤起”是指中老年人受情绪刺激和情感共鸣影响而进行的判断，“他人影响”则指现实和网络的社会交往影响对短视频真假的识别。各主范畴、对应的子范畴、子范畴内涵分别如表1。

表1：主轴编码：主范畴、对应范畴及内涵

（三）选择性编码

根据主轴式编码形成的范畴关系，研究在所有概念范畴中确定了一个核心概念，通过分析建立起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的逻辑关系，明确资料的故事线，将最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和发现囊括在一个整体的理论范围内（孙晓娥，2011）。主轴编码得到的九个范畴都或强或弱地与“中老年人对虚假短视频的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相关，且这一范畴也在访谈资料中反复、稳定的出现，能够很容易地与主轴编码的各个范畴建立起丰富联系（陈向明，1999）。

故而，本研究将“中老年人对短视频真假的信息识别与判断”作为核心范畴。在分析中发现“媒介要素”“知识储备”“既有观念”“过往经历”“主题偏好”“情感唤起”以及“他人影响”这几个主范畴，又可以进一步被聚类为偏向理性分析、偏向情绪感受以及偏重社交因素这三大类。而Petty和Cacioppo提出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下文简称“ELM模型”），构建出包含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和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的受众信息处理过程通路，恰巧能与本研究在层层编码归纳后发现的中老年人观看短视频时信息识别与判断行为的偏向路径相照应。因此引入ELM模型作为研究结论的对话理论，对研究发现进行系统化、模型化阐述。

ELM模型的基本原则是：不同说服方式的有效性，有赖于信息接收者对信息进行精细加工理解的可能性的高低。当精细加工可能性高也即话题与个人相关、或个人具有思考该问题的能力时，个人往往会走中心路线，花费时间精力去评估论据质量、主题相关性等来处理信息，决策更加理性；而缺乏动机或能力的人则会走边缘路线，依靠来源可信度、形象吸引力、同质性等外围线索进行判断，往往容易感情用事（Petty & Cacioppo，1986）。目前ELM已成为消费者信息处理领域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考察用户的态度和随后行为的信息系统研究中，特别是探讨说服性在线交流的影响过程，以及消费者对在线广告的反应的说服研究（Cyr，Head，Lim & Stibe，2018）。

本研究中，由中老年人信息识别与判断具体行为抽象而得的“系统性路径”“边缘性路径”和“社交路径”三路径模型，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阐述为：

中老年人在对短视频信息进行识别和真假判断时，主要会遵循“系统性路径”“边缘性路径”和“社交路径”三种判断路径。“系统性路径”包含“媒介要素路径”与“知识储备路径”两个具体方向；“边缘性路径”下，中老年人可能会基于自身已有的既有观念、过往的相似经历、对主题的偏好或情绪的刺激与共鸣对所接触的短视频进行理解和判断；包含现实中亲友的影响和线上网友意见在内的“他人影响”，作为区别于个体直接运用系统分析或边缘线索处理信息的第三种路径，以外在性的“社交路径”决定或动摇一部分中老年人对短视频的识别和判断。由此，我们构建出的解释中老年人从接触短视频，到通过三大路径进行信息识别和真假判断，最终做出决策的“中老年人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老年人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

四

结论

（一）中老年人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

1.系统性路径

“系统性路径”是一条对短视频中的信息要素本身进行综合判断、充分运用生活常识与相关知识进行分析思考的理性加工路径。研究发现，中老年人会通过对包含信息来源、内容逻辑、技术加工、信息效用、传播动机及视频本身的表演性质在内的多个短视频信息的基本要素进行识别分析，得出真假判断。此外，中老年人也会运用自身具有的生活常识、具体领域的科学知识，以及长期各类媒介使用下对信息传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对短视频上的具体信息和呈现方式进行识别判断。

采取此路径判断时中老年人会发挥其精准思考的能力，对短视频的识别和判断主要基于信息本身的质量及其与客观知识的符合程度，并能使用多重标准对相关信息线索进行周到的加工，重视信息的内容质量、论据强弱以及信息表述的逻辑性等，从而做出理性的、稳定的决策，与ELM模型的中心路径过程高度相似。本研究所发现的各类信息构成的“媒介要素”，以及涵盖从生活化常识到特定领域知识的“知识储备”会影响中老年用户的信息识别，也在其他针对更广义的“信息因素”“信息质量感知”对信息行为影响的研究中得到支持——宋雪雁等（2010）指出信息作为客体因素，其信源可信性、信息组织成效及信息服务质量会影响信息采纳行为；李晶等（2015）发现信息内容质量感知和信息效用质量感知会明显影响用户的信息采纳的决策；项典典等（2016）具体分析了信息属性、信息内容、信息表现及信息真实性对用户信息采纳态度的影响；王蔚（2020）等人在针对微信老年用户健康信息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通过扎根探索发现信息因素的显著作用。

