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 桐

中国素有“衣冠古国”的美誉，服饰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精神价值追求和思想文化底蕴。宋代服饰带有一些魏晋“冠小而衣裳博大”的遗风，宋画中着广袖博衣者屡有所见，体现了宋人的着装心理、着装习惯和审美风尚。宋装在古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翻新，逐渐成为新的民族传统，为后代所继承。元、明、清画中的文人形象，绝大多数穿戴的正是宋代的“时装”。而苏轼作为宋代文化代表人物，所曾穿戴的服饰几乎涵盖了宋代男性服饰的所有类型。

苏轼作为大宋官员，日常所穿的便服即大袖袍衫。按宋制，官员着便服亦有所讲究，不像劳动者着窄袖短衣即可。宋代官员的主要便服多用细布制作，普遍为白色，叫“襕衫”，如旧时说书人常言的“身穿襕衫跨骏马”。这种便服特点明显，不仅袖大、袍长，为圆领或交领，且领、袖、襟、裾均用深色布料缘较宽的边，腰间有褶子，膝下施横襕，长可掩脚，腰间还可系丝绦。

东坡平时家居休闲、结友交游、田园耕种等，均穿便服。但他为官四十余年，除了参加祭礼偶穿祭服、出席朝会须着朝服之外，穿得最多的还是官署办公、出差办事所须着的公服（也叫常服）。且因担任过多种级别的官员，各种公服几乎都曾穿过。嘉祐五年（1060）苏轼二十五岁，初得官职，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但并未赴任。所以苏轼首次穿官服应为二十六岁应制科试获第三等后，授官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之时。

从元丰八年（1085）五月到元祐元年（1086）九月的短短十七个月里，东坡从黄州犯官直升为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宰相仅一步之遥，这是东坡公服等级变换最快的时期。元符三年（1100）从海南北归途中，社会广泛传言苏轼要被朝廷重用，官居相位，若非后来东坡自己一再上表请求解甲归田，也许真能够穿上相服。而在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到六月，东坡接连收到四道降官贬谪的诰命，其间官服亦变换迅速。

宋朝官员的服饰，根据礼法的规定，依入仕时间长短和官位品别有颜色之分，且在一定时期内规制有所更改。宋初，九品至八品、七品至六品、五品至四品，及三品以上的官员服饰分别为青色、绿色、朱色、紫色；自神宗元丰元年（1078）起改定为九品至七品、六品至五品、四品以上分别服绿色、绯色、紫色。仅从宋朝男子所穿最为普遍的袍（一种长大衣）来说，各种颜色的官服东坡均曾穿过。元祐元年（1086）二月，被任命为起居舍人（记录皇帝日常言行）的东坡入侍延和殿。东坡作为文官，其时入仕已满二十年，且官阶已达六品，便蒙恩改赐银绯，并获诏赐对衣、金腰带、金镀银鞍辔马，因而得以脱下绿袍。三月又免试为中书舍人（负责诏诰词命），官阶四品，故又改着紫袍。同年九月，东坡被任命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阶正三品，皇帝又特赐予官服、金带、镀银鞍辔马，因此身上的紫袍更加显耀。按规定，凡着紫、绯色公服的官员必须在腰间佩挂鱼袋。东坡不仅在元祐时期曾六次上表谢赐对衣、金带、马表，在任翰林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时也佩挂过着绯袍必佩的银鱼袋和着紫袍必佩的金鱼袋。

苏轼暮年虽被贬为“琼州别驾”，是从九品的微官，但仍是在编官员。元符三年（1100）离儋北归途中，东坡接到朝廷最后一封诏令，复其为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这表示苏轼不仅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还获得了一份七品的官俸。若着官袍，颜色便应是其在京城曾穿过多年的绿色。

除了袍服颜色，男性臣民腰带上的饰品也以不同材质来区分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流外官员、工商业人员和普通百姓配铁、角饰品；八、九品官员，七品和内职武官，五、六品官员，四品官员，以及三品以上的官员，分别配乌银、银、银涂金、金和玉饰品。

