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最愁不过的，就是风潮闹了数月,不死不活,又遇着仍抱以女子作女校长为宜的头脑，闭着眼问学生“你们是大多数反对么?”的人长教育。……真是何苦如此，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呢!无处不是苦闷,苦闷,苦闷......”

“我觉得“小鬼”的“苦闷”的原因是在“性急”。在进取的国民中，性急是好的，但生在麻木如中国的地方，却容易吃亏，纵使如何牺牲，也无非毁灭自己，于国度没有影响。……甘心乐意的奴隶是无望的，但若怀着不平，总可以逐渐做些有效的事。”

  “我好久有一番话，要和你见面商量，我觉得坦途在前，人又何必因了一点小障碍而不走路呢？即如我，回粤以来，信中虽总是向你诉苦，但这两月内，究竟也改革了两件事，并不白受了苦辛。况且你敢说天下就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么？……总之，现在是还有一个人在劝你，希望你容纳这意思的。”

 “我大约也终于不见得为了小障碍而不走路，不过因为神经不好，所以容易说忧愤的话。小障碍能绊倒我，我不至于要离开厦门了。我也很想走坦途，但目前还不能，非不愿，势不可也。至于你来厦门的事宜，我以为大可不必，“劳民伤财”，都无益处；况且我也并不觉得“孤独”，没有什么“悲哀”。”

今天的读书与大家分享的是现代作家鲁迅与许广平的书信收录作品《两地书》。《两地书》包含了两人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书信合集，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由鲁迅修改编辑而成。全书分为三集，收录了两人从相知到相恋中不同时段的往来书信。

《两地书》的第一章记录了两人在北京的初识交流，第二章收录了两人分居两地时，往来于厦门和广州的挂念，第三章则是不得已的短暂分别时，自北平到上海的关怀。《两地书》并没有华丽的辞藻，正如鲁迅先生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如果定要恭维这一本书的特色，那么，我想，恐怕是因为它的平凡罢。”

《两地书》中的第一封信写于1925年3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读的许广平以“受教的一个小学生”的身份，第一次给教过她两年书的老师鲁迅写信。那时候的她不能确定鲁迅是否愿意回复她，但她在第二天就收到了鲁迅热情的回信，并在信中称她为“广平兄”。

对于鲁迅的回复，许广平既感动又觉得惶恐，她也立马回信，向鲁迅询问了更多关于学校的问题，并且询问为什么称呼自己为“广平兄”。鲁迅也很快地回复她，“这回要先讲“兄”字的讲义了。这是我自己制定，沿用下来的例子，就是：旧日或近来所识的朋友，旧同学而至今还在来往的，直接听讲的学生，写信的时候我都称‘兄’。”

此后，许广平与鲁迅就经常进行通信。两人相隔不过三公里的距离，平均两天就能接到对方的信件。在信中，许广平常向鲁迅提出自己对于时事、对于鲁迅作品的观点，而鲁迅也对这位有着独到见解的年轻人加以鼓励和点拨。两人在信件交流中逐渐了解对方，知己之情也日渐增长。

可好景不长，北师大新任校长杨荫榆维护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将刘和珍、许广平等15名学生强行退学。许广平在北平举目无亲，鲁迅便让她住到自己的家中避难。许广平住到鲁迅家中后，发现鲁迅的工作十分繁重。他既要抗住段祺瑞、杨荫榆等人的政治压力，又要奔走于学校间维护教学秩序，还要与徐志摩、陈源等人打笔战，经常忙到胃病犯了也来不及吃药。

鲁迅工作繁忙，可回到家后也没能得到很好的休息。他的夫人朱安是鲁迅在老家时母亲要求他娶的，朱安与鲁迅没有感情上的交流，更不可能有思想上的共鸣。夫妻二人常常是相顾无言，而鲁迅则经常抱着水烟袋抽一个晚上。在目睹了鲁迅并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后，许广平感到十分心痛，她认为鲁迅应该有个更加支持他、理解他的家庭，于是鼓起勇气向鲁迅表明了自己的心迹。

对于许广平的告白，鲁迅起初十分惊讶。他大许广平17岁，身材矮小，也不及年轻人那般有活力，而许广平身材修长，模样端正。他虽是个有名气的作家，却没什么财产，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没办法自力更生的文盲原配朱安。如果朱安被鲁迅休掉，无异于被逼上绝路。但如果鲁迅不离婚，在世人看来，会认为许广平是给鲁迅当了小妾。

鲁迅也曾说过，“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自己的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对方。”但许广平对于鲁迅的种种担心都不甚在意，她在回信里对鲁迅说，“神未必这么想”。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鲁迅，他最终在信中回复许广平，“我可以爱，而且我只爱你一个。”

在两人感情日渐发展时，北平的政局却越发动荡。段祺瑞政府在发动三·一八惨案后，发布了一份包含了48位文人的名单，鲁迅、周作人、林语堂等人都在内，鲁迅只得躲到各个外国势力开办的医院里去避难。后来，林语堂邀请鲁迅与自己一起前往厦门大学教书，鲁迅也认为北京局势紧张，就和许广平双双南下，前往不同的学校任教。

热恋情侣分隔两地又开始通信，字里行间都透出对彼此的关照，信中也有两人俏皮的玩笑话。鲁迅在信中写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大概有许多是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和你见面。”而许广平则回应他：“‘斜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斜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

在厦门大学任教一段时间后，鲁迅接过了中山大学的橄榄枝，离开厦门去了广州，与许广平同居了一段时间。在广州的工作十分繁忙，两人相互帮助才得以勉强完成。但这时，上海发生了四·一二政变，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政变，大批中山大学的学生被捕。鲁迅立即提出，学生被捕，学校有责任进行营救。但这个提议并没有被采纳，鲁迅与许广平便提出了辞职以示抗议。

在离职后，鲁迅与许广平一同去到了上海，度过了鲁迅人生中最后的十年。到了上海，两人就对外宣布已经结婚了，但没有举办任何的婚礼仪式。许广平在后来的作品中写道，“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情投意合，与同志一样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阻挡。”

关于鲁迅，世人总记得他是那个时代里中国文化的一杆旗，是新文化的代表，也是年轻知识分子的的路标，但他同样也是有着血肉之躯的凡人。鲁迅于1934年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由于得到许广平的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

犹记得鲁迅先生的遗言里对许广平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是真糊涂。”这是他的告别，是比起俗世之情来说，更深层次的、宽厚的爱。耳畔似乎还萦绕着鲁迅先生答复广平所说的：“我可以爱。”这是他的接受，是他们的开始。而现在的我们，通过这些简单却又深情的文字，得以窥见这一段在颠沛中的爱情。《两地书》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可爱可亲的鲁迅先生的形象，也让我们有机会触到这份被时光妥善保管的感情。