2.边缘性路径

中老年人依赖自身的情感共鸣或情绪化理解，或只是基于一些与视频核心信息无关的边缘线索就完成对短视频的识别和真假判断的通路，被我们归类为“边缘性路径”。本研究发现，自身对社会的既有观念、个体经历或见闻、对特定主题领域的偏好以及受到短视频的情绪刺激，会成为一部分中老年人直接决定自身是否采信短视频内容的单一、绝对依据。在这样的判断过程中，他们缺乏对视频内容的深入认知和综合判断，而是在个人情绪、固有成见的严重影响下简单基于一些浅显表面的联系完成评判。这一路径同样照应ELM模型中的外围路径，与中心性路径相对，进入外围路径后中老年人不会深入理解短视频的信息内容，而是抓取主题、情绪这样一些提示信息快速与自己的价值观念、过往经历相对照，简单通过是否符合、是否正面得出判断。

3.社交路径

“社交路径”是中老年人依靠视频传播源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依靠新媒体平台点赞、评论的他者意见与现实亲友的影响进行信息识别和判断的又一条路径。在本研究的“视频观看判断环节”和“日常经验交流环节”中，我们发现有中老年人会在完全未接触到视频内容的前提下，由于短视频传播源的身份决定自身对视频的信任与否，即不通过中心性路径或边缘性路径直接判断；还有中老年人的判断严重受到身边亲友意见和网友意见的影响而动摇，从而更改了自己原有的结论而直接以他人的意见为自己最后的主张。

这一路径使得本研究构建的模型区别于传统的ELM信息加工模型，更加全面包含信息处理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凸显出短视频领域中老年人的思维特点。学界有不少研究指出了人际交往因素在信息采纳行为中的重要影响，如宋雪雁和王萍（2010）总结人际影响因素可能发挥“减轻对自身所作采纳决策的疑虑或怀疑”“减少决策时间直接获取或借鉴意见”“增加与某些人或某些团体的社交互动”三种作用；高芙蓉等（2011）指出UTAUT模型中强调社群影响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社会规范、社会因素和形象会影响用户的信息及技术接受使用。而中老年人群体中，人及社交因素的影响更有其文化原因和实证支持——赖胜强和唐雪梅（2017）结合了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信任差序格局”的分析，指出在社会化媒体信息转发和采信中，用户的信任同样是建立在关系基础之上的，传播双方的社会关系正向影响信息受众对口碑的信任，传播源与接收者之间关系越密切，对信息的信任度也会越高。不少学者关于中老年人在线健康信息采纳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社交关系、社会资本的影响性（高冰洁，张宁，2020；韩啸，黄剑锋，2017）。

通过扎根分析，本文提出了“中老年人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对当下社会较为普遍存在的中老年人观看短视频、采信短视频内容背后的认知思维过程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的解释。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得到在信息识别领域和消费者说服研究领域具有较高解释力的ELM模型的支持，以ELM模型为理论框架比照本文结论，有助于让研究结果更为清晰明确：

“中老年人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在更具体的情境下，解释了中老年人这一新兴数字媒体用户对视频形式的信息进行加工判断的思维过程。系统性路径的两大子范畴、更具体的初始概念，也较为全面地对应“媒介”这一切入视角；边缘性路径、社交路径的子范畴，围绕中老年人这一主体的情感、经验、社会关系，建立起了更有针对性的分析框架。相较更具概括性的ELM模型，本研究的理论结果更加情境化、更为丰富；当用ELM模型对中老年群体、对短视频内容判断识别这一情境下的信息识别过程进行解读时，本研究的机制模型也不失为ELM模型在特定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丰富。这样的理论建构和对话，就如扎根理论提出者所说，扎根研究会有广泛的理论覆盖，但现有的文献将被作为数据和实质研究的发现进行比较，最终形成的理论应超出前期研究的范畴和深度（Glaser，1998，转引自费小冬，2008）。

（二）短视频信息识别的三类中老年人画像

基于研究访谈的19位中老年人对所给虚假短视频判断的正确率，并结合访谈所获的日常观看短视频心理、行为经验，我们总结出三类较为典型的中老年人画像。画像以中老年人对虚假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的路径为核心，总结描述每类中老年人一般性的判断路径和思维特点，以此反映三类可能的中老年人信息识别判断模式及其媒介素养面貌。

依照其对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的主要路径，三类中老年人由判断正确率从低到高分别被命名为“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和“综合分析者”。三类中老年人的主要画像及突出特点如下表2所示。