革带（皮革所制大带）由鞓、銙、扣、铊四部分构成。鞓就是皮带，由长短不一的两条皮革扣合而成。短的一条缀有并列一排的饰片，叫作“銙”。銙的材质和数量又把官员的品级区分得更细。流外官员只能缀七个铜铁銙，八品九品、六品七品、五品、四品和三品以上官员分别可缀八个鍮石（即黄铜）銙、九个银銙、十个金銙、十一个金銙和十三个金玉銙。由以上各种质量和数量的銙所缀的鞓，东坡都曾带过。

苏轼曾在凤翔、定州等边关重镇当过长官，也一定体验过彰显文人英武之气的军装紫衫。还有熙宁八年（1075）密州出猎，所穿“锦帽貂裘”［1］146一类习射放鹰的会猎装。

欧阳修在致仕隐居颍水之滨后才一身道服、羽衣鹤氅地安闲写诗。而东坡作为一位风雅无拘的文人，一旦生活允许，性格中的那种洒脱与快意也会通过服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却不管在朝在野。元丰元年（1078）重阳节，东坡在新建成的黄楼举行盛大酒会，招待远道而来的好友王巩。次日王巩等人带着几位丽人登山临水，直至月夜方归，没能同游的东坡置酒等待，身为徐州知州的他竟穿一件羽衣伫立在黄楼上，见众人吹笛行舟而至，“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2］891（《百步洪二首并叙》）。后来忆起此事，苏轼还写诗寄与王巩，欣然道：“我时羽服黄楼上，坐见织女初斜河。”［2］893（《百步洪二首并叙》其二）东坡为官时也不止一次穿着道服。元祐二年（1087）五月，以东坡为首的十六位文人在曾为驸马都尉的王诜家聚会，当时的风景之美、人物之盛、姬侍之艳，都生动地展现在了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中。在此图极为显眼的位置上，有一童子于一石案的左前端俯身持纸，而正中端坐捉笔的东坡，就是头戴乌帽，身着黄色道袍，仙气飘逸。此外，东坡还有自创的“子瞻帽”之类的“东坡装”。

但无论着公服还是便服，东坡始终注重形象仪容。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言东坡在京城生活，出门上朝前总是梳头百余下，衣冠齐整。贬居黄州时常穿带有补丁的布衣旧鞋，在惠州、儋州时也常穿短褂、粗布衫和黑色皂衣在田间耕种，但始终保持素净整洁。

苏轼从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登上海南岛，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北返，在琼刚好三年时间。初到海南时，东坡多次为冬衣不足而忧。到儋州当月所作《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并引》中，开头便不无辛酸地写道：“吾谪海南，尽卖酒器以供衣食。”［2］2252后来离儋时忆起初来的情景，还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言：“食有并日，衣无御冬”［3］716。然而居儋期间，东坡父子一直得到当地黎胞的关心，黎民对东坡父子嘘寒问暖，并赠之衣物酒食，不仅让父子二人免于饥寒，也给了他们极大的精神鼓舞。或许正是黎胞们的热情、善良和淳朴，才让苏轼真正有了家的感觉，言道“我本海南民”［2］2363（《别海南黎民表》），强烈认为汉民、黎民实为一家，都是大宋的子民。因此在居儋不久的诗作《和陶劝农六首并引》其一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2］2255诗中反映了东坡的民族平等观，可以说苏轼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公开倡导民族平等的伟大诗人。

到儋州的第三个月，也就是绍圣四年（1097）九月的一天，苏轼在城里遇到一个背着山中干柴来集市做买卖的黎人。这或许不是苏轼贬居海南以来接触的第一位黎人，但这位黎人因为苏轼的妙笔，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光彩照人的黎胞形象。

