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则认为，教案发生的根源在于损害中国主权的传教特权。路遥指出结合考察近代中国的一些重大教案可以看出，产生教案的原因虽然复杂，而其根由则在于外国教会势力的强行传教特权。所谓传教特权，是指“治外法权”，主要是领事裁判权。

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多角度探讨教案起因。孙江、黄东兰认为，近代来华基督教会在中国社会发挥着内在和外在两种功能。内在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教士和教民的非强制性影响力，使中国教民因奉行基督教的伦理准则而脱离本国的文化和行为传统成为“化外”之民。外在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权性影响力，如政治上能维护教会、教民利益和获得中国政府保护，文化上可办学、办报、译书和设立慈善机构，经济上置办了大量地产。这种权威结构的功能与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排他性必然发生激烈的矛盾，引起清廷与教会、地方官与传教士、士绅与教士、百姓与教民的四个层面的冲突。这是反洋教事件背后的深刻动因。常则鲲、金飞飞认为近代教案发生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文化和外交的原因。传教士依仗已订的不平等条约，霸占土地，干涉司法和内政，实质上是对当时赢弱的中国进行强权侵略，由此而引起的反抗、自卫必然导致教案的发生。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法律与民情的冲突，究其根源就是依仗强权侵略的基督教文化与遭受强权侵略的儒家文化的冲突，亦成为近代中国教案风波的内在驱动力。外交从无到有，处于守势的清王朝无力彻底解决教案问题，也致使教案层出不穷。

2．近代教案的性质

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也存在多种看法。牟安世指出，反洋教运动既具有反侵略性质，也具有农民革命性质。他认为，如果说外国教会确曾对中国进行过侵略，传教士确曾扮演过侵略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他们的斗争就无可置疑地具有反侵略的性质。如果说外国教会对所在地区的中国人民确曾进行过统治，传教士也确曾扮演过统治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压迫和剥削所进行的斗争就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李时岳认为，反洋教运动具有反侵略性质，但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并针对牟安世关于反洋教斗争具有农民革命性质的论述，从外国教会在中国“统治”的对象，发动、领导和参加反洋教斗争的人员，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内涵，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和驳斥。

戚其章则指出，反洋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近代反洋教斗争持续时间长，内容复杂，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反洋教运动只反帝不反封建，也不能简单地说既反帝又反封建，因为这两种说法都不尽符合史实。例如，金丹教起义以反对清朝封建统治为主。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说近代反洋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

3．近代教案的作用

传统观点是充分肯定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积极作用。张力、刘鉴唐认为，近代反洋教斗争打击了传教士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中国内部地区进行渗透的作用。表现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欧多恒指出，近代反洋教斗争沉重地打击了侵略势力，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其共占殖民地的阴谋，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正是这种精神挽救了中华民族。

近年来，有的论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他们在承认反洋教斗争具有爱国、正义性的前提下，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反洋教斗争的作用。邱远猷认为，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但也有局限性，带有封建色彩，对当时的社会进步有时产生过某些阻碍作用。熊宗仁认为，近代反洋教斗争的主流是爱国与反侵略的，但爱国与反侵略不同步，出现矛盾和内耗，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教案中人民群众所迸发出来的爱国精神在许多场合是以盲目地保卫封建文化，笼统地排斥西方文化为其显著特点的：在很多教案中，人民群众的斗争基本上只反资本一帝国主义，而不反它的帮凶——中国封建主义。更有甚者，这种反侵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维护封建主义、保卫地主阶级的统治权益为前提的，而且，因为要反侵略，又陷入盲目排外和自我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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