表2：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领域的三类中老年人画像

1.情绪主导者

在本研究试验与访谈的19名研究对象中，有9名中老年人（受访者编号为2、4、9、10、13、14、15、17、18）判断虚假短视频的正确率在40%及以下。研究发现，与较低的正确率相对应，这一类别的被访者的判断路径都含有较强的情绪色彩。

首先，情绪主导者易受情感影响进行判断，判断所选路径中情感唤起路径占比较高，如果视频中的内容唤起了情感，他们便会受到触动，大大增加对短视频可信度的感知。具体而言，运用了传递正能量、增加欢乐、激发怜悯、激发恐惧等刺激手段的短视频深受情感主导者们的认同和信任，但他们情感唤起路径的运用往往较为草率，一般只因为视频传递出的正能量或是自己被诱发的共情共鸣就进行判断，容易落入虚假短视频的情感陷阱。

其次，情绪主导者们容易走主题偏好路径，往往更相信家庭、亲情、日常生活、突发事件这些特定主题下的短视频，以及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容易偏信为真。可这些无条件信任恰恰使得情绪主导者失去了精细加工的可能，让他们陷入被虚假短视频陷阱锚定的危险之中。

再次，情绪主导者也运用“边缘性路径”中的既有观念路径进行判断，但是他们基于的观念同样具有较强的情绪色彩和价值判断。取代他们对视频具体信息的理解和关注，是一看到视频就被唤起的具有迷信色彩的传统观念、较为偏激的民族主义及坚定的政党信仰。以下的表达就表现出他们报应论、福祸论、迷信传说等缺乏科学依据的观念在思维中的主导作用。

此外，情绪主导者即使跳出“边缘性路径”的大框架，开始结合一些实际经验、具体知识分析视频内容，也往往停留在抽象性、情绪化较强的“情况设想”路径。他们会假设视频展现的内容为真是否违背社会一般秩序及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在运用知识时他们往往缺乏具体、可靠的知识依据，情绪化和烂漫的想象色彩依然比较明显，在信息判断与识别的过程中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情绪倾向，会受视频中的情感与自己的情绪影响，容易做出感性的决策。

最后，情绪主导者受到社会交往因素的明显调节，依靠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他人意见决定或轻易改变自己的判断，反映出日常生活中亲友的分享与提示对中老年人在信息识别和判断上的影响，此外点赞量、评论等这些其他短视频用户传达出的判断倾向也会影响这一类中老年人。

2.经验依赖者

按照对所给虚假短视频判断的正确率，有4名受访者正确率在40%-80%，位于中间区间（受访者编号为3、12、16、19）。分析发现，在对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的路径上，这一群体的受访者体现出中庸的特质，在情绪感性化或理性系统分析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倾向，比较偏好采用“边缘性路径”中的“过往经历”和“既有观念”路径进行判断。这两条路径本质上是对经验的高度依赖。这一群体因而被命名为“经验依赖者”。

研究发现，经验依赖者在识别和判断短视频真假时高度依赖生活经验和一些媒介接触的经历。中老年人在长期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个人体验及对他者的有关见闻，在持有这些丰富具体经历的同时他们也抽象出了自己的一套观念和认知结构。这两者成为经验依赖者判断和识别短视频时的主要依据。

3.综合分析者

受访者中，在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之外，还有一部分展现出了较高的媒介素养与对媒介信息较高的判断力，对短视频真假判断的正确率高达80%以上（受访者编号为1，5，6，7、8、11）。由于他们在判断短视频时擅于通过“系统性路径”对短视频内的信息本身进行理性分析，并能合理调用自己所具有的常识和知识综合检验信息真实性，我们将其总结为“综合分析者”。

系统性路径中的媒介要素路径是综合分析者进行短视频真假判断的一大主要选择，且在此路径下他们的判断结果都普遍正确。在这一路径的识别过程中，综合分析者对信息各个构成要素本身有较高的卷入度和关注度，他们关注信息的内容逻辑是否合理、信息中是否存在技术加工、信息质量如何、是否存在效用、是否具有表演性质、传播动机如何以及信息来源是否权威等细致而又深入的问题。

五

现有研究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的建议多从完善互联网设施设备、加大政府支持等宏观政策以及动员家庭与社会引导中老年人学习新媒体产品与软件的操作方法出发，而对于信息的筛选、分析、批判、评论、甄别、转发等内容侧的培训教育却有所欠缺。且在论及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策略时，过往研究基本都是针对中老年人这一整个群体提出较为宏观的建议，但这一群体内部也存在差异与分化，对于不同类型与特点的中老年人来说同一策略效果不一，需要对不同的中老年人提出更加针对性、具体化、精细化的建议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本研究基于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路径这一框架，针对在短视频识别领域的中老年人不同画像提出具体建议。具体而言，即在对中老年人进行媒介素养培训前，先依据他们信息识别与判断的特点辨别其所属类别，对判断正确率较低的情绪主导者与经验依赖者进行分类引导与干预。