这位黎族樵夫从未接触过诗书礼乐，也不知孔子、颜回和汉民族的文化传统，独来独往，过着日落而息、闲云野鹤的生活，东坡们的所谓荣辱得失于他而言根本无足挂心。且虽形体枯槁，却精神焕发。苏轼想上前与之交谈，双方却言语不通，对方还始终盯着东坡的衣帽发笑。官员便服对士人而言极为普遍，但对儋州山民来讲仍觉怪异不便。让东坡颇感意外的是，樵夫的神情和手势，似乎在说东坡原是贵人，如今却像卧龙栖凤蹲伏于野草之中，为其流落到蛮荒之地而倍感惊讶。最让东坡百感交集的是，这位萍水相逢的黎族山民临别时还慷慨赠他一件古贝布，提醒东坡今秋海风大，冬天一定会很冷。黎族山民的纯朴、善良和真诚让东坡感受到一份真正的温暖和黎家人特别的深情厚谊。事后，东坡在《和陶拟古九首》其九中详细记录了此次奇遇：

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负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闻诗书，岂知有孔、颜。翛然独往来，荣辱未易关。日暮鸟兽散，家在孤云端。问答了不通，叹息指屡弹。似言君贵人，草莽栖龙鸾。遗我古贝布，海风今岁寒。［2］2266

樵夫的怡然自得让东坡羡慕，其高洁善良又让东坡震撼。这位被东坡称作“幽子”的黎山樵者虽未留下姓名，却一直为后世所注目和热议，有史家认为他是位住在深山的老翁，也有学者认为是一位黎家小伙。无论是老者还是青年，都堪称黎族的一位优秀代表，不仅有善心，亦颇有见识，能看出东坡是落难的贵人，赠古贝布让其制衣御寒；而且颇懂物候天象，知季节变化。古代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掌握了丰富的气象知识，历来有诗文记载，如唐代许浑有诗句曰“江云带日秋偏热，海雨随风夏亦寒”（《朝台送客有怀》）。

东坡父子居儋，不止一次得到黎胞赠衣。元符二年（1099）冬至日，好友符林等人来桄榔庵找东坡饮酒，质朴的邻居们以节日为由施惠，不仅自带餐具和酒食，还带来了古贝布。苏过为父亲与众邻交往融洽而感到高兴，对久违的热闹场景也倍加感慨。欢饮一结束，苏过便写下《已卯冬至，儋人携具见饮，既罢，有怀惠许兄弟》一诗，明确记下佳邻赠衣以供御寒之事：“槟榔代茗饮，古贝御霜风”［4］100，亦抒发了自己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受了感动，体认到了黎族人情的美好，居儋的东坡逐渐脱下儒服，穿上了黎装，与当地土著打成一片，甚至以黎家人自居，连喝酒也颇有黎人的豪爽之风。就在苏过诗记冬至日聚会后，愁容尽散的东坡也以诗记慨，在《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中道：“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2］2325，汉、黎两族人民一起举杯共饮，其乐融融。这当然也体现了东坡希望民族平等、民族和谐的珍贵思想。古人历来以中原为正统，而东坡却言“华夷两樽合”，其希望消除地域歧视的思想无疑也包含了对黎家服饰文化的高度认可。

元符三年（1100）正月初八，年仅二十五岁的哲宗皇帝驾崩，其弟徽宗即位后，二月大赦天下。东坡约在二月底至三月初始得哲宗崩逝消息。哲宗是他的君上，也是他的学生，但苏轼因是罪官，不敢作挽词，只在北归途中所写的《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中，表达了追忆哲宗的悲痛之情：“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2］2407然而在初得消息时，东坡便遵制成服。“成服”也即“盛服”，指旧时丧礼大殓之后亲属按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穿上不同样式的丧服，与逝者三周年之后的“脱服”“除服”相应。虽然不知哲宗的葬礼日期，亦无法到场参加，但东坡仍按制身着祭服。由此可见，当时的苏轼已不在意哲宗对他的贬黜，对哲宗一朝也并无怨恨。