（一）对情绪主导者：

1.强调情感陷阱、引导进入系统性路径

对于情感细腻丰富、易受情绪影响的中老年人，需要向他们说明短视频乃至其他媒介形式中所常用的情感陷阱，如传递正能量、增加欢乐、激发怜悯、激发恐惧等情绪刺激手段，引导他们在新媒体信息浏览与判断中避免因共情而导致的无条件信任，跳出受情感影响的陷阱与误区，进入系统性路径，对信息本身的要素进行关注与分析，并合理调用自身的知识进行验证判断。

2.知识、科学常识及媒介素养常识教育

情绪主导者大多不具备较为完整与科学的知识体系，缺乏对科学常识的了解。而若想成功识别出虚假信息、提升媒介素养，对一定的知识与常识的掌握必不可少。因此，对于情绪主导、学历较低的中老年人，应加强以简单易懂形式呈现的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知识科普，进行媒介素养常识教育，并鼓励子女进行文化反哺，让中老年人逐渐积累知识构建体系，更好地运用于信息的识别与判断之中。

（二）对经验依赖者：

1.优化对经历、观念的使用方式和思维加工方式

对于过度依赖自身经验进行信息判断的中老年人，应着力于完善优化他们的思维方式，阐明过往的经历不一定适用于现在，观念也需随着时代而更新，通过与自身经验比较进行的判断并不能无往不利，对于经历与观念的调用应小心谨慎，不能单纯因为视频中信息与自己曾有经历类似就盲目信从。引导中老年人培养起运用逻辑综合分析的思维习惯，至于自身经验，可用于信息判断的辅助验证。

2.引导关注媒介要素

在减少对经验的依赖后，这一类的中老年人应转入对媒介信息要素的关注。在浏览信息判断真假时，对信息来源、质量等要素进行分析，先看信息来源是否权威，再分析信息的内容逻辑是否合理、信息中是否存在技术加工、是否存在效用、是否具有表演性质、传播动机如何等一系列问题，引导中老年人对信息本身进行系统性、高卷入度的分析，这也是提高他们信息判断正确率的最有效方法。

3.引导采取多种路径协助判断

研究显示，采取多种路径进行交叉验证的判断都普遍正确，为提高中老年人判断信息的正确率，还可以实施引导中老年人结合多种路径进行综合分析的策略。以对媒介要素的分析为主路径，可辅以知识的调取、过往经历的验证、观念的平衡、社交的调节等其他路径作为交叉验证，若多条路径通向一个结果，则该结果的正确率较高；若结果相悖，则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为中老年人提高在信息识别方面的媒介素养提供了一条更为可靠的道路。

六

结语

本文探讨和构建了包括媒介要素与知识储备的系统性路径，与既有观念、过往经历、主题偏好与情感唤起构成的边缘性路径以及受现实与网络交往影响的社交路径这三条路径构成的中老年人短视频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并区分出中老年人在识别短视频信息时呈现的三类画像：情绪主导者、经验依赖者、综合分析者，讨论与归纳了这三类中老年人在判断短视频真假时的不同特征与倾向，引出对中老年人媒介素养提升的方法建议与对各方主体治理责任的启示。

在对受访中老年人的选取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目标抽样与滚雪球的抽样方法，在采访人数的充足性与受访者的代表性上具有一定的局限，但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研究者尽可能地通过覆盖城乡、各个年龄段以及不同的学历背景来提高受访者对中老年群体的代表性，以期获得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较为普遍的识别与判断短视频真假的路径选择与特征倾向。此外，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容易因为访谈者的提问而对短视频的真伪性产生一定的警惕心，通常会进行认真思考后再加以评判，这不同于他们平时观看短视频较为随意的日常情境。为了弥合这一访谈情境与生活情境的割裂，研究者尽量选择了中老年人日常偏好的短视频主题以及询问了他们日常观看短视频的判断经验，以使访谈过程更加生活化、日常化。在理论意义上，本文丰富了学界对中老年这一“数字移民”群体深入分析、识别信息的媒介素养研究、信息识别的具体路径以及对短视频观看和判断的研究，构建出中老年人对短视频真假的信息识别与判断机制模型，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在现实意义上，本文探究了中老年人在短视频判断领域所呈现出的三类不同特征的画像，刻画出中老年人短视频媒介素养的现状，并为在信息识别上不同类型的中老年人媒介素养的改善与提升提出了建议，对于现实中老年人媒介素养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未来可以发展较为清晰的量表或其他测量工具来辨别在信息识别判断上不同类型的中老年人，并借助这些画像对中老年人的判断风格加以了解，从而在媒介素养提升上制定更加精细化的干预措施，进行针对性的、具体化的指导建议。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2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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