四月，诏令范纯仁等一批前朝被贬的“元祐党人”徙内郡，东坡在列，以琼州别驾迁廉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于路途遥远，移廉诰命五月才送达桄榔庵。六月中旬，苏轼离开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与海南黎民作别，如远游般“忽然跨海去”［2］2363（《别海南黎民表》），于同年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有趣的是，苏轼除了对在海南结交的朋友依依不舍，还一时不忍放弃儋州的衣着习惯，北归途中仍着“蛮荒之地”的日常装，一身地道的黎家人打扮。他在廉州所作《欧阳晦夫遗接䍦琴枕，戏作此诗谢之》一诗，回忆儋州生活时对此有所表述：

携儿过岭今七年，晚途更著黎衣冠。

白头穿林要藤帽，赤脚渡水须花缦。

不愁故人惊绝倒，但使俚俗相恬安。

见君合浦如梦寐，挽须握手俱汍澜。［2］2372

欧阳晦夫是东坡恩师欧阳修的挚友梅尧臣的门生，时为石康令。二人感情深厚，东坡在廉期间曾三次为晦夫赋诗。他在此诗中道出自己贬过大庾岭已有七年，这次返回穿戴的是海南黎家衣帽，虽然有些怪异，却也不怕故人见后“惊绝倒”；正是由于自己性格恬淡，才比较容易接受海南各地的民间事物，能够入乡随俗。苏辙在《和子瞻新居欲成二首》其一中也曾劝导其兄随俗而安：“伏腊便应随俚俗，室庐闻似胜家山。”［5］894从东坡此诗中的“藤帽”“花缦”判断，东坡所着为生黎装。施注苏诗曰：“《番禺杂编》：生黎人用藤织裹头”［2］2372，“《西域记》：西域国人，首冠花缦，身衣璎珞”［2］2372。黎人为海南岛土著居民，古有生黎、熟黎之分。长期居住在密林深处而不受官府管理者为生黎，居深山之外接受官府编管者为熟黎，生黎之巢在人迹罕至的化外之地，《儋县志》等地方志均有记载：“中盘黎峒，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号黎人。去省地远，不供赋役者，号生黎。耕作省地者，赋而役，号熟黎。”［6］

那么生黎所服之衣冠到底是怎样的？查注苏诗曰：“《太平寰宇记》：海南风俗，男子则髽首插梳，带人齿为璎，饰绩木皮为衣。女人以五色布为帽，以斑布为裙。”［2］2372生黎未受汉文明影响，也不结茅而居，而是居住在山洞，“洞深百余里”，还“各有洞主”，史籍载古时各洞生黎人一般均是“贝布为衣，两幅前后为裙，掩不至膝，椎髻额前，男文臂腿，女文身面”。东坡并未文身，也未言曾穿树皮衣，其着装不一定全如古籍所载，但毫无疑问也是按黎家形制。东坡多次在诗文中道出自己接触的多是黎人，衣着习惯几乎也已完全黎化。“黎蜒杂居”的儋州不仅环境恶劣，“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6］，是中原人士所谓“十去九不还”的“非人所居”的绝地，当时的黎人还有“以巫为医，以牛为药”［3］2058（《书柳子厚牛赋后》）的不良习俗。苏轼在《移廉州谢上表》中言“考图经止曰海隅，其风土疑非人世”［3］716，实非夸张之语。

综上所述，苏轼一生几乎穿过宋代流行的各种服装，其着装风格可谓千奇百变。这让人想起元祐六年（1091）八月他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后，一日在西湖泛舟而作的《泛颍》。当时苏轼倚着船舷看自己水中的面影，面影随水波荡漾发生种种变化，一时入神，后写下一诗：“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2］1794—1795千般服饰亦如水，流淌出东坡一生丰富变幻的永恒影像。

注 释

［1］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2］〔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4］〔宋〕苏过著，舒大刚、蒋宗许等校注：《斜川集校注》，巴蜀书社1996年版。

［5］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

［6］彭元藻修，王国宪纂：《儋县志》，参见《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一九一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版。

中国苏轼研究2